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推荐】【转贴】中国崛起策（连载）--刘涛 著 留德博士

封神老沙

中国崛起策十一：南方的跃升和中国的崛起

　当前有两个事件显示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第一是西方媒体掀起了新一轮对中国威胁论的报道，不同以往的是这次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调集中于中国经济崛起对西方优势地位形成的全面挑战和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关于世界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的讨论，中国一词以前所未有的频度出现在西方著名媒体的报道上。2006年9月11日德国著名刊物“明镜周刊”以中国为封面主题报道中国，封面上描绘的是无数森严的秦始皇兵马俑，手持电视、冰箱、手提电脑、手机、轿车、高速列车等物品，并冠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来自远东的进攻”。众多的兵马俑象征着中国庞大的人口，手持不同产品象征着中国从简单加工业向现代化工业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的转型，图文配合在一制造了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经济进攻西方的视觉效果，而长达十几页的正文则不停渲染中国经济威胁西方的论点，文章最后开出的方案是欧洲应当同美国紧密联合，全面围堵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世界结构性变迁和西方文明优势地位的坍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能完全代表德国社会，特别是经济界和企业界的主流观点，但中国崛起进入新阶段即产业升级和迈向独立自主、科技创新型国家，进而能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一争长短，对此西方社会普遍感到一定的担心和恐惧，对于这一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中国人普遍能够感受到。第二件大事是中国在近两周以来的外交盛宴显示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先是国内俄罗斯年的逐步谢幕，再是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接着是东盟和中国10＋1的南宁峰会，最后是中国外交的重头戏—中国非洲峰会。中非峰会将几乎整个非洲大陆搬到了北京，非洲48个国家的元首和部长来北京参加峰会，中国外交战线出现盛况空前的大好局面。在这两件大事中蕴藏着重要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次序的信息，值得我们加倍留心关注。这两件事情反映了中国崛起和世界局势俱都进入新阶段的重要变迁，具体说来，中国崛起在以下三方面改写了二战以来的国际结构和次序：

1。二战以后世界差序结构和世界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南北东西”问题。“南北东西”并不完全等同地理上的概念，“南方”和“东方”主要指的是经济上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亚洲除了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北方”和“西方”指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西欧和日本）。北方国家，也就是工业化国家只占世界人口很小一部份，却在经济产出和国际贸易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垄断地位。西方在六十年代产生了著名的左派理论－依附理论，此理论认为世界各国按照经济、贸易和科技水平可以分为中心、边缘地区，后来华伦斯坦（wallerstein）还据此发展出世界体系理论，增加了一个半边缘地区，其观点简述如下：中心地区即发达国家，通过有利的经济和贸易地位，向边缘地区也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成品，而边缘地区被跨国企业完全控制并有意识引导向单一的经济产品，因此边缘国家只能向西方出口原材料、能源和单一的经济作物。边缘国家虽然通过了民族革命赢得了独立，但在经济上却完全处于依附地位，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残酷剥削而无法发展自己的民族产业。旧的殖民主义走了，但新的经济殖民主义来了，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下难有出路。虽然西方左派的理论有一定的偏颇，但是在看待国际经济贸易不平等问题上还是具有相当洞察力的。

中国的经济崛起对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中“边缘和中心”的观点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一方面中国按照人均收入来看依然是个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依然认同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按照经典理论来看依然是边缘国家。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对世界能源市场及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力，早已让中国成为毫无争议的中心国家。中国的影响力不仅让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甚至也大大超过了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更让许多世界级经济学家难以解释的尴尬现象是，如果按照中心国家出口工业成品，而边缘国家出口原材料和能源的经典国家分工理论来划分，那在中国和许多工业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半工业化国家俄罗斯）的经济关系中，中国倒更象是中心国家，这些发达国家却更像是边缘国家，因为后者向前者出口较多的是能源和原材料（铜、铁矿石、铀、石油、天然气等），而前者向后者出口的则是工业成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经济殖民这些国家，这只是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即中国的崛起使诸如“南北东西”，“中心”、“边缘”和“半边缘”等许多世界划分方式再也不能适合时代的需求了，国际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研究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结构需要理论创新，来解释世界的新变局。中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方”或“东方”国家，当然按照人均生活水平来说中国依然算是南方国家，但按照中国的整体实力和举足轻重的世界经济影响力来说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准北方国家。短短20年来中国从一个“边缘”国家、“南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冲刺成为一个准中心国家、准北方国家和准西方国家，是世界经济史的奇迹，也为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带来重大的变化和冲击，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重新洗牌，国际权利被转移，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将被重新划分。考虑到中国的幅员和综合国力，中国改变世界格局的进程可以说是才刚刚起步。

2。中国崛起对发达国家内部的格局和各种机制也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二战初期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1970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有了三架马车，即美国－日本－德国。随着1990年日本经济进入长时间衰退，德国经济2000年进入衰退期，中国逐步取代了日本和德国在拉动世界经济方面的作用，世界经济转由美中两大火车头拉动。中国经济的世界性意义也在改变国际权利结构，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随着中国的崛起正在进行着内部的权力调整，中国或早或迟都将赢得在国际机构中更多和更大的权利份额，相应也将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西方八大国家峰会（g8）因为没有中国参与将无力解决全球经济、政治、贸易、能源、环境等一系列全球性议题，英国经济刊物“经济学人”多次指出，应当组成由美国、中国、欧盟和日本的g4，以取代名不副实的g8，防止工业国家峰会因为没有中国的参与而被边缘化。中国虽然仍为一个人均收入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但已是实质意义上的北方国家，它正式加入g9应该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g8应对全球权利格局的变化已经在展开调整，包括邀请主要发展中大国领袖和财政部长参加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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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今年9月德国“经济周刊”罕见地以非洲大陆地图为封面刊登了关于非洲大陆发展的主题报道。非洲，一个饱受贫穷、战乱和饥荒折磨的大洲，一个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被边陲化的区域，一片几乎被人遗忘的广袤土地，在新世纪之初终于赢来了曙光。不同以往的是，这次拉动非洲经济增长的正是中国。“经济周刊”介绍到，整个非洲大陆，从北到南，到处可见中国的工程队、投资者、企业家和医疗队。中国强大的需求，让非洲能源市场出现了出口的强劲势头，出口的高速增长也带来非洲许多国家内部产业链条的发展、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普通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洲整个大陆在2005年出现了破天荒的高达5.5％的经济增长率。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是，西方国家过去从来都是仅仅把非洲当作简单的原料基地，只是给予一些非洲国家一些放债性借贷，而从未认真进行生产性投资。是中国人第一次带来了大量的生产性投资，在非洲大陆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生产投资超过了借贷资本。中非之间的贸易也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非洲大陆经济发展出现了井喷现象，中非的贸易额在1950年代仅为1000万美元，1995年则达到30亿美元，预期今年年底将达到500亿美元，中非的贸易额在10年内翻了16倍以上。非洲的民族主义者也把中国对非洲的生产性投资看作是非洲觉醒和振兴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希望通过中国的投资使非洲彻底摆脱贫困和落后。中国正在取代传统的欧洲大国如英国和法国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对非洲大陆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

中国带动南方国家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非洲，中国和东盟关系的深化和贸易量的激增正在迅速推进双方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由于中国强大的内需市场的带动而快速递增。历史上与中国相隔遥远、让我们较感陌生的拉丁美洲国家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新历史背景下与我们迅速接近、靠拢。

以上由于中国崛起带动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根本性的变迁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南方国家在经历了华盛顿共识和美国新自由主义试验的失败、经济长时间陷入衰退和停滞后，终于重整旗鼓，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增长，而这次带动南方地区增长的是中国。摆在中国面前的正是绝佳的历史机会，这样的历史机会也是中国经济崛起、非洲和拉美经历经济失败与社会动荡、欧洲和美国长时间忽视这些地区各种因素所造成的。由于美国片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利用自由贸易的幌子打开和垄断南方国家的国内市场，摧毁南方国家建立独立民族工业的努力，对南方国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造成了南方国家产业单一，国家基础工业迟迟发展不起来，国内市场发育迟缓；欧美国家还以金融开放为由，诱使南方国家采用浮动汇率和实现银行金融产业全面开放，利用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大量掠夺南方国家的财产为己所有，使许多一度很有希望的南方国家如阿根廷、智利和菲律宾等在遭受金融危机打击后一蹶不振，成为标准的失败国家。而更多的南方国家则由于市场狭小、国力贫弱，只能完全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美欧所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国民经济完全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正是由于美国强行推行的掠夺性新自由主义政策让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形象陷于低谷，在拉丁美洲大陆，反美思想在各个阶层蔓延开来，甚至产生一些反美的极端思想。在这样的国际新环境中，中国20多年来奇迹般的发展让南方国家看到了另外一种模式的成功和可以学习的榜样。

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力量集中在亚欧大陆和北美洲，非洲和南美在地理上天然处于世界边缘，也是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边缘区域。在世界地图上非洲和南美宛如世界的两侧翼，而如今中国带动了这两翼的发展和东南亚经济的复苏，再加上以印度为首的南亚次大陆的迅速崛起，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世界的新趋势：那就是南方的跃升（the rise of south），即南方国家集团正在经历集体力量的上升，而中国正是领衔南方国家集体崛起的主角。如果说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世界各国都是演员的话，那中国不仅是北方国家的核心演员，更是南方国家的中心演员。把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放在南方跃升的国际政治经济的大环境中，我们就会有更宏大和宽阔的视野。中国的崛起带动了南方的跃升，南方的跃升也必将在更高的水平上促进中国的持续发展。在这里我们真应当借鉴和研究美国人在二战后的作法，美国在二战后对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援助和模式输出奠定了美国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和美元国际霸权体系。美国自由主义模式在全球大多数地区失败了，却在西德、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取得了局部成功。美国人真是善于化腐朽为神奇，让自由市场恰恰在紧邻共产苏联和红色中国的区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繁荣，从而间接导致了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解体、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并让市场经济的模式在全球取得主导地位，所有这一切又有助于巩固美国在全球领袖地位。今天中国面临的历史机遇是：中国取得了拉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经济实力，中国崛起和南方跃升将成为把中国送上世界强国和未来超级大国的重要环节，有了南方的整体崛起，中国的声音将不再是国际社会中单一的声音，而将成为国际社会的最强音。有了具备实力的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和南亚的力量，中国将具有建立在中国主导下国际政治经济新次序的实力。

拉美、非洲和东南亚在多方面对于中国迈向世界强国之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是中国经济爆发性的增长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而拉美、非洲和东南亚将成为中国的原料基地，为繁荣的中国经济输送源源不断的能源。而对于这些地区而言，中国是一个稳定、有很强支付能力的买家。在国际能源市场中，不仅卖家市场很重要，买家市场也很重要，一个富裕、稳定、具有良好信誉的买家市场对于能源输出国而言举足轻重，从这点上来说中国和南方国家是各取所需、互利共赢的。

其二：如果仅仅将中国和南方国家的关系定位为能源输出国和输入国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片面的，中国应当树立非洲大市场和拉美大市场的意识。在全球市场时代，国与国早就脱离了古典时期的零和关系而成为互利共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损害别国最终会损及自己的国家利益，帮助别人发展也是为自己国家产品打开新市场。总之，在全球化时代，双赢和多赢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几乎成为必然。在欧美国家不断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采取配额限制时，在欧美面临中国经济崛起不断单方修改国际贸易规则时，促进、培育和开发非洲大市场和拉美大市场将为中国的产品提供重要的销售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产业更新和升级的新时期，中国某些处于产业链条低端的产品必将转移到比中国更为便宜的国家，这将有助于中国的某些低端产业重新获得发展的春天，也将有力地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笔者计算过，东盟10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5400亿美元，非洲大陆55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6000亿美元，而拉美大陆13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7500亿美元（均为2003年数据），中国根据2005年gdp统计修正后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2000亿美元，东盟、非洲大陆和拉美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相当于中国的25％、27％和80％。如果东南亚能保持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非洲大陆能近一步脱离战乱和饥荒，迈上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和非洲统一之路，拉美经济也能保持经济持续复苏的话，三大区域在未来10到15年内经济翻一翻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这样东盟、非洲和拉美将成为全球重要的新市场。特别是非洲大陆，虽然今天依然贫困落后，但它拥有9亿人口，在迈向稳定发展的过程中非洲人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量将不断上升，因此非洲市场发展潜能巨大，这个道理很简单，即人口越多的区域，人口结构越年轻的地方，越是贫穷落后的国家，经济潜力就越是巨大。今天非洲大陆按人口结构来说是最年轻、人口增长最快的大陆，也是经济最落后的大陆，但正因为如此，非洲大陆才是最具有希望、最有潜力的大陆。中国把握住这些全球大趋势，并前瞻性地引领这些大陆迈向民族复兴之路，就是在为中国的世界强国工程打下最坚固的地基。

三是在欧美主导的世界体系下，由于中国和欧美在政治体制和人权问题上仍存在许多差异，也由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本身的巨大差异，使得中国无论怎样设法融入国际体系，都会被西方国家看成是“异类”。有学者认为，只要中国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人权法制建设，西方国家就会完全接纳中国。这种看法只说对了一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推进当然有助于拉近中国和西方的距离，但是西方文明已长时间在世界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和欧美中心主义观念在西方人心中根深蒂固，西方人中最普遍、最强烈的一个观点就是：西方文明就是普世文明，其他国家只有全盘接受西方所有价值观念才能拿到进入现代国际社会的入场券。西方国家现在虽然流行中国热和中国文化热，但那只是中国经济崛起和文化魅力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在许多西方人对中国感兴趣甚至是迷恋中国的同时，他们那种对中国的偏见和无知依然十分强烈，一旦中国在某些领域里有赶超西方的势头，中国威胁论、中国恐惧论就会如同欧洲历史上对黄祸的恐惧一样被大众媒体和舆论重新唤起。这在历史上已有先例，1980年代西方面临与其政治制度相同的日本迅速崛起时，西方媒体在羡慕、惊叹的同时，也充斥着对日本的批评、厌恶、鄙视、恐惧和偏见，日本更多被描绘成一头没有道德的经济怪兽，日本人虽然很成功，但在西方人眼里他们始终是怪怪的，他们都是工作狂、不懂得休息和度假，他们对上司无条件服从，他们的企业漠视工人的人权，他们社会的自杀率很高，他们的住所狭窄活像兔子笼，他们的性文化畸形等等。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崛起只有在南方的跃升中才能真正写出国际政治经济的全新篇章，才能真正终结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论点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才能真正奠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南方国家所作的不应当是颠覆现有国际文明次序，而是要在继承现有国际文明和西方文明中进步方面的基础上（比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和尊重民权），综合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因素（比如我国提出的和而不同、和谐世界，不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别国，对别国文化的尊重和平等态度），引导国际文明向更为包容、和谐、宽容和多元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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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一些具体提议和思考如下：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将南方的跃升和中国的崛起之间的关系纳入专项课题研究。南方跃升和中国崛起的交相辉映将一直持续到本世纪末都不会停止，对于这样事关国家利益的重要课题值得我们早作立项研究，以预测未来的发展，作长远的战略规划，最大限度的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说法，应当考虑在重要国际场合提出南方跃升的说法。单单提中国崛起容易让人感到中国人的文明中心主义观点和中国民族主义，如果能以宏大的视野提出亚洲崛起和南方崛起的说法，必将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反响，进而增进中国道德的感召力和文明领袖的亲和力。

加强对南方不同区域如南亚、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研究。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让遥远的非洲和拉美成为我们经济和国家利益意义上的“近邻”，我们应当加强对这些区域历史、社会、文化、法律、种族、宗教等全方位研究。考虑到我国的非洲研究和拉丁美洲研究相对来说比较滞后，国家可以在未来10年加大投入以培养一批非洲专家和拉美专家。尤其是在非洲大陆，民族、文化和语言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我们可以分门别类，培养研究北非马格里布国家、西非豪萨语国家、东非斯瓦希里语国家和南非国家等的专家。

对于当前某些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出现的一些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国家应当严格审核到非洲和其他南方国家去投资的中资企业，对信誉良好、业绩良好、管理良好的企业投资多加鼓励，对问题企业和缺乏信誉的企业应当严格控制。我们应当珍视“made in china”产品的国际声誉，防止假冒伪劣产品和以次充好的产品流入非洲国家从而败坏包括许多业绩良好的中资企业在内的声誉。这也涉及到中国国家整体形象和中国软实力，我们应当从战略高度严肃看待这些问题。

我国政府应当敦促前往南方国家投资的中资企业遵守当地的法律和世界公认的国际劳工法律，譬如严格禁止雇佣童工，工人的工作时间不得任意延长，工人有休息权等，同时投资的中资企业应当至少遵守最低的环境保护标准，对于严重违反国际劳工法和环保法的企业，我国政府应当有一定的惩罚措施。

对去非洲国家和其他南方国家的中国企业家和中国游客进行了解这些国家文化、风俗和法律的培训课程。中国人大量到西方国家旅游、留学和经商，对西方社会的礼仪和国际惯例也越来越了解。但是对落后于我们的许多国家，我们往往缺乏打交道的经验，常常是中方人员怀着理想主义热情来到非洲大陆，但看到当地的落后，由于巨大的心理落差容易导致部分人对所在国不满，进而表现出自大和对所在国的歧视，伤害到所在国民众对中国人的集体观感。中国国民在外一言一行总会被外国人解释为中国人的总体行为特征，因此我们在国外都当谨言慎行。

应当重视国际社会对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南方国家表现的评价。西方媒体当然总是充满偏见和有意识的误导，但一些信息还是值得我们重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反省我们在非洲和其他南方国家的作为，改进我们的一些作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道德感召力。比如西方国家在援助非洲时总是将民主和人权联系在一起，中国走的是不干涉所在国内政的作法，因此西方媒体经常批评我们只顾作生意和买能源，不顾所在国的民主、人权状况和腐败问题。我方反驳的论点为必须先发展经济、促进民生，才能逐步实现法制国家的建立和民主化，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何谈民主和人权。我认为，中国的模式的确是一种全新的模式，也就是经济优先，发展第一的政策，在人民先解决了基本温饱问题后逐步到达向好的制度过渡，不强行将民主、人权和经济援助进行捆绑式销售。我们完全可以综合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的一些优点，既不强行干涉别国内政，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别国进行指手画脚，也不是完全不管人权和人道主义危机的问题，而是在坚持中国模式也就是“发展是非洲当前最重要的任务”的同时，对一些国际上普遍有争议和非议的地区或产生人道主义危机问题的地区，中国应当与国际主流观点站在一边，表现出道德关怀以及中国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传统，要求有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地区的政府尊重普世人权，这也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中国模式加上西方模式，我们是可以走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新中间道路的。

对于部分西方国家和媒体的恶意诋毁，比如声称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等荒谬理论，展开有理、有力、有节的驳斥，并展开国际文宣以阐述我方观点，驳斥这些谬论，特别是要得到南方国家的道义支持，让他们的民众以自己的感同身受证明中国和南方国家之间绝非殖民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而是一种全新的互赢互利的关系。这一点，当前中国做得已经非常好了，就不再详述。

除了经济和贸易联系外，中国应加大对南方国家的文化投资，鼓励更多的当地居民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鼓励并援助更多的南方国家学生来华留学，加强双方的文化交流。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文化在世界受欢迎和认同的程度。中国文化虽然现在很流行，但其影响力与西方主流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还无法相提并论。在一个西方国家占据世界绝对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里，中国文化是很难超越美国文化影响力的。但是在南方跃升的新次序、新局面中，中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把文化当作重要产业来推广，我们就也有可能在未来把中国文化变成世界文化。时不我待，借着南方崛起的东风，推广中国的软实力，就在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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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策十二：渐进改革和中国现代化总目标  

德国著名的研究现代化的社会学家沃尔夫岗•查普夫认为：现代化社会是通过市场经济、竞争性民主政治、社会福利制度和大众消费这四个核心机制表现出来的，查普夫认为现代化就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大革命后逐步发展出来的社会发展路径和社会发展模式，它源于西方，但今天已经是全球范围内普遍的发展模式。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地处哪一大洲，身处何种文化圈，都会把现代化作为本国的发展目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从根本上排斥现代化或是提出与现代化相反的模式。如果我们把沃尔夫岗•查普夫提出的四个核心机制再加上法制国家和人权保障制度的话，就能更加全面综合地反映出现代化社会普遍共有的特征。尽管不同的现代化国家和社会由于文化和历史不同，形成了各自一些发展特色，比如由于日本经济的成功让国际上曾热衷讨论日本现代化模式，德国的经济奇迹也被称为莱茵资本主义模式，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那些已经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都有着基本的共性，比如几乎所有现代化国家在经济上实施的都是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还会实行计划经济和封建自然经济；绝大多数现代化国家都实施了竞争性的民主政治，都会有定期的选举和投票，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采取的是极权主义统治的模式和古老的领袖独裁的统治模式；也是几乎所有现代化国家都建立了适应现代化社会的社会福利制度，以保障处于弱势群体的居民和贫困阶层能够按照最起码的符合人道尊严标准的方式生活；几乎所有的现代化国家都是以促进大众消费为目标，并建立了以法治国的宪政国家，并都在宪法里承诺保障基本的公民权和政治参与权。

中国于1978年实施的改革开放国策发展到今天，事实上也是在朝向国际公认的现代化模式迈进，尽管在改革以来的28年时间里我国在理论上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但是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如果能站在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地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国社会整体上是在向现代化社会的模式演进。我国所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将尊重人权和以法治国写进宪法，签署保障公民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的国际公约，这一切都显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现代化，而是与国际现行制度接轨的现代化。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尽管全世界有一个普遍的现代化模式，但是一个非现代化的社会和前现代化的社会朝现代化方向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却是不同的。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从王权至上、封建采邑和缺乏民权的社会演变成为现代化国家。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托马斯•马歇尔认为现代化社会的演进持续了整整三个世纪：在17世纪工业革命缓缓拉开序幕，18世纪经历一个世纪的演变和发展，民权最终被确定（包括财产权、结社权、信仰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等）；19世纪经过了许多冲突、博弈和妥协，政治参与权最终被确定（包含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0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权最终得到国家宪法的明确保障（包含社会福利权，社会生存权和社会保障权等），而在托马斯•马歇尔的眼里，社会权最终的确定象征着西方国家的公民权发展到了顶峰，因为公民权本身就涵盖了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大部分，社会权的确立标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到社会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改造，从而确立了一种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社会福利国家。当然托马斯•马歇尔的“三世纪公民权演进理论”是按照英国历史发展推断出来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政治参与权的确立在西方国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真正涵盖妇女在内的普选权在很多国家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最终被确定，美国的黑人直到1960年代才取得完整的普选权。但是托马斯•马歇尔的理论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那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先进的西方国家和现代化发源地英国和法国，其现代化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经历过很长时间的社会变迁和演进，这一点，对于今天正处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当然，笔者在这里绝对不是要宣扬我们中国也需要三个世纪的时间演变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社会，这当然是不正确的论述。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民主、自由、人权和法制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的21世纪，在全球化方兴未艾的新世界，在中国和平崛起的雄壮历史步伐声中，我们不仅要在经济上崛起，更要建立好的政治制度，不仅是与国际主流文明接轨，也是要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完全应该有信心，中国赶超式的现代化应当在本世纪的上半叶到本世纪中叶的这段时间内基本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象是一艘大船在渡河，河的一边是一个前现代化社会，那里写着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集权政治，人治社会，封建文化，民权匮乏等几个大标牌；河的对岸是一个现代化社会，上面写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民权社会、大众福利和中产阶级等大标牌。人们在经历了长年的争论和探讨后，绝大多数人意见开始统一，认为应当把船从此岸摆渡到彼岸。但是问题来了，此岸离彼岸路途遥远，航线复杂，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危险和变数，搞不好会船倾人亡，而且船长和水手只习惯于在以前熟悉的航道上行驶，对于怎么航行到彼岸完全没有把握。那么，现在仍在此岸的船长和水手，只能先寻找正确的航道，确定好总方向，再一步一步地向现代化的彼岸航行。这一过程中，船长和水手要有高度的航行技巧以避开航线上的各种风险如风暴、漩涡、海啸，也要避免船只偏离正确的航道。而此时，船上的普通乘客，尽管有时候会同船长和水手有不同的观点，有时候双方还会有矛盾和冲突，但是双方有一个最大的共同愿望，那就是齐心协力地乘船平安达到彼岸。这就要求船长不仅要有高超的航行技巧和远见卓识，能够冷静地、理智地领导船员沿着正确航线把船一步步驶向预定的方向，同时船长也要有高超的处理矛盾和冲突的能力。因为在漫长的航行中，如果船上的船员和乘客对航线的正确性发生怀疑而产生冲突和矛盾时，船长必须能够正确处理出现的问题并能赢得船上绝大多数乘客的信任才能让船只继续航行。而这样的航行对船上的乘客也有要求，因为大家同在一条船上，是命运共同体，如果乘客有意见和批评，应当理性提出，同船长等人共寻解决之道，而绝不能着眼于颠覆航船或是颠覆船长的领导取而代之，在事关大家共同命运的航行中，理性的行为是互相协助摆渡而不是互相拆台，因为那样大家都会面临沉船的危险。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象是一场伟大的、但却是充满风险的航行。我们知道中国最终要航向的目标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众消费、共同富裕和中产阶级占主导的社会，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起点离这样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要寻求的是一条代价最小、成本最少的理性渐进的改革之路，我们需要树立一种温和、理性、和平的改革精神，把中国的改革进程循序渐进地引向中国现代化的终级目标。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从其他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我们都能发现一个规律，渐进的政治改革胜过激进的社会变革和暴力革命。英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较少地采取暴力革命的办法，除了在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曾经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外，之后历史的进程却是平和渐进的，英国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在保持旧有王位的象征权利下建立了权利制衡的新政治制度，整个社会在妥协和宽容中向前迈进；而法国则是一个盛产暴力革命的国家，尽管我们今天对法国大革命充满敬意，认为它为现代民主政治的诞生地之一，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给法国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在18和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法国总是处在风暴眼的中心，一次次的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动荡、不安，对国王和贵族的残酷惩罚和处决也引发了旧有势力一次次的反扑报复。新生权力对过去政治精英无情的专政种下了复辟和政变的恶果，法国长时间处在“处决国王－王权复辟－再处决国王－王权再复辟”的血腥循环中，尤其是雅各宾专政时期建立了一种对待政治敌人的极权主义的动员模式，更是颠覆了社会稳定的根基，让仇恨和恐怖遍布社会每一个角落。所以说，虽然法国同英国一样，通过革命的模式向现代化社会演变，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是由于过程的不同，产生了很大的差别：法国的暴力革命带来了社会极大的内耗，这样的内耗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成本，让法国的整体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在18－19世纪英法在全球争霸的过程中法国不断败下阵来，虽然这是多方面原因引起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法国社会因为不断的革命产生的“内伤”是让法国在英法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我们在19世纪末期俄国和日本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俄国的现代化发展最终走上了两场暴力革命之路，特别是十月革命为俄国带来了极权主义的动员模式，虽然帮助苏俄走上了另外一条现代化之路，但暴力革命带来的强烈副作用也是未来苏联模式衰败的重要原因。而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成功地走上了一条稳定、渐进和有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日本的明治维新最终的巨大成功当归功于清晰、明确的目标，执政者坚韧不拔的意志，民间社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一种稳定温和的改革避免了社会崩盘和失序的危机，大大降低了社会前进过程中的成本，为社会的整合和国家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封神老沙

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在1978年推动的改革开放国策就是渐进政治改革的最佳政治范例。当时中国处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条件下，一方面新中国的前27年在毛的领导下，成为世界上独立的一级，中国独立自主和自强的精神振奋了百年来中国颓废的民心和士气，一代人通过艰苦的奋斗发展了“两弹一星”，中国被帝国列强欺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毛时期的土地改革、全民扫盲运动和合作医疗制度也为中国扫除了现代化道路上重要的障碍。但另外一方面，计划经济的严重僵化，物资匮乏，极权主义的政治动员模式和政治运动也让中国依然远离现代化公认的标准。“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十年更是让民主、法制和公民权被践踏，从共和国主席到普通公民都遭到迫害。1978年的这个关键历史时期，新的中共高层对毛和新中国前27年的评价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面对这么一个高度复杂的历史难题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邓作了一个比较好的处理。他超越了简单的对毛好与坏的评价，既善于运用毛时期好的成果来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比如说毛时期的教育政策和医疗政策培育了健康合格的生产者和潜在的消费者，这些都被邓善加运用引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去；同时他又把过去27年来明显走偏的政策迅速纠正过来，邓不仅批评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给国家带来的灾难，而且拨乱反正为大量含冤的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平反，把国家经济和工作的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发展的路子上来，重新赢得了民心和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邓没有全面否定毛，而是在肯定了毛对新中国贡献的前提下指出了毛的错误，这样的评价符合当时整个社会的期待，也是让整个社会摆脱过去的阴影，在安定和谐的条件下集中精力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这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如果当时邓完全否定毛，不仅会可能连带否定一代人为新中国建设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贡献，也会直接指向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而且还会带来更多的纷争和不安，让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之中。事实上，邓对毛的功过恰如其分的评价并没有影响大家对中共的整体观感，反而为中共赢得了更大的支持度和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邓利用毛时代的积极因素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大业服务和避免彻底否定毛的作法给中国树立了和平过渡和循序渐进的典范。因为无论过去领导人有哪些重大失误和错误，我们今天都是在过去发展的基础上，继承了前人的政治遗产，并通过修正过去的错误和偏差，继续向前进的。我们不能总是象中国封建皇朝历史上那样彻底毁坏一个旧的政权再来建立一个新的王朝，那样的话中国将永远陷于治和乱、建设和毁灭的恶性循环。那样的话社会将付出极大的成本代价而无法长久、稳定地发展。邓的改革正是致力于避免中国重走“治－乱－治－乱”的循环，力求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激进变革和革命的方式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按照这种温和改良的思路我们就能摆脱在对过去领导人和对过去时代评判时简单运用“好与坏”和“对与错”的线形思维，而是按照时代要求修改不合时宜的政策并把过去对现在有用的东西善加运用，其根本目的就是一条，为中国当前的现代化事业服务。因而，我们今天不是要简单地褒贬毛和邓，而是肯定毛建立新中国和邓的改革开放都为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但是，一代人完成一代事，我们不能超越历史时空去批判毛为什么不早点搞市场经济，邓为什么不快一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毛和邓完成了他们那代人对中国的历史贡献，我们今天依然受益于他们打下的基础；毛和邓又有他们那个时代特定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超越历史时空来帮我们解决今天中国发展中的新问题；毛和邓也都是人，也都会有错误和偏差，因为人无完人。因此我们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后，依然要肯定毛为中国人树立的独立自主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今天仍是我们现代化路上重要的精神动力；我们在肯定邓改革开放伟大的历史贡献后，今天也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方针，作为对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观点的补充。

与成功的渐进改革范例相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一个常常进行革命和激烈政治变革的国家不仅难以向现代化社会演进，而且极易陷入国家大解体和社会大解体的灾难，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号去颠覆一个国家的秩序，其结果反而让一个国家离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目标更远。这里前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教训最值得我们谨记。整个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都试图颠覆苏联政权，他们在国际间大力宣传，苏联和共产主义国家是极权主义国家，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政府的力量也太强大，窒息了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构成了对自由权和公民权极大的威胁，只要颠覆了这个极权政府，实行私有化、西方式的多党选举和三权分立，那就会药到病除。事实的发展结果可以说是令人瞠目结舌，苏联这个国际巨人不仅在国家失序、社会解体和民族残杀中轰然解体，整个国家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右派的知识分子一定会为俄罗斯的改革辩护说，他们毕竟建立起来了民主制度和多党选举制度，他们在天下大乱之后由于建立了好的制度一定会过渡到天下大治。但是反讽的是，脱离了一个国家具体的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抽象的打出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旗号，不仅没能建立起良好的现代化民主制度，反而让社会进入了寡头民主和无政府自由时代，更谈不上保障公民的人权。美国著名的自由左派学者霍尔穆斯1997年在《美国前景》上发表了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文章开头提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心积虑要削弱苏联的国家力量，加强苏联的社会、市场和异议人士的力量，以彻底让极权国家解体。那么实际结果是什么呢？霍尔穆斯以自己多年研究苏联和东欧国家而得到的独到见解和自己在俄罗斯亲眼所见描述道：苏联的极权社会是解体了，国家的政治迫害消失了，克格勃的秘密警察也不见了，刻板的政治宣传和灌输也停止了，持不同政见者也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了；但是同时，国家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也完全崩溃，许多国营工厂的工人一夜之间被抛上街头，街上盗贼蜂拥，黑帮接管了国家地方权利，铁路上的火车被流寇洗劫一空，野狗在城市里到处乱窜，成群结队的士兵在沿街乞讨，路边随处可见冻死的居民，整个俄罗斯的生产能力严重萎缩，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大幅度下降（1990年代俄罗斯男子平均寿命下降了10岁，这几乎是人口学意义上的空前灾难），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军事基地上的核武器部件无人看管，许多部件流入了武器黑市场和黑交易，许多民族聚居地在国家政权解体后开始了互相的仇视屠杀。俄罗斯在1990年代的悲惨经历让我想起了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到1927年这段军阀混战的时期，旧的次序是打破了，但整个国家没有有效整合而陷入解体和分裂的边缘。我的一个罗马尼亚同事最近才去过在普京铁腕下逐步恢复国家秩序的俄罗斯，他告诉我，俄罗斯的大城市如圣彼得堡已经发展出现代化城市的规模，而就在离大城市很近的小城里依然充满可怕的混乱和失序，他说，你在那儿呆一会儿的话，会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

今天，邓小平在1990年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依然具有指导意义。老实说，笔者如同大多数人一样，当时对这句话并不理解。整个1990年代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感到苦闷的年代，但是却始终没有忘记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社会责任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更能代表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境。中国将向何处去？这个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无数次被提出过来的问题，再次被提出。

封神老沙

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自信，中国走在历史正确的道路上：渐进改革，不是激进政治运动和激进变革，是中国社会最佳的选择。自从1840年中国被列强的炮舰打开了国门后，中国经历了太多的革命和激进的政治运动，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的政治运动……当然，笔者绝对不是要否定一些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们的发生也是当时政治、经济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着历史的必然性。笔者要表述的意思是，一次一次激进的政治事件和无休止的革命与政治运动的确让中国社会遭受到空前的内部消耗，往往是每革命一次，中国的版图就小一次，中国的生产力就遭到巨大的损耗，中国商业力量、市场经济力量和中产阶级力量就被摧毁一次。中国的民族产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在列强侵略、内部动乱下，一次次倔强地试图发展，一次次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始终游走在现代化边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在1990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却安然度过了危机，既没有解体分裂，也没有陷入像前苏联那样的大动乱，反而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并在新世纪迈向了和平崛起的壮丽局面？有的人会不加思索地回答到，这是中国政治控制的结果。其实这个回答是不正确的。邓公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的民族产业和市场经济第一次获得了“安宁”，经历了全局性、长时间和全面地发展，中国老百姓生活第一次真正摆脱了赤贫和饥饿，开始了有尊严的生活，它符合了社会规律和时代的主要需求。民间久已压抑的消费意识、致富意识和追求更好生活的意识一旦被打开，就如洪流一般成为浩浩荡荡的时代大潮。1989年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积压和特殊的政治环境让中国现代化巨轮出现了一定的迷航，但是中国精英、企业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广大老百姓有一个最大的社会公约数：那就是中国不能乱，中国只要稳定发展，大家就可以过好日子。谁掌握了中国大多数阶层的社会公约数，谁就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是的，我们还有很多社会矛盾，社会不公正问题十分突出，法制建设十分落后，权利制衡机制还比较缺乏，民主政治也还相当滞后，普通公民的民权还常常受到损害。但是，只要我们的国家没有分裂、没有陷入内乱；只要我们把握住了大局，用经济增长改善大多数人的福祉，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我们能在理性、渐进的改革路上让中国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而在国家内乱、解体的过程中，不仅不能建立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不能保护公民的人权，还会让公民的基本生存权都受到威胁。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处心积虑地要削弱国家的力量，认为那样才能促进公民权和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巨大的谬误。一个稳定、有次序的国家本身就是在保护公民的人权，一个稳定、有次序的国家也是一个社会渐进迈向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公民权制度的根本基础和保障，当一个国家陷入内部解体和混乱后，何谈发展健全的民主体制，何谈保障人权，何谈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吗？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势力不断地鼓吹要国家最小化，市场最大化，不断宣扬要削弱国家力量，事实上却是没有完整的国家、没有健全的国家秩序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良好的市场机制。因此极权国家的统治模式固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没有国家和国家解体。我们一般人很难想见，如果当我们有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一个城市里监狱的狱警都不见了，银行里空空荡荡没有人管了，警察局里的警察都消失了，国家政权都通通解体了，那将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可以设想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定是大抢劫、大动乱和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这样的局面不光是空想，它已经在人类社会多次上演。2003年4月14日，当美国军队先头部队占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后，也许是美国军队太想展示独裁统治的覆灭后，美利坚“民主自由”的“阳光”开始“普照”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了，因而他们没有立即相应地建立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全球的电视观众得以目睹一个城市是如何惊心动魄地陷入崩溃的。萨达姆政权虽然是独裁政府，但是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还是生活在一种人类正常的社会秩序之下，但是美军对混乱、骚动和暴动的纵容和悠然自得的观赏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恶果，社会的混乱、宗教仇杀、民众械斗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难以合上。最令人痛心的一个例子是，在极权主义的萨达姆政权统治下，巴格达国家博物馆对文物的管理倒是井井有条，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第11大博物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人类最古老文明的文物在那里得到妥善保存。然而美军对抢劫的纵容和所谓的要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的“民主自由”，让人类文化遗产在21世纪经历了一次野蛮的浩劫，整个巴格达国家博物馆被暴徒洗劫一空，约有17万件珍贵文物被盗和被毁，包括许多名闻世界的文物遭到彻底毁坏，整个事件堪称世界文化灾难，却是在美丽动听的“自由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真是反讽到极点！以上国家解体时可怕的末日景象在前独联体多个国家包括俄罗斯曾经上演过。

如今，除了美国部分学者开始反省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东欧的激进革命和伊拉克战争以外，欧洲国家的一些学者也开始热衷于研究与对比俄罗斯和中国改革的成败。德国柏林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汉斯犹尔克在其文章“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较的中国渐进改革历程”中，用宏观数据非常精确地分析了中国和苏联（俄罗斯）力量对比的惊人变化。他指出，1980年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前苏联的1／4,19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体与苏联（俄罗斯）持平，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戏剧性地跃升为俄罗斯的四倍。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也大大领先于俄罗斯。汉斯犹尔克深刻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两个国家的力量对比变化为什么会这样迅速？中国是怎样达到这样的成就，在综合国力上大大拉开与俄罗斯的差距的？在汉斯犹尔克得出的结论中，第一条就是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第二条才是正确的经济策略和有效的资源配置。

其实无论是中国的邓小平还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都是在发现了以前共产主义制度的问题后下定决心力行改革的，双方的最终改革方向也应该是大致相同或接近的。因为计划经济已经行不通了，再走下去就会误国误民了，所以大家才会向市场经济方向改革；因为过去的中央集权体制行不通了，落后的政治体制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了，所以才要改革政治体制，朝向一个权利制衡、权利制约的法制社会发展；因为过去领袖独断专行，给国家民族带来了灾难，因此才会改革，朝向一个更加民主的制度过渡；因为过去有政治运动和政治清洗的惨痛教训，今天才要改革，要建立良好的现代司法制度，保障人权。本来双方演进的终级目标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结果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别呢？正如文章前半部分提到的，欧洲、美国本身也花了两到三个世纪才逐步发展成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公民社会和言论自由的社会，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欧洲国家和美国自身也经历了无数的冲突、斗争、倒退和反复。当然今天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300年来把中国和苏联转化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但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完成不同的任务，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已有28年，才基本建立了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体，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中产阶级逐渐壮大，公民维权意识普遍增强的社会，以后的任务将是一步一步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稳固根基。而这一切在前苏联都是通过一夜间的政治巨变来完成的，国家如何能不乱？无论目的看上去如何崇高，但基本的事实是前苏联根本就不可能用几年的工夫来完成西方两、三百年的任务。这就好比一个久病缠身的人，需要长时间的药物治疗，要分三年的时间每天服药才能慢慢恢复，而这个病人走了个大极端，把三年该吃的1000多片药一天服光了，那结果是什么？当然是这个病人一命呜呼了，能说药不对症吗？当然不是，关键是病人服药的方式不对。如果说是病人自己决定这么作的，那么他应该自己负责任；如果说是医生开了这么个药方或是医生明明看到病人这样服药而不加以阻止，那就等于医生在变相杀人。让人觉得玩味的是，前苏联这个病人去找西方的医生看病抓药时，西方开的正是一剂可以吃死人的猛药，无论是全面私有化，还是休克疗法，还是所谓的“民主药方”都让俄罗斯迈向崩溃，这当中，不仅美国，还有其他一些西方大国，还有一些貌似中立的国际机构，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俄罗斯沉重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不能用抽象的正义原则如“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等要求一个尚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特别是一个过去在发展道路上完全与现代化南辕北辙的前共产国家一夜之间实现这些目标，就好象再好吃的饭菜都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一样，应该作到的是一年比一年更民主，一年比一年更自由，一年比一年更向法制社会方向迈进，而绝不是激进变革和一夜革命。西方国家对当时俄罗斯的要求和附加条件看上去似乎符合正义标准，要求俄罗斯民主化、私有化和完全开放言论，但实际上西方玩的是偷换概念的游戏，一个发展了三百年的成熟体制完全可以经得起言论自由的冲击和挑战，而对一个久病缠身、才从极权社会的禁锢中微微打开了国门的前苏联，一个其人民接受了80多年党的宣传的国家，如果骤然全面实现言论自由，而西方国家又开足马力向前苏联人民进行另外一种“心战宣传”时，苏联解体和分裂的结果就基本注定了。道理很简单，一个身体很好的健康人让一个重哮喘病人骤然间象他那样每天跑5000米，病人很可能立即死亡。同样，一个发展得很成熟很完善的体制对待一个百病缠身的体制，你用你的标准来要求他，再对他展开致命攻击，他不垮也难。

如果说1990年大家还看不清历史发展轨迹，许多人依然向往“全盘西化”的话，倒情有可原；而今天，在经历了那么多历史教训后，如果还再继续鼓吹“全盘西化”，那么就很值得怀疑这样的观点后边的动机了。我们中国人只要牢记俄罗斯生病找“鬼”抓药吃死自己的教训，就懂得更加珍惜今天中国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局面，我们当然要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东西，如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健全的法律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民主制度，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但我们学习西方时一定要树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符合中国国情、循序渐进的原则，彻底告别那种依附于别人的后殖民心态，学习西方时要有健全的人格和国格，才能真正迈向独立自主的、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当然，在这一个过程中，决策者也应当前瞻性地把握住历史机会，既不求急冒进，也不削足适履，在国家总体稳定的大好局面下，应该一步一步地把中国渐进改革的政策推向前进，每一个阶段都应当完成一个重点任务，让中国的体制越演练越完善，越演练越成熟。在这个宏观历史进程中，中国执政党、参政党、知识分子、民间团体和社会力量完全可以构筑一种和谐共赢的关系，共同在国家稳定的大局下通过良性互动为中国逐步建立一个良好的体制（中国崛起策十三和十四笔者将详细论述）。毕竟我们个人生命有限，为国家建立良好的制度却是在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希望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强大、崛起、有国际尊严的中国，留下一个稳定、和谐和免于动乱的中国，留下一个富裕、平等和免于匮乏的中国。新世纪的中国应该走出过去的历史怪圈，应该走出过去历史的阴影，应该从此告别动乱和革命，应该从此告别激进和暴力，通过理性和平的方式走向共同富裕的民族复兴道路。如果说，19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出悲剧的话，20世纪的中国历史则是一出悲喜剧，而21世纪，应当是中华民族彻底告别悲情的时代，我们应当为我们民族在经历了短暂的沉沦后重新奔向世界顶峰而骄傲，在中国崛起的壮丽舞台上，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社会群体，都在为我们国家的复兴和强大作出贡献！

封神老沙

中国崛起策十三：告别民主弥赛亚主义，建立新型民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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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历史记载，叙拉古王迪奥尼修斯有一位廷臣名叫达摩克利斯，此君是一个善于溜须拍马的人，经常不着边际的吹捧国王迪奥尼修斯。有一天，国王迪奥尼修斯邀请达摩克利斯赴宴，国王特意让这位廷臣穿上王袍，让他坐在国王的宝座上，宝座上方悬着一把锋利的宝剑，而这把宝剑仅仅用一根马鬃系着，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国王迪奥尼修斯借这个机会告诉达摩克利斯：当国王所面临的风险，就像头上高悬着利剑一样，下面有野心的臣子随时可能斩断纤细的马鬃，国王所拥有的权利伴随着的是每时每刻潜在的危险。达摩克利斯听了这番话后，就打消了妄图篡位的不臣之心。于是后人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表示随时可能发生的潜在危机。

生活在21世纪初的中国人似乎也能隐隐约约感觉到中国上空也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方面中国处在近现代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经济繁荣、市场丰富、国力强盛和民族复兴让国人振奋；另外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中积累的内部矛盾也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各地因为征地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常常见诸报端，腐败和贪污的案件有增无减，社会中不和谐、不安定的气氛并没有随着经济繁荣而消减，这些现象的确让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忧心。而国外对中国的报道也呈现两级化的趋势，一方面中国崛起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已经成为媒体的主流，这样的观点正在改变西方人过去对中国刻板的看法；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中国威胁论重新抬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挑战了美欧的优势地位，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另外一个派别却反其道而行之，宣扬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将在剧烈的社会矛盾、环境危机和经济衰退中走向解体崩溃。持中国崩溃论的不仅是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有海外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也持有这种观点。这种极端观点在1990年代曾经甚嚣尘上，一度被人追捧，有的人甚至还立下时间表，说中国在某某年就会崩溃。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变迁，中国崩溃论的极端观点成为笑谈，于是有的人又把所谓中国崩溃的时间表后移，认为中国会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崩溃。只是谎言一旦被证伪，就很难再让人相信，中国崩溃论的观点现在处于衰势，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

我们当然不必在乎有人热衷于宣传中国崩溃论，因为这些人越是这么说，中国反而就越好，中国的发展有自身固有的逻辑和规律，不是别人喊喊中国崩溃论就能喊得倒的，中国的发展和成就是靠国人脚踏实地一步步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靠意识形态领域的磨嘴皮。对于激烈非理性的观点，大可一笑了之。但是对于别人给予我们善意的批评和谆谆告诫则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中国在经历了28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应当改革落后的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几乎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共识。而我国领导人也在国内国际场合多次提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问题，显示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该怎么走，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和方向究竟是什么，看看已经实现民主化的中国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更让我们不得不担心，民主化会不会让中国陷入危险，带来无法想见的严重后果？民主化会不会让中国陷入内乱和分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民主化会不会燃起中国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危机，让中国的版图和疆界受到威胁？我想，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的爱国知识分子，心里都会提出上述几个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又深知，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法回避的课题，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是焦虑和不安的，一方面欣喜地看到中国的日新月异和日渐强大，另外一方面总感到中国上空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21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有信心取下这把高悬于我们头上的利剑吗？我们有信心和平过渡到现代化的彼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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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自从晚清以来，就成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目标。五四运动中民主更是被中国知识分子译为德莫克拉西，中国现代化目标被定义为要引进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高扬科学和民主的旗帜成为五四时期的进步潮流并蕴育出中国学子一代一代追求民主的五四精神。那么，民主究竟是什么呢？事实上，民主是一个及其复杂的概念，它包含的领域及其宽阔，民主是一种哲学观点，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是一种利益博弈机制，当然，也是指一种政体和政治制度。目前大家关心和争论的焦点比如说要不要民主，主要指的是民主丰富概念中的一个方面－也就是民主政治。这样的民主政治主要是指通过竞争性的机制（包括不同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竞争）定期举行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的一种政治制度。我想，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对于源于西方的多党民主政治体制，我们应该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既不应该全面否定、也不应该片面肯定西方式的多党制度，而是应该抱着为我所用的观点，吸收其中合理进步的积极元素，抛弃其中一些明显不合理的元素和弊端，然后按照符合中国国情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吸收西方民主制度部分优点的同时，根据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特点，加入改良后的中国元素，从而达到建立新型民主观的目的。以下两种观点我认为都是不可取的，第一种是完全否定西方民主制度，认为西方民主是虚伪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合理化自己统治方式的假民主。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不能与时俱进，没有看到民主制度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和制度财富，任何国家，无论什么社会制度，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认同权力必须制衡、司法必须独立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观点，都认为本国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或是正在建立民主制度。我们不能自外于国际政治文明和世界民主化浪潮之外，把人类所有的民主政治文明都归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之内，而是应该作文明的世界公民在与国际主流文明接轨的基础上去改造和提升民主政治。第二种观点认为西方多党式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形式和唯一最好形式，其他转轨国家只有完全采取这种模式才有现代化的希望。这种完全神话西方多党式民主政治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一个后进国家有太多的国家目标，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等不同领域，单单认为采用了西方竞争性民主政治就能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未免把复杂的世界过于简单化了，而且民主政治无论是在理论和实践中本来就存在大量的问题，无视这些弊端和问题把一种制度偶像化和神化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这里我就要来谈谈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希望这样的探讨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启示。

封神老沙

民主政治中巨大的危险和理论漏洞－多数独裁和多数暴政的问题。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和机制是多数原则，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少数服从多数，而这个理论中隐藏着极大的理论漏洞：比如说100个人进行民主表决，其中70人属于一个紧密相连的共同团体，剩下的30人属于零散的少数民族，假设70人决定剥夺30人的所有财产，甚至把30人从肉体上消灭，这就产生了可怕的多数暴政的问题。理论上，这是符合民主的多数原则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多数恐怖主义。早期的美国民主理论专家已经发现了这种危险性，比如麦迪迅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就警告在民主制度下，压迫的危险来自社会的多数；而这种多数人的压迫将导致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政。法国政治学家阿列克西•托克维尔也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呼吁人们警惕多数专制，认为这是非常有害的。而这种多数暴政多次在人类的近现代史上演。比如法国雅各宾专政就开启了多数暴政的先河，雅各宾党人以多数人民的名义要求剥夺贵族的财产和生命，未经审判大量处死政治异议人士，为法国革命带来了腥风血雨的屠杀，最后让人人自危，社会动荡。而苏俄在10月革命后更是把多数专制上演到人类历史的极点，仅仅评着抽象的人民概念和无产阶级的概念，就可以完全剥夺另外一个阶级所有人的生命，斯大林肃反时期被处死的人多达几百万，都是以多数人民的名义来完成这样恐怖的政治迫害的。卢旺达是非洲大陆民主化先驱，然而1994年民主选举后发生了可怕的种族屠杀事件，其逻辑也是多数暴政的延伸：一个占人口多数的民族胡图族以所谓多数的民意和受到威胁为由要求消灭少数民族图西族，结果造成了百日内100多万人被屠杀的空前惨剧。历史沉痛的经验昭示了我们，民主的多数原则前面一定要加上一个定语，才能建立健康的民主，那就是少数人的权利。民主应该是建立在尊重少数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的基础上的多数原则。在民主制度下，少数人的权利，甚至是每个人的一些基本权利都是不能被化约的，都必须切实得到宪法的保障。约翰•洛克认为，每个人具有与身俱来的一些权利，比如说生命权、身体尊严权和财产权，这些权利不需要特殊的哲学证明，因而是自然权。只有保障了少数人的权利和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有确定了某些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才能建立良好的民主政治表决机制。

民主的尴尬－选民选出了恐怖组织。2006年1月巴勒斯坦的立法委员选举令世界震惊，巴勒斯坦人民用选票决定了让具有恐怖主义色彩的哈马斯入主政府。虽然说哈马斯是不是恐怖组织，在不同人的眼里一定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哈马斯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组织，经常进行激烈的暗杀和自杀爆炸。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宗教极端组织执政，因为这样会破坏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会让该区域陷入非稳定的失衡状态。本来，国际社会寄托于在人民投票过程中，会有一种自然理性抉择，能够淘汰掉极端的基本教义势力，因为大多数人民毕竟想过安定的正常生活，极端势利无论如何也难拿到超过50％的选票。但是，巴勒斯坦人民在战争、动乱、屠杀和社会失序中早就失去了对前途的希望和企盼，人口爆炸、极低的生活水平、极高的失业率和文盲率让许多巴勒斯坦青年在城市的陋巷中长大，在那里他们极易接受宗教极端教义的影响，成为哈马斯的铁杆拥护者。在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完全处于前现代化的情况下，再加上人民对以色列的欺压长期积累形成的民族仇恨，让选民很难作出理性和正确的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极易让极端势力从中渔利，一跃成为政坛上的新兴力量。因此民主制度需要的是稳定的社会条件、良好的国家教育制度、良好的教育水平和一定的经济基础。当然，西方国家政坛上也有极端势力妄图利用欧洲国家经济衰退和失业率攀升来扩张自己的政治势利，比如说2002年法国极右翼“民族阵线”的勒朋就试图执政，德国的新纳粹政党也一度进入议会，但是这些极端政党在西方国家始终不能成为主流而为大多数选民所厌恶和唾弃，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普遍的大众教育和良好的公民意识让人民有比较理性和正确的判断。因此，民主制度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教育条件相搭配，才能发展出良好和健康的民主。

不自由的民主：最近几年在国际民主政治实践中出现了一种突出的现象，被称为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是由印度学者法理德•扎卡里亚1997年首先提出来的，这主要是指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形式上实现了选民投票和政党竞争的选举方式，政权也按照选举结果进行了转移和交换。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自由权，特别是民权没有得到保障。民权包含了财产权、言论自由权、集会和结社权、宗教自由权等。在一个民权得到保障和尊重的国家，也必定相应是一个法治社会和法制完善的国家。不少国家譬如伊朗和委内瑞拉，虽然实现了民主选举，但是由于言论和结社集会自由没有得到保障，由于宗教没有完全和政治分离，由于新闻自由受到限制，，导致人民和选候选人资讯不全和信息分散，最后选举产生的结果是在公民基本权未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这样的选举结果应该说并不能完全反映民意，而且由于选举人处处受限，未能取得公平阐述自己政纲的机会，因此尽管整个选举过程符合了民主原则，但仍然不是良好、公正和透明的选举。在民权未得到保障、法制不健全和腐败盛行的情况下，很难保证选举的公正、透明和符合民意，相反却给各种各样的腐败、欺骗和形形色色的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样的选举结果往往和真实的民意相去很远。因此，民主必须是自由的，必定要建立在尊重普通公民的民权和司法独立的法制社会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些相应条件的搭配，民主就可能成为野心家的工具。从西方的历史来看，自由都是先于民主而产生的，托马斯•马歇尔也提到了西方社会经历了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个发展阶段，因此民权应该说是民主政治重要的先决条件，没有自由民权就绝不可能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

不民主的自由：新加坡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亚洲模式，被国际上认为是不民主的自由。在新加坡，民权和公民自由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新加坡还是法治国家的典范和楷模，拥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廉政建设和最少的腐败，在世界各国廉洁程度的评比中，新加坡总是高居亚洲国家榜首。新加坡已经跃升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行列。但是在新加坡，公民的政治权却受到了有形和无形的限制，每次选举的结果实质上是操纵在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手中。中国香港也有类似的特征，一方面经济高度发达，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的自由港，民权和自由权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含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结社集会权，宗教自由权等），但是中国香港却没有采取西方式的竞争型民主选举。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自由权和法制国家先行，民主化置后的现象，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却在现代化和法制化的道路上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不稳定民主：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既没有建立起起码的基础教育水平，经济也处于赤贫的阶段，文盲率和失业率都很高，更为重要的是公民的民权和自由权没有得到保障，法制国家的建设还远远没有完成，于是造成了一种情况，任何一方选举上台后，另外一方就会攻击选举舞弊和不公正，双方陷入僵持对峙的白热化阶段，整个国家被两大集团或是数大集团所煽动、操纵和控制，民众陷入狂热的选举后遗症和选举对峙中，整个国家面临崩溃和失序的危险。特别是在这种危急关头，很多非洲国家和一些拉美国家极容易发生军事政变，军队中的将领干脆宣布军管国家，于是整个国家陷入腥风血雨之中，经过残酷的军事斗争后产生的新强人，往往又会建立军事领导人的寡头政治，直到其统治被下一场军事政变推翻。我们发现了许多非洲国家和新兴民主体都有这样的经历，民主选举后民选政府很快被推翻，又恢复到极权主义统治中去，直到杀出一番新的游戏规则，军人又会所谓的还政于民，然后新的选举以后不久又发生军事政变，然后一切又回到原点，周而复始。这样的情况就是不稳定的民主政体。

民主政治和民粹主义：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包括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某些极具表演能力的“魅力型”政治家，或是利用国内的某些情绪比如说反美情结，或是利用整个社会的某些氛围，或是利用宗教教义的狂热，或是利用社会内部存在的族群矛盾，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伟大的拯救者，然后用狂热的极权主义模式来动员煽动支持自己的群体。他们或是夸大某种社会气氛比如社会不平等，或是在社会的伤口和裂痕上洒盐比如声称自己所代表的社会群体遭到了压制，或是宣称自己有能力带领属于自己的群体打翻身仗，让群众产生意识形态的亢奋和狂热，以坚固支持自己的基本教义派别。这里最突出的就是台湾的陈水扁，他在2000年侥幸地因为国民党三家分晋而让本来是少数派的自己取得了政权，然后利用台湾内部的族群矛盾和社会伤痕挑动不同族群间的仇恨，把自己扮演成三成泛绿支持者的“英雄”，并不断许诺台独政治远景。台独基本教义派宛如时不时地被打进兴奋剂，对陈水扁的贪污腐败和大量的丑闻基本可以作到不闻不问，因为通过基本民粹主义的动员，阿扁已经获得了特定群体－基本教义派的无条件支持。

选举前的恐怖之夜：虽然民主政治替代了专制统治是一种历史性进步，但我们不能夸大地宣称民主政治用透明和开放的方式消除了黑箱作业、阴谋诡计和独裁制度下的神秘。实际上，在民主选举中，各种各样的策略、计谋甚至是诡计也是层出不穷的。在许多国家大选前半年，执政党和在野党就难以好好治国了，大家的心思全放到了如何去打赢选战的议题上去了。随着大选的来临，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气氛往往也越来越紧张和诡异，选举的双方和多方不断抛出吸引选民眼球的议题和攻击对方候选人的议题，许多攻击对手的传言、传闻和丑闻包括对方家人的丑闻和私生活都被当成选举的战略牌一张一张有次序、按议题重要程度、按离选举时间的距离被一一打出来，离选举越近，发生令人震惊的大事的可能性就越高。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稍微好一些，但是选前也还是充满了诡诈和阴谋，候选人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的政治事件去表演，主动创造政治事件来为己方加分，争取让对方失去表演舞台或是让对方阵营犯错误，然后抓住对手一点失误全面出击，这些谋略在主要西方国家如美德法的大选中我们都多次领教，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无论是政治家和人民的整体民主素质和道德素质还是要高过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新兴民主体的。在第三世界国家和某些转轨国家和地区的大选前，气氛更是恐怖，往往是选举前一周和前一天会发生阴谋事件而逆转整个选情，比如枪击事件、自击事件、投毒事件、自焚事件、暗杀事件、变脸事件等等稀奇古怪的事情。因此选举前一夜堪称是恐怖的一夜，有些选举前的悬案堪称经典，可以编入现代侦探小说。

封神老沙

选举中的侍从主义：在南欧和拉美一些后进的民主国家，由于历史上的传统，形成了国家和某些特定群体的父权主义式的庇护和交换关系。在民主化过程中，过去的执政党采取收买选票的方式，给予这些群体在选举后较为优惠的政策、国家补贴和高社会福利的承诺，换来的是某个群体的倾巢出动，全面助选给予本团体特殊庇护的政党。在这种政治庇护的交易中，产生了大量的腐败和贿选的情况，特别是在意大利有着非常强列的政治侍从主义的倾向，在某些地方还出现了黑手党介入和控制地方选举的情况。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政治侍从主义，地方的某些团体和机构服务于特定的政党，形成庇护式的交换关系。

民主政治的反复：有的实行了民主制度之后的国家，由于国家解体、分裂和人民收入大幅度缩水，人民对民主制度的热情也相应大幅度下降，开始怀念集权时代或是感到开明专制也不错，关键是要恢复国家的秩序。这点在俄罗斯最为明显，普京时代公民的民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形式上却保留了定期民主选举的制度，可以划入不自由的民主行列。但是奇怪的是，俄罗斯普遍的民意不仅没有反对普京的新政策，反而给予了普京非常高的支持率，在2004年大选中，普京居然获得了高达70％的选票，这样高的得票率几乎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是不可能的。这显示俄罗斯民众越来越认同应当在重建国家秩序的基础上发展民主的观点。

民主化的后遗症：在一些多民族聚居的前共产党国家，西方国家力促迅速的民主化，从而导致了一些国家的解体，产生了数个国家，而新产生的国家中更小的民族又以受到压迫、要求民主为由，要求继续成立新的国家，于是有的国家发生了血腥的民族仇杀，有的国家之间发生了冲突，有的国家经历了二次分裂，甚至面临第三次分裂的可能性。这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上。如今，西方国家对于某些小民族分裂势力以民主为由要求建立新的国家也持谨慎的态度，因为这样分裂下去可能会没完没了，造成社会的动荡永远不会停止。

以上谈了那么多民主政治实践中的问题和种种弊端并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而是表明了不能神化民主制度的观点。事实上民主政治跟专制统治比，还是具有无比巨大的制度性优势的，民主虽然有很多问题和弊端，但是专制制度却会带来巨大的祸害，两者根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还是温斯顿•邱吉尔那句话说得好：“民主制度是一个非常糟的制度，但我还没有发现更好的。”民主政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用数人头（选举方式）代替砍人头（政权更替的暴力循环、政变、起义或革命），实现了一个国家从上到下的政权和平更替，实现了权利监督和权利制衡，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特别是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刻研究。但是民主制度本身依然不是一种完美的制度，有着太多的缺点和漏洞，不能把民主制度视为是万能的。民主制度要有相应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基础，更需要有健全的法制社会和以法治国的基本架构；民主社会也一定是一个对公民权和少数人的权利加以法律保障的社会，少数人的基本权利绝不能用简单的多数原则来化约，因此民主社会也应该同时是自由社会和法制社会。

iii

弥赛亚是圣经旧约中所记载的以色列人盼望的救世主，以色列人在外族（罗马人）统治下苦不堪言，于是先知就根据耶和华上帝的启示预言弥赛亚的到来。于是等待弥赛亚，热切盼望弥赛亚成为以色列人最强的精神寄托。

本来宗教故事是感人至深的，但是如果把宗教领域的价值观念用在人类制度构建上，把某种制度当作是万能的弥赛亚，把某种制度当作是人类发展最完全的形式和最高形式，把某种制度“神化”成中国的拯救者，认为弥赛亚一到来，中国就得救，却可能适得其反，取得完全与本意相反的效果。道理很简单，因为人类本身是不完善的，人不是神，人类所构建的制度永远不可能是完善的，永远都会有漏洞和缺陷，因此每一项人类制度都必须随着时代而改进。那种把宗教价值观念用到人类政治制度上的作法，宣称掌握了某种终极真理，宣称发现了一种最好的制度，宣称某种制度达到了人类发展的最高形式，都是违反辩证法的。1990年当苏联解体、东欧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后，美籍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宣称人类历史已经终结，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是人类发展的最后形式和完全形式，从那以后人类的政治经济制度将不会有新的发展，而只是在全球范围内一个个国家逐步实现上述既定目标罢了。笔者当然也认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相对来说较好的制度，因为在现存的世界各种制度中我们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更好的制度，但我们不能非理性地拔高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不容忽视的是，这两种制度本身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市场经济在早期所经历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阶段所出现的大量问题差点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覆灭，而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大量吸收原始资本主义制度的教训建立了现代社会福利国家才让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而在全世界范围内许多实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依然处在失败国家边缘。而民主政治的实践问题就更多了，很多国家民主化之前虽然有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统治，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民来说还是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和社会福利制度（前共产国家），而在民主化之后虽然有了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但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却陷入几乎崩溃的境地。历史的经验深刻显示：人类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因为人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对世界的认知永远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任何时代所追求的都是这个具体历史时期相对而言更好的制度，而绝不是最好的和最高形式的。我非常赞同这种说法，民主制度只是各种政治制度中最不坏的一种，仅此而已，民主制度本身的设计还有数不清的问题、缺陷和漏洞，民主制度还将随着人类历史的推进不断发展演进。任何把民主制度宗教化、神圣化和偶像化都是错误的，任何把某种模式捧为人类最高发展形式的作法都容易导致非理性的极端行为，比如美国人自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最高真理和最好模式，当然有义务在全球各地输出这种最好的模式，这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人的作法的确有一定的理论和道德基础，但我们今天必须反驳福山这种简化的说法，我们认为：人类的制度设计没有终极目标，人类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没有终极目标，人类追求真理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息。如果说人类社会有终极目标的话，那就是人类追求更好的生活，和谐的世界，人的普世权利和尊严以及世界大同，这些都是规范性的理念，而不是人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设计。

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在海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民主弥赛亚的思想特别盛行，一些观点往往具有片面、激进和非理性的特点，持有这种思想的人往往特别崇拜西方的竞争性民主选举，往往将民主的广阔内涵简化为西方多党制和选举制，往往认为西方式选举是拯救中国的救世主。其实这种民主弥赛亚的思想是和晚清、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一脉相承的。笔者在这里决不是要否定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两项运动当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积极正面的社会运动，宣扬了民主和科学的理念，让民主和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这两项运动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对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非常深远。林敏生在1996年发表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一文中谈到谭嗣同对民主的看法时说到：“他的根据普遍性宗教与道德述求所进行的对西方民主的接纳，洋溢着对西方民主的热情赞仰与道德想象，却不易接受’历史感’的节制－不倾向于仔细了解民主在西方历史脉络中的发展以及由此而知其实质与限制，也不倾向于考虑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中，如果要采纳西方的民主制度与文化，将会有哪些困难？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林的剖析是很深入的，新近一些对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研究都展示了一些相同的特点，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带有非常强的民主弥赛亚色彩和脱离中国现实与具体国情的特点，对以后对中国一些知识届人士有特别强烈和深远的影响。笔者必须要指出的是，今天在国内和海外盛行的一些精英民主观点，仍然远离民主的真正实质，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仅难以带来有利的影响，甚至还会延误中国现代化。具体表现为如下：

封神老沙

有一种很强的街头民主运动情结，认为民主就是反政府示威游行和颠覆现存的权威体系和制度。实际上民主更多的强调的是妥协、宽容、博弈和渐进，而不是颠覆与反颠覆，真正的民主制度很少有在街头完成的。

有一种很强的宗教民主情感，认为要通过学生的献身和救赎来唤醒广大民众。这种观点是个巨大的误区，民主更多是一种内化在社会内部的和平和多元的生活方式，是理性对话，是相互尊重，是和平渐进。冲突和暴力绝对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民主。

对民主的理解薄弱，把民主等同于西方的多党制，对民主实质的内涵和民主理论了解很少，对民主的程序和技术上的操作了解很少或是不感兴趣。我们在很多场合都会发现，许多高知识群体的人连一场普通的选举都完成不好，有时候甚至是乱糟糟的，整个程序毫无章法，但大家一谈到西方的民主体制却是琅琅上口，口若悬河。对民主的抽象了解多，对民主程序不甚了了，的确是我们社会一大通病。

有一种很强的民主弥赛亚思想（特别是在海外），认为民主制度就是普世真理，认为民主制度才能救中国，认为只有实行了多党制才算是民主国家。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带有很强的民主宗教情绪，极易发展成民主至上主义。在他们的眼里，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要么是民主国家，要么是独裁国家，绝无中间灰色领域的可能；世界上的人也只要两种，要么是支持民主的，要么是反对民主的，绝无中间地带；世界上所有的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个议题－民主议题，其他议题如经济、金融、社会、法律、财政等议题归根结底都是民主议题。这种民主至上主义发展到最后就是一种极端思维，他们彷佛戴上了一幅有色民主眼镜，一戴上后，就觉得世界上应该只有一种颜色，要么民主，要么独裁，要么好，要么坏，美国是民主的，所有美国就是好的；中国是独裁的，所有中国一切都坏；因为中国是不民主的，所以中国所取得的发展、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是假的或是不能维持的。这种思维发展到最后就是一种偏执狂，连美国入侵伊拉克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样的事件被他们简化为民主对独裁。其实，世界是如此多元，颜色是如此丰富多彩，即使是民主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如此的广阔，民主制度在各国的实践也是如此的不同，如果硬要把民主宗教化、一元化，硬要要把民主解释成美国模式，硬要把世界所有的问题归结成民主问题，就会产生认知上的巨大谬误，就会远离人类正常的理性。

对民主过强的宗教感导致了民主的道德化。民主政治实施过程中当然需要一定的道德意识，但民主本身并不能和道德划等号，民主本身就是一种非道德化的政治制度，他是社会演化和政治博弈的结果，他是随着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崛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他为社会履行了合法化政府权利来源和稳定社会的功能。因此，今天中国建立民主政治也应当符合这个规律，民主应当为社会履行稳定社会的功能，应当成为中国建立和谐社会和保障中国和平崛起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国家强盛、社会和谐安宁是根本目的，是“纲”；民主制度则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是保障中国社会和平渐进到现代化社会的制度性安排，民主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能将民主制度道德化为一种终极安排，民主只是我们富国强民的一种重要工具。按照这种思维，中国的民主化将不在是一种“颠覆与反颠覆”、“夺权与反夺权”的零和博弈，而是各个阶层能够获益、国家社会获得稳定发展的全面共赢。

民主成了知识分子和知识精英的话题，而远离了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从1978年就拉开了序幕，特别是开始于1987年的农村选举对于中国民主化道路影响深远。从1999年代开始的城市社区选举试点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中国人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精神。西方研究中国的专家非常重视中国的乡村选举，不仅学者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还有许多西方ngo组织举行了选举观察和提供了技术上的援助。国内一些学者也作了一些调研和积极有益的工作，但是从整个知识阶层和学术圈来看，农村的民主选举和它的重要意义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一些知识圈的人对乡村民主持一种轻蔑的态度，殊不知，中国民主化进程恰恰是从农村拉开序幕的，中国农民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的民主素质和选举过程中惊人的创造力赢得了许多西方学者、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的高度赞扬和肯定（中国崛起策后续文章将详细谈到）。民主，尤其是中国的民主进程，恰恰是从微观层次开始的，中国9亿农民如果能把民主真正制度化并贯彻到生活中去，是对中国民主化最大的贡献。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在清“谈”民主，而中国农民和其他一些社会阶层正在“实行”民主，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笔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当然不能自外于中国民主化的伟大进程之外，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参与观察、实证研究、调研和学术讨论为中国当前丰富多彩的民主实践提出自己的观点、建议、批评和改进，为国家的稳定渐进民主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是，为了完成上述目标，我们在新时代就必须转变观念，以适应时代浪潮的需要。我们应当告别民主弥赛亚主义，而把民主当作是稳定中国社会、健全中国体制和促进中国和平崛起的手段；我们应当告别清谈的民主精英主义，而是把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同中国丰富生动的社会现实和民主实践相结合起来；我们应当告别民主万能主义和任何神化民主的思想，真正作到把民主体制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制度；我们应当告别街头激进的学生运动，而是走向田间、社区和城市，扎扎实实研究那里的民主进程并促进那里民主品质的提升；我们应该重视具体的民主理论、民主程序、民主生活、民主实践和民主修养，而不再只是抽象地高谈阔论西方多党制和两党制；我们不再呼喊空洞的民主口号，而是在立足于各自本职工作，让民主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远离我们的高高在上的政治制度；让我们从每一个人自身作起，提高自身的民主素养，让我们身边的每一场选举（班级、大学、社区、街道、农村、乡镇）都成为民主实验和传播民主思想的最佳场所。万丈高楼平地起，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永保国家和谐安宁，依靠的是每一个中国人，依靠的是中国每一个社会群体，依靠的是坚固的地基，依靠的是好制度；能否取下高悬在我们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考验着我们现代中国人的集体智慧，也考验着我们的精神意志。在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国家强盛、社会开放和民智大开的今天，我们应当有信心、有恒心、有决心，一定能掌握我们民族的命运，为中国永绝动乱之源，让强盛和现代化这次不再与我们擦肩而过，让我们强国的梦想最终成真！为了一个和平、民主和强大的中国，愿我们共同努力奋进！（未完，接下来的中国崛起策笔者将陆续提出中国渐进民主改革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