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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范跑跑事件后一些非著名前自由主义者的反水，我作为一个非自由主义者，写了个替自由主义辩护的东西。回复里，普遍的一个反驳就是：“你不是宣传自由主义吗？那我对别人说三道四也是我的自由呀，怎么就不行了呢？”颇有“然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若何”之后的洋洋自得。有位“xxx”网友还在这儿跟我发嗲，说什么“自由主义是美好的,但是保留对别人说三道四的权力也是自由而美好的:p” 这种回复实在是太白痴，很破坏我们这个论坛的美感。对别人说三道四是不美好的，更不是自由主义者的主张。你这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居委会张大妈主义！
我发现很多人不具备起码的阅读理解能力。关于自由主义，有两条需要你们牢记在心：
一、 定义：一个人的行为不受限制，只要他的这个行为不伤害他人，并且，他愿意把这相同的自由渡让他人。
二、 渊源：自由主义与其对手一样，源自功利主义。其主张的正当性，源自对目的的追求：最大的同共善。
我喜欢举个打兔子的例子：美洲印第安原住民中，社会形态最简单的部落，以在荒漠中打兔子为生——每人手里一根木棍，跟在兔子后面跑来跑去。运气好的时候，一人一天可以打到一只兔子，运气不好的时候，一只也打不着。简单起见，我们假设这个社会有8个人，每人每天可以打到一只兔子。这个，也算是另一个版本的“无知之幕”吧。注意：成员间没有合作，所以社会没有分工。
某一天，老张突然搞出个新发明----一张网，说服大家相信这是个好主意。于是8个人组织起来了：小李和老王一人一头扯着网蹲着，老张和老赵每人拿根棍子在网后面等着。剩下四个人从老远的地方敲着脸盆朝网的方向跑。这么着，打到13只兔子，比以前单兵作战多出5只。这个小社会靠着分工合作，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所以，8个人的关系，是非零和博弈。
对这13只兔子如何分配呢？老张可能会说，小李老婆正怀孕呢，多分一只；老王家孩子多，多拿两只；网是我们家的，我老婆又爱占小便宜，我不多拿两只她跟我jjww个没完……这是个分配方法，称之为奇里斯玛。
老张也可能让8个人蹲在一起投票。这就是民主社会了；投票结果发现老赵是个“7人嫌”，每次他都得零票。第三天，饿得直打晃的老赵拎着个棍子离开了队伍……这么整下去不是个事儿啊！看着老赵渐行渐远的背影，每个人都惴惴然：“7人嫌”走了，下回轮到“6人嫌”了，会不会是我呢？于是大家商量着，一是把老赵请回来，二是，每人一只兔子是基本权利，投票只分多出来的那5只兔子。这么着，就是宪政民主社会了。
但是，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大人物社会：老张说网是我们家的，多打的5只兔子全归我。大家想想，拿着盆敲敲，确实比拿着棍子追兔子省劲儿，而且用网可以保证每天都有一只兔子，所以就同意了。大家同意后，老张又说：多出来的5只归我天经地义，你们每人分到的一只兔子，里面也有我的功劳，每人每天交两只兔子腿给我，作为兔网使用费。那7个人心里盘算了一下拿着棍子到处跑的卡路里消耗，也同意了。
至此，虽然7个人分到的份额少于1只兔子，但仍然算公平。因为信息是完全对称的。老张心里也很清楚，再要得多点，那7个人会联手做了他，所以他不会过分。7个人接受老张的分配方案的前提是：他们都认为现在得到一只没后腿的兔子，比自己拿着棍子追一只四条腿的兔子划算。即：每个社会成员，有充分的选择权。这个选择权，是以他随时可以拎着一根棍子退出队伍来保障的。
但是，社会只要一开始分工合作，就必然会越来越复杂。考夫曼所说的“秩序本身产生秩序”，就是这个意思。比如，8个人发现敲盆的其实两个人就够用，拿棍子站在网后面打兔子这份工作，一个人也能胜任。这么着，就多出3个人。于是派烤兔肉最拿手的老赵呆在营地里当专职厨师；小王老婆手最巧，专门负责给大家缝兔皮裤衩；老张女儿能歌善舞，劳动的时候能说山东快书给大家鼓劲儿，吃饭的时候凑着篝火能哼哼个十八摸营造点小情调小气氛。仗着网又是她们家的，就当上了全脱产的宣传部长。再后来，发现撑网的那两人也多余，插个木棍就解决问题，于是这个8人社会又有了建筑师和医生。
社会分工的细化，导致了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首先是每个人都丧失了拿根棍子自己追兔子的独立生存能力，人变成了社会人，离开整体就无法存活。其次，关于分配的信息，变得复杂而无法计算。有了这两条，大人物老张的权力可就没谱了。当社会规模扩大到全体成员无法蹲成一个圈圈开会的程度，对老张的权力就没有了任何约束办法。还是13只兔子，但是老张家以外的成员，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条兔子尾巴。人类就是这样，人手一条兔子尾巴，告别了蒙昧，进文明时期。
从一人一只兔子，到一人一条兔子尾巴。分配的不公一是源于信息的不公开，或信息量超出个人的处理能力；二是社会化分工导致的异化，使得个体丧失了离开的能力。回到“最大的同共善”这个实现路径的讨论来看，分工导致财富总量的增加，这是个好事情，不能被颠覆。需要重建的是两个东西：信息的传达与处理，以及个人拿着棍子离开的能力。
对信息的控制，是专制政权得以维持的根本。所有专制政权都将言论控制视为首要任务，道理就在于此。但是话说回来，就算是没有信息控制，现代社会的组织也过于复杂，没有人能掌握所有信息，而且即便掌握了，也没有能力从中制定出一个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应对办法，就是让渡代表权。梯耶尔说，“代表权让渡得越彻底，你就越自由”。这句话是理解代议制政府的根本所在。康德说：“投票是公民身份确认的唯一途径”。所谓的公民身份，是由三种权利组成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组织社会的权利。最后一个权利是前两个权利的基础和前提。选举之所以要建立在政党的基础之上，一是减少选举的环节和选项，使得选举成本可控，二是----更重要的----克服个体的有限理性。结党集社，是个体对抗强权以保证其政治经济权利的组织基础，同时也是克服个体有限理性的唯一途径。
另一个问题是拿着棍子离开的能力：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复杂化，社会异化只能是加重而不是减轻，所以离开的能力必须以全新的办法加以重建。如果说选举解决了个体与强权之间的博弈关系，那么个体间达成一致的谅解和共识，以区分公域和私域，对私域的保护和尊重，就等于重建了个体拿棍子离开的能力。要知道，这个能力保证了你每天分到一只兔子的底线。
分工合作，会增加总的财富，我们可以把兔子直接理解为善。但要实现最多数人的最大的共同善，显然还需要分配正义这么个限定条件。这个正义分配机制，不仅取决于个体与强权之间的博弈模型----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更取决于个体之间横向的关系建构----我不尊重你的私域，你也不尊重我的私域；或者我尊重你的私域，你也尊重我的私域。哪一种更好？
声称对他人说三道四是他的自由和权利的人，就是对对伤害的反抗和伤害本身二者不能做出正确区分的蠢货。而对于蠢货，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离我远点，好吗？我这不是矫情。真的是烦你们烦得要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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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WAY 
发表于 2010-7-9 18: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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