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美拟催生新中日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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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强硬立场回敬日本的军国主义扩张政策

    自我民众四月份大规模抗日示威后，我政府在人民的支持下对日本的军国主义道路和扩张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获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和一致拥护。尤其是吴仪拒见小泉以及我政府在日本入常及钓鱼岛和东海油气资源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更是大得民心，党和政府的威信也因此大增。日本狂妄的扩张政策和野心也因未讨到丝毫便宜而受到初步遏制。

    事实证明，日本军国主义绝对是个欺软怕硬的强盗，只要我对其强硬政策针锋相对进行斗争，它也无非一纸老虎而已。日本军国主义虽野心勃勃进行了几十年再次侵略扩张的战争准备，其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不可谓不强大，羽翼已不可谓不丰满。但我毕竟是一有十三亿人口之核武大国，若在其无必胜把握时贸然与我开战，将获如何下场？其心能不虚乎！当下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并非说明其现在就有与我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决心和准备，而是利用其美日同盟的强势及我不愿同时抗衡两大强国的心理和我对台湾问题的顾虑，在我内奸的配合下对我讹诈，迫使我让步而已。若不吃其这一套，在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对其以强硬对强硬，日本也不过如此。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若我在面临外辱时不能强硬抗争，少数民族兄弟就感受不到作为中国人的尊严，反而会感到作为中国人的屈辱和窝囊。若如此则不可避免会使兄弟民族产生离心倾向。

    我政府目前的对日强硬态度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因此极大地改善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消除了人民群众此前的一些不满情绪，并使民众在爱国的基础上更加团结，与党和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绝对是积极正面的。

    事实证明，攘外有助于安内。这在中国永远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反之，在遭受外来侵略威胁时只强调安内而不注重攘外，则必然内外皆乱，政权不稳。

    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最终要靠我们以实力、决心和智慧挫败其冷战、热战图谋。仅仅有外交上的强硬还远不足以解决中日不可避免的历史性冲突，但却可遏制日本的猖狂，为我争取一个内外皆稳定的历史和平时期，以利于卓有成效的战争准备和内政整顿，最终挫败日本（还有美国）的冷、热战图谋。
因此，对日本的强硬政策以强硬回敬之，以斗争（战争）求和平，是处理中日关系必须把握的基本原则。

    3．认真做好战争准备

    强硬的外交政策必须以实力为后盾。只有认真做好军事方面（包括与强敌大规模全面战争乃至核战争）的一切准备，才有力量支撑国家强硬的外交立场。对付日本这个一向欺软怕硬的对手尤其必须如此。

    中日不可避免的历史性冲突最终还是要以军事实力的强硬碰撞才能解决。除非我之军事力量足以威慑日本及日美联军，使之不敢对我有战争图谋，和平才可得以维持。因此，强大的国防实力永远都是国家最必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战争胜负将决定历史进程！而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不是导致胜利的准备，就是导致失败的准备。这一点日本人比我们认识得要清楚，因而他们的战争准备是全面、深刻、彻底、高效，且有条不紊的长期战略。我们必须认清日本勾结美国对我战争威胁的严重性，在军事实力上奋起直追。尽快扭转海空作战敌强我弱的局面，并对日、美形成足够的核威慑。

    4．深刻认识并认真应对冷战威胁

    由于核武器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具有巨大的风险，冷战就成为核武时代一种不流血的特殊战争形式。其特点是，在正常的接触中全面而隐蔽地向对方渗透，以达到以下三个目的：（1）力求搞乱其社会意识，瓦解其国家民族的精神基础，促进其内部的分裂倾向。（2）以经济战的各种阴谋手段削弱、摧毁对手的经济实力，和平地打垮对手。（3）渗透进对方各个社会领域寄生繁衍，并控制利用其行政资源反客为主，以利于更高层、更深入、更广泛地渗透和反制，努力使被渗透国各方面的发展完全符合渗透国的利益 [注3]。 这三个目标实际上是互相结合在一起，互相强化互相促进的。

    由于这种渗透和反制遍及社会全部重要领域，因此，它大大改变了有关国家安全的范围和概念。即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领域都存在国家安全问题。但是在国家各个方面已被严重渗透破坏，汉奸已大量涌现公开活动后，我们的安全部门似乎仍无此职业敏感。以致各领域汉奸破坏捣乱越发猖獗，而爱国群众及其活动反而受到严密注视。这其中当然是有些客观原因的。

    自对外开放后公安部门与安全部门分家以来，安全部门与社会的联系已基本让位于公安部门，但公安部门又只有社会内部治安的职责，因此，社会各个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就成了基本无人过问的空白地带，国家的安全工作也就基本没有深入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单位而只浮在安全部门这个层面上。相反，对外开放后，不怀好意的潜在敌国（如日本、美国等）在友好交往掩饰下全方位的渗透却在我社会内部越来越深入。因此，我们关于国家安全机构的改变完全违背了对外开放对国家安全职能的客观要求，这中间有着巨大的漏洞，也反映出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念在对外开放之初就极为欠缺。汉奸们的活动由于不涉及社会治安，因此公安局似乎管不着，而群众的爱国活动往往有聚众的情况，因此难免会受到警方关注和干预。（既便有这些客观原因，但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国家安全意识淡薄，缺乏责任感和爱国思想情怀，不分敌我，不辨是非，仍是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

    因此安全部门一方面应深刻认识敌人的冷战渗透计谋，转变、增强有关国家安全的观念。吸收各方面各领域的专家，全面分析社会各个领域国家安全的状况和国家利益的得失。另一方面应改变、扩充安全部门的组织结构，与社会基层保持更多的联系，并依靠群众伸出更多的触角，全面注视来自国外的一切渗透活动。

    我们的对外开放不仅缺乏国家安全观念，而且缺乏法纪和有效监督（几乎所有监督机构都因隶属于同级党委而形同虚设），而没有法纪和有效监督的对外开放不仅必然产生腐败，而且必然产生内外勾结的腐败，即必然会在我内部造成一个靠出卖国家利益谋利的买办阶层，古今都是如此。（满清和民国的买办与今天的买办难道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正如许多网友所说，“买办没有祖国！” 因为其正是以出卖国家利益为生存前提。这个买办阶层无疑是产生汉奸的重要社会基础，其对人民群众的爱国行为和爱国精神有着天然的敌视和反感。（由此可知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民众爱国思潮和爱国活动的排斥压制为何那样毫无民族良心和民族情感！） 所以说，汉奸和腐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一回事，正是我们以必然滋生腐败的方式对外开放，才成就了我们的敌人前所未有的渗透规模和程度，造就了我内部庞大的汉奸队伍。（今日之汉奸已决非个别、偶然现象，也决非毫无社会根基之墙头草，而是有买办阶层强大的政治权势为其根基，以卖国而求荣的一股社会势力。）

    因此，改变形同虚设的监督机制，严肃法纪，既是反腐斗争整肃内政的需要，也是反敌冷战渗透阴谋的需要。

    对付敌之冷战渗透最为关键之处是不能让敌控制我国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尤其是各级领导岗位，避免敌利用我行政或公共资源对我反制（尤其是高层和要害部门）。因此，必须确保各级领导及国家公务人员都有一颗真诚的“中国心”。爱国应是国家和社会机构一切用人标准中第一重要的标准。一个不爱国的人如何能效忠国家民族？国家安危强弱是人民最根本利益之所在，人若不爱其国又如何谈得到对人民和社会有责任感？

    因此，改革人事制度，选拔出真正爱国的各方面人才，随时撤换不爱国不称职的官员，既是国家长治久安繁荣富强的基本条件，也是防敌冷战渗透最为关键的基本条件。

    日本一向注重教育，既注重锲而不舍向其本国青少年灌输军国主义“爱国” 思想，又积极对我进行教育和文化渗透，妄图瓦解、泯灭我青少年爱国思想及其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意识。（美国也是如此。） 而教育又一向是我最薄弱之环节，我对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农村贫困地区残破的教室，低下的师资素质，更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如此轻视子孙后代，放弃未来，国家希望何在？随着中外教育交流日益扩大，日、美等对我教育界之渗透也日渐深入，教育界也不时可见明显的敌人渗透成果，如贬低岳飞、文天祥，诋毁白求恩精神，甚至明目张胆响应配合日本要我修改历史教科书放弃“反日”教育的无理要求，将狼牙山五壮士的内容从教材中删除等等。

    与教育渗透形影相随的文化渗透，使我境内以青少年为对象的垃圾文化日益泛滥。一些人（包括电视台主持人和教师）染黄的头发透着（源于日本）脱亚入欧的民族自卑心理，在西方及日、韩、港、台等已被禁止的文化垃圾现仍肆无忌惮地侵蚀着我们的后代稚嫩的心灵。

    长此以往，我数亿青少年之爱国精神和民族文化灵魂将越发淡漠，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公益精神也将日益丧失。国家民族也因此有或（如前苏联）被分裂瓦解，或遭外敌颠覆入侵之危险！

    美、日对我社会科学、文化、传媒和教育界的渗透，培养了我内部一大批吃里扒外的文化汉奸，这是当代汉奸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买办阶层和这些文化汉奸在其境外幕后黑手及共同买办和卖国利益的指引下的公开勾结，不仅形成新时代特殊的买办文化和汉奸文化，而且给国家造成社会各个方面从精神到物质的全面破坏和重大损失。

    如果我内政开明，法纪肃然，用人为贤，赏罚严明，并认认真真搞好教育，在文化上继承、发展、鼓励、吸收优秀文化，排斥毒化青少年的文化垃圾，敌人本无多少可以利用之渗透机会。苍蝇不盯无缝的鸡蛋，并非敌人的渗透阴谋有多狡猾，而是我们自己疏于防范，法纪废弛，任人唯亲（甚至任人为钱），把教育及子孙后代当负担，糊弄凑合，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垃圾文化的抑制不以为意，才给了对手绝好的可乘之机。

    在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战方面，由于出于政治原因的考虑，我改革开放以来采取回避经济理论的争论而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这在短期内虽颇为有效，一时也未见有何不便之处，但长期跟着感觉走，方向朦胧，道理模糊，似是而非，盲人瞎马，一旦颇有“灵感”的领路人不再能引路，岂能不误入歧途。尤其再有不怀好意的引路人有意误导，又怎能避开阴沟陷阱之险。

    由于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在法制缺失环境中的对外开放。因此在经济领域，内部人员被收买而出卖国家利益的现象人们早已见怪不怪。

    自93年6月改革的设计师和领路人邓小平因病重无法理事后，美、日对我结合渗透（内外勾结）而实行的经济战，造成了我经济实力的巨大损失以及前所未有的重大经济隐患和金融风险。其先是于邓小平病重无法理事后诱导我实行了近十年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94－98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其后五年严重的通货紧缩。一半国企及大半集体企业倒闭，数千万人失业，数亿农民重陷贫困，银行坏帐高达26％以上，估计经济损失超过4万亿元[注4]。这是敌经济战的第一把刀。（可悲的是如此巨大的损失至今仍被中、美、日媒体刻意掩盖着，大多数中国人仍被蒙在鼓里。）[注5]

    在俄罗斯因受美国经济战误导的私有化导致大量资本外逃进而引发经济灾难后，我内部买办阶层和文化汉奸又在外敌的支持怂恿下勾结起来，不顾俄罗斯的前车之鉴，积极推进没有法制和监督的私有化。先是撤销了国有企业的所有上级机构，给了国企老总们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特权。继而又在没有了监督和制约的条件下，推行远不如俄罗斯公平和规范的 “私有化改革”，形成腐败的非法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后又不顾巨大的金融风险大力推动放松外汇管制，造成我大量被侵吞的社会财富以外汇形式流出国境（估计资本外逃当不小于3000亿美元）。这是敌经济战的第二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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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严重误导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无法无天的私有化改制这两把刀共造成了我国家经济实力不低于7万亿人民币的巨大损失。巨大的财富空洞使财政支出捉襟见肘，巨额社会保险基金也因此无从筹措，以至财政部异想天开要从股市上圈钱解决，引发了2001年下半年开始持续4年的股灾。

    长期的股灾，投资者惨痛的损失，使我宏观经济中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环节的功能已基本丧失。（间接融资功能也效率低下。） 而在此情况下金融管理当局却又在某些国外势力的鼓励下欲推出只有发达高效的资本市场才可能需要的规避个别投资风险（同时也是能产生最大社会金融风险）的股市期权及外汇方面等一系列金融衍生产品。不管实际需要与否，专搞毫无实际效用而只会有利于境外投机资金（结合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掠夺我财富和方便我资本外逃，从而大大增加金融风险的时髦“改革”，怕我不重蹈东南亚、俄罗斯金融及经济灾难之覆辙乎？……这可以算是对我经济战的第三把刀。（前两把刀我们已结结实实地挨上了，共造成了不低于7万亿人民币的财富空洞。若再躲不过这第三把刀，经济必全面崩溃无疑。）

    如果我们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学术争鸣和社会讨论能够更自由宽松，以致能形成我们自己的经济理论，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能注重法制秩序，如果我们在经济及其它工作领域能严肃法纪，防止腐败，敌人并不十分高明的经济战阴谋能那么轻易就得逞吗？我们惨重的损失难道真是不可避免的“代价”吗？我们的经济改革难道不会是方向更明确，犯错误更小更少，经济发展更迅速更健康吗？

    通过以上对我遭敌各方面冷战渗透的分析，我们不难明白，防敌冷战渗透最有效的方法，其实就是扎扎实实认真整顿内政，全心全意建设国家的方法。只要我们的内政没有问题，真诚而尽心竭力地解决国家发展中的所有问题。我们岂是能被渗透瓦解和颠覆的？还是那句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内政开明，法纪严肃，任人唯贤，注重教育，思想学术活跃，注重经济安全，继承、发扬和吸收优秀文化的国家永远不可能败于任何敌人的任何冷、热战图谋！

    5．激励弘扬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当前，我安全形势异常严峻，美、日两大强国互相勾结并支持怂恿台独。其分裂颠覆我之冷、热战图谋凶险狠毒。面对敌强我弱之严重形势，唯有动员依靠十三亿民众之伟力，方能抗衡强敌，积蓄力量，转危为安。因此，激励人民的爱国热情具有非常巨大的战略意义，只要人民有爱国热情，国家就有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人民的爱国热情无疑是我国家力量最深厚之源泉。爱国主义就是战斗力，就是综合国力。因此，人民爱国就是对国家和政府最大的支持！

    任何一国，若无人民爱国精神凝聚为民族魂魄，则此国家早晚必瓦解。尤其我对外开放，若无国民爱国热情和民族正气引领社会道德风尚，又如何制约以媚外为贵以卖国为荣之买办汉奸文化？如何抵御外部势力糖衣裹着炮弹的渗透？

    在目前国家面临非常严重的安全形势下，人民群众在为国家的命运担忧，他们的爱国热情朴素而真诚。他们深知有国才有家，因此他们是真心拥护党和政府的基本群众，是我们最好的国民，而决不是政府的对立面和“不安定”因素。他们拥护、支持政府增强国家实力的任何举措，并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这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中更难能可贵。

    我们某些地方和部门压制民间自发爱国活动的一些不当举措已极大地抵消了我们几十年含辛茹苦培育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成果。自今年以来这方面的问题仍在继续发展，如年初民间筹备举办关于钓鱼岛主权问题的展览至今仍被禁止。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几个重要纪念日，民间的爱国纪念活动都以“敏感日子”为由而被禁止。有的地方能认可同性恋团体为合法组织，允许其活动，却偏偏以“不支持与经济发展无关的任何活动”为名禁止一切民间爱国活动。当前我国许多不健康的社会活动似乎都未能受到警方严密关注，（甚至同性恋都可合法，）但恰恰是民间最健康，最应得到鼓励，对政府支持最大的爱国活动却被严密注视并受到各种限制，个别警务人员对待爱国群众就像对待刑事罪犯一样粗暴无礼。在自己的国土上爱国有罪乎？

    今天，面对着台湾很多人不认同祖国，香港也有些人自外于国家民族的时候，我们难道没有痛感到人民爱国精神的可贵吗？为何当人民真的为国家前途担忧时，又要限制打压其爱国热情呢？难道要等大陆的人民也像台湾、香港一些人那样爱国之心已死或已淡漠的时候才需要人民去爱国吗？

    在今天国家面临强敌战争威胁和无孔不入的渗透以及内外分裂势力猖獗的危急关头，压制打击人民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危险的，这不仅会削弱国家抵御外侮的力量和政府对外交涉的筹码。更严重的是民众爱国热情受到打击将导致人心彻底涣散，从而使敌人从内部瓦解、分裂、颠覆我们的阴谋得逞。而涣散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泯灭、打击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正是妄图分裂、颠覆我国的日、美等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的一个主要内容。

    民间的爱国热情由于是自发的，因此不可避免带有某些不理智和偏激情绪。对民间自发的爱国热情和爱国活动应积极引导、管理，但不应压制打击，更不应在不必要时动用已非常紧张的警力去制造本来不应有的对立情绪。压制群众的爱国热情解决不了偏激和不理智的思想问题，相反却只能强化偏激情绪并将其引向政府的对立面。这岂不正中敌人下怀！

    在当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形势下，爱国主义原本可使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政府周围，并缓和已非常尖锐的国内矛盾。若这方面再失去人心，还有何可维系人心之精神力量？嫌拥护政府之基本群众太多了吗？此于社会稳定有益乎？

    我民众今年四月大规模的抗日示威浪潮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民间自发爱国运动，其声势不仅极大地震摄了日本右翼势力，同时也在我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国内各方面政治势力对此意见分歧。由于媒体对民众示威及其正面影响大都讳莫如深，广大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未能得到弘扬，一些地方甚至将其贬为非法活动而予以追究。在此问题上的思想混乱一直影响到今天许多地方对民间爱国活动的政策，因此有必要在本文接下去的第八章对此问题做一实事求是的分析探讨，以求分清是非，认清敌、我、友，避免我在政治上犯自毁凝聚力而轻失人心之重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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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于人民群众大规模抗日示威的影响和争论

    （一）我群众抗议示威的不理性行为被严重歪曲放大了

    这首先是因为我宣传单位对群众抗议活动完全不做正面报道，结果只能听任日本媒体对我造谣抹黑。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政府部门在做平息抗议风潮的工作中出现了大量迎合日本右翼势力需要的事情，一些地方的宣传部门为制止抗议活动，给其工作人员布置了大量在互联网上故意抹黑群众示威的任务，一时间国内各非官方网站突然充斥着大批新注册的网名铺天盖地贴出大量诋毁抹黑群众抗议示威的文章，这些文章众口一词将人民群众的抗日示威统统描绘成打、砸暴力，号召群众不要参加这样灾难性的行动。而国内所有的传媒，包括官方网站又不许登载任何有关群众抗议活动的消息，各官方网站论坛也禁登任何涉及这方面问题的文章，显然这是出于避免抗议风潮发展扩大的考虑。但由于没有关于抗议活动的任何正面报道，因此只好听任日本媒体对我群众示威肆意诬蔑诽谤。于是，我人民群众完全正义的爱国运动在日本媒体的公开报道和我主流媒体不作为及一些宣传部门网络虚拟宣传的共同作用下，就在全世界面前被丑化成了青面獠牙的暴力示威，原本处于被告角色的日本政府也因此反咬一口，倒打一耙，竟本末倒置地要我道歉。

    那么我民众是如何“暴力”示威的呢？事实胜于雄辩，我十几个城市几十万民众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未伤日方一人，未发生任何纵火及抢劫、枪击事件（这与我大批民警、武警维持秩序是分不开的），抗议示威中的“暴力”无非是少数年轻人扔石头、鸡蛋、西红柿等打碎了日本驻华机构和日资店铺几块玻璃而已。（况这些扔石头的人中少不了有日本汉奸。） 这充其量不过是抗议活动中的一些过激行为，离真正的暴力差得很远。甚至远远比不上日本右翼暴徒于同期对我驻日机构（包括枪击、纵火、投掷爆炸物、汽车围堵、寄子弹刀片恐吓、打砸、涂油漆等）数十次真正的恐怖威胁和暴力骚扰。  

    我宣传单位对抗议活动完全不做正面报道，听任日本造谣诬蔑已经是失策了，为何还要暗中（在网络虚拟之地）帮日本抹黑自己呢？可以说，关于群众抗议活动我宣传机构的工作对我国家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害。（大大抵消了我民众爱国运动的正面影响并严重损害了国家形象，而且进一步加深了普通日本民众对中国人民的误解和敌对情绪。而对日本右翼势力却为其提供了对我恶毒诬蔑求之不得的机会和“炮弹”。） 平息群众抗议风潮难道要以此于我有害而于敌有利的方式吗？似此自我抹黑群众能认可乎？对稳定社会有效乎？实际上，此种损我利敌之恶劣手段并未能阻止抗议活动继续发展，大规模群众示威之所以能见好就收，是由于胡主席“没有稳定就什么也做不成。”的指示公之于众后，人民群众立即响应的结果。可见，群众相信的还是党中央正面的宣传和教育，而不是用歪门邪道自我抹黑。

    不负责任有利于敌的宣传比那些扔石头的人更应受到追究，因为它把抗议活动中的过激行为给以了十倍百倍的放大，对国家利益也因此造成了十倍百倍的损害。对敌人则给予其巨大的利益。如此损我而利敌，说明我们内部已严重不纯。

    （二）应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抗议示威

    人民崇高的爱国热情是不能否定也不能被亵渎的！数十万人民群众自发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这不是商品经济中的私人行为，而是作为社会的公民去伸张正义！是国家安全受到的严重威胁和对我中华民族共同的仇敌╠╠日本的愤怒唤醒了商品经济社会千千万万私人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并且这种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将是构成我民族崛起最伟大的精神支柱！走上街头的人们俨然是受着崇高的正义感和爱国心的驱使，和“五.四”运动一样，这种崇高的爱国热情和公民意识标志着我中华民族新的觉醒！

    大规模民众抗议中表现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并再度侵略扩张的强大声势和坚强决心极大地震撼了日本朝野，为政府的对日政策撑了腰，遏制了日本一度猖狂的扩张势头。在这场爱国运动中激发出的人民爱国热情将为今后中国政府以毫不妥协的坚定立场维护民族利益对抗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准备了深厚而持久的群众基础。因此，民众抗议活动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其主流是正面而深远的。

    当然，群众抗议活动中不理性的打砸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爱国运动的形象，有损于国家利益。但这些远不能与群众抗议示威的正面影响相比，而应属支流末节。

    而4月25日上海《解放日报》评论员文章《认请本质 违法必究》却说：“大量事实证明，最近发生的非法游行，不是什么爱国举动，而是违法行为；不是什么群众自发的举动，而是有着幕后的图谋。”因此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不能因为抗议活动中出现了一些打、砸等违法行为就将数万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说成是非法行动。游行并不违反宪法，相反我国宪法保护公民yx 、示威的权利。（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群众示威只是因为未经批准而不合法，这个法不是宪法，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和各地方政府据此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关于yx必须经过批准的规定。在我国宪法第五条还明文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三条　“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保障。”可见，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各地方的行政法规也并不否认宪法规定的公民yx示威的权利，只是要求yx必须经过批准。但人民群众如此正义崇高并受宪法保护的爱国行动却不能合于“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之规定。这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难道是人民群众的责任？）

    为何民众被宪法肯定之抗议示威权利要受制于具体的行政法规？其合理性仅在于：当前我国内有异常尖锐的社会矛盾而外部又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况外敌已对我渗透多年，若抗议活动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动乱，外敌、内奸必趁势而作，国家于内忧外患之中将有陷于分裂瓦解之危险。因此，为国家民族之根本利益，行政当局须对抗议示威活动有完全的控制能力，此种合理性也为广大爱国群众所能理解。但无庸讳言，也存在滥用示威活动控制权而限制民众正常集会yx（包括爱国集会yx）权利的可能。然而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当前人们本也不愿对受宪法保护之公民yx示威权利如何落实于具体行政法规等问题太认真计较，即人们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外来威胁时对牺牲一些自由来换取社会稳定不持异议。（若无人民群众这种最低限度的认可，任何具体行政法规在实行中都会遇到很大阻力。）

    由于2002年底之前近十年一系列错误政策，造成我国异常严重之经济和社会问题，积聚起大量异常尖锐之社会矛盾。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空前扩大，腐败和社会不公比比皆是。而胡温新政短短两年多即取得举世瞩目之重大成果，经济重新恢复高速增长，农村得以重现生机，民工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生活也有改善，各种社会矛盾趋向缓和，国防和外交也大有起色，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胡温新政使人民又重新看到了希望。但胡温新政为时尚短，尤其还面临困难复杂之政治环境，以至目前仍有大量蓄积已久的社会矛盾未能消除，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在此形势下，人民希望稳定，只要胡温新政得以延续，情况当会一天天好转。人们没有忘记89年的教训，更不愿看到胡温新政有夭折的危险。因此广大爱国群众不希望yx失控，不赞成抗议活动向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扩散，也希望政府握有控制示威活动的手段。尤其各种政治力量和派别也在企图利用群众抗议活动达到自己的目的，亲日及亲美汉奸也企图挑起更大的混乱，因此，政府应该对抗议活动有控制管理的有效手段，并制止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示威活动。

    但日本对我咄咄逼人之侵犯扩张，危及我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况旧仇未了，又添新恨，加之汉奸猖獗如火上浇油，我民众因此忍无可忍。

    而爱国运动万众一心，一致对外，有助于转移并缓和我社会内部矛盾，即攘外有助于安内。十几个城市数十万人连续三个星期周末的示威yx并未扩展到其它社会问题方面，也并未引发我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则说明了这一点。这同时也说明了我绝大多数民众具有顾全大局之爱国觉悟，大敌当前万不可自乱阵脚，这已是我爱国民众最基本的共识。（而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却忽视了这些积极因素。）

    当日本人迫于我民众的抗日声势不得不做出对侵略历史反省的姿态，及人民群众随后又听到了胡主席关于没有稳定就什么也做不成的指示后，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便恰到好处地嘎然而止。这充分表明我民众采取yx示威这种对日斗争方式完全是出于义愤而不得已，且慎重而有节制。（若无胡温新政两年来对社会矛盾的缓和与人民群众对其政绩的肯定和期望，如此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恐很难做到适可而止。再者，攘外有助于安内，也是大规模群众示威未扩展到其它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

    人民群众在目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形势下将自己抗议示威的权利默认为政府有关部门的权限而不愿在此问题上与政府对立，是希望政府能利用人民给予的这种权限去限制、制止有可能危害社会稳定的示威活动。同时也希望在国家安全受到的外来威胁时政府能准许人民表现对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严重关切之决心，如此既不危害社会稳定（可转移并缓和社会矛盾），又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意志和力量，为政府撑了腰，并体现宪法赋予的公民集会yx示威的权利。即人权在不危害主权并有利于主权的情况下，理所当然应保障与主权如此高度统一的人权。人民群众对抗议示威的这种态度完全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理应得到有关部门的理解。

    如某些地方政府片面而过分地强调群众爱国示威未经批准的“违法”一面，甚至因此而否定其爱国性质，当作完全的“违法”行动予以追究严惩，其于社会稳定有益乎？人民群众能理解乎？对人权的限制只有当这些人权可能损害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时，方才有其合理性，并为民众所理解。而爱国yx是民众以其宪法保障的人权去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对其限制禁止人们不计较也就罢了，若再对此维护主权之人权严惩追究，置数十万以国家主人翁精神而自豪之爱国民众于何地？在自己的国土上爱国yx有罪？如此能不激起民怨？利于安内还是利于攘外？付出如此有悖于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之代价所为何故？单单便宜日本人以使亲者痛仇者快乎？（民众普遍认为，上海等地处理抗议示威中的过激行为惩罚过重，仍几块石头就要坐一年以上大牢，对爱国运动中的不当行为量刑如此严峻，民心服否？何以对汉奸和贪官污吏无此严刑峻法？如徐根荣等与日本里应外合，助其思想渗透，造成恶劣影响，至今未受任何法律追究，而单单爱国运动些许过激行为就遭如此严厉惩处，爱国有过而卖国无罪乎？）

    对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如果否定其爱国的一面而只强调其违法，这和日本人对我人民群众的指责有什么两样？（何况日本人还不敢公开指责yx示威本身而只敢指责yx中的违法行为。）因此，这里除了有关法律的解释和争论外还有一个立场和民族感情问题。《解放日报》4月25日评论员的文章不是一个中国人应该说的话！

    若《解放日报》4月25日评论员文章真在全国范围付诸实践，则只能导致两种结果：

    1.既不利于安内也不利于攘外，徒增民怨等不安定因素而仅仅便宜日本人。

    2.人民将不愿再认可“具体行政法规”对宪法保障的集会、yx、示威权利的束缚和追究，而要求在具体行政法规上完全体现宪法赋予的权利。社会也将出现关于这方面的激烈争论，从而危及各地方政府对yx示威的控制权威，并大增其控制难度。这在当前社会内部矛盾仍很尖锐，大量社会问题有待（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解决的情况下，为社会稳定的控制平添了许多未知的风险和变数。

    显然，以上两种结果对国家的安定和发展都是不利的。4月25日《解放日报》评论员文章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当作对立面，必将激起民怨，完全有悖于中央和胡主席要求稳定的精神！也不符合胡主席党中央对人民爱国精神的肯定，因此，那位评论员的文章根本不能代表中央。所以也未能在全国推开其“违法必究”的主张而只能将其实行于上海。（但其首开定义民间爱国活动为“非法”之先河，其恶劣影响日后在一些地方的蔓延扩散，正是造成今日民间爱国活动受无端打击的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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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群众抗议活动控制管理方面应吸取的经验教训

    由于我政府对四月份群众抗日示威高潮做了大量控制管理工作，动用大批警力有效地维持了秩序，保证了如此大规模且情绪激昂的抗议活动未出大问题。不仅未引发社会动乱，而且未伤日方一人，未发生任何纵火及抢劫、枪击事件，实际破坏和损失也被降到最低限度（无非是日本驻华机构和日资店铺被打碎了几块玻璃而已）。这些处置妥当的成功经验无疑应予以充分肯定。

    但我政府及广大公安干警和武警指战员维护群众示威秩序的成功努力却被宣传部门破坏殆尽。几乎我所有媒体（包括官方网站）都尽力回避群众抗议活动，完全听凭日本媒体肆意对我群众示威诬蔑诽谤，我一些地方宣传单位又布置其工作人员在互联网妖魔化群众示威，（和日本媒体一样）刻意渲染极少数人的打、砸行为，结果造成我完全正义的民众爱国运动被彻底歪曲为“暴力”示威。中日媒体如此默契之“配合”，严重损害了我国家及我爱国民众之形象。并且完全满足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愿望，不仅为其提供了对我恶毒诬蔑求之不得的机会和“炮弹”，而且被其利用来进一步加深了普通日本民众对中国人民的误解和敌对情绪。

    如此重大的损失！如此沉痛的教训！我们不该记住吗？其最大教训就是：自己的宣传阵地任何时候都绝不能丢给敌人去占领！更不能做适合敌人需要而丑化自己的蠢事！

    群众自发的示威活动是应该有所控制，必要时也应妥善平息，但问题是如何平息群众自发的抗议浪潮？是在网络虚拟之地以有利于敌的自我抹黑歪门邪道还是依靠党中央和我国政府的正面宣传？事实证明，人民群众相信的还是胡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而对那些有利于敌的自我抹黑则非常愤怒！

    再者，之所以在群众抗议活动中出现一些不理性行为，一个重要原因是群众完全没有组织。而抗议群众之所以完全没有组织则是由于虽合于宪法但与具体行政法规冲突的抗议示威无人会出面组织。

    另一方面，由于对群众活动的管理过于严格，使我爱国群众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愤怒长期无处宣泄而日积月累，一旦发泄起来也容易出现不理性行为。
因此，若有关部门能对群众爱国活动的管理更宽松一些，与爱国群众的沟通和理解更多一些，使群众的爱国活动能有组织有秩序的进行，情况当会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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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未被彻底清算的日本惨绝人寰的战争罪孽及美化这些侵略历史的教科书和其它复活军国主义再次扩张的种种倒行逆施，与因此而激起（曾经宽恕过日本的）中国人民愤怒的示威游行难道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吗？
    我几十万游行群众中少数人不理智，扔石头、鸡蛋、西红柿打碎几块玻璃、橱窗的过激行为，与日本右翼暴徒对我驻日外交及其它机构（包括枪击、纵火、投掷炸药、汽车围堵、寄子弹刀片恐吓、打砸、涂油漆）等几十次严重的纯粹恐怖暴力活动，其性质难道是一样的吗？
    注2：前些日子，为平息群众愤怒的情绪避免游行失控，一些部门曾派出许多宣讲团赴各地学校、机关，对青年学生和干部、职工进行宣传。这些宣讲活动不乏积极正面的维护社会稳定之重要性教育。但也有些宣讲团请那些支持日本入常的亲日分子利用其外交人员、重要人物、权威等显赫身份，借机大肆宣传日本已是和平国家，今后不会再走军国主义道路，抵制日货是祸国殃民等等。这是在替谁做宣传？求社会稳定要靠如此宣传吗？诚然，理智的爱国者们虽支持群众的爱国热情但不希望游行失控危及社会稳定，为外敌造成可乘之机。而日本人自然也害怕我群众游行导致人民抗日热情不断高涨，从而严重危及其在华经济利益及其多年渗透成果（怕引发我清除内奸）。（混在yx队伍中那些蓄意制造混乱并起劲打、砸的人中很可能也有日本汉奸的背景。而赞成yx无节制盲目扩大而不顾及其后果和代价的政治势力是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亲美民运分子和国内妄图浑水摸鱼的别有用心的政治派别。） 理智的爱国者和日本人都希望大规模的游行能平静下来，但双方立场、目的和感情不同，因此其宣传内容自然也就不同。爱国者强调对敌斗争应注意策略，维护国家稳定，不可自乱阵脚为外敌所乘。但绝不会去麻痹削弱人民群众对日本军国主义应有的警惕和斗争，更不会为敌宣传。
    注3：美前驻华大使普理赫（海军上将）颇有耐心地说过：“美国有力量与时间和中共周旋，并致力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参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第8版）
    注4：在2.8万亿的银行呆帐中，估计真正损失掉的财富约为2万亿元（其余8千亿元为经过努力可追回的贷款加上地方政府为虚报政绩而多缴税向银行借的款）。而社会自有资金的损失一般不会低于银行贷款的真正坏帐损失，因此估计因宏观经济政策被误导而造成的社会财富（包括银行贷款和社会自有资金）的损失约为4万亿元。其所对应的物质财富的损失则包括大量积压损毁的商品，闲置报废的生产能力和设施，廉价卖掉的土地、商品、建筑、企业和无形资产，因失业而损失的工作时间等等。

    注5：美国和日本的许多大公司在94年后长达数年之久的时期内，在其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内部分析报告中都与其本国官方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公开评价南辕北辙。这些大公司几乎都指出了中国经济的严重衰退和全面滑坡，（因此这些大公司在九十年代中期及以后在华的经营业务主要是先建立足点而不先急于大量投资。）  美国和日本政府不可能不清楚这些有根有据的分析判断。（日本和美国的许多大公司都有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所在国情况的任务。）  
    就连美国的一些经济学爱好者也觉得政府的“中国经济神话”和“中国威胁论”非常荒唐，他们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中国政府统计资料的自相矛盾和荒谬之处。在同样的中国政府统计资料中，与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数字相矛盾的是中国能源消耗及中国民航等行业连年的大幅萎缩。他们根据中国官方各方面的具体统计数据准确地判断出：94－98年中国经济经历了连续五年的严重衰退。从99年以后的几年止住了衰退，经济出现了正增长，但远未达到中国政府对外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美国政府却对这些经济学爱好者的报告装聋作哑，不置可否。（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解释说，94年后能源消耗连年大幅下降是推广节能措施的结果，与经济高速增长并不矛盾。但到了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真正快速增长，能源供应全面紧张之时，经济学家和管理部门却又说中国的能源消耗水平在产出同样金额的gdp的条件下比发达国家高出三倍以上（十几年前就是这样）。这就是说，2003年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比起十年前其实并无多大改进。这就证明了：中国经济学家对94－98年自相矛盾的统计数据的解释完全是谎言。）
    而中国国内关于经济政策高度统一的舆论则完全是靠行政手段造成的，在邓小平时代还一直被允许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公开争论，在1993年年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就成了禁区，大权在握的经济管理权威要求宣传工作必须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严格的一致。于是就出现了中、美、日三国官方传媒和国际“权威机构”及“专家” 默契配合的成果╠╠“中国的经济神话”，“软着陆”“高速度”“应得诺贝尔奖”“出色的宏观调控能力”等谥美之词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实际发生的经济灾难和呈现在国内外传媒上的“巨大成就”强烈的反差，至少说明了两点：
    1.我们的经济政策被外部势力严重的有意误导，这只能是经济战。
    2.我们内部有人对敌人的经济战给以了有力的配合。这也是使我造成巨大损失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