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色ＧＤＰ危机

木末

　　所谓橙色ＧＤＰ，是与绿色ＧＤＰ相对而言的。绿色ＧＤＰ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良性增长；橙色ＧＤＰ则是以破坏环境、甚至牺牲生命为代价换取的ＧＤＰ增长。橙色ＧＤＰ就像一列飞速行驶的火车，表面上看，火车爬坡的速度很快；实际上，按照国际通行的安全规则，这列火车早该亮起橙色的警示灯了。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对于东北这片黑土地来说，真是祸不单行。１１月１３日的吉化爆炸案，酿成了一个数百万人口的城市全面停水４天之久的事件，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首次。１１月２７日，龙煤集团七台河分公司东风煤矿又发生井下爆炸事故，截至记者发稿时止，死亡人数已上升至１６４人。连续发生的安全事件，在给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带来巨大危机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凸现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尴尬——橙色ＧＤＰ危机。
　　事故高发与经济高速增长并无必然联系
　　连续发生的安全事件已经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有人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客观上我们也进入了一个安全事故高发期。
　　经济的快速增长，把经济链条绷得太紧，特别是煤炭等方面，供应紧张，加班加点的过度生产，往往会导致事故的增加。但责怪我们国家经济增长过快，尤其是重化企业的发展过快导致事故高发，是没有依据的，说服力也是不够的。
　　安全事件不一定和经济发展成正比，事故的高发并不主要是因为经济的高增长，企业和政府如果有长远的眼光，我们也可以看到高增长、低事故的局面。
　  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中国经济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以后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会带动一系列原材料、能源的需要，产生了一种结构的失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产业，比如煤炭、石化都面临一个高利润、高增长的时期。这是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和需求结构调整期的重化工业发展的一个特征。但随着今后两三年内结构调整的完成，重化工业就会达到一个新的结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像能源、原材料的投资就会趋缓，乱开发小煤窑的情况从经济动力上就会得到缓解。
    如果简单地把中国这一轮的经济增长看做是引发安全事故的直接原因，这是一个误区。是不是安全事故发生了，我们就要把经济的快速增长放下来，甚至是放弃重化工业，直接进入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阶段？我觉得这种选择没有依据。
　　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肯定要付出一定代价。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为了不出事，可以不生产，这似乎给人因噎废食的感觉。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不搞重化工业，单纯依赖别的国家，这又涉及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如果没有重化工业的完成，那么服务业也是不可能的；从另一个角度讲，像金融、保险、证券等也都取决于重化工业的发展。所以没有重化工业的发展，这些现代服务业也很难发展起来。同样，脱离了工业化，高新技术产业也是没有市场的。从这点来看，中国经济要发展，就必须经受重化工产业发展带来的痛。
  　橙色gdp是在做减法
　　在某种意义上，安全事故已不是制度与技术问题，应该找到一个最优的结合，单纯地讲ＧＤＰ，却忽略安全问题是错误；单纯强调安全问题，而忽略ＧＤＰ忽略经济增长，恐怕是更大的错误。关键在于怎么去平衡，和谐发展才是硬道理。
　　有人估计，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事件对ＧＤＰ的损失影响大概在６％，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９％，那么就要去掉６％的损失，这就是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如果反过来加大安全生产方面的投入，表面上看着没有直接投入经济，但是损失降低了，实际上等于经济在提高。
　　橙色ＧＤＰ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说法。绿色ＧＤＰ考虑的是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以人为本。橙色ＧＤＰ实际上把安全问题，人的问题放进去了。在一些地方的确存在着ＧＤＰ情结，忽视了对生命的尊重，忽视了安全，这就必然引导ＧＤＰ走向橙色状态。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该善待生命，把它看成一个很重要的考核指标，把各个地方的安全指标放到ＧＤＰ中去考核，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像过去政治考核一样能一票否决。
　　企业不能只做利润猛兽
　　有人认为，一些企业的基础设施，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起来的，从生命周期来看，已经处于一个老化状态。
　　国有大企业确实存在技术更新、设备老化等一些问题，但必须看到国有企业同样也存在着利润的诱惑，导致管理的疏松。
　　不能这么简单的去说，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一些设备的更新速度还是挺快的，我们的好多设备在世界都是一流的，尤其是像石化、石油等行业，我觉得不能简单地下这样一个结论。我觉得导致安全事故的频发，一个是意识，一个是操作。并不是说设备一更新，就什么都解决了，没有那么简单。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往往存在一种短期性行为，它会尽可能地降低成本，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降低成本里面一个相当重要的成本就是安全成本，就像排污企业如果没有排污费的问题，可能就不会去治污，因为治污肯定要加大它的成本。安全生产也需要企业加大投入，这无疑也要加大它的成本。
　　据统计，中国煤炭产量虽然占世界３５％，但中国的矿难死亡人数却占世界的８０％。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１００倍、南非的３０倍。２００４年我国矿难死亡的人数是６０２７人，平均每生产１００万吨煤炭就有３．１个同胞付出生命。
　　企业发生了重大责任事故，往往只是行政处罚企业领导和相关责任人，或者象征性地罚款，但造成的损失最终却由国家和人民来买单。那么重大责任事故频发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我认为，根本原因是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意识。
　　我所说的企业社会责任指企业在谋取自身及其股东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出发，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履行某方面的社会义务。
　　国外在规避灾难事故方面，有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比如，他们相关的处理工伤事故的法律特别严格，特别是牵扯到人的生命的赔偿要有高额的赔偿。另外，他们的工会在谈判中迫使企业主不断地改善工作条件。我们国内的工会，坦率地讲做得很不够，而且很多私有企业的工会也不健全。
　　美国在１９７７年出台的《联邦矿业安全和健康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煤矿业和其他矿业优先考虑和第一要务必须是矿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矿工是最为珍贵的资源。同时，美国还制定了成文赔偿法，加强了对违法企业的处罚力度。
　　这些立法和司法转变，使企业在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会承担严厉的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这样矿工在预见到安全受到威胁或已经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时，就可以采取法律行动以避免利益受损。同时由于企业社会责任这根紧箍咒在身，如今，美国的煤矿业已转变成所有行业中最令人羡慕的安全行业之一，安全指数与零售业相当。１９９０年美国煤矿行业死于安全事故的只有６６人；２０００年，这个数字降至４０人。而从年产量上看，美国煤矿业年产近十亿吨煤，只略少于中国的年产量。

橙色警示:重建中国工业安全生产体系
　　中国经济发展目前呈现出两面性的特征，一方面是蓬勃旺盛的发展活力，虽然国家对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调控，但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仍会接近９％左右；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增长目前表现出来的无序性，事故频发，污染严重，高耗低效，利润低微。中国煤矿生产占世界总产量的３５％～３８％，而矿工死亡率占世界７８％～８２％。每年全世界各国矿难死亡总人数不如中国一国之多。当然，我们不能以此否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
　　从整体上看，现在党和政府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珍惜，无论是各级政府对各种灾难反应速度之快，还是对各种事故责任人处罚力度之重，都是前所未有的。但事故频发仍然显现出难以遏制的势头。据分析，中国现在年产１７亿吨原煤，约有三分之一的产量是在没有安全保证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有人将矿难频发归结为旺盛的市场需求，有人归结为官商勾结，还有人归结为设备老化、人员素质下降、黑心矿主太多、小煤窑乱采乱挖等等。单个讲，哪一条都有道理，但按下葫芦起来瓢。关停小煤窑，关了又开；让官员撤股，可没有官股煤矿也出事故；说设备老化，上了新设备工人不会操作；培训了工人，可领导为超采不得不违章操作；让矿长下井值班，出事故连矿长一块死。看来，中国工业安全生产遇到的是一个综合问题，不是几条单独措施所能解决的。
　　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要受到两种力量的影响，一种是推动力；另一种是约束力。有推动才能有发展，有约束才能有安全。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社会的转型，在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思路指导下，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有余而约束不足。自上个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工业生产以部委为主，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由行政部门力量主导的安全生产体系，层层负责，一级抓一级，上面既下达生产指标，也下达安全指标，安全体制从国务院的部委到各厂矿的班组，基本上能有效发挥作用。尽管这种体制也有种种弊病，但经过三四十年的建设，也积累了不少安全生产的经验和科学技术。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中国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原来的行政主管部门开始解体，主导安全的行政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经过十多年的消耗，旧的安全体制功能已丧失殆尽，但新的安全生产保障体制还没健全或还不完备，所以这一时段工业事故频发显然有一定的必然性。如１１月１３日吉化的爆炸事件，据报道是由于操作工操作失误所造成的。而稍有阅历的人都知道，十多年前吉化是全国化工行业的楷模，甚至可以说是全国工业企业的榜样。其企业管理的严、精、细被称颂于一时。这样的企业都出现了这样低级的失误，中国工业生产的安全问题恐怕很难说是个别现象了。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安全生产受到三个方面的约束，政府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社会以舆论监督的方式，企业本身以自律的方式来保证安全生产。欧美企业是出不起事故、死不起人的，日本工业企业经过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几次重大污染事件后，清洁生产，环保意识大大提高，企业自律性很强，许多大型工业企业都向当地民众开放，参观工厂成了日本小学生的一个重要课外活动。所以说，发达国家政府的成熟表现在其对经济负外部性的有效控制。而中国想要达到这一目标显然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天地间，人为贵。频发的矿难已经向中国经济发出了橙色警报，缺少约束的发展是危险的，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在于少走工业化国家走过的弯路。如何发挥政府部门、社会各界、企业自身的力量，从打造工业安全生产的基础做起，重新构建中国工业安全生产体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新命题。我们必须为高速增长的经济列车装上有效的安全闸门。安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

　　遗憾的是，目前许多人还认识不到橙色ＧＤＰ的危险性，有人甚至拿事故周期论做掩饰。有位相当级别的负责人，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说，当一个国家的人均ＧＤＰ在１０００～３０００美元时，往往进入事故高发期，而我国目前恰好在这一区间。换言之，中国目前的某些安全事故是躲也躲不过的。这种解释，说轻点是推卸责任，说重点是在宣传一种悖论。事实上，那些先发国家即便在事故高发期，事故发生率也没有我们现在高；如果把技术、管理手段的进步考虑在内，我们更应该尽快迈过这一阶段才对，而不是沉迷于找各种借口。
　　从本质上看，我国目前出现的橙色ＧＤＰ现象，是在为近些年来某些丑陋的经济增长方式买单。现代市场经济与原始市场经济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竞争原则与法制原则并举的；后者则只强调竞争原则。七台河矿难发生后，许多人不解，一个曾被树为典型的国有企业，为什么也会超产不要命？答案其实很简单，当众多小煤矿主将成本一再压低，将游戏规则一再打破时，国有煤矿很难再独善其身。面对一个准入门槛很低的市场，独善其身的代价就是失去市场份额。而同流合污，则不仅能让企业迅速挣到快钱，还能为地方政府、为行业、为国家的ＧＤＰ增长做贡献，何乐而不为？
　　综上所述，无论是设备老化说、工人素质说，还是事故周期论，都不过是橙色ＧＤＰ制造者混淆视听的烟雾弹而已。不从法制、制度上规范市场，橙色ＧＤＰ将继续透支中国经济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