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

开心

第二，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四大贡献。

中共的产生，意味着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从此登上历史政治舞台，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反帝反封建反对一切剥削与压迫的无产阶级革命新时期。

在民主革命的30年中，经历了党的创立、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五个历史阶段，期间有过两次国共合作，两次分裂，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一次抗日民族战争。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于1949年诞生了新中国。毛泽东作为党的缔造者之一，开始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上，发挥了他智慧和独特才能，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30年作出了无人能与比肩的贡献。这绝不是用“集体智慧”一语能贬低其作用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建成一个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和一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是在中国条件下从事新民主主义的胜利保障。

党，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在中国历史的文字上是个贬义词，繁体字是“尚”字下面一个“黑”字，是与结党营私联系在一起的。其本质含有造反的意思。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的民间团体组织只有天地会、哥老会、青红帮之类，明清时的东林党很快被镇压。孙中山开始组织革命党叫兴中会，后改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改为中华革命党，五四那年改为中国国民党。现代的政党概念几乎是19世纪末同马克思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的片言只语同时传入中国的。

共产党就其阶级性质而言，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革命组织。中国的工人阶级虽已产生，但数量很少、队伍不强，创建人也多系知识分子，加上大革命失败，工人运动走向低潮以后，能不能建设起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一直是共产国际和党内教条主义者持怀疑态度的。有的起义武装，人在农村心在城市，对革命前途也开始动摇。正是在此急需加强党的领导和强化党的建设之时，又是毛泽东以其超然的眼光认识到解决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深谙中国历史与国情，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的实质也是农民革命，关键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灌输给农民，把中国人口的主体动员组织起来。尽管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在现代生产方式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思想理论与最高科学，但它的本质是反对剥削与压迫，是为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科学。因此，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者的革命所求，当然也能用来武装农民的思想。推而广之，也是在中国这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很快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基础（还有像西藏这样农奴社会在党的领导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先例）。毛泽东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不仅强调组织上建党，更要求思想上入党。思想入党是组织坚强、行动一致的保障。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特色是从当时形势任务出发，将思想建党与政治建军结合起来。首先在起义部队中建立起坚强的党领导。当他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在“三湾改编”中就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与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两大措施，确立起“党指挥枪”的原则下，开创了军事历史上“军事民主主义”制度，拉开了在党的领导下启动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序幕。

然而，在建党与建军相结合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

众所周知，我军的创始人多系旧军队或黄埔军校出身，他们关注军事本身建设，却忽略政治建军，所以在建军初期就有“军事好，一切都好”的说法。军队就其组织编制、装备技术等特点来讲，是分不清姓“封”姓“资”还是姓“无”的，都是一个躯壳，如果没有将为党奋斗的政治思想灌入部队是完不成执行共产党政治任务的。因此，必须从政治思想上与一切旧军队区别开来，从单纯执行军事任务转变为执行政治任务的人民军队。然而，事关军队本质性的事情，只有超越军事，具有革命全局和远见卓识的人才会去思考。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后，并不理解毛泽东的政治建军思想，于是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发生了一场建军史上著名的要不要“政治建军”之争论，并动用了表决机器，使毛泽东落选而失去了对红四军的领导权。好在当时并非出于利益权力之争，当陈毅向中央当时任军事部长的周恩来汇报后，却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陈毅从上海返回闽西后，请回毛泽东，并通过红四军党的“九大”会议（即古田会议）解决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基本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反映了陈毅的能屈能伸、大气、豪爽的气魄。周恩来也正是从这起事开始认识毛泽东的政治远见，朱德也更加佩服毛泽东的宏才大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最高领导人，为了党的事业，凭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团结协力，奋斗终生。他们虽非同年生，却在同年死，湘潭人民曾筹建“三神庙”以示对开国元勋们的崇敬与缅怀，绝非偶然。（其实，现代的政党观念就是先人的图腾——神——宗教延续下来的现代“宗教”。早期先进人物缔造共产党就是把劳动人民组织起来，为共同的理想目标去奋斗的而顶礼膜拜的现代“神”。有人提出创立“毛泽东教”我并不觉意外。事实上，毛泽东思想超越了当今世界三大宗教创始人的思想，更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有人要抬出孔夫子来压毛泽东是不可能的。正如英国著名歌手约翰·列农说：“很多国家人民在某种意义上是把毛泽东作为他们的精神图腾”相待的。）

总之，有了一个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并由这样的党领导的一支人民军队，就自然得到人民的拥戴，中国革命就如虎添翼、岂有不胜之理。

（二）大革命失败后，先后两次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革命。

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怎么办？当时只有两个方向可供选择，一是按照传统经验，坚持以城市为中心，依靠工人武装暴动夺取革命胜利；一是把工作重点转入农村，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主张后一条道路，并在“八七会议”上就统一战线、农村问题、军事和组织问题作出了多次发言，提出了带有一些根本性的意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这次会上一句名言。会后瞿秋白要毛留在中央工作，他说要和“绿林”做朋友，去领导秋收起义了。1928年6、7月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毛泽东正在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六大也没有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认为既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以乡村为中心是行不通的。结果，连续犯了两次“左”倾错误，在进攻中心城市连遭失败之后，不得不回到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来。到1930年底，全国开辟了十多块农村根据地，工农红军发展到30万人，实现了第一次危机的历史性转折。

另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经过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进入中央决策层后，保障了红军长征的胜利到抗日战争的兴起。1931年开始，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着临时中央。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无奈地分批转移到毛泽东领导开辟的中央苏区根据地。中央大员们不但不感激毛泽东为他们用心血经营起这块安全栖息地，反而指责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实施“右倾”的“富农路线”，并在赣南会议上排挤了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领导。1932年10月，又借口毛泽东不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去“夺取中心城市”为由，又在宁都会议上撤销了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的职务，从而剥夺了红军指挥权。至此，毛泽东已是第四次被排挤出领导岗位。他在组织纪律上可谓党内一个光辉的榜样：一是组织上服从，不搞两面派；二是政治上坚持原则，保留自己意见，不搞妥协；三是以革命利益为重，从全局出发，积极向组织提出建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正是左倾中央拒绝他两次建议后被迫作出战略转移。要不是在遵义会议上恢复他的领导地位，就不会有长征的胜利；没有长征的胜利，就不会有第二次国共合作，迎来抗日民族战争的兴起。

现在有人为了贬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地位，杜撰了一个遵义会议后的“洛——毛体制”。须知，遵义会议改组了政治局外，中央领导都没有明确职务，而是会后长征路上推举洛甫（张闻天）为“总负责人”，随后组成的军事小组“三人团”也是周恩来为召集人。毛泽东一直没有职务，所以，过去的党史上提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作用时，一般表述为“实际领导”地位，旨在表明遵义会议后的中央方针决策主要出自毛泽东之手。两人结合的体制，通常指决策与执行的关系，而当时洛与毛之间不存在这种关系。所以，这种说法是不严肃的。

总之，民主革命时期的两次危机，都是在眼见中国革命面临失败的情况下，是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果断机智的决策下，奇迹般的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也挽救了中国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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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系中国实际，总结经验，创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构划了共和国方案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的兴起，毛泽东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为他提供了总结历史经验，从事理论创作的时机。抗日战争期间是毛泽东在理论上一个极其光辉灿烂的时期。收集在毛选四卷本上的158篇文章，有73篇是抗战时期的创作，而且不少著作是连夜写成的。以“风华正茂”“才华横溢”来歌颂毛泽东当时在理论造诣上的成就，是最为恰当的。

要说总结经验，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到来，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敌强我弱条件下怎样立住脚跟，并在此基础上如何由弱变强，弱国弱军怎样战胜强国强军？二是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中怎样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三是怎样进行有效的党内斗争，使党保持团结统一，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创新，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是集中反映在以《“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为内容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如抗战开始，针对国内出现“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主张提出持久战和全面抗战路线，提出了我军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不放松有利条件下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仍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陷敌于天罗地网等等，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使敌欲进不能、欲罢难休，只好等待末日到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指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提出对顽固势力斗争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个方面的政策”，“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等等。这样，既坚持了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又使统一战线不断的巩固和扩大。凭心而论，蒋介石答应国共合作抗日是被迫的勉强的。但一旦进入统一战线，他就无法退出搞分裂。他要反共，又不敢彻底反，要走汪精卫道路又不心甘。眼看八路军新四军日益壮大，心里很不舒服，但又挡不住共军在抗战中发展壮大，三次反共都被毛泽东的巧妙斗争办法，既沉重地打击了他，又牢牢地把他拽住在统一战线里，让他陪伴共产党打败日寇的同时，也准备了自身灭亡的条件。这种光明正大、不可抗拒的斗争策略，在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在党内斗争、党的建设问题上，先有同张国焘分裂路线的斗争，他的背后有并不了解上层内情的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随后有同王明先“左”后右的路线斗争，他的背后不仅有一时被迷惑的同志，而且还有一个庞大的共产国际。毛泽东面对党内外复杂情况，都妥善的进行了处理。为了搞好党的建设，还开创了延安整风的方式，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通过这次整风，使党在组织上思想上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统一和团结，意味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党的成熟。

另一方面是以《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为代表的三篇著作，基本上设计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方案和民主革命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图。众所周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随着日军侵华方针的转变，蒋介石就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政策，鼓吹“天无二日”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滥调，还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说什么“一次革命论”、“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等等。为了明确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与区别，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这篇著作代表了党对中国革命的全部见解，不仅回答了各种思想认识，而且发展了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理论。《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这是抗战胜利前夕的历史转变关头，为了不辜负全国人民在战后继续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愿望，中共郑重地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政策和策略的重要著作，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论人民民主专政》是在筹建新中国工作中，针对当时国际和国内的敌对势力攻击中共“独裁”“极权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幻想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国家，主张实行“仁政”，幻想英美的“援助”，惧怕“刺激”美帝国主义等等，围绕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所作的回答，是一篇总结整个中国民主革命基本经验的纲领性文献，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理论武器，不仅反击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攻击，而且基辛格也承认：毛泽东时代在人权问题上处于主动攻势地位。

总而言之，从“三大法宝”的提出到三篇代表性的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构想，反映出毛泽东的脑子里不仅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民民主国家的理想蓝图，而且还有通向人民民主国家的一整套措施办法，并在理论上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

在国共合作抗日问题上，由于长期处于敌对关系，互相责骂，国民党说中共“游而不击”“坐大”；共产党骂国民党“只反共，不抗日”，贬低对方，不足为奇。其实，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客观上起着积极配合作用。当今，为了和平统一祖国，共兴中华，在出版、影视方面作些客观报道是必要的，但也有一种美化蒋介石的倾向，是值得关注的。事实上，毛泽东的著作中对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和官兵们的英勇牺牲都有客观评价，而对国民党当局在中后期的消极抗战、依赖英美取胜和反共评述是客观存在的。几百万军队在日本鬼子进攻中一年时间即丢失半壁河山，并有大批投降日本当了伪军总是事实，而中共只有几十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却担负着抵御侵华日军的64%兵力，岂能不战而坐大吗？奉劝不懂历史的人们，不要被影视上的几个镜头所迷惑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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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次艰难抉择，迎来新中国诞生

第一次是抗战胜利之初，要不要下决心和蒋介石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问题。1945年5月，当“二战”欧洲战场胜利结束时估计，中国抗日战争尚须一年以上时间。但胜利来得太突然了。8月6日，美国对日本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军闪电般地进入我东北，形势突变。

毛泽东是8月9日清晨，从叶子龙送来电报获知苏军出兵东北的。当即把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叫来研究对策。此后几天，毛泽东的思想高度集中，经常忘记吃饭，累了就在椅子上躺着合一下眼，警卫员催他吃饭还说干扰他、不懂事。当天，起草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全国军民加强团结，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10月，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11日，他就同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研究东北问题。东北这块黑土地对中共太重要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让聂荣臻在晋察冀建立根据地，叫做围棋上的“做眼”，在探视东北。东北没有蒋介石的部队，原抗日联军的周保中、李兆麟虽然带着一个旅随苏军返回东北，但这是不够的。当时就作出两个战略决策：一是决定派原在东北军当过师长的万毅组织一个支队到东北“做眼”；二是令晋绥、晋察冀、山东军区抽调部队，由原东北军的吕正操、张学思、李运昌等带领待机进入。后来得知，东北是国民党政府同苏联协定要把行政权交给国民党军队去接收的。但在毛泽东看来东北问题是决不能退让的，然而，为了照顾到苏联老大哥的面子，就采取“敌占点线，我占面”的办法，把大城市和主要交通让给国民党，我仍以农村包围城市办法对付国民党，从而变成国共内争问题，苏联就难以干涉。这样，第二个决策虽在当时没有行动，但在重庆谈判开始后，在刘少奇主持下逐步得到实施。

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在这一天与20日、23日，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老蒋借着美国支持和中苏条约对中共玩起“和平”谈判了。其诡计十分清楚：如果毛泽东不去，就可宣布共产党拒绝和平，把内战责任加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去了，就可以利用时间，把大西南、大西北军队运到东北、华北、华东，准备内战，消灭中共。去与不去都于蒋有利。这样，如何落实争取东北的战略行动，怎样对付重庆谈判？都成了难下的抉择。这个难下的抉择，不仅是对蒋介石国民党，更有背后美苏两大国的问题，即“三国四方”的一对三问题。

当时，各大战略区的领导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林彪等均因参加“七大”滞留延安，大家为战火着急，又为谈判忧虑，真是情急万分。8月24日，中央决定：秘密让黄华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鲍瑞德上校联系，让派一架运输机，将刘、邓、陈等20位领导（不准带参谋、警卫人员），于次日秘密送回前方。25日晨，机要秘书李六如报告了飞机安全到达，毛泽东心中一块石才算落地。

关于重庆谈判前途有三种：一是如法共那样“交枪”“交出根据地”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这是蒋介石期望的，也是美苏的本意，但是毛泽东绝不干的；二是把毛泽东扣起来，但这次谈判是在美苏两国干预下进行的，一般不敢，即使可能，毛泽东认为必须去，以伸大义；三是通过斗争作必要让步而达成和平协议，这是最好的希望，而且也达到了这一目的。毛泽东去重庆前曾对大家说：“蒋介石那么热情，一而再、再而三邀请我去做客，我若不去，就会失掉人心，正中蒋介石的诡计。此去重庆，谈成对人民有利，对中国和平建设有利，万一谈不成，蒋介石把我扣起来做人质，他坚持内战的嘴脸便暴露无遗。最坏的情况无非像历史上明英宗土木堡之变”。还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就越好。”26日的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又说：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在我，必要作一定让步，在不妨害双方根本利益条件下，才能作出妥协……不要依靠谈判，不希望蒋发善心，坚决依靠人民，就是我们出路。”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43天中，除了重大原则问题由毛泽东和蒋介石有过五次面谈外，都是由周恩来、王若飞在具体谈判，而毛泽东将主要时间用在接待各方人士和上门探访各界代表人物，接触了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国民党党政军高层官员，以及相关国际友好人士及新闻记者等。这对毛泽东乃至中共历史上来讲，是从来没有这次对外界的广泛接触，实在是一次最有成效的统战工作。甚至签订《双十协定》，离开重庆后还因为赠柳亚子一首《沁园春·雪》词而再起“毛泽东热”的政治风波。第一次艰难的决定，终于获得圆满的成功。但毛泽东一直作两手准备，一手随时准备蒋介石破坏协定准备战斗，一手还设想了通过议会斗争争取在15年中获得政权的计划。

然而，好景不长，再一次艰难决策又降临在毛泽东面前。第二次艰难的决策是蒋介石终于撕下“假和平，真备战”的面具，于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并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的情况下要不要应战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在美国支援下通过空运、海运将大西南、大西北的部队输送到东北、华北和华东前方。中共的军队虽然已发展到120万人，但与国民党的430万军队是难以相比的，何况国民党背后有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支持，而中共背后的老大哥对美蒋实力的优势而不想共产党强硬应对。加上广大人民群众不想国共内战，有些人还怕美帝国主义、怕原子弹，对中国革命前途表示忧虑。

这时，中共领导者必须回答三个问题，一，要不要和敢不敢以坚决的自卫战争来粉碎国民党进攻？二，怎样看美蒋实力上的优势和能不能打败它们？三，应战或不应战的后果如何？最后会是怎样的结局？

据胡乔木回忆，正当毛泽东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6月底，党内有两位高级领导同志就国民党用20多万部队包围中原军区新四军第五师的情况，给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提出他们的看法、疑虑和建议，望中央作出决择。为了从中学学毛主席的思维方式，不妨多费点时间摘其内容供参考：

报告在国际形势部分认为，世界人民革命势力的中心苏联因在“二战”中严重受伤，需要休息与巩固已得的胜利。世界帝国主义势力也在战争中削弱了，但美国却相对地打强了，成为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帝国主义各国都依赖美国来恢复元气。美苏矛盾更加尖锐了。关于国内形势认为，经过抗战，人民势力虽然发展壮大了，但根据地没有联成一片，尚缺一个更有实力更坚强的中心，也不可能得到国际革命实力的援助。中国的整个反革命势力在抗战中削弱了，但反革命的中心蒋介石cc派反而在抗战中加强了，并得到美国的援助。

基于上述分析，报告提出三种对策：一，让步以达和平；二，拖延以待时机；三，坚决打下去以分胜负。他们认为目前和战已到最后关头，拖下去的可能性已很少，只有一、三两条路可走。如采取让步以达和平的方针，若能求得全师而退，保存干部、保持部分军队与部分解放区，求得部分民主改革，还是让步以求和为宜。但又估计蒋介石不会因我党让步就放下屠刀。这样则不如采取坚决打下去。但这个方针也有危险，胜利把握不大，如打得好则可能打打停停，求得长期坚持以待国内外形势的根本变化。

毛泽东阅读报告后，立即作了批示，指出了报告的许多观点是合乎实际的，是好的；但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困难条件估计不足，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毛主席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革命力量所处的地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要好得多，而不是要差一些。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与无理要求又能予以坚持斗争，其结果比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

后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将应战的结果与前途作了大、中、小、无的四种可能性。大，就是通过战争，我们的力量越打越强、越大；中，就是打个平局；小，就是打了一些败仗，力量弱了、势力小了；无，指的是被彻底消灭。他认为四种前途中，无的前途不存在，尽管现在仍处于敌强我弱地位，但同土地革命战争比，我们力量强大的多，国民党消灭不了我们；小的前途，只要主观不犯或少犯错误，也可以避免；留下的是大、中的前途；只要方针政策正确，就可能争取到大的前途。我们是被迫进行的正义战争，就是小的前途也必须应战。

应战的结果是，敌全面进攻，我防御阶段的四个月是：我失土地，敌失兵，解放军丢失105座城市，但歼敌33个旅近30万人；又经过四个月，我放弃城市87座，同时也收复和解放87座城市，但歼敌41万多。前后八个月，作战160次、消灭敌人71万人，粉碎了蒋介石全面进攻。接着，蒋介石集中兵力向陕北和山东两地重点进攻。我军实施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歼敌，在陕北我军退出延安，用“蘑菇”战术与敌周旋；在山东，分成内外线打击敌人，打破了敌人重点进攻。1948年开始，毛泽东审时度势，觉得该转入大兵团作战的时候了，随令粟裕先打豫东战役；一仗歼敌7万余人，接着是济南战役，又是10万余人，从而拉开了三大战役的序幕。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的整个败局已定，从而为提前成立新中国创造了条件。

两次艰难的决策看到，毛泽东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站得高，看得远。他早在抗战后期就想到战后可能出现的局面和应对办法，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斗争与妥协，决策与民心，现实与未来等等进行综合思考，依靠正确的决策与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去实现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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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五大成就

建国后的前一个30年，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探索中曲折发展的30年。也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为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又有严重错误的30年。我参加毛泽东诞生110周年在安庆召开的纪念会时说过一句话：要说贡献，哪位领袖都比不上毛泽东的贡献大；要说“错误”，哪位领袖人物也犯不起毛泽东那样的“错误”。会议主持人后来在总结会议上把这句话用上了，只是各人解读不同。30多年来，是以否定毛泽东为时尚的，这里，则要讲讲毛泽东时代五个方面的成就：

（一）经济建设——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

“毛泽东不懂经济”，文化大革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等说法讲了几十年，似乎成了定论，人云亦云，大家都跟着说。其实，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不在于他懂得什么，而在于他这个时期做了什么。要说毛泽东不懂经济，实非如此，也许他不懂微观经济，但的宏观经济比谁都强。最近看到一篇介绍乔宗寿著的《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史》的文章，就称“毛泽东是前无古人的经济思想家”。这是作者研究了毛泽东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延安和建国前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再从新民主主义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两次经济变革后，得出的结论。外国人称“毛泽东是中国工业化之父”或“中国工业化奠基人”等等更多。

在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下怎样搞工业化，是有过复杂斗争与艰难选择的。有党史专家将它归纳为三个重要的选择上，我借题发挥几句：

1、制度的选择。中国选择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是共产党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信仰理想和追求的必然结果。是毛泽东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首要逻辑前提。因此，中国工业化实现之前景必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化道路不仅要使社会财富得到大量的快速增加，还要使广大劳动者成为社会财富的享用者，“既要工业，又要人民”。“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将制度选择与富民原则、强国原则结合起来。因此，在当时条件下向苏联学习是唯一的选择。但毛泽东从来不盲目地照搬，一直在思考外国的东西为中国所用。到了1956年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国就开始走自己的路了。只是探索自己的路并非一帆风顺。接着大跃进就碰了钉子。“大跃进”的基本思想是发动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供给制分配方式，这是具有经济浪漫主义色彩，忽视经济基本规律的。但“大跃进”并非全无成效。中国乡镇（社队）企业就是在“大跃进”中产生的经济创举之一。同时在大跃进中实施了高积累的方针，在局部牺牲农民利益和压低社会消费水平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国营工业的积累比例。正因为如此，大跃进后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国经济还是在60年代中期，迅速跨上了工业化飞跃进展的又一个新台阶。因此，在制度选择上尽管付出了代价，但基本上是成功的。到70年代中期，在毛泽东生前已建成一个独立自主，相对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一个赤贫的农业国，从什么也不会造到包括“两弹一星”也能造的世界第六位的工业国家。这样的成就在世界上还找不出第二个来。

在制度选择上有个问题说一下，即多年来主张“私有化”的人，抓住三年灾害时期饿死人的问题不放，夸大宣染，从一千万到几千万，各说其是，都归因为人民公社化造成的。我们不是人口问题专家，接受或反对哪一种说法，都说不清楚。但非正常人口死亡却是事实。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里饿死人，实属不该。所以，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大做文章就不足为怪。不过，对我们来说，想弄清这个问题，不如了解点人口常识，端正认识问题的立场态度。我国从秦朝统一记载最早的人口是七千万，如果按照马尔萨斯人口论发展到1949年，应该是几十亿的人口，但经过二千多年到1949年时号称“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为什么这么慢？一是战乱中战死，二是饥荒中饿死。主要还是饿死。远的不说，按照美国驻南京政府最后一任大使司徒雷登的记载说：国民党时期每年饿死的人都在300-700万之间。这就是说，把整个中华民国39年的时间里饿死的人在二亿左右。这就值得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执政时期饿死人抓住不放的同时，却在美化蒋介石统治时期？事实是，人口增长恰恰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当初四亿五千万到70年代的八亿，现在的十三亿。新中国成立时的人均寿命是34岁（世界人均47岁）到毛主席去世时的人均寿命是67岁（世界人均58岁）。说明中国人口发展同世界比是进步的。这就是对借“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来否定党和毛主席、否定社会主义的最好回答。这里再提供一个数据，北京《京华时报》2011年5月12日a4版一篇报道称：“本报讯（记者李秋萌），今天是我国第三个防灾减灾日。昨天，中国红十字总会训练中心主任辛宝山表示，排除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和人力不可抗拒的重大事故外，我国每年死于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逾800万，其中八成是可以避免的。”这个数字对我们同旧社会与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是一个很好对比，对那些借死人问题攻击毛泽东、诬蔑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制度是绝好的讽刺。还要指出，大跃进是毛泽东提出的，但浮夸风并非毛主席鼓吹的，这有报纸记载。毛主席在大跃进初巡视山东等地后，立即转入对付中东形势和部署金门炮战去了。随后，再巡视大跃进时，首先发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瞎指挥、共产风等歪风，即在郑州、武昌、上海召开会议制止“五风”，还亲自给全国生产队长写信，抵制歪风。如今把大跃进中的错误都归到毛泽东身上，完全颠倒了是非。

2、途径的选择。即用什么办法搞原始积累筹集资金搞工业化问题。我们是工业创始阶段，资本不可能从工业内部（第二产业）产生，当时更谈不上第三产业。早期资本主义是通过“圈地运动”和殖民扩张来取得。苏联是高积累获得。中国呢？这对毛泽东在路径选择上是很困难的。50年代初有过“先合作化、后机械化”还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之争。当时，一方面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以重、轻、农来安排三者关系，一方面中国是落后农业国，历来就没有解决过吃饭问题。“无粮不稳”是要造反的。究竟谁该优先，这是面临两难的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认识过程。其间有过片面注重重工业时期，又很快意识到农业、轻工业的重要性，开始整体考察重、农、轻的关系，主张工农业发展同时并举，提出农、轻、重为序的安排，最后确立“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路线和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其实，农轻重也好，重轻农也好，在中国条件下都离不开对农民的索取。但这是一个重要指导思想的转变。实际上在工业机器建成之前，所有的都是投入，不会给老百姓带来实际生活的改善，甚至会工业化越搞越穷，只有当工业机器达到一定的规模，才会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带来产品。这也是毛泽东时代注定要过艰苦生活的原因。据资料介绍，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是几代农民的付出，真正给老百姓带来好处是“二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因为“吃不了苦中苦”而长期停留在农业社会里。毛泽东和一切目光短浅者不同，在重要的战略决策上总是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着眼，从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筹划。西化派精英把毛泽东时代的艰苦生活和出现的问题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没有道理的。过去在经济建设中发生的问题，不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时期，问题是暂时的、可改的，业绩是永久的，许多地方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工业基础，水利设施等是大跃进时期建立起来的。

3、外部关系的选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立足点，但绝不排除对外援的争取。建国之初，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对我国进行军事包围，还有经济制裁、海上封锁，想困死我们，把新生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对外部关系没有选择余地，只有向老哥苏联求援，而当时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太信任的时候，毛泽东在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访苏，一住二个来月，苏方拖延，毛泽东说怪话乃至电话上吵架，尝到了酸甜苦辣，才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争取到三亿元援助，使中国开始起步。从此，在毛泽东时代先后掀起三次工业建设高潮：一次是50年代以苏联支援的156项工程为基础的建设高潮，一次是60年代中期以“三线”建设为内容的建设高潮。（这是在“借鸡孵蛋”的方式基础上实现自力更生的建设。三线建设既有工业布局的调整，也有战备的考虑。随着经济的发展，使大三线的工业基础大为加强，包括少数民族的偏远地区，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战争没有发生，但对保卫国家安全，都有长远意义）；再一次是70年代打开中美关系后以引进西方技术为主制订的“四三方案”。即以43亿美元从美、日、德、法、意、荷、瑞士等国进口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等几十个项目，主要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用的，这批设备投入生产后，对改善民生起了重大作用。华国锋主持召开党的十一大所诉求的经济指标（后被讥讽为“洋跃进”）其实主要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生前审批的“四三方案”的进一步落实。所以，要说改革，毛泽东是最大的改革家；要说开放，实应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算起。毛提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固然是长远的政策，但当时主要是针对敌对势力封锁背景下的措施。现在青年中把毛泽东时代视为闭关锁国、禁锢保守，实属荒唐。众所周知，中共与美国打交道始于1944年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此后，毛泽东就向美方表示过欢迎美国来投资，更有多次向有关人士传递过他想到美国密西西北河去游泳，直到1970年向斯诺讲了这个话，终于在1972年美方主动来敲门访华，打开了大门，为后一个3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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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权建设——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人民民主政权

毛泽东的政权观念是极强的。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他不仅是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上该做什么，而且更深层地在政权性质上、各级执政者应有的政权观念上思考问题。他讲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一件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是武化革命；后一件事是文化革命。武化革命是武装夺取政权，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即指头脑里的思想革命或灵魂革命。

这一认识也许会有人说，难怪毛主席一直重视政治运动而不重视经济建设？这个说法不全面，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一样都希望尽早把中国经济搞上去，但谁也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把经济与政权建设联系起来想得那么多、那么深远。在毛泽东看来，经济问题是哪个朝代的皇帝、总统，哪一个阶级的统治或哪一种制度都是要抓的，“民以食为天”么？经济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毛泽东特别注重抓上层建筑，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权与历史上任何一种剥削制度的私有制政权之不同，就在于不单是要把生产力搞上去，更有一个用什么思想、什么办法去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发展的成果归谁所有的问题。这正是单纯从事经济工作者所容易忽视的问题，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争论的“效力与公平”的问题。效力是经济问题，公平是大众的权力或民主问题，将它放大了就是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还要不要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正如80多年前在古田会议上批判过的“军事好，政治自然就好”一样换成了“经济好，一切都会好”，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现在的一些经济“精英”，像候宝林说讽刺相声，只管用夹板治锣锅病而不问人命死活那样，只要把gdp搞上去，确保自己政绩就行了，其他是不屑一顾的。其结果就不知不觉地在甜甜蜜蜜中使“党变质、国变色”，使广大工农劳动大众再次成为剥削的对象。

毛泽东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比人想得多，也想得早。早在1945年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谈及“周期率”的“窑洞对”，双方都是围绕“政权”问题点破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黄在其回忆录《延安归来》中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息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存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我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治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这一回答，绝非信口开河，随机应对，而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就有深思的一种使命感。因此，他在全国胜利前夕，就提醒全党同志“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向全党提出做到两个“务必”的要求。中央从西柏坡搬移北京称为“赶考”。早在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出版后就推荐学习，多次提到共产党不能当李自成。新中国成立之初，之所以把充满忧患意识的《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国歌，毛泽东原委是让人们“居安思危”。不要忘记得来不易的人民政权。特别是苏共20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毛泽东已预见到这已不是对个人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对马列主义背叛的一个信号，加上特权阶层的形成，看到了和平演变的危险，从而提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口号，加深了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忧患意识。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既是为实现“窑洞对”中“民主治国”“民主治腐”的诺言，也是在国内采取反修防修的战略措施，尝试“大民主”方式，造成“人人起来负责”的气氛“来监督政府”。“文化大革命”在他身后失败了，但失败的不等于就是错误的。他老人家去世后15年，苏联解体了，国内党政机关腐败的出现，都表明他晚年围绕“反修防修”的战略思考，实在是建设无产阶级政权中值得总结的遗产。

（三）外交建设——奠定了走向强国的基础

毛泽东从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出发，一生强调斗争哲学，对一切旧东西，主张通过斗争获得新的进步。在他看来，这是革命者必须具有的一种精神，是革命者首先在政治上应是强者的表现。他的这种斗争精神，也就是造反精神。他在家里造父亲的反，在学校里造校长的反，在省里造省督（省长）的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开始造旧制度的反，造蒋介石的反；取得政权后，既造国家贫穷落后的反，又造美帝、苏修的反，并成了“一位支配世界势力，构划世界政治版图的历史巨人”。这说明毛泽东领导的造反与斗争，并非一些人庸俗化理解的乱斗乱反，而是符合历史规律的、讲究科学、政策的一种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如他主政的27年中，建国初提出“一边倒”的政策，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立住了自己的脚跟，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六十年代后是“一条线”“一大片”的政策，争取中间地带，团结了亚非拉广大朋友，赢得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局面，加强了对美苏两霸的斗争；中美关系打开大门后，并没有放弃反对美帝苏修的政策，而是以“三个世界的理论”，进一步敲响了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丧钟。可以推想，如果坚持毛泽东、周恩来时期的外交政策，就不是今天的美国还能耀武扬威的时代了。正如美国前总统布什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就是全世界都反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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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毛泽东是怎样从一个受人欺负的弱国走向世界民族之林？大致做了五个方面工作：

1、“二战”结束后受雅尔塔格局的影响，激发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发愤图强的决心。中国名为战胜国，收回了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台湾，却割出去150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国民党政府是无能，共产党是无奈。蒋介石缺乏战略眼光，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两次想把琉球群岛交还中国管理，却被拒绝，如今成了美日包围中国的链条，还留下了钓鱼岛问题。战后的美国凭着他独家拥有原子弹而拿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吓人，迫使毛泽东以“原子弹是纸老虎”表达反霸斗争的决心，并武装了全国乃至世界革命人民的思想。

2、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早已看到，中国这个名不符实的大国，要使它强大起来是离不开同霸权主义较量的，而弱者要转化为强者，则是依靠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决策斗出来的。和平不是乞求来的，但决不是盲目乱斗乱干，而是在政治上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强者。如抗美援朝的第一招棋就放在阻止美国人越过三八线，毛泽东、周恩来在9月和10月连续三次发表声明，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话，中国人绝对不会坐视不救。当时的美国无视中国，迫着中国出兵了，并将它击退了。朝鲜战争虽然没有把美帝赶出朝鲜半岛，但对中国来说，其意义远超战争本身。美国建国以后第一次在毛泽东决策面前没有达到战争目的，就是中国的最大胜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重新崛起之战。有人说，抗美援朝代价太大了。试问对抗美援朝持否定态度的先生们：抗日战争中，南京之役，被屠杀30万军民，败退了；朝鲜战争中，我志愿军牺牲18万人，把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击退了，创造了近代世界史上的奇迹，不值吗？

3、继抗美援朝后，连续四次卫国战争，确立起中国的威慑力。这四次卫国战争是：一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这是印度在美国支持下，还有与赫鲁晓夫纵容下，我边防部队屡遭挑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起反击的。战争的结果不仅给印度扩张分子以严重打击，而且将一切战利品包括被俘人员、武器装备，不讲任何条件，让他们打着白旗前来领回，既显示了自卫战争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更在国际上树起了中国的高大形象；二是援越抗美战争。其实，援越抗美前，还有五十年代中期的援越抗法，是在以韦国清为顾问团长的参与策划下，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使法国退出越南，才奠定了越共胜利的基础。以后，美国取代了法国在越南的地位，于1964年前后制造了“东京湾事件”，实际是对中国的战略试探，如果中越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示弱，就会派兵越过北纬17度线，扩大战争。在此情况下，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三句话：第一句，如果美国人胆敢把战争扩大到17度线以北，中国的辽阔国土就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第二句，中国人从来不愿意和美国打仗，但是如果这场战争和美国人打起来，战争就没有国界，自己掂量吧；第三句，中国人说话从来是算数的（这句话虽是外交辞令，实际是提醒美国人别忘了朝鲜战争）。有资料说，当时美国五角大楼就因中国政府的这三句话，一周彻夜未眠，赶紧忙活起来去分析形势，认为中国的这三句话是要动真的。就这样，一直到1973年越南问题的巴黎和约签订为止，不敢派一个兵越过17度线。1972年尼克松访华，除了要利用中国反苏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有求中国在越南问题上让其体面地摆脱困境。三是珍宝岛之战。这是苏联在中美边境陈兵百万的情势下，苏军侵犯我乌苏里江上一个弹丸小岛，为国家与民族的尊严而发起的自卫反击战。它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也证明了中华民族不容欺侮。正因为进行正义的英勇反击，才使苏联对中国进行了重新认识。四是西沙之战。这是中国南海海疆一再被侵占，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74年初向南越占领的西沙发兵作战的。这一战把西沙收回来了，但鉴于当时海军力量不足，当今南海诸多岛屿还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下被邻国占据着。这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遗憾，也是后人奋斗的方向。

4、中苏论战。从1956年到1966年间的中苏论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一次大论战，也是苏共在建党问题上所存在的缺陷而导致走上大国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并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发展的必然结果。中苏关系发展大致三个阶段：一是建国初期的密月期，我们没有经验，唯有照搬苏联；二是1956年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之后，中国开始走自己的道路（我们没有参与国际分工的联合体）拉开距离，所以赫就用大国沙主义对付中国，三是中苏论战开始，走向对立。他还拉拢世界90多个共产党中43个党公开骂我们，逼得我们回击。最终我们准备写十篇论战文章，九评一发表，赫鲁晓夫垮台，停止论战了。中苏论战对中国得到两大收获：一是从苏联老大哥的阵营里真正脱出身来，树立起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大国形象；二是在既反美帝又反苏修的政策中，在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战略支撑点，从而形成了中美苏大三角格局，但毛主席看到国际评论说当今世界已形成中美苏大三角时，他批注说：“不要那个三角，我们要另一个三角，亚非拉。”

5、成功地研制了原子弹，增添了中国说话的力量。毛主席说美国原子弹是纸老虎，是不怕它们威胁、恫赫，旨在揭露帝国主义反动虚弱的本质。而当革命者掌握了原子弹，它就成真老虎、铁老虎，如虎添翼，使帝国主义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和平就更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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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建设——集中华民族精神文明之大成

文化有大小不同的概念，衣食住行、个人素质涵养等都有各自的文化内涵。它是相对于物质反映出来的一种思想精神。辞书上讲，文化就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也可以理解为相对于经济基础而言的整个上层建筑，都可以作大文化概念来阐释。这里不是谈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就学、体育、卫生、住房、养老等等成就，而是说说毛泽东是什么样的治国理念来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其实，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就是要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建设文化。从贯穿在毛泽东一生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活动中看到，有三个基本观点是最为突出的：

一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大国大党的使命观，这是永绕毛泽东心头的灵魂，也是他用来指导各项文化建设的生命线，是他一贯强调政治的统帅作用和端正各项业务大方向的原因所在；

二是劳动创造世界的人民观。劳动者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劳动者的生活永远是精神文化财富的源泉，所以说，我们想问题、订政策，不能忘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基本立场问题，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依归，实施共产党人伟大目标的根本动力；

三是唯物主义的辩证观。毛泽东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中，高度重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高度重视精神因素的领导作用，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同其他一切私有制政权的根本精神文化区别，同时也是区别进步与保守，划分左、中、右的思想界限。长期来，一些人（包括自己）不理解毛泽东的主观能动性的科学运用，也跟着某些权威不加分析思考，指责毛泽东晚年犯了“左”的错误。其实是站在右的立场观点看待毛泽东。

上述三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三个侧面的集中反映。使命感是奋斗目标与党性原则的根本立场；人民观是对劳动者态度的基本观点；辩证法是从矛盾对立统一观出发，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基本方法。这几条一般都懂，也能讲，但谁也没有毛泽东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指导各项文化建设的行动上。这三条的融会贯通，正是毛泽东生前事业之成功的原因所在。因为毛泽东能最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力量转化为人民掌握的物质力量，去战胜不可能将统治者掌握的物质力量转化为人民的精神力量的对手。蒋介石败在毛泽东之手是这样，称霸世界的美国没有难住毛泽东，反而主动叩门求见毛泽东，也是这样。所以，毛泽东能受到任何对手的称道和尊敬。当年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是专门考察毛泽东缔造的军队为什么服从性主观能动性都表现那么优秀问题的，毛泽东对他讲：这东西你们外国人是学不到的，这里既有民族积淀的因素，也有意识形态内容，并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你不怕赤化的话，可以先学一学辩证法，然而再来研究中国战略战术。蒙帅回国后向报界惊呼：千万不能同中国军队打仗，特别是在陆地上。这就是毛泽东用他的军事文化思想培育了人民军队的结果。

毛泽东在文化精神建设上的三大特点，可谓是通向人类解放的普世价值。但有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想以“邓三科”取代“马列毛”。历史早已告诉人们：两种思想文化，两种不同后果：精神“励志”激发人们奋斗向上；金钱“励志”促使社会腐败坠落。可谓泾渭分明。

北大教授巩献田对毛泽东时代的文明作了这样描述：“建国后，五十至七十年代，我国的社会风气和人们的道德状况，得到全世界一切正直人士的高度赞赏。仅《邓小平文选》第2、3卷中，就有五处明确的谈到，那时我国的社会风气“是健康的”，“是非常好的”，“社会秩序很好”。我国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社会风气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毫不夸张地说，达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不仅数千年旧社会积淀下来的污泥浊水，诸如吸毒、卖淫、赌博、绑票等，荡然无存；而且人际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助人为乐，团结互助，蔚然成风；尔虞我诈、欺蒙拐骗现象很快消失；夜不闭户、拾金不昧等中华民族世代渴望的优良道德成为真正的现实；友好、合作、助人、救人的感人事迹随处可闻。当时的社会犯罪率和自杀率是属于世界最低的国家！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雷锋式的好公民，成千上万！人间确实充满了真正的爱！

鉴于毛泽东时代的文明进步，一篇题为《毛泽东是代表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历史巨人》（作者胡宗翰）将毛泽东时代的文明是能同古希腊文明相比美的“人类文明的两座高峰”，不是没有道理的。古希腊文明是欧洲和整个西方文明的源头，毛泽东时代的文明可以视为通向共产主义社会文明的开端。因此，古希腊文明的兴起，和20世纪中期中华文明兴起，时代不同，但意义相通。诚然，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逝世后一些人借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而丑化、妖魔化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思想建设是徒然的。一切有良智的人们，都应该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尊重历史，正视现实，把握未来。

总而言之，毛泽东主政的27年中，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在上层领域的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医疗保险、社会风气、精神面貌等各种事业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就以近世纪来落后的科学技术来说，2007年广东省发明协会主办评选出现代中国为人类世界作出贡献的四大新发明——人工胰岛素、复方蒿甲、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电排系统，都是诞生在毛泽东时代。可谓是中国复兴与崛起的“科学之春”。
（五）理论建设——提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

这是当今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问题。但既是讲毛泽东的成就，是一个不能不讲的问题。当前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是两种认识与态度：一种是肯定的态度，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仍有继续革命的问题，当年否定继续革命是认为毛泽东错估了形势，而实际的发展又是毛泽东预见的那样，是正确的。因此是一个怎样总经验，如何继续革命的问题；另一种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进入社会主义后主要是搞经济建设，社会问题“以法治国”就行了。我们现在的政策，仍是按否定的认识态度制订政策的，所以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处于尴尬的地位。是这里不便讲，也讲不清的问题。为什么？1、关系到怎样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文革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即继续革命），这是“历史决议”、邓小平、叶剑英等讲话中都是认可的，因此，否定的是文革中的做法与直接的后果。对此，毛泽东自己也讲到文革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仍持“三七开”，即在“继续革命”理论上坚持其自己的立场观点、究竟怎么看？2、关系到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和改革的方向问题。谁都知道，改革开放是建立在批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和“继续革命”理论基础上实施的，也是当时为大众接受的。但随着苏联解体，国内党政机关腐败、国有集体经济解体、贫富分化、劳动者主人公地位丧失等情况，自然地在民众中重新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有没有一个“继续革命”的问题？3、关系到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问题。“非毛”者说毛泽东民主革命有功，社会主义建设有过，文化大革命有罪。“挺毛”者认为，毛泽东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终其一生，就大是大非、思想理论、路线方针而言，毛泽东从来都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文革失败也败在他身后。“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颠峰”。对“继续革命”理论的肯定与否定的巨大反差，实际上成了当今思想理论界混乱的症结。4、关系到毛泽东身后接班人的评价，特别是华国锋、邓小平，还有江泽民、胡锦涛等，他们各自对马列毛，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认识和态度问题。所以，这里只提出供思考。

总之，一个政党，一种主义，都是有自己的理论来指导自己行动的。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党之所以能从弱变强，不断地战胜敌人，就在于他能用正确的创新的理论武装自己的队伍，指导自己行动。并能产生压倒一切之势，而不被敌人所压倒。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决不仅仅是“文革”的产物，而是与他的政权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延续与发展。如果摆脱在实践中那些具体行动上的错误，单从理论而言，无疑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实践这一理论的“文革”在身后失败了，“继革”理论被批判了，但失败的不一定都是错误的东西，批判的也不一定没有合理的成分。须知，毛泽东是表示愿以“粉身碎骨”的殉道者也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成也在此，败也在此，只能任人评说。

开心

第四，毛泽东与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尽人皆知，都有分享，并已成为世界瞩目的对象为世人所关注。那么，这个进步与发展与已经去世的毛泽东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的现实，是昨天的历史延续。也是明天的历史起点。我们的改革是对毛泽东时代的错误与不足进行纠正与改进；我们的开放是引入先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是在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基础上迈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虽然不是我们能看到的现实，却是先辈为之奋斗牺牲而创立的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追求目标。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特别是在中国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并不只是空想的乌托帮，而是指引人们为之奋斗的科学理想。因此，任何借口改革开放去贬低、歪曲和否定毛泽东思想，是立不住足的，用发展了的今天，去否定毛泽东时代，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去指责毛泽东时代的艰苦奋斗，不是别有用心，也是思想糊涂。试想，没有那一代人的节衣缩食、勒紧裤带的艰苦生活，就不会有今天的物质享受；没有过去集体经济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就没有今天“以工辅农”的条件；没有毛泽东思想培育敢于反帝反修的勇气、骨气和志气，中国就很难从霸权主义中摆脱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大国；没有毛泽东时代留下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军事威慑力，就没有“和平发展”的前提，更奢谈“和平崛起”？没有毛泽东设计的人民民主的政权体制和国家机器，就没有改革开放的社会稳定保障；如此等等，都是一提皆明的。关键是要联系现实，问个为什么？为什么全世界经济同处“全球化”的环境下，中国经济长期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离开毛泽东时代就找不到正确的答案。这里，介绍几个侧面资料供参考。

1、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美国的金融改革。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几乎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美国实施了一项美元与黄金脱钩的金融改革。就是用金融手段从全球向美国转移财富。“物品向美国流，美元向世界流”。这是美国从“二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精心设计的一项经济“全球化”工程。它完成了一个制造业大国向金融业大国的一次转型。了解这一背景，我们就可以懂得，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把它的所谓垃圾产业、夕阳产业纷纷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而让它70%就业人口从事金融和金融服务业。而中国成了“世界加工厂”。

美国的这一改革，使世界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使后期工业化国家改变了生存与发展条件。它的特点是包括股票、期货、汇市等在内的金融市场交易量一飞升天，完全脱离了物质生产的羁绊，结果，世界成了一个大赌场。西方工业国从7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90年代以后，用直接投资方式将产业资本向新兴国家转移（从70年代前的数十亿美元，增加到七八十年代的数百亿美元，然后到90年代的数千亿美元）形成发达国家产业空洞化（世界贸易从1970年的6千亿美元增加到80年代的38800亿美元，再增加到2004年的185800亿美元）。与此同时，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空洞化，必然造成全球国际贸易猛增，这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次迅速工业化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是所有后期工业国能否有效利用这个机会实现高速发展的关键。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启动的，如果缺少这样一个背景就无法理解中国能持续发展的原因。

2、全球化对比中的中国优势是怎么来的？西方产业资本外溢并不只给了中国机会，也是给了世界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机会，尤其是数以千亿美元级直接投资的印度这样大国的机会。但是，中国却利用了世界对新兴市场国家投资的最大部分，这是为什么？

对此，除了中国适应时机采取改革开放大力引进的同时，就不能不分析毛泽东时代为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中国能及时把握了机会而发挥其作用？中国的优势从哪里来？

须知，由于这次转移是带有全球性的，规模很大。因此，人口大国就成了转移的主要对象，亚洲成了主要地区。对于韩国、泰国等人口小国和台湾地区来说，制造业一发展，劳动力就紧张，工资很快上涨，西方产业资本很清楚这种情况。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人口接近亿以上的国家，有中国、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巴西、墨西哥等。其中最有可比性的是中国和印度。有“精英”不是说：“中国当上三百年殖民地就像香港那样富起来”吗？印度是世界最早的殖民地大国之一。英国早在1600年组成东印度公司开始经营着印度，掠夺印度矿产财物，占据沿海地区一些据点。1757年发生印英战争，印度战败彻底沦为英国殖民地，直到“二战”后1947年独立。如果从东印度公司开始是347年，印英战争失败开始为190年。当新中国成立时与印度独立时的工业基础、铁路、交通等都无法相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制度都比中国早、时间长，现有人口11亿。按理，印度应该比中国机会大，但是，历史并没青睐印度而选择了中国，为什么？中国有比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毛泽东时代创下绝对优势的两个条件：

一是人口整体素质的优势。因为质量高而且价格低的劳动力队伍是投资产业的重要条件。这一点，中国处于绝对优势。中国早在1978年中学入学率就达到87%，文盲率是34%。印度在1980年的中学入学率只有30%，文盲率为60%。到大投资的1995年，中国中学入学率达到90%，文盲率下降到19%，而印度的中学入学率达到49%，文盲49%。这样的劳动力素质结构，自然很难被产业资本看中。其他几个国家在1980年和1995年的中学入学率和文盲分别为，印尼：29%和48%；墨西哥：49%和61%；巴西：33%和45%，都没有达到中国改革前的水平（统计显示，中国1978年中学在校生人数比1995年还高）。国际资本都是唯利是图的，质量高价格低才会来。

二是有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优势。尤其是重工业和交通、能源体系的条件。因为制造业要求充分配套，如果电力、钢铁、交通、技术装备条件不好，产业部类不齐全，单个制造业根本不会进来。1980年，中国的发电装置已经达到8500万千瓦，到1993年达到18000万千瓦，而印度到1993年才到中国1980年的水平，人均装机容量只有中国的62%。夏天连空调都开不了，还哪里有电搞生产？1980年，中国的钢铁是印度的4倍，墨西哥的10倍。没有改革前中国钢铁工业的基础，根本无法与迅速增加的制造业配套。1980年，中国铁路货运量是印度的3.4倍，1995年增加到4.7倍。人均货运量1985年是印度的2.3倍，1995年是印度的2.7倍，印度哪里有途运力去满足新增的制造业？中国正是建国后正确地处理了重轻农的关系，大力发展能源、交通和设备制造业，才具备改革后承接大量制造业的条件。谁能说毛泽东只会打仗、不会建设？

3、毛泽东的道路选择与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为什么中国人口整体素质较印度好？为什么中国工业比印度落后却能早就把工业做的部类齐全？就因为中国选择了一条与印度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计划经济。在这个时代实行了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国策，全国人民响应党的号召，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前途出发，识大体、顾大局，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才创造出这个改革的大局。否则，中国的现在就会与印度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就是制度的优势。在制度问题上，还可进一步设想，中国和美国的面积差不多，如果将这片国土比作一张饭桌，那么美国是三人一桌，中国是十三人一桌，试问，中国这一桌能像美国这样自由地吃吗？令人不解的是，美国这一桌饭，本来用任何方式也该比中国十三人一桌吃得好。然而，美国还要把手伸到其他饭桌上去。掠夺他人的财富归自己所有，这算什么财富？值得学习么？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方向是唯一正确的方向。理想的社会，至少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以保障人民群众有一个打不破的“铁饭碗”和与生俱来的民主权利，同时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以确保各种不同环境条件下的人才智能的发挥。从而实现按劳取酬的一个有富人但无穷人的康乐社会，造就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谁也不能否认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但把这些成就如果仅仅归结于改革开放，或者是总设计师的贡献，那太浅薄了。就看看香港郎咸平教授在一次讲座上是怎么说的吧。他说：“我告诉你，毛泽东有多伟大，你不要再评论他，而且很多人说，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的功劳，我跟你讲，当时是一片空白没错，我问你，如果你把邓小平放在非洲，会不会造就今天的中国，你跟我讲？不会。可见邓小平所接受的这块土壤不是非洲、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什么？一片沃土。谁给他的？毛泽东给他的。毛泽东的伟大啊，根本不是你所能想像的。我可以再……大胆地说一句话啊，能够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的人是极少数、极少数、极少数的人（听众笑），对不对？所以你们不要跟我谈毛泽东，我比你理解得多得多，如果我们中国（人）都像他一样的话，我们早就发达了，不会等到今天了，你知道吗？”

天下认知的差别是如此巨大，爱憎是如此分明，只能从不同的立场、观点、道路、路线上去寻找答案了。

开心

结语：永远的毛泽东

毛泽东去世已经35年了。自从揭露批判“两个凡是”开始，毛泽东也就从“神坛”拉下平凡。随着揭批查运动的深入发展，一批在“文革”中受过“苦难”的“精英”与变天分子们，视毛泽东为最大精神障碍，打着理性思维的旗号，宣泄他们的情绪，否定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经过30多年的“丑化”“妖魔化”与“非毛化”，终于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连“毛泽东是亿万富翁”、“毛泽东的文章、诗词是人家代作的”等等也搬出来加以诬蔑。

从现实思潮来看，在“北有炎黄、南有周末”的舆论影响下，仍在推进“非毛化”。但物极必反，随大流的人也在重新思考问题。研究毛泽东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深，再也难以用“个人崇拜”、“集体智慧”能阻挡和迷惑人了。国内如此，国际上更如此。呼吁“用毛泽东的思想观察当今世界“的声音越来越响。在英国研究毛泽东的人就有3500余人，而且研究的角度更高更深。正如中央党校张志明教授说：今天西方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文化大革命和人类前途的关系。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在70年代就考察研究了中华文化，后来在日本对其同行说，要是选择一种文化领导世界的话，他会选择中国文化领引世界潮流（大意），还说：“文化大革命可能给人类找到了一条出路。”

美学者施拉姆说：“毛泽东的一生是在为人类的最终命运战斗和操心的一生。他不仅是公平正义的化身，也是不畏强权的斗士。他不仅处处维护中国劳苦大众的利益，他为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费尽心血。毛泽东出色的战略眼光，让那个时代其他政治领袖黯然失色。”

钱学森是毛泽东的忠实“粉丝”，他生前曾说：“如果丢掉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2007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14周年时钱老还写了《毛泽东成为千古伟人的机理初探》的文章，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寄以深厚的希望说：“导师伟业垂千古，长征接力有来人；长江后浪推人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未来中国的领袖们，应当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超越毛泽东。批量造就新一代的毛泽东。关键要抓住两个方面：首先要有远大的抱负，中华民族决不会甘为人后。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号召力，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凝聚力。只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发奋图强，科学谋略，才能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顶尖水平！要继续和发扬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鬼、不信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所屈服的大无畏的毛泽东精神。二是要大量研究谋略，不仅是中国的谋略，更要加强研究西方的谋略，特别是经济谋略。未来的主要战场更有可能是在经济领域展开。什么是领袖，领袖就是谋万世者，领袖们的谋略从哪里来，毛泽东的伟大成就表明，其过人的智慧主要来自于中华五千年谋略的正确总结。靠的是对历史上的大量实例分析来积累的经验。这和诸葛孔明初出茅庐便能够大展宏图的一个道理。中国未来的领袖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精通千百年以来的西方经济谋略史。最后创造出结合双方优势的中西合璧的新的谋略体系。从而占领未来竞争中的智慧制高点。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钱老的这一段话，代表着老一辈对新一代领导人的殷切希望。

郁达夫在纪念鲁迅的文章中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却不知道爱戴拥护的民族则更为可悲。”当今学者何新说：“在生前，毛泽东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震憾了整个世界。在未来，毛泽东必将成为世界历史中一个永恒的话题——一个神话，一个传奇，一个理想，一个梦境！世界历史由于曾有过毛泽东而不寂寞。中国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中国才仍然是中国。正是由于创生了毛泽东，中华文明才再一次向世界精辟地证实了它的智慧、辉煌、它的魅力与永恒的生命力”。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属于全人类。





2011年4月18日初稿，此为5月20日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