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骨柔情——3位女共产党员的革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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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是革命者，又是妻子、母亲……面对牺牲，除了不屈的抗争，她们还多了一份牵挂，一份柔情。她们的牺牲，留给后人的，除了悲壮的震撼，更有永远的感动。

　　赵一曼：牺牲前给儿子的最后一封遗书

　　“宁儿：……母亲由于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这是１９３６年８月１日，赵一曼就义前写给儿子一封信，也是她留给儿子的最后遗言。

　　这一年，她的儿子陈掖贤仅８岁。

　　１９３５年秋，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３军第１师第２团政委的赵一曼，在与日伪军作战时身负重伤。在珠河县春秋岭附近一农民家中养伤时，被日军发现。

　　审讯中，日军对她施以极其残忍的酷刑，用马鞭抽打、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在相关的档案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将竹筒插入赵一曼女士的喉管，把辣椒水和汽油掺混一起，一口紧一口地往里灌。等肚子鼓胀起来，再用杠子在肚皮上压，灌进去的辣椒水和汽油又全从口鼻和下身溢出来……”

　　为了得到口供，他们还用上了最“先进”的刑具：电刑。

　　在日伪档案中发现的一份编号为“特密４７５９号”的《关于审讯赵一曼女士效果的报告》这样记载：“参考厅本部以及有关机关的意见，７月２６日对赵一曼女士的电刑操作准确，新式电刑器具功能发挥正常，给了赵一曼女士超负荷的最大压力。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

　　赵一曼宁死不屈的态度让日军彻底失望，遂决定把她押往珠河县处死示众。在被押往珠河的火车上，赵一曼写下了给儿子的遗书。

　　一生的母爱都凝结在那封不到２００字的遗书中。遗书没有交到孩子手里，而是存入了日伪档案。直到１９５６年，组织上通知已经２8岁的陈掖贤，他的母亲是赵一曼。陈掖贤来到东北，亲眼看到了那封写给他的遗书。

　　赵一曼生前留下的两张照片里，有一张就是她抱着只有几个月大的宁儿的相片。之后，赵一曼把儿子寄养在亲戚家，只身前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

　　“看到信后，父亲失声痛哭，后来他把‘赵一曼’三个字用钢针和蓝墨水刺刻在了自己的左小臂上。”陈红说。

　　今年５３岁的陈红是赵一曼的大孙女。

　　虽然从未见过奶奶，但奶奶的形象在她心目中一直是崇高和美丽的。

　　“每次读着奶奶的遗书，就会感到心灵的震撼，同时也获得面对困难的勇气。”陈红说，为了祖国，奶奶可以无畏地献出自己的生命。“陈家的子女后代应该继承奶奶的精神，做一个有气节、有理想、有追求的人。”

　　杨开慧：手稿中的生死爱恋

　　１９８３年，在湖南长沙板仓杨家老屋中发现了杨开慧留下的手稿。经考证，这些手稿写于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０年间。

　　在泛黄的纸上，一段段俊逸脱俗的文字，深情地书写着一个女人的生死与爱恋，也记录了他与毛泽东的深情。

　　杨开慧１２岁就与毛泽东相识。那时，毛泽东是杨开慧父亲杨昌济的学生。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蔡和森等学生经常在杨昌济家里聚会。

　　１９１８年，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杨开慧随父亲来到北京。此时，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毛泽东也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在毛泽东的热情帮助下，杨开慧阅读了很多进步书刊，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于１９２２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频繁的接触下，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相互产生了爱情。

　　在手稿中，杨开慧写道：“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

　　１９２１年，两个有情人结为革命伴侣。

　　婚后，杨开慧跟随毛泽东在长沙、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毛泽东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后，杨开慧成为图书馆负责人，向工人、进步知识青年提供有关马列主义的书刊；毛泽东大力发展农民运动，杨开慧就积极协助在韶山地区创办农民夜校；毛泽东到广州开展工作，杨开慧帮助他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文稿，担任联络工作。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杨开慧带着３个孩子与保姆陈玉英回板仓，做党的地方工作，夫妻俩从此断了联系。

　　那段时间内，杨开慧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爱人。她在日记中表达了对爱人的挂念：“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不能忘记他，……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没有我在旁边，他不会注意的，一定累死才休。”

　　作为革命者和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坚持开展革命工作，哪怕是面对白色恐怖。１９２８年，许多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板仓地区只有少数人在坚持战斗，其中就有杨开慧。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４日，敌人包围了杨开慧的住所。

　　被捕后，敌人对杨开慧施以酷刑。杨开慧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鉴于杨开慧既是毛泽东的妻子，又是湖南名士杨昌济之女。当权者传话给杨开慧，只要登报公开和毛泽东离婚，便可由各界乡绅联保，得免一死。

　　“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杨开慧斩钉截铁地回答。

　　“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去杀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这一刻，杨开慧用年轻的生命印证了手稿上爱之宣言。

　　１９３０年，２９岁的杨开慧死于反动派枪下。

　　得知杨开慧被害的消息后，毛泽东十分悲痛，他寄信给杨家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在给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回信时写了一首词《蝶恋花·答李淑一》，第一句就是“我失骄杨君失柳。”

　　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的心中，杨开慧就是自己的“骄杨”。

　　江姐：一片丹心向阳开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首《红梅赞》被几代人传唱而经久不衰，歌曲中所歌颂的人物——江姐的形象更是永远的铭刻在人们的心目，红毛衣、蓝旗袍、长围巾曾是一个时代女孩子们的最流行打扮。

　　２００８年，影响了几代人的歌剧《江姐》第５次复排，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场场爆满，掌声如雷，台上台下泪光相映，歌声相和。

　　江姐是著名的革命烈士江竹筠的爱称，１９２０年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

　　１９３９年春，江姐考入内迁巴县新农场（今北碚附近）的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学校董事长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

　　当时上级党组织准备在新生中成立特别支部。９０岁高龄的李培根回忆说：“我担任特别支部书记，任务是在同学中宣传抗日、发展党员。”

　　在学校，江姐不仅人缘好，而且喜欢看进步书籍、痛恨国民党独裁统治。“她学习刻苦、沉默寡言，齐耳短发，经常穿一件阴丹士林蓝色旗袍。”今年已８９岁高龄的戴克宇说，江姐的进步思想和积极表现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戴克宇当时是特别支部宣传委员，也是江姐的室友，后来还是江姐的入党介绍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与江姐的交流，党组织决定吸收她入党。

　　毕业后的江姐积极从事党的秘密工作。１９４６年底至１９４７年初，参加领导重庆学生抗暴运动，并为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做了大量工作。

　　１９４８年６月由于叛徒告密。包括江姐和万县县委书记李青林（女）在内的１０名党员在万县被捕。

　　特务们对她用了重刑，妄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残酷地将竹签钉进江姐的十指，但江姐始终坚贞不屈。最后就连特务都想不通：“格老子，我们那么整，怎么就是不开腔。”

　　得知江姐遭受了敌人严酷的摧残，难友们悄悄给江姐写了一封慰问信，向江姐表示敬意。

　　江姐回信道：“我算不了什么……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江姐坚信，胜利的那一天很快到来！遗憾的是，她没能看到这一天，虽然距离重庆胜利的日子已很近很近。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４日，江姐被特务秘密枪杀，时年２９岁。

　　曾与她同牢的盛国玉回忆：“我只看到她把一直带在身上的相片拿出来亲了亲，然后又装了回去。”

　　伴随江姐走上刑场的那张照片，是江姐唯一一张一家三口的照片——这位让一代代中国人敬佩不已的烈士，就这样揣着自己对亲人的无限之爱，毅然迈向刑场。

　　那一天，新中国成立已经４５天。

　　那一天，距重庆解放还有１６天。

　　“江姐是党的好女儿。”戴克宇说，她的伟大之处，不在于担任了什么职务，而在于她对信仰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