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王石：我喜欢人生充满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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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穿越”了，网友戏言，他买到了“诺亚方舟船票”。在官员指责开发商缺乏道德之前，王石已经动身去美国游学，说是3年后回来

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深圳

即便暂时不在江湖，但江湖永远都有他的传说。

把万科打造成中国第一个销售额过千亿的房地产企业后，王石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转身奔赴美国开始为期3年的海外游学的新里程。

生于1951年的王石今年正值耳顺之年，对于一般人来说到了这个年纪，够了，也该退下来歇歇了。老王却和大家开了一个大玩笑，他真的走了，接受了著名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亚洲研究中心的邀请，课题是商业伦理和城市群落研究。

漂洋过海游学取经，还保持董事长的位置，王石的举动愈发让人看不懂，或者敬重--万科凭什么？王石又凭什么？

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留学，王石至少已经交出了一份很优秀的成绩单。万科销售过千亿，摇摇领先第二名一倍，而2009年彼此之间差距不过一两百亿。

如果把时间往前再推一年，谁也没有办法想到万科和王石会这么快走出来。王石在四川地震期间就捐款的发言引来万炮齐轰，骄傲的王石也不得不低头；万科在南京遭遇了“质量门”：在杭州居然还发生了降价门，已经购房的业主示威不允许万科降价。

“我必须要感谢这些经历”，这是王石对今天成绩的总结。他说一要感谢政府：“国家在此之前的调控让我们放缓了脚步，如果我们冲得太快，金融危机之下巨大的冲击会让万科非常难过。”

接下来老王感谢的是那些批评和骂他的人：“特别是在赈灾过程中铺天盖地的骂声，让我们更要体现社会责任和专业精神。对于万科来说，就是要建好房子，也要去震区做样板工程。如果没有汶川地震这件事，我们也会那样做。”

当然，他也承认这些声音让他重新思考，尝试换角度思考。

他还要感谢各种压力：“我们当时降价引起了已经买房的消费者不满，又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种种压力让我们必须做好。万科大规模推精装修的决心更坚强了。”

尽管早就把一线总经理的职位交给了年轻人郁亮，但王石却依然在扮演万科logo的角色。他在万科总部的办公室非常气派，面对着深圳大梅沙的海面，海风吹来，让人意兴盎然，只是现在用不上了。

很难想象王石坐在哈佛大学教室里的心情，尽管他游览了世界各地，并且是“7+2”计划的完成者，但他从来没有在海外留学的经历。当年，他创业的目的之一就包括了想赚钱出国留学。

他在微博上形容自己现在的生活是：“上午英语学校，中午专题讲座，下午图书馆、口语训练课，应酬只能在晚上，返公寓大量作业。时间衔接以分钟计，行走匆匆，哈佛节奏。”

即便忙碌如此，他依然对自己的角色充满信心：“3月3日，作为万科董事会主席，我主持了董事会议，为何说我脱离了万科？到学校进修是事实，但不需要辞职呀，不是吗？万科都有安排高级管理人员出国进修的计划，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此前他去登山、航海都已经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很多人觉得他不务正业，但万科一样发展得很好。从他决定放弃创始人股份的那一刻开始，王石就给这家公司注入了职业经理人掌控方向的基因。

连钱都不要了，还不允许老王爱好点名声和自由么？

2005年之后，王石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公益事业上，他放手给总经理郁亮去操盘，并建立了一套已经证明为成功的制度，万科成了中国房地产业界当中最透明的一家企业。

在同一拨企业家当中，王石是活得最潇洒的。他对接班人发愁的不只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东方文化中对人而不是制度的依赖。

他说自己一直对东方文化存有“畏惧”之心，因为那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违背。

现在，创业26年后，他终于有机会可以长期去体验西方文明，去探寻商业文明的秘密了。

人物周刊：你在大学演讲里提过，每个时代的英雄都不同，军人、政治家、劳动模范、企业家都可以是时代的英雄，让在座的同学很诧异的是你对军人英雄很向往。对于当过兵的你来说，现在的和平年代是否让你感觉不够有力量？

王石：前两天我在飞机上读报，60年代海峡两岸间谍战的故事，读得还是津津有味，怎么打下u2，对当时中国军队的斗智斗勇相当佩服。

我本身就是二战之后的一代，对战争接近感更强，而且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都是军人出身多，这种时代情节当然是有的。

某种意义上说，我到了深圳之后面临的是另一种战争，让我丝毫没有感觉生错年代。

人物周刊：中国企业家最常见的体育活动是高尔夫，而你一直尝试登山、滑翔伞、航海等很酷的运动，对于你来说，有技术含量很重要么？

王石：高尔夫也很有技术含量。我的喜好是到大自然，尽量别受约束，而高尔夫因为技术规则摆在那里，你会觉得非常不自然，那是英国绅士的运动，我的血液里天生就不大适合高尔夫。

我喜欢的运动也有约束性，但是不确定性更强。我有一个朋友镶牙，很整齐的假牙，他告诉我是打高尔夫留下的纪念，这就是不确定性，但对于我来说还不够。

我第一次参加海南岛帆船赛，正好赶上台风尾巴，船失控了，整整三天三夜在海上。要打着燃烧棒求救，直到人家发现才获救，这种不确定性多强！

再有就是我不喜欢借助机械的力量。假如现在国外有个神秘的中国人玩越野吉普、摩托车或者去外太空，人们一猜百分之九十是王石，但这怎么可能是我？

人物周刊：你对外太空就不充满好奇么？

王石：如果让我去当驾驶长，我是可以考虑的，但实际是不可能让我干的。我不愿意当乘客，上去一趟有什么意思？没有参与感，和坐波音777没什么区别，只是窗外景色不同，顶多茶余饭后有个谈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人物周刊：还能坚持戒酒么？

王石：决定下来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想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去做。生活往往是你控制不了的。再就是和身体有关系。年轻的时候喝醉了瘫倒在地上哇哇呕吐，头疼两天也就过去了。到了现在对身体损伤太大，人生还是得有侧重点。

我也不喜欢别人代替我做什么。有人问博客是你写的么，当然是我写的，喝酒只有我替部下喝酒的经历，没有部下替我喝酒的经历。他们在一线打拼都很辛苦，代人喝酒都是在大家不情愿的场合。

这实际是一个选择，你不喜欢是因为完全不能控制，我就这点酒量。

坚持戒酒还能找出的一个理由是宗教，这当然就相当含糊，别人一听以为你信教了，其实不是。

接下来才是意志力。我曾经说过“不喝了”，这话毕竟已经开口了。我记得在中亚的时候一个月不喝，没事，因为没有喝酒的氛围。回来了，自己一个人，看着啤酒或者葡萄酒，喝还是不喝？干脆就看个十分钟，坚持就过去了。

也破过一次例，企业家聚会，上海一个影响力很大的企业家就是硬敬，我不喝别人面子挂不住。

人物周刊：提到宗教，你说在中国要建立有教堂的商业文明，在中国当下有可能么？你对现在的商业环境失望么？

王石：我是企业家，不好越界，我只能去谈房地产，比如万科的行为。我说不行贿，别人都不信。房地产不行贿？不可能的。但万科就是把不可能的做成可能了，而且做得挺好。

我们反思金融危机，原因就是不负责任的透支，消费主义至上。

对于我来讲，现在还好一点，过去几年，不要说媒体，我的团队都对我的言论有过批评，这涉及到职业操守。

我个人当然是积极向上的，尽管从历史主义来看一定是悲观的。文明的兴起衰落是很正常的，中华文明之前也有过辉煌期，但不能说我们就不努力了，恰恰是这种努力带有悲壮性而显得更有张力，可能是无功而返，但我们没有放弃。

从某种程度说，生命的意义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你一定要死，你就不能说你就不该出生。

现在是科学进步加上人文主义，改变了物种进化过程，已经不是达尔文自然淘汰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干预，贫富并没有均衡，而是拉大，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的体型变得越来越滑稽。人类的基因本来就是饥饿型的，吃不饱才有生存。现在是过剩，现在各种病和体型都出来了。你没有发现我现在的年纪和身材显示我是个“异类”？我很骄傲的，这不是遗传的瘦。

这种结果说明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不喝酒，在饮食上注意，还要回到大自然。必须这样，你回到物质世界才会珍惜。

人物周刊：对你的指责，年轻人居多，你对年轻人失望么

王石：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现在的年轻人从文化遗传上说没有什么改变，他们是消费主义一代，你以为他们发生了变化，但本质上是没有的。

如果是40年代到6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对于捐款等事情有这样的姿态和认识，我可以理解。现在，当80后还出现这样的姿态，你会发现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并没有什么改变。指望消费方式改变，去吃吃麦当劳就能改变什么，不可能的。

人物周刊：学术界对于所谓国进民退现象讨论很热烈，你怎么看？

王石：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这不应该是零和游戏的关系。社会是多元的，如果允许不同观点谈论，本身是好事。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往往不论是非，只论立场。先确定你是哪个阵营的。就像毛泽东时代说的那样，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这是一种霸权。

我觉得很有意思，这30年才允许讨论这类问题，以前是根本不允许有不同意见。

人物周刊：现在你一直以宣扬环保、从事公益的面目出现，你觉得对于这一代企业家来说是不是一定要经过“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先后过程？

王石：共性是这样的，个性会有差异。

对于我来说，或许荣辱更重要。我来深圳，毫无疑问要改变命运。我第一次来深圳是1978年，刚好是改革开放前夕，到沙头角就已经是禁区了，两边都很萧条，但是你在火车上看从香港来的人，他们穿的衣服，大包小包、电视机什么的，马上能感觉出两边的物质生活显然是不一样的。

从物质生活考虑很重要，但这个动因对我来说不是很大，最重要的是自己能选择能做的事情。之前能做什么都是社会安排的，要么当兵要么下乡，显然当兵比下乡好。当兵回来后，要么开车当司机，要么工农兵大学生。当时显然当司机更好，但我选择了进大学。到深圳也一样，因为我能做很多事情。尊严，也就是荣辱对我非常重要。

很多人现在都说你王石不行贿，第一是你自己不用行贿，第二是你当年一定行贿。我甚至非常坦然把自己曾经有行贿意图的故事写出来，两条烟拉关系嘛。

我一直说如果我不行贿不搞不正之风经营不下去，那我选择做不下去。我宁肯出国，去做二等公民。以我的能力出国养家糊口，过上起码的中产阶级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从统计学和人类共性上你说的不错，但是现在多元化、个性化的社会更尊重个人选择，你说的归根到底还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一直在向西方世界探寻商业文明。回首民国时期，就已经有范旭东、荣氏兄弟、卢作孚这样的优秀企业家了，你怎么看他们？

王石：我们远远到不了那个时代企业家的水平。不论是文化层面还是整体把握操作能力，远远到不了。

就以荣家为例，我们都知道荣家是做面粉和纺织的，和洋面粉竞争，开展大机器运作，引进留学生。

改革开放后，我们知道了差距，开始引入洋设备，结果发现没有技术人员。我印象非常深，80年代初期报纸经常有设备荒废的新闻。荣家也一样，当时洋务运动引进设备情况和80年代初很相像，但荣家做面粉，很快就把人才和设备结合起来，战胜了外国面粉。

荣家是面粉纺织出身，但对企业长远发展有自己想法，比如他们提出大无锡概念，民国初年荣家就向政府提这个意见。新中国建国四十多年后的规划实施方案，就是按照他们的设想进行的。他们当年买了很多地，现在看就是地王。这让我非常惊讶，我是搞房地产的啊！以我对城市的理解，还号称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可是在博物馆看了之后还是非常震撼，我们还没有比过民国初年水平。

我是2005年之后全力做公益，可是荣家辛亥元年就开始做这些事情了，上海的很多私家花园1949年之后被收归国有，其实有非常多的公园本来就是公用的。

你说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哪里到得了这个水平？

人物周刊：像你们这一代人，柳传志重回一线，朱新礼、刘永行等人还在一线，为什么这一代中国企业家接班的问题这么难？

王石：这不是中国企业家的问题，这是东方文化的问题。东方文化讲究权威，民主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对文化的依赖性决定了只能如此，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文化并不适合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更多的是靠制度本身，东方文化讲究的是人的权威和依赖，甚至要靠道德层面的力量。西方企业制度讲究的是大家都可能好也都可能坏，所以一定要有制度性监督。你看西方人很笨，路上没人碰上红灯车照停，不像我们一看没人，过啊，明明不能掉头的地方还是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