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中国

克格勃

　　九十年前的那个春天，年轻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中国旅行，足迹遍及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扬州、长沙、洛阳、汉口、九江、北京等地，一路走来，他不仅观光游玩，而且拜访各类名人，从前清遗老郑孝胥、文化怪人辜鸿铭、国学大师章太炎到倡导白话文的胡适、主张“青年中国”的李汉俊等人，这些人的政见各不相同，却在那个年头都生活得很从容，未来怎么样？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见解，甚至完全相反。在与这些中国人的接触中，芥川龙之介有个体会，只要到中国去看一看，“必定在一个月之内，便会莫名其妙地产生出议论政治的强烈欲望来。那是因为现代中国的空气中，积蓄着二十年来的政治问题。在游览江南一带期间，那股热情也没有轻而易举地减退。”

    上海，章太炎在书房里挥动着留着长指甲的手对他说：

    令人遗憾的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已完全堕落，不正之风横行甚至要甚于清末，学问艺术方面更是停滞不前。然而中国的国民从来是不走极端的，只要这个特性存在中国就不会被赤化。诚然，有一些学生欢迎并接受农工主义，但是，学生绝不等于国民。即使他们一度被赤化，也早晚会有放弃那些主张的时候。这样说是因为国民性所致。国民对于中庸的热爱，要远远比一时的冲动更加根深蒂固。

　　很快成为共产党发起人的青年李汉俊告诉他：

    现今的中国到底应该如何？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既非共和也非复辟。如此这般的所谓政治革命对于改造中国完全无能为力，这在过去业已被证明，现在也在被证明着。所以，吾人必须为之努力的，只有社会革命之一途。这也是宣传文化运动的“青年中国”的思想家们所一致呼号的主张。
　　
这一年，全国的报刊总数达到1137种。新闻界对北洋政府的那些旨在钳制言论的法律、法规极为痛恨。6月6日，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三届大会给国务院发出这样一封信：

     窥维言论、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载在《约法》，民国三年所颁行之《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及民国八年所颁行之《管理印刷业条例》等，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种种自由加以限制，显与《约法》冲突。征之法理，命令与法律相抵触，则命令无效；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则法律无效。……公同议决以后，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绝不受其束缚，除通告全国报界，此后誓不承认该《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有效外，理合据情通知以免纠纷。

　　同一天，全国报界联合会发给报界的通告稿赫然以《不自由  毋宁死》为题，其中声明：“民国三年袁世凯及民国八年安福部所新造的违背约法，侵犯人民自由之种种法令（如《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等）已经全国报界联合会决议，认为无效。并通知南北两政府，以后不得再用此等非法政令，侵犯人民约法上所许各种自由权利，凡我同业以后亦幸勿再受此等非法政令拘束”。并要求将通告“务必在各报第一版第一页刊登”。

　　全国报界联合会在新闻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大部分重要报纸几乎都参加其中，影响很大。这种庄严的宣告也只能发生在这样的时代，拿枪的军阀还奈何不了这些拿笔的文人。青年学生受《新青年》、《新潮》的影响，自发创办的刊物至少在400种以上，遍及全国各地。有些刊物言论激烈，遭到查禁的事时有发生。《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七号（1920年2月15日出版）发表《告军人》：

　　吾亲爱的军人呵！你们为了十数元的金钱，竟失了你们的天性，背了枪，拿了刀，只知道有命令、有长官，竟忘了你们的人格。我们不但不恨你们，实在可怜你们。……至于你们的官长呢，什么汽车呀，什么鱼肉海参呀，美妾呀，这种都是你我梦想不到的东西！到了打仗的时候，你们做枪炮下的鬼，你们的长官，还是快快乐乐的享他的幸福。

　　……还有一件事，我们替你们实在抱不平：像你们这样辛苦，这样忠厚，这样诚实，你们的长官还是当你们奴隶对待：你们若使稍不小心，他们总说你们违背长官命令，轻者拷打，重者伤命，丝毫亦不原谅的。咳！长官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咳！我们可怜忠厚诚实的朋友们呵！你们精神这样不快乐；你们的生活这样不安全，为什么不大家连络起来，把你们长官的财产，均分一下呢？

　　这份北京发行的刊物，却是远在浙江的督军卢永祥首先发行，写信向北洋政府的内务部长举报，“此种谬妄之词，骇人听闻，似不可不防微杜渐，且军人知识简单，尤恐易为所动”。而内务部给国务院的公函只是说：“自应查禁，除分函教育部外，相应照录原件，函达贵部查照办理可也。”这样煽动军人起来反抗官长的文字，也只是轻描淡写的查禁了事，没有大动干戈，抓人审判。观察那个时代时，不能不注意这样的案例。

　　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等人在天津组织“觉悟社”，年龄最大的周恩来也只有21岁。三十多年后，邓颖超接受历史学家王来棣的访问时回忆：
　　
　　“觉悟社”没有头目制度，没有正副会长，没有规章，活动方式比较灵活、轻松。我们都不用姓名，大家抓阄代号。记得抓阄的那天，我们写了50个号码，放在盘子里，每人用筷子夹一个作为自己的代号，多余的是给后来入社的同志准备的。当时我们只有30来个人。我抓的是一号，恩来同志是五号。后来恩来同志曾用过“伍豪”，我用“逸号”作笔名。

　　刘清扬说自己抓到了二十五号，以后隐名时就叫“念五”。

　　我们看看这年元旦在湖南长沙举行的“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何叔衡、毛泽东、陶斯咏、熊瑾玎这些会员都在讨论什么问题。他们在三天当中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1、新民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2、达到目的须采用甚么方法；3、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这些问题都是是巴黎的会员蔡和森他们首先提出的，讨论结果是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方法问题讨论最久，其中十二人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二人赞成德谟克拉西主义，一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张），三人没有决定。着手的方法包括了研究、组织、宣传、联络、筹款及办夜校、书社、报纸、菜园等。新民学会1918年成立，人数最多时达到70多人，最初他们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从这些青年的思想转向，可以看到时代风气的转移。虽然也有分歧、有争论，但李汉俊对芥川龙之介所说的社会革命正在被部分青年所信奉，并转换成行动的力量。

　　1921年的中国还处于“五四”时代，年轻人办刊结社、意气风发，可以为了理想争得不可开交，可以尽情地设计美好社会的蓝图。在他们身后，联省自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许多比他们年长的知识分子、有实力的军阀、地方精英都卷入其中。张东荪、章太炎、胡适、蔡元培、梁启超、熊希龄、范源濂等人都赞成联省自治，他们在《时事新报》、《改造》、《太平洋》、《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陈独秀、康有为、张君劢等反对者在知识界明显是少数。赵恒惕在湖南首倡自治、制定省宪法，这年3月中旬聘请李剑农、蒋百里、王正廷等十三个专家名流在岳麓书院起草省宪法草案，4月20日完成，交给全省各县选出的审查委员会，当年9月9日通过审查，在12月11日举行的公民总投票中，以1800多万票对57万票的绝对多数通过。这是联省自治运动的一个高潮。青年毛泽东1920年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等一系列评论，为湖南自治推波助澜。

　　四川、广东、福建、江苏、江西、湖北、安徽、云南、贵州、广西等省都出现了自治和省宪的运动，联省自治浪潮波及北方，远到西北，年初甘肃各团体和旅京同乡就发起了“甘人治甘“运动。代表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山西、河南、甘肃、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广西和北京十三个省市的“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在北京成立，由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两广等14省代表组成的“自治运动同志会”也出现了，上海有“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天津也有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热河五省一区“自治运动联合办事处”。在湖南省宪运动中，除了新闻界，商会、工会、农会、教育会、律师公会、青年会、女青年会、湘社、旭旦学会、教职员联合会、自治期成会、俄罗斯研究会、基督教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湖南改造促进会等30多个团体都积极参与，这是联省自治运动的社会基础，军阀只是利用了这个旗帜。

　　正是地方军阀各自为政，中央政府权威衰微，没有力量号令天下，联省自治运动的勃兴，给各种思潮、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提供了一个公共活动空间。那时，中国工商业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新兴的工厂、银行不断冒出。芥川龙之介在上海到杭州的火车上看到，在大片桑田的对面，墙壁上涂者油漆的广告，“无敌牌牙粉、双婴儿香烟……这些牙粉、香烟的广告在沿途所经过的车站无处不见。”那正是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过度的转型期，工商界与知识界的思考几乎同步，张公权、聂云台、穆藕初这些银行家、实业家和蒋梦麟、胡适、蔡元培等“五四”知识分子都有相当的共识，他们在金融、工商业等方面的努力构成了那个多元时代的经济基础。如果这个进程不被时代的急风暴雨打断，在那样的空间中成长起来的健康力量主导历史的进程，一切都有可能朝着正常的方向变化。

　　只是历史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