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我为什么常常说“我不会得诺贝尔奖”

10月9日，201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以表彰他在行为经济学上的贡献。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一直是国内呼声颇高的诺奖有力竞争者。其实，林毅夫教授本人在2016年9月25日的第72期北大博雅讲坛上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过回应，面对主持人阿忆的提问，林毅夫表示，“我常常说我不会得诺贝尔奖，因为我知道诺贝尔奖现在的选举规则。”

林毅夫回答全文：

我常常说我不会得诺贝尔奖，因为我知道诺贝尔奖现在的选举规则。基本上是由瑞典的诺贝尔奖委员会，每年发出1500封推荐信，邀请1500个人推荐。推荐里面包含几种人，第一，北欧四国现有经济相关院校的正教授。第二，已经得了诺贝尔奖的人。第三，现在在国际上各个领域的领头学者。

我了解到这1500人当中，有一半的人会推荐自己，基本就是750票了，另外750票当中会非常分散，相对集中的大概也就十几票，不到二十票，然后从连续几轮都得到十几票、二十票的人当中挑选五个人，再仔细看他们的贡献是什么，最后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来做一个推荐。那么这相对集中的二十几个人，都是谁推荐的？大部分是那些人的学生。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家当然也有不少人有机会被推荐，但只有一两票，是不能进入的，如果你真想拿诺贝尔奖的话，还必须教出四五十位可以进入那1500人名单当中的学生，也就是说，你必须教出四五十位在国际上领先的学者。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按照西方主流理论写文章容易发表，但是你也很难进入到前面四十位，因为你是按照人家的理论来写，你可能发表很多，但是你不会变成领头的。如果你不按照他的理论，而是按照我的理论来写，是跟他们现有理论抵触的。现在主流杂志的评审人，都是按现有主流理论来看，他老是给你挑刺，所以你就不能发表。

所以我的学生如果按照我的方式来写，不太容易发表，即使能够发表，我什么时候能够培养出五十个人？所以我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认为这是我们研究经济学的方向，研究本土问题，用规范方法，写出来的成果，就是对经济学添砖加瓦的知识，就是推动人类对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现象认识的理论，应该就是前沿的理论，就是国际化的成果。

我也曾经在1995年的那篇文章讲，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世纪，我当时的看法是，从亚当 斯密以后，世界上经济学大师的产生是相对集中的。比如从亚当 斯密一直到第二次大战之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有，但是很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为什么会出现时空的相对集中呢？因为经济学的理论，是对社会经济现象观察的一套简单逻辑，来说明这个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而且理论应该是越简单越好，既然理论是越简单越好，你怎么能够说哪个理论是伟大的贡献，哪个理论不是伟大的贡献？你不能从逻辑上来比较，实际上是根据你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现象重要，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贡献就大。那什么叫重要现象呢？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

我们知道从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的中心在英国，因此英国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解释那些现象的经济学家就是经济学大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所以一段时间之后，美国是世界的经济中心，解释美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当中做出贡献的就是世界经济学大师。

我们知道21世纪到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一定会变成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一定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一定是做出最大贡献的理论，提出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就会变成经济学大师。但是到你能够进入诺奖评审委员会的那1500个人，可能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

所以我倒觉得年轻学者，如果能够沿着我前面所讲的本土化思路研究本土问题，而且用初生婴儿的眼光看问题，不用任何现有的，不管是亚当 斯密、马歇尔，还是凯恩斯、哈耶克的理论，而是自己看这种现象，了解这种现象，把它背后的理论总结出来，这样的理论就是对经济学发展真正做出贡献的理论。也许经过一代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越来越高，主流期刊上发表研究中国现象的文章越来越多，到那个时候，很可能就会有人得到诺贝尔奖，但那就是我的学生，或者是我的学生的学生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