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兰尼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其经典著作《大转型》记录了市场经济的兴起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深远影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之一和必读经典。
卡尔·波兰尼以《大转型》在中国为学界所知，而他这本刚刚由海天出版社出版的文论集《新西方论》既有散见于不同语种报刊上的论文，也包括不少他生前从未发表过的大学授课提纲和去不同场合演讲的手写讲稿，主体内容依然是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自由经济秩序的崩溃和民主制的让位，并构想了一个所谓的新西方蓝图。在《新西方论》中文版出版之际，澎湃新闻采访了该书中文版译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潘一禾。潘一禾指出，波兰尼强调了人类获得拯救不能单纯依靠抓好经济和不断获取更高工资，而只能靠道德和文化观念的重建，他认为知识分子对此责无旁贷。
澎湃新闻：波兰尼是一位怎样的人？
潘一禾：一般人们为他加定语的时候，首先会说“卡尔·波兰尼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其实他的主要特点就是学科跨界、志向高远、视野宽广、洞察力惊人。波兰尼在人类社会设想上的追求主要体现的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人文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精神，在学术写作上则体现的是真正具有深度理性思考的独立性和原创性。就像乔治·雷斯塔在《意大利版导论》所说：今天我们重温这些作品，也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解毒剂，不仅针对那些天真的“科学主义”的态度，而且也要反对任何形式的简化论；容我再引一次波兰尼的话——简化论已经导致“西方在与整个世界遭遇时出现文化西方的贫困。”
澎湃新闻：较之已经很有名的《大转型》，《新西方论》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吗？
潘一禾：波兰尼强调：人类获得拯救不能单纯依靠抓好经济和不断获取更高工资，而只能靠道德和文化观念的重建。
澎湃新闻：那么波兰尼有不同的看法吗？
潘一禾：是的。波兰尼认为现代经济的问题源于西方，源于英国率先进行的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问题的第一次总爆发。两次世界大战让欧洲自由经济秩序崩溃，也让西方自由民主制遭遇一轮又一轮新风险。如果我们找不到真正的解决之道，更严重危机或者说最重大的挑战仍在前面。
波兰尼的思路不是让我们关注“商人当上了总统”的表面现象，而是帮助我们认识事情的根源。即：所谓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是一种人为的误解和迷思，这种过度依赖经济和科技的思维、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都越来越热衷数据化、表格化的思维，在社会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加速恶化，导致人与自然环境的加速恶化。波兰尼科学地预见到了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普遍感到的市场经济模式与社会精神需求的内在不协调，与自然生态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内在不协调，它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仅仅在经济领域里变花样（如“求变”、如“转型升级”）是解决不了真问题的。
波兰尼是极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当他率先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审视欧洲现代经济的“出现”和特征时，他认为市场经济其实早就存在，只不过一直“嵌入”在各种社会形态之中，是文明社会和不同族群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已。而西方现代化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把“市场经济”单列出来，当作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用我们中国政策的话语说，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国政府都是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你的国家就会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你的人民的生活就搞不好，社会就会出现动荡，政府就会失去民心。不过波兰尼让我们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就是即使各国抓好了这个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要支付经济成果“不可持续”、从而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的可怕代价。
虽然除了西方道路之外，人类曾经尝试过其他现代化之路，但最终都倾向于学习和复制“西方经验”，并逐渐共同认可经济的全球化大趋势。正如波兰尼的女儿、同样是经济学家的卡尔·波兰尼-莱维特在本书的《意大利版序言》中所写：在波兰尼的著作《大转变》中提到的转变，是指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秩序在1914年的倒塌之后，各国就不得不以国家名义来采取措施，保障经济民生，无论是通过国家法西斯主义、苏联式国家计划经济，还是通过美国式“新政”，都是相互关联的历史大转变。……由于资本可以不受限制和调控地全球自由流动，用数字表示的金融财富的聚集，就不再有什么意义。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这个趋势愈演愈烈。即使最强大的政府现在都受到金融资本的支配。
这让“西方”的“强大”，既成为一种现代化楷模，又成为现代性问题的根源。波兰尼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认为知识分子为此责无旁贷，必须承认问题严重和设法解决问题。
澎湃新闻：波兰尼对这种经济话语压倒一切的现象有什么独特的解释和解决方法吗？
潘一禾：这个问题无法简单回答。我个人以为起码可以从四个方面看其解释和意义。一是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反思性理解，二是公共意识与私有财产的关系重新认识，三是传统社会与现代变革的关系重塑，四是不同研究方法的相互尊重。
波兰尼认为，前工业化社会长期存在的族群内部互惠、共有财产分配和大家庭自治经济模式，是深深植根并嵌入在特定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中的。不同特色的经济模式，其形成和发展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进程和自然演化过程。波兰尼的创新点，体现在他通过还原经济史原貌，揭示出经济学一个真相，即只有到了近代，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交换模式才成为了占主导地位的交换模式，才让人的劳动和土地，都成为了可以自由交换的商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因此成为了凌驾于社会关系之上、主宰社会发展的“机器”式盲目蛮力。
波兰尼提醒我们，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经济与社会关系、文化传统及资源环境，能够持续保持内在关联、有机协调和相互约束。而脱离和背离社会文化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只会导致“双重运动”。“双重运动”理论是波兰尼分析市场经济演化及特征的重要框架。即：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会以一种盲目的蛮力，逐渐从根本上瓦解人类生存环境的基础，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威胁，因此，直接对抗自我调节市场的社会保护运动就必然兴起。无论是19世纪以来的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立法，还是二战后西欧福利国家的兴起，包括非西方国家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可能还要加上英国最近的“脱欧公投”结果，也是一个新的“社会自保”式反应。所以说波兰尼的观点对于21世纪经济全球化面临的严重挑战，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
澎湃新闻：那波兰尼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潘一禾：波兰尼认为：现代经济也应该要“嵌入”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之中。人不仅需要保护自己的物质财富和个人利益，而且还需要在社会交往中获得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无论是社会生产还是交换过程，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单纯从经济利益角度计算，而必须充分考虑诸多社会因素。经济发展无法运行于社会的空谷之中，社会习俗与文化特性在经济发展、制度形式、行为方式等方面都起着关键性作用，对于经济的制度化进程也必然产生深刻影响。换言之，共享式社会生活是一种恒久的人类理想，而不仅是商业模式换代。解决任何现代市场经济的困局，都需要我们对传统智慧和逐渐积累和恒定的日常生活方式，予以更多的尊重和真正有新意新角度的深思。
澎湃新闻：波兰尼的理想社会是怎样的？
潘一禾：在本书第二部分的两篇关于“和平”的论文中，波兰尼通过人类文明必然会追求“更高形式的生活”，以及这种各自有国境族界的追求必然会导致国家间不必要的战争的逻辑推理，提出未来的人类文明必须是全球、全人类精诚合作的文明，其基础是经济上必须实现的全球性互利互惠。
也就是说，他认为战后的“新西方”必须通过道德与文化的重建，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建，使经济发展重新“嵌入”广泛的国际和国内社会文化发展进程，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关系重新回到“文明史”的根基上去，使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是建设人类真正的“经济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
波兰尼认为理想的新西方不会因为经济的领先成果或两次大战的巨大苦难，而“自动”地降临到人们的生活意愿中来，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危机和转机会不断地吸引人们追逐新的利益和计算新的得失，但若是现代西方人拥有普遍的清醒和自觉的理性、拥有面对真问题的勇气和愿意不懈努力，则仍可能真正致力于建设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与社会和谐的共同体。
波兰尼认为西方的危机不仅是经济体系和政治制度上的缺陷，更根本的是西方文化应对未来人类更高形式生活需求上的思想和道德上的危机。
澎湃新闻：现在出版《新西方论》的意义何在？
潘一禾：主要是如何更好地反思当代世界经济的一些重大问题，尤其是关于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法。从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到最近美国第一次选出“商人”总统，经济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所占有的话语权实在是太大了。
比如特朗普最打动选民的口号就是振兴美国的国内经济，各国舆论纷纷预测他会施行全面的反经济全球化举措，这必将会对自己所属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生严重干扰或阻碍。但若用波兰尼的思考方式来解释，就是追随西方现代社会发展轨迹的世界各国，必将普遍坠入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迷信及依赖，其结果就是：一方面过度重视单纯经济增长的诸多祸水，总会引发一个又一个经济困局，贫富差距的各种方式拉大，总会导致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不可遏制的各种动乱；另一方面，现有的应对思维和方案，无论是政府、学者还是民众，仍会可悲地高度集中于经济的手段和科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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