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仇和旋风

xinghua198464

仇和再一次备受关注。

　　不仅因为升官，从江苏省副省长位调升云南省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而且因为升官后一系列的言行，不仅震撼了“温吞”的春城，而且震撼了整个云南，乃至全国。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是政治作秀，还是个性使然，还是单纯的“新官上任三把火”，抑或官场政治生态有变化，或是干部提拔机制有突破？不同的人对仇和本人及其言行乃至所谓的“仇和现象”有不同的解读。

　　我们不是姓名学家，更不是算命先生，但回看仇和在官场一路走来的历程，其名字的确让我们浮想联翩——“仇和”，字面上讲，就是憎恨平和。

　　中华传统文化是非常讲“和”的，甚至可以说，就是“和文化”。至于为官之道，更是不“和”不足以为官。但仇和给人留下的记忆，不是“和”，而是“仇”。1996年秋，仇和任刚刚筹建的江苏省宿迁市的副市长，年底并兼任下辖的沭阳县的县委书记。走马上任就初露锋芒，拿下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要知道，这个以卖官闻名的黄书记，当时连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也莫奈其何。

　　接下来的“仇”就更深了，从1997年到1998年，仇和两次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光照”。后来更因在宿迁推行“卖光式”改革，于2003年7月12日至10月2日短短三个月不到的时间，三度被《焦点访谈》“光照”。五次“光照”，仇和都不是正面人物，或是有争议人物，或干脆就是负面形象。

　　但仇和似乎并非不懂为官之道，从2006年初当选江苏省副省长后，到2007年12月底赴任云南，近两年的时间内，他一改过去的高调风格，由“仇”而“和”，不但媒体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而且他尽可能拒绝媒体采访，以至有媒体一度认为，仇和真的“当官”了。

　　这正是仇和真正值得回味的地方：并非不懂得“和”，但更愿意选择“仇”。事实或许胜于雄辩，如记者所报道，仇和在2001年离开沭阳前往宿迁履新市委书记时，留下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新城市，市容“漂亮、整齐、干净”，曾经的质疑与咒骂变成了褒扬和称赞。

　　如此一回看，仇和一系列的大胆言行，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恰恰就是人民。如此一观照，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这里下一个论断：官场上如过江之鲫的和事佬，不是和尚撞钟之辈，就是明哲保身之流。

　　今年正逢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回首峥嵘岁月，我们最需要什么呢？或者说，能够极大地推动社会前进的是什么呢？

　　在制度没有之前，谁来创制呢？

　　这里面有桩事值得一提，“咸安政改”在参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时，评选问卷中有一道关于改革动力的调查，三个选项分别是：上级部门要求改革、地方政府自发改革和因某某人主张改革。咸安区委填选的是最后一项——在当下，改革人物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


仇和简历
       仇和，男，汉族，1957年1月生，江苏滨海人，197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1月参加工作，大学文化，学士学位，助理研究员职称。
       1978.2-1982.1 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学系植物保护专业学习；
       1982.1-1984.11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保研究所科研人员、院团委书记(1984.5副处级，其间：1982.7-1983.8下派常熟市碧溪、浒浦公社锻炼)；
       1984.11-1986.4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工会副主席、党办副主任、院办副主任(1985.1-1985.8江苏省委整党办派驻淮阴市委整党联络员，1985.9-1986.1江苏省委党校首期县处级干部培训班学习)；
       1986.4-1990.9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保研究所副所长、党支部副书记兼院团委书记、院工会副主席(1987.7助理研究员，其间：1988.6-1990.8下派江苏省丰县科技副县长)；
       1990.9-1992.12 江苏省科委计划处副处长、农村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1992.12-1996.7 江苏省科委农村科技处处长、省农业科技发展基金办公室主任、省星火计划办公室主任(其间：1995.4-1995.12参加江苏省首期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
       1996.7-1996.9 江苏省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
       1996.9-1996.12 宿迁市副市长；
       1996.12-2000.12 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沭阳县委书记；
       2000.12-2001.1 宿迁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2001.1-2001.2 宿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01.2-2001.8 宿迁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1.8-2002.1 宿迁市委书记；
       2002.1-2006.1 宿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其间：2005.6-2005.9参加中国第四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
       2006.1-2006.4 江苏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宿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6.4-2007.12 江苏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2007.12 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争议书记

       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可能是中国当代名气最响的市委书记。他在主政宿迁时的一系列超常规的激进改革使他被誉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47岁的仇和9年来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当地改革。他的“个性化”施政方式以及对某些体制局限的大胆挑战，引发巨大争议
       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
       1999年，又是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此事被《南方周末》曝光；
       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这同样引起媒体集中轰炸。
       2003年，宿迁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引起激烈争议。从7月12日至10月2日，短短一个半月时间，被很多官员视为“政治杀伤力极大”的《焦点访谈》，三次聚焦宿迁。江苏一位官员评价，如此高频率关注一个地区，实属罕见，实非寻常。而所有这些引起争议的事件，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仇和。


仇和身世

    　　仇和出生在江苏盐城滨海县的农村，父母都是农民，家里原本有8个孩子，因为穷，死了两个。在他5岁的时候，亲眼看着自己的一个弟弟因为没钱治病死掉了，而自己能上学也是牺牲了三个姐姐的上学机会才换来的。1993年他的家是全村最后一个从草房改为瓦房的。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农村娃，他了解农村的一切，也想改变这一切。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仇和像所有那个年代向往知识的青年一样，一头向知识的海洋扎去。为了实现改变农村面貌的愿望，他报考了江苏农学院，学习植物保护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省农科院工作，3年后就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1986年，仇和被下派到徐州丰县挂职锻炼两年半，静心研究农村问题。


仇和速度

       他可以用半年的时间把原来民居密集的地方变成八横八纵的步行街区；可以在三天以内办妥一个庞大的投资项目；甚至可以在两周之内将一个原本垃圾成堆的县城变得干净整洁。
       到2000年底，沭阳共启动民间资金15亿元，新建小城镇楼房356万平方米，是1996年底总数的38倍。新增城镇人口26.5万，人口城镇化率从7.5％上升到22.1％；也是到2000年底，沭阳城区新辟街道39条，新铺水泥路62万平方米，新建楼房198万平方米，新增公共绿地208万平方米———一座全新的县城出现在沭阳百姓面前。
       仇和的改革为他招来了更多的“骂名”。虽然是“骂名”，但仇和似乎并不在意，因为实际上，这些“骂名”主要来自那些经受不起他激烈改革的地方官员，而不是老百姓。在经济改革方面，仇和给我们的印象是个极端坚定的市场经济和市场主体的实践者。


昆明新政
　　仇和是中国官场的另类标签，其标签效应，也随他升迁一次次放大。2月14日，已是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在讲话中要求，各县市区、各部门“一把手”，要在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作出承诺，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群众监督。两天后，昆明媒体纷纷用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份公开的昆明官员通讯录很快销售一空，仇和新政的气象开始在春城流布。
　　旧式的官民视野之中，仇和之于昆明，必同清官之于百姓，厉令亲民的举动，也颇有如沐春风之幸。官威何其大，见官何其难，仇书记要让官员们站到台前，于是就有了公开的官员通讯录，就有了脱销的报纸。仇和甫一出手，刷新的便是整座城市的官民记忆，但毕竟也只是公布了官员电话而已。深谙现实艰困的媒体和民众，难道真掂不出几个电话号码于今日破局的分量和意义？什么样的价值坐标和政治语境里，这竟会成为一座城市的幸事和一个社会的话题？
仇和调任昆明时间尚短，藉此一举而声名愈盛。他理应得到掌声。并不是所有的政绩和作秀，都是可鄙的官场垃圾，那些体现选民意志的政绩和作秀，显然就可以被允许甚至受鼓励。即使只是偶尔合意的小概率事件，仇和新政的意义也相当积极。它表明，更大的权力，如何可能成就更大的机会，即使官场有千人诺诺的存在，一士谔谔的价值，仍是难能可贵。英雄主义的官员个人，如何找寻历史的机会，获得进取的合力，仇和不过以他一贯的铁腕作风，于暗淡现实中放出生气。这点榜样，勇气和眼光堪称俱佳。
　　仇和新政的偏狭和困境当然也显见。在更远的宪政理想中，仇和的价值可能微渺，但在未能彻底改变权力的一言堂之前，进步的一言堂也应该承认有其价值，在未能根本改变官本位之前，进取的官本位也应有其积极意义。仇和新政，未有脱出长官意志推动的旧有路数，但其不止步于平庸，努力掘出新路的胆识和作为，尤为重要的是，在某些历史方向上的与民同路，都是仇和于当前政治的标签意义。
　　然而，如果追问，谁制造了仇和和他的“铁腕”，制度的流水线又能否复制得出更多仇和式的新政人物？答案却是飘忽茫然。作为官员的仇和，其行为风格的背后，制度的刚性驱动极其少，个性与经历的本能驱动极其多。昆明市民的幸运，正是建立在与一个人的相遇，而不是与一个官员的相遇之上。仇和新政的光亮，是以更灰蒙的官场现实为大幕而放射。这仅得的光亮，还请他坚持。

制度创新
1997年，仇和在沭阳试行干部任前公示制，这一做法引起轰动，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对此作出长篇批示。现在，干部公示制已被写进《干部任免条例》，在全国推广。
在他担任市委书记后，他在宿豫县推行干部公推竞选，此举同样在全国首开先河，胡锦涛再次批示.这是否是真理发现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