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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努斯的中国困境
温克坚
尤努斯先生又来中国了，这已经是他的n次访问中国了吧， 照例是鲜花和掌声，照例如同明星般被人追逐。这次我没有机会近距离聆听他的演讲，也没有机会问他中国项目的进展，但是我相信在鲜花和掌声背后，尤努斯教授应该有很多困惑或者是沮丧---那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他如此受欢迎，但是他对小额信贷的布道却几乎没有人听进去？为什么中国决策者的耳朵似乎永远是关闭的？
当诺贝尔评选委员会宣布把2006年和平奖颁给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尤努斯教授的时候，中国那一小撮关注并推动小额信贷事业的人群应该是最为兴奋的， 社科院的杜晓山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大家都觉得借助尤努斯获奖的东风，中国小额信贷终于有机会越过层层障碍，真正开辟出一片新的服务穷人的天地。接下来尤努斯教授很快访华，在北京大学做演讲，给中国的银行家们上课，受到政治高层接见，政府相关机构表态，中国小额信贷的春天似乎真实可见。
三年过去了，除了一些点缀性的存在，中国小额信贷的春天依旧非常遥远。他在2006年访华后，曾和中国政府达成在四川，海南，内蒙古等地推广小额贷款的合作意向，并计划从四川阿坝州开始推广小额贷款，而该项目因政策、资金等问题仍未获批准。
什么是政策问题呢？ 那其实就是中国的政策障碍。长期以来的管制思维使得政策层对于任何金融政策的改变都尤其小心翼翼，缺乏辨析的金融安全担忧是长期笼罩在决策层的警钟，这些思维和担忧使得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迟滞，对于任何小小的金融开放都显得尤其谨小慎微，哪怕于传统金融机构根本无法到达的农村金融领域也是如此。
客观的说，在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东风催化下，中国的法律障碍也出现了一些松动，比如银监会出台了《村镇银行暂行管理规定》，银监会和人民银行联合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不过这些规定和指导意见的基本思路还是严格管制。比如《村镇银行暂行管理规定》中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 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 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同样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单一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根据这些指导意见出台的一些省级版本中，这些规定变得更加苛刻。以浙江省为例，注册资本的额度往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实际上一些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升级到了5000万，甚至一个亿， 并且对股东资质也提出了新的限制，比如不允许外资股东参股。在实际操作中，浙江省规定每一个县市基本只能允许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并且实际上往往由当地的大型龙头企业牵头。
严格的说，这些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提供的服务往往既非小额，更不是信贷，而服务能涵盖的范围更是少得可怜。还是以浙江为例，小额贷款公司其实提供的中小企业贷款，实践中往往要求提供各种担保或者质押。并不是说这些变化完全不可取，聊胜于无，这些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出现的确点缀了原来贫瘠单调的金融生态，而他们也的确服务了特定的客户群，对一些新的金融理念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庞大的穷人群体，依旧被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而其实，服务社会底层，服务真正的穷人，给他们提供小额的信用贷款，给他们一个机会，帮助他们创造财富，这才是尤努斯创造的小额信贷理念的真谛。在尤努斯的眼里，“信贷是一项人权,它为穷人创造出其他权利”。尤努斯先生和他的格莱珉乡村银行几十年的实践为这个理念提供了生动的演绎。小额信贷的理念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金融革命，几十个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因此开始了获得金融服务的过程。
某种意义上，中国是尤努斯先生最关注的一个国家之一，在他的眼里，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有传奇之处，而数量庞大的贫穷群体又对他的理念留下挑战的空间。最近数年，他已经多次来往中国，出席各种论坛为他的小额信贷理念进行布道，他的机构格莱珉乡村银行也接待了来自中国的多批考察团，有商业金融机构的，也有政府官员等等。在2007年底的一次国家金融论坛上，海南省领导雄心勃勃的描绘了海南发展小额信贷的愿景， 尤努斯为此也出任了海南省政府的顾问。
而事实如何呢？时间特别消磨人的耐心和意志，三年过去了，大多数对中国小额信贷愿景有所展望的人士都开始感到失望，无数希望参与的机构被挡在了门外，尤努斯本人的机构也不例外。而尤努斯出任顾问的海南省政府迄今甚至都没有出台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尤努斯先生最近在中国的一次演讲可以提供一个理解。他说到，在过去12年里，中国大约有10万人得到小额贷款，这个数字对中国并不算大。----尤努斯表示了他的客气，这个数字对于中国的贫困群体来说，百分之一都涵盖不到！ 尤努斯先生提到，小额信贷在中国实行最大的障碍是法律框架问题，即如何修改法律，使小金融机构向农村提供金融服务。 可怜的尤努斯先生！ 三年以来几乎每次来中国都在重复着这些最基本的呼声，但是这些声音只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回荡。
说政策层完全没有听到尤努斯的呼声似乎也不公平。 最近几年来，政策层除了推动出台上文提到的不伦不类的暂行规定和指导意见，也试图对传统金融机构进行改造，比如对庞大的乡村信用社系统和邮政储蓄银行的改造，试图让他们来承载小额信贷这个功能。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好比是把恐龙驯化成驴子来进行拉磨。邮政储蓄银行这种计划体制下培育起来的巨无霸怎么可能会有激情去服务社会结构的最底层？
那些接触过尤努斯先生的人都能感受到他身上为穷人服务那种使徒一般的激情，在这种激情驱使下，他的格莱珉乡村银行给孟加拉700万穷人提供了金融服务；而在尤努斯先生理念所激发下成长起来的各类小额金融服务的相关机构，更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为全球数千万穷人提供金融服务。尤努斯的激情驱使他来到了中国，他来中国不是为了享受明星一般的待遇，更不是成为统战的工具，而是为了帮助穷人实现他们改善生存状态的梦想。 不过令人沮丧的是，尤努斯发现他的中国朋友对他的思想似乎并没有真正的兴趣，没有人想真正废除那些小额信贷的法律和政策障碍，三年过去了，他曾经力推的那些项目也在原地徘徊…他陷入了一个他无法充分理解的中国式困境。
当然，这不仅仅是尤努斯的困境，这其实更是我们的困境。长期的过度管制使得金融体制扭曲，金融资源使用极度不合理，最贫穷的群体得不到最有限的金融服务，贫困似乎是他们给定的命运。而长此以往，社会两极化越来越严重，这体现在中国畸形的经济结构中，并反映到当前的经济危机中。
2009-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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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闻 
发表于 2009-3-25 20:4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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