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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对此最为清醒的国家,就是金融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所以美国也是世界上金融壁垒最为强大的国家。早在金融证券业刚刚开始成为庞大的新兴产业的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就通过专门立法,对外资银行进入美国设置了强大的金融壁垒,形成第一道金融防火墙。主要包括:禁止外国银行在境内吸收美国居民存款,禁止外国银行加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系统;不支持外国银行收购、兼并或控股美国银行等。通过该项法案,美国拒绝外资银行进入美国市场,即便个别被认为安全的银行获准进入,也不允许插手银行核心业务,更不允许从当地取得资金供应。通过这种种法律限制,美国成功地把外资银行排斥在银行业的主流业务之外,完全剥夺了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开展平等竞争的条件,最终使外资银行要么就是根本进不去,要么就是即便进去也活不下去,从而保证了美国金融霸主地位的巩固和发展。中美之间完全相反的金融开放政策就是典型例证:美国自1991年通过专门法案,到2007年11月8日招商银行获准在美国纽约设立分行,期间整整16年中资银行无一家能够进入美国市场;而与此同时,有20多个国家近80家外资银行在我国30多个城市建立了数百家分行和法人机构,参股控股中国银行的外资金融机构30多家,同时还有约150家外资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在上述所有这些金融机构中,有三分之一是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无法解释这一奇特的现象:美国是世界上金融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股市的市值就超过全世界股市总和,所有的金融规则都由美国制定,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来自美国,可美国金融市场却是壁垒森严,外人免进;而中国是金融市场最脆弱的国家,却是国门大开、放弃控制。如果说美国如同金融市场上强大的虎狼,那么目前中国只能算作软弱的猪羊,现在连强大的虎狼都小心设防、洞门禁闭,而软弱的猪羊则栅栏大开、全不设防,甚至允许虎狼前来放牧。倘若中美关系按照这个逻辑就此演变下去,中国百姓前途危矣!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立法阻挡外资银行这第一道金融防火墙之外,美国另外还有两道金融防火墙,就是爱国的金融监管集团和共同诉讼制度。即便有一天美国取消了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由爱国的金融监管集团构成的第二道行政防火墙,仍然让外资银行难以在美国获得平等竞争的条件。美国管理集团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使得任何金融机构都很难在美国兴风作浪,中投公司投资美国黑石基金便是绝好例证,中投公司拿出30亿美元,购买了美国黑石基金“三无股票”(无投票权,无知情权,四年内无退出权),这类投资完全是白送,可就是这种白送行为引起了美国管理集团的高度警觉,盎格鲁·撒克逊人市场交换的直线思维方式,使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白送30亿美元,于是便有了国会议员咨询,美国证监会调查等一系列事件,最终被美国舆论暴出,我们国人才知道又有数百亿人民币泡汤了。如果是简单泡汤中国人还好受些,最让中国人吐血的是,美国黑石基金拿着我们的钱跑到中国来又买走了我们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中国对外开放到这个份上,恐怕连李鸿章地下有知都会哭笑不得。
美国用民主自由人权等武器打掉了别人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可是美国自己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大火却越烧越旺,美国总统布什把中国文革时期的“天天读”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白宫,率领白宫一班人每天下午学习圣经,斗私批修到激动处,经常是泪流满面。中美在爱国主义理想主义方面的此消彼长,让人想起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孙富和李甲,商人孙富想占有书生李甲的爱人杜十娘,便在李甲面前把拥有杜十娘妖魔化为滔天大罪,结果是李甲主动把爱人杜十娘让给了孙富,杜十娘悲愤之极,跳江自杀。美国成功地扮演了20世纪末的孙富,诱导中国放弃了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中国则不幸成为了穷秀才李甲,在丢掉爱人丢掉天良的同时,也丢掉了足可养育子孙三代的万贯家财。美国高度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使外资很难通过贿赂美国官员来廉价收购美国资产。即便是你能够突破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行政防火墙,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还会形成第三道也是最牢固的防火墙。共同诉讼制度最关键的作用,就是能够把全体美国民众都调动起来,有效制止权力和资本的胡作非为。这套制度的精髓完全来自于中国的文革,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大众政治制度的反映。可以说,如果纯粹站在本国国民的角度来评价,历史上最能有效保护本国利益的政府,就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和现在的美国政府。美国从中国吸收的大众政治制度,决定了你即便能够突破美国的司法壁垒,也能够突破美国的行政壁垒,还能够突破美国的资本壁垒,最终也无法突破美国的大众壁垒。反映美国大众利益诉求的共同诉讼制度,足以消灭任何敢在美国兴风作浪的资本势力。
虽然许多国家没有像美国那样用三道防火墙将外资银行拒于国门之外,但是都以不同形式设置了大众监管制度,并且形成了世界监管的大趋势:监管监管者。就是说,大众监管的目标不是金融市场,而是监管者本身,监管整个金融管理集团。如同上述那样,现代国家财富的分配、流向和多少,完全取决于极少数监管者的决定,他们一个决定,就可以将成千上万亿财富或者灰飞烟灭,或者转移国外,把本国人民一年甚至数年创造的财富全部变成他国的国民收入。特别是在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市场上,所有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决策者和信息发布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都可以合理合法地在瞬间把巨额国民财富装入自己腰包,并且这种财富掠夺的计算方法不再是传统的上百万计,而是动辄数十亿上百亿乃至上千亿。与收受贿赂获取财富的漫长过程和巨大风险不同,用这种方式获得上百亿财富十分安全快捷,特别是在海外市场对赌中国指数,由于人和交易都在海外,完全没有任何风险,形成老子在国内砸盘,亲属在海外数钱的局面,股市越是巨幅暴跌,金钱就越是瀑布般倾泻而下,滚滚流入个人腰包。这就是中国金融管理集团拼命要搞股权分置改革,拼命要创立衍生品市场的原因。在一个“政策市”“消息市”的市场上搞衍生品交易,等于是直接从老百姓账户上划钱。股权分置改革不过2年,中国股市就出现了身价数百亿的个人股东,北京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女儿,持有一家公司股票的市值去年曾超过560亿人民币。正是现代金融惊人的财富掠夺功能,使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改变:不再是监管市场,而是监管人,监管决策者和监管者,监管所有能够影响股价指数的人。这种监管制度的基本特点,就是国民有权把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人随时送上法庭,无论你是公司高管,金融官员,还是国家总统。韩国总统李明博在去年已经当选总统后,因涉及“BBK股价操纵案”,也要接受司法调查。台湾陈水扁身为总统,女婿涉嫌股票内线交易立刻就被送上法庭。可以说,除中国之外,全世界任何一个建立了股票和衍生品市场的国家,任何一个取消了金融管制的国家,国民都有权把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人送上法庭。这是保护国民财富的最低要求,是公平正义的最后底线。没有了这条底线:金融市场就只能是对国民财富的公开抢劫;允许外资进入,等于是允许外资对本国国民抢劫;允许外资控股,等于是把全体国民的财富拱手交给了外资支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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