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分化加剧与执政党的疏解方式

蓝想

特邀嘉宾：顾  骏  上海大学教授
访谈主持：张克文  
张克文：改革开放30年了，现在学者们都在讲社会分层问题。您是怎么看这个社会趋向的？

顾骏：最近大家去看看有一个电视节目很有意思的，就是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我们现在是在批评它的价值观不对，事实上不是这样，现在我们的婚姻越来越讲究门当户对，我有容貌你有才，大家配在一起。后来，电视台为了消除被批的拜金主义，搞了一个农民工相亲，结果是什么呢？男农民工和女农民工配对，很有意思呀，为什么农民工不能作为市民参加相亲呢，一定要是农民工，男的女的都是农民工，你其他的成员为什么不可以，给人门当户对的概念。而门当户对的概念背后就是阶层概念，这样一个东西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张克文：您认为这种阶层分化明显呢？大家是否认同自己被划分的那个阶层，其表现或特征是什么？
顾骏：在社会中，大家对阶层的认可、对阶层的认同非常明显，这个明显最典型的就表现在拿奢侈品作为阶层标志。中国人的奢侈品为什么卖得那么好？里面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虚荣，有一个外国人在研讨会上问我：“你们中国人为什么那么虚荣，那么喜欢奢侈品？”我说不是我们中国人虚荣，虚荣全人类都有。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奢侈品不仅仅是一个虚荣的问题，奢侈品是一个阶层的标志。回想一下，第一批个体户发起以后，他干了一些什么事情？他就买了金项链挂在脖子上。很粗，你链条一样，他要告诉你我有钱，为什么告诉你我有钱，我同你已经分开了。那么到现在要分开靠金项链已经不够了，今天进入到易耗奢侈品时代，你看现在有钱人打高尔夫，怎么打？一定要飞机飞到海南岛去打，上午飞过去打，打完下午飞回来，也就是中间要把钱用掉，这才叫奢华。今天中国人群中，传达的就是寻找阶层地位，我现在在哪了阶层上面，那么到了这一层的话，奢侈品本身开始出现阶层化，作为阶层化的符号出现了，这才有了为什么这几年奢侈品越卖越贵。各种各样的高档的、流行的一下子就有那么多人跟风，大家其实都在寻找这个定位。反过来，一个白领辛辛苦苦赚了一个月的工资，一个lv的包就花掉了，背后都是在寻找自己的阶层定位。所以这就是我们这几年来非常明显的阶层感、阶层认同明显地增强。
张克文：其实，这种门当户对和身份炫耀古已有之。古代社会的分层相对自然一些，处于下层的未必都忿忿不满。原因在那里？
顾骏：中国以前的社会阶层体系有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同西方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就叫“有等级无壁垒”。这个是梁漱溟先生提出的，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是分等级的，但是等级之间没有壁垒，这个“有等级无壁垒”怎么来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等级是开放的，不同等级皆可以通过科举考试的道路个人突破。当我们讲社会分层的时候，我们讲的是群体性的现象，一群人一群人之间的等级；当我们讲社会流动的时候，它是个体现象，就一个人在不同的阶层里而流动，所以这是个人的现象。这是两个概念。那么中国恰恰是群体上是分等级的，个人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个人怎么自由流动，就是科举。科举制由于让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突破社会流动的、阶级等级之间的壁垒，就那个差异，所以这就造成中国“有等级无壁垒”，这是很关键的。有这样一种方式的话，保证了农民，至少相当多的农民孩子好好念书都可能达到社会流动。所以中国不怕等级，不怕分化，就怕不流动。不流动在中国历史是这么说的，叫“仕途堵塞”，基本上中国的动乱都同这四个字有关，而在历史动乱当中，担当出谋划策的都这号人，仕途堵塞了以后，流动不了的人，《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是这号人；《水浒传》里的吴用也是这号人。
张克文：如果社会阶层间流动通畅的话，社会分层并不可怕。现在中国社会的分化，先富资源，家庭资源对下一代的人，对于改变命运、社会流动作用越来越大。最近已经到什么程度，有钱人的孩子继续做有钱人，官员的孩子继续做官员，国企的孩子继续到国企里面去，现在一些居委会的孩子到社区，都已经讲到这个份上了。这不是世袭的概念，而是你在哪一阶层，你有哪一个阶层的资源，就把这种资源继承；你孩子如果想进入其他一个阶层，没有其他阶层的资源的话，可以拿这个阶层的资源去交换，这就造成中国“二代”里面的许多人就被排除在比较高的阶层之外，也只能在这个阶层；父母也没有其他的资源去交换，结果他们就进不去，尤其是就业紧张，这种现象会更加明显。
这几年，底下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如果我们从背后去看的话，就是上一代的资源怎么转化为下一代资源，而那个资源的转化或者继承决定了下一代的阶层地位，那么这个东西一旦固化下来，家庭没有资源的孩子他的空间就大大地压缩了。“二代”概念的提出，意味着门关上了，“机会平等”的门关闭了。穷大学生们都变成了生活困顿的“蚁族”，那么这就给这些穷人造成一种质疑和疑问；还要不要念大学？今年放弃高考的人越来越多了。
张克文：应该说，改革开放为中国人提供了充分的机会，许多人都由此改变了命运。为什么发展到今天，社会流动反而迟缓了呢？
顾骏：改革以来，社会变化提供了每个人各种各样的机会均等，这种机会是谁都没有准备的，但只要你把握住了，就可以改变命运，而且有些机会门槛是极低极低的，像当年搞个体户，没几个钱就可以搞了。结果是，谁先完成第一桶金，等到你的资金超前于别人，后面的机会就是你的了。从考大学到个体户，到出国，到考公务员，到股票，到做房地产，到这两年创业板上市，整个社会各种各样的机会，让各种各样的人在里面改变自己的命运。有一个农民，45岁考上一个研究生硕士学位，考完了以后，没地方找工作，没人要他，回到原单位，叫他管理20个农民工，给他1800块钱，农民工只有900块钱，1800块钱他当然不满足，他想象之中应该是拿好多钱的，所以他叹息：知识不能改变命运！但是他说错了，你不是想知识改变命运，你想用文凭改变命运。但为什么70、80年代的时候文凭能够改变命运，我说那个时候你想一想，几个人考取大学的？你去分析一下当时这批人——第一批考大学的人，如果我们去把他们的家庭背景分析一下，大量的人不是工人、农民，而是干部、知识分子、资本家、地主出身的，好多都是这样的人，因为家里有一个教育资源的传递。所以轮到大家都没有机会的时候，他预先做准备的，因为他在体制内没有出路。三十年来，各种资源、机会，风水轮流转。可是现在这个风水越来越难转了，现在含金量越来越高，对许多人群来说，他的机会没了，这样就导致一个结果，工作和机会的双重缺失。结果的公平没法谈，但机会的公平恰恰是我们改革三十年中间最大的公平。三十年中间，结果是绝对不公平的，但是机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很公平的。这个公平不是说每一次机会对所有的人都公平，而是说这么多的机会，对没准备的人来说，大家谁抓住，就是谁赢。但是现在，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可能双重缺失，都没有。所以我说，中国现在在再谈阶层的话，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阶层结构再出现，而是动态的里面有很多都在发生变化。
张克文：如果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都没有，处于社会底层或竞争中被不公平淘汰的人，必定会产生对社会的不满与抗争。
顾骏：确实，阶层分化与不公平带来的问题就是心理压抑和行为变态：
第一， 被剥夺感加强和认同感下降。现在社会中有很多人觉得有被剥夺感，所以他无法认同，在这一点上最强烈的就是“二代”农民工。他们现在正处在家乡已经回不去了，城市进不来，这样的一个困境中。去年在东莞的农民工，过年时爸妈回家了，孩子不回去，理由是：我现在广东话比贵州话说得要好，我回家里后，村里的人都不认识，我什么活都不会干，我回去干嘛。有家，意味着他遇到再大的问题，他可以退回去；没家，他就在这儿周你死拼。所以农民工每年春运回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经济现象，很重要的是一个心理现象，他要回家，把一年里面承担的负担全部都卸掉；回不了家，他的心里面的负担就没法释放，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么恰恰二代农民工现在释放越来越难了，同时他城市的认同度下降，一直引发到对整个体制的认同感下降，因为城市的状况是一种体制性的安排，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地方政府的安排，这是比较严重的。
第二， 绝望的心情趋强与自杀率上升。这几年自杀的情况有很大的变化。富士康自杀事件，问题出在哪里，我看重的是自杀会传染。自杀会传染有前提条件，就是心理基础。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想过自杀的，你再传染没法传染他的。自杀的人，这个地方会一个接一个的自杀的话，就在这个地方或者特定的人群中间形成一种心理基础。自杀是因为对生活彻底没有信心了，如果阶层分层又不能解决这种阶层地位，我们没有机会，门槛那么高，在一个既强调个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时个人又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的社会，面对困境，我们该怎么办？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竞争没有结果，好多白领现在很可怕，他们在8小时以内没有感觉的，8小时以外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第三， 抗争性趋强与期待值增高。因为如果一个人有期待，有努力，但是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期待和努力无法施展，甚至无法实现，他就会转向其他方向的抗争。是典型的是网络抗争，上面一片“愤青”，这种抗争行为落到现实生活中就是极端行为，我们叫无利益冲突的“极端行为”。他内心有一种莫名的愤怒，自己讲不出原因，没有来由的，心里就是不满。这种不满可以借助任何形式、任何事件来爆发，我刚才就提到广州几千人上街游行，就是上面要废除广东话引起的。广东人的地域感特别强，那么现在要动他们的语言的时候他们就要上街了，但是不是需要上街，上街是有一个由头，但是上街背后有一个还是今天社会存在的莫名愤怒，莫名的，讲不出名堂来的。所以，许多我群体性事件如果追究不去话，它干嘛，它同你什么关系，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这种莫名越来越明显。从我们角度看起来，这种抗争的心理在不断地趋强，就会带来一系列极端的行为。
只要有不公平就会带来群体性的事件。公平不是个人的困境，公平是个体制问题。如果不公平感趋强以后，会形成对很多既定现实的挑战。
张克文：社会分层大势所趋，社会不公短期内难以解决，您认为在这个特定的社会转型期，执政党可以有哪些作为？
顾骏：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在尚未见到明确的体制改革信号的现实情境下，如何通过局部的、技术性的调整，缓解当下存在的阶层分化极端化和社会冲突恶性化的趋势。
1、设定利益保障底线。在政府投入增加跟进不上社会需求的情况下，可以提高社会管理容忍度，让下层人士以自己的方式。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解决生存困境，如城市群租、无证设摊、网上开店、境外代购，甚至“小发廊”等实际管不住，如果管住了还可能带来大问题的灰色谋生方式，以“底线管理”来释放下层人士的“底线生存”空间，实现低端的“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在这一方面，要防止拥有话语权的富裕阶层以法律和道德的名义，在社会保障未得到落实的情况下，剥夺下层人士的谋生机会，道德高调无助于解决中国当前的阶层分化和社会冲突。
2、建立利益转移体制。在阶层分化已经形成，财富分配已经畸形化，特别是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效果不够理想的背景下，通过慈善捐助等“第三次分配”方式，疏通阶层间直接的财富转移通道。可以在不改变阶层结构的同时，缓解阶层对立，减少社会冲突的发生次数和冲突的严重程度。党组织和党员特别是富裕阶层的党员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既帮助了困难人员，减轻了仇富心理，同时也树立了党组织和党员的道义形象。
党的基层组织要走出行政体制的局限，进入新生长出来的社会空间，特别是扎根中下层人士之中，成为其现实生活中的利益相关者，由此获得新政治资源，首先是民心资源。
启动利益替代机制。在当前普遍存在“一心向钱看的背景下，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强阶层间财富转移的同时，引导人们追求精神价值，从见义勇为到穷人帮穷人到个人“修身养性”到其他各种荣誉，都可以成为中下层人士的精神支撑。这种带有明显保守色彩的精神作业体现了一切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意识形态”的实质，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就是对现存秩序的系统的“合法化”，让全体人民特别是较少得利的阶层接受现存的社会制度。给下层人士以希望、追求和尊严，是平衡阶层、缓和冲突的不可缺少的微观机制，执政党要善于以时代需要的新的方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