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推荐】【转贴】中国崛起策（连载）--刘涛 著 留德博士

封神老沙

看的还行吗，有多少人给整迷糊了？

继续。


中国崛起策十：从德国的历史经验教训看中国的未来  

i。德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智慧

读到德国近代历史的时候，感觉到德国的历史对于今天的中国有特别的借鉴意义。德国在其铁血宰相俾斯麦执政期间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之后经历了几起几落，也经历了国家崛起、被瓜分、再崛起、再沉沦和三度崛起的大喜大悲，今天的德意志民族在经历了百年的崛起和毁灭的大循环后，变得更有智慧了，更加能参透国家民族在理性道路上谋求国家最大利益的哲学了。

德国在1871年的统一本身就是一个外交和国家战略的双重奇迹，值得我们今天认认真真去研究和探讨。当时德国领土上虽然生活着古老的日尔曼民族，但却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大大小小的城邦国家散布在德意志的疆界内，没有一个统一国家的概念，德国人的船只航行在公海上没有自己的国旗，也没有一个政府可以有效地保护他们。德意志领土也常常是欧洲列强的游戏场，法国、丹麦和西班牙可以随意地在德国领土上发动战争，四分五裂的德国成为欧洲主要大国角逐的棋盘。当时有两个德意志民族国家，一个是奥匈帝国，一个是普鲁士，有实力统一德国。

我们学习世界历史的时候对俾斯麦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被称为铁血宰相，俾斯麦用战争和武力统一德国的历史在中国大家也是耳熟能详。鲜为人知的是，俾斯麦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和谋略家，其手段之高明、眼界之开阔和思想之深远，可以说是德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普鲁士统一德国是通过三场战争来完成的，剥离掉战争及其琐碎复杂的细节后，我们可以立即发现这三场战争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特点，特别值得今天的我们去解读。这三场战争中普鲁士的对手分别是丹麦、奥匈帝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是当时欧洲大陆上的强国，也是德国迈向统一路上的三头拦路虎。在每一场战争中，普鲁士的对手或潜在的敌人都分别为中立国甚至是普鲁士的同盟国。在一场战争结束后的下场战争中与普鲁士曾经交战的敌国却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普鲁士的铁杆同盟国。不仅如此，当时欧洲其他列强如英国和俄国都没有强力干涉普鲁士的统一过程，这就更加令人惊奇了。我们知道，欧洲国家在民族国家竞争的历史时期，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是非常错综复杂和微妙的。尽管当时帝国列强在全世界争夺殖民地打得热火朝天，许多国家已经积怨很深，都巴望削弱对方，但是各国在阻挠德国统一的问题上意见倒是一致的。毕竟主要大国都不愿意看到在中部欧洲崛起一个新兴的大国和强国，有谁愿意看到凭空诞生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呢？所以为什么当时各国没有干涉德国统一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里我们再次可以看到有远见的政治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力。俾斯麦在一旦确定了普鲁士的国家总目标是肩负起把德意志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的历史使命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了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俾斯麦善用谋略，有狐狸一般的狡猾；他机敏巧妙地运用一切外交手段，体现出高超的外交智慧；他善于审时度势，能准确把握稍纵即逝的战略机会，却从来不贪功冒进，深刻参透了过犹不及的道理。俾斯麦在每场战争前都作了扎实细致的外交工作，甚至不惜牺牲部分利益来稳住有可能让德国统一进程逆转的欧洲主要大国英国、俄国和法国，甚至不惜放下身段表现出媚英和媚俄的举动，对英国降低了关税，对俄国镇压波兰革命没有加以干涉，同俄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对于法国昏聩的拿破仑三世，俾斯麦则看透了他好大喜功、优柔寡断和鼠目寸光的特点，向他承诺普鲁士不干涉法国兼并比利时、卢森堡和德国西部的鲁尔区等。俾斯麦所作的一切都是要在每场战争中最大限度地争取其他大国的中立立场和不干涉，最大限度的孤立敌国，让敌国在欧洲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场德国对奥匈帝国的战争中，普鲁士向当时的国际社会宣扬的信息是普鲁士只想捍卫自己的疆界、无意攻进奥匈帝国境内，更没有展示出要统一德国全境的企图，普鲁士的烟幕弹让毫无防备的拿破仑三世深信这是一场惨烈的持久战，他甚至把宝押到奥匈帝国身上，认为奥匈帝国能赢，因此法国就乐得看逍遥了，傻呵呵地观看两虎相斗。当普鲁士做好一切环节的准备后，战争一打开普军就势如破竹，迅速攻进奥境内，接连取得军事大捷。就在普鲁士的军队离维也纳仅有6公里的时候，俾斯麦却表现出一个军事家的宏伟视野和高度的战略节制，当时普鲁士的将军和国王威廉都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摩拳擦掌地准备下令普军一举荡平维也纳，并乘胜追击力求灭亡整个奥匈帝国的时候，俾斯麦却力排众议要求和奥匈帝国签订和约，要求奥方放弃北德的荷尔斯泰因和放弃干涉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进程，在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后普军撤出了奥匈帝国。俾斯麦的自我节制的举动具有深远的战略含义：俾斯麦深知普军战线拉得太长，军心因为过于兴奋而松懈，大胜的背后蕴藏着大败的可能；俾斯麦也非常清楚奥匈帝国是个大国，普军灭掉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帝国短期内条件不成熟，反而会贪心不足蛇吞象，普军占这么大的地盘不仅不能消化，反而可能会“撑死”；普军继续进攻奥匈帝国必然会赋予其他欧洲大国以普鲁士好战和侵略成性的印象，短期内获得这么大的地盘让欧洲列强极为恐慌，欧洲列强定会联合起来干预普鲁士的进攻，这样的结果不仅是奥匈帝国的地盘拿不到，连刚刚取得的成果和土地都可能付之东流，德国统一大业彻底泡汤；俾斯麦清楚明白自己的目的和普鲁士的历史使命，因而懂得见好就收，他知道奥匈帝国无统一德意志民族的意愿，也清楚德国统一大业上一山不容二虎，因此果断干脆地将奥地利排除在德国统一进程之外；俾斯麦的战略节制带来巨大的“后发收益”，奥匈帝国在普法战争－这场德国统一最关键的战争上站在了普鲁士的一边，而不是与法国夹击普鲁士，这是普鲁士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俾斯麦昨日作的一件“好事”转变成奥地利善意的回报，得到了最大的战略收获。

在第三场普法战争中俾斯麦再次表现了卓越的外交能力，他稳住了俄国，并通过大量的外交工作让英国确信是拿破仑三世在挑战英国在欧洲的国家利益，拿破仑三世对英国人表现出的轻蔑态度让英国最终决心保持中立。最后普鲁士在色当取得大捷，俘虏了十万法兵和刚愎自用的拿破仑三世。1871年威廉在凡尔赛宣布成立德意志君主国，分裂了1000多年的德国奇迹般地统一了，这是当时所有欧洲国家都无法预见到的重要历史事件。然而，这时候被民族主义冲昏头脑的德国陆军已经无法节制了，德国要求法国赔款50亿法郎，陆军将军不顾俾斯麦的坚决反对割占了法国领土阿尔萨斯和洛林，为德国制造了一个永远的敌人－法国。在德国举国狂欢庆祝、民族主义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的时候只有俾斯麦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甚至忧心忡忡地告诫国人：德国危险了！他认为，德国地处欧洲大陆中部的心脏地区，其地缘形式暗藏着极大的危机，因为其东部面临强俄，南部是奥匈帝国，西部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敌人－法国，隔海相望就是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敌国。法国只有东部边界可能遭到攻击，而俄国只有西部边界可能遭到攻击，而德国却可能三条战线遭到攻击。法国是迟早要复仇的，如果德国处理不善，就可能面临同时三面作战的危险和被合围的境地，德意志民族就会面临亡国的可怕局面。俾斯麦认为，德国应当善于守成，好好消化统一进程中取得的大片国土，迅速发展德国的工业化和技术水平，德国如果走向全面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的话，那必然会把德意志民族置于可怕的险境而无法挽回，那将把所有的功绩和成就化为灰烬。

然而，胜利者的自大和自得决定了他们是难以听进任何逆耳忠言的，俾斯麦晚年郁郁不得志，和德皇意见不合，最后黯然离开政坛，而历史真的就像俾斯麦所预言的那样发展下去了。俾斯麦的地区守成政策迅速地被全球争霸的政策所代替，俾斯麦圆滑和高明的外交被粗暴和野蛮的外交所代替，俾斯麦的战略节制和和平发展的国策被野心勃勃的军事扩张政策所取代。德国崛起了，也要求在全世界有阳光的地盘下争取属于自己的地盘了，德意志变得越来越有扩张性了，开始觉得上天不公、给德意志的生存空间太少了。当德国咄咄逼人地与俄国竞逐巴尔干的时候，当德国在巴格达逼退了英国的势力的时候，当德国在北非摩洛哥威胁法国的时候，俾斯麦所有的外交成果都被逐一断丧。骄傲自大的德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四面树敌，地缘包围的阴影在一步一步靠近：英国先是和世仇法国签订和约，因为英国觉得英德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接着英国又和俄国签订和约，再加上法俄和约，俾斯麦的预言完全被言中了。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被三面夹击（东俄，西英法美，南意大利），德国战败被列强肢解。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利用泛德意志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全面走向军国主义道路，最后又两面被夹击（东苏俄，西英法美），历史在以惊人的相似重复着。只是二战失败后德国更惨，国土被美英法苏军事战领，国土被人为地分裂成两个国家，国权也惨遭剥夺。军事扩张的德国完全放弃了外交和国家战略的制定，盲目迷信武力和暴力，最终尝到苦果。

封神老沙

笔者在德国留学其间，认识了一位德国老先生，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我去他家作客的时候，他总会讲述很多过去的故事。有一次，他给笔者看了四幅德国不同时期的地图，第一幅是一张特别陈旧、发黄的德国地图，时间居然是1871年，那是俾斯麦才统一德国时候的地图，那时候德国的疆界跟今天略有出入，但大体上是一致的。第二幅是1940年纳粹德国时期绘制的地图，那时候德国的疆域象吹了气的气球一样，大大膨胀起来，1940年的纳粹已经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波兰、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德国”版图大得惊人。如果地图再晚绘制一年，“德国”地图大概要延伸到苏联莫斯科了（1941年纳粹制定巴巴罗沙计划进攻苏联）。第三幅是1945年德国的地图，德国战败，版图大大缩小，纳粹军事占领的土地被迫全部交了出来，当时德国的版图变成德国历史上最小的，而西德的版图就更小了，德国在俾斯麦以后扩张了那么久终于一无所获，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四幅是德国1990年重新统一后的地图，德国战后走和平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羡慕的经济奇迹，最后东德主动要求和联邦德国合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轮回，德国的疆界又几乎恢复如初。老人笑着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可以从普鲁士以来的德国历史学到很多东西”。

是啊，老人的话总是充满智慧：德国全力去争的时候，最后却什么也没争到；德国不去（靠军事暴力）争的时候，国家版图却得以复原。这样看来，争却是没争，没争却是在争，这难道不是德国的教训和德国的智慧吗？这难道不值得今天生活在中国崛起时代的国人深思吗？

ii。中国的俾斯麦

纵观俾斯麦的一生，我们发现了他身上充满矛盾之处。他出生于保守家庭，政治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却进行了大量的社会改良运动，并推动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定社会保险制度；他自己宣称是君主制的信徒，却又毫不留情地推翻了实施君主制度的德国诸侯；他处处显示了德意志至上情结，却又小心谨慎，为欧洲许多国家的和平斡旋。在那么多的矛盾背后，俾斯麦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实用主义者，他对内发展德国的经济，进行社会改良，以平息尖锐的阶级矛盾，为德国创造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他对外却收敛锋芒，大玩平衡外交术，以欧洲和平者自居；他念念不忘的是防止法国来复仇，因此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和俄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关系，其根本目的也是为德国建立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让德国能够搭上当时欧洲工业化的快车。

对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我们立即就能发现中国的改革之父邓小平和俾斯麦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邓公受命于危难之中，却能高瞻远瞩，力挽狂澜，促进了中国的复兴和崛起。他是共产主义者，却很早就发现了计划经济的问题，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他勇于抛弃意识形态，把中国带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之路；他善于把握世界总体趋势，看到了高科技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世界发展的轨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外交上和国家战略上邓公的国家实用主义路线一直到今天依然深刻影响着我国国家战略的总方向，邓后的中国领导人依然萧规曹随，紧遵邓公为我们留下的28字外交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我想，中国古老的智慧和策略最完美地体现在这28个字内，邓的善于守拙和俾斯麦的善于守成是多么惊人地相似；邓韬光养晦的策略同俾斯麦的战略节制是多么的接近；邓的“决不当头”和俾斯麦的不争霸世界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邓留给我们的指导方针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应当牢记：无论外边世界怎么打得天翻地覆，我们中国要老老实实，关起门来，一心一意谋取建设发展。邓和俾斯麦都是实用主义的爱国主义者，都深刻参透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谦卑，绝不可因为国力的上升而扬扬自得，到处用武力去张显自己的实力。一个国家决不可以透支自己的国力和滥用国力，到处进行扩张，而是要善于保存、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国力，以一步一步壮大自己。一个新兴强国崛起的时候，要从地区守成的道路逐步走向世界强国的道路，而绝不能走全球争霸、四处出击的道路，更不能主动向世界霸主发起挑战。直到今天，韬光养晦和善于守拙依然有着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我们绕开许多弯路，让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能够顺利完成。

话又说回来，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国力之强大，如果中国要吸引世界观众的注意，不会太难。看看伊朗的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吧，他们总是能够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和引起世界各国媒体的报道。如果中国也象他们那样，制造一两个事变和事端，也一定可以吸引世界舆论更大的注意力和更广泛的报道，中国也一定能够天天成为西方世界的话题，但那样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甚至把中国推向与世界为敌的险境。这样看来，张显国力很容易，善于守拙却不易；四处扩张很容易，善于守成却很难；处处显露、爱表现很容易，韬光养晦却不易。一个人要有很大的自制力才能克服骄傲自大的情绪、才能学会谦卑谨慎；一个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大国的领导人，要有超人的克制力和自制力才能作到不张显和透支自己国家的国力。这一点上俾斯麦和邓小平都堪称最杰出的政治家。俾斯麦在普军离维也纳仅离六公里的地方能够撤军，就表现出远远超过一般人的节制力和战略智慧，在这个阶段，让普军乘胜追击是很容易的，要忍住不继续往下攻是很难的。而邓作为一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大国的领导人，却能内敛、谦卑、冷静和低调，扎扎实实稳扎稳打，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谋取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切从“推进中国现代化大业”的角度出发，在国际场合不说过激的话，不作过激的事，为中国今天的崛起打下了很好的物质基础。

iii。再谈中国的结盟

俾斯麦生活在一个普鲁士崛起和强大的时代，普鲁士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方面大大缩短了同最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在许多方面普鲁士甚至超过了英国。普鲁士也塑造了德意志民族整体的精神特征，比如说普鲁士严谨、认真和一丝不苟的精神让当时普鲁士的产品有了优质廉价的美誉，颇像今天德国产品在世界上广受欢迎的景象。普鲁士的纪律和军事强大更是让当时的世界主要大国心怀戒惧。尽管普鲁士如此强大，但是俾斯麦还是谨慎小心，生怕普鲁士和统一后的德国陷入被围困的局面。俾斯麦统一德国最具有借鉴意义的外交定律就是每次战争只能有一个敌人，己方则要争取有数个同盟国和中立国，千万不能陷入同两方和三方同时作战的境地。在俾斯麦看来，每次打击敌人都要适可而止，在不能彻底消灭对手的情况下，战后对敌人要从轻处理，让敌人感到普鲁士“文明”的威力，让世界感到普鲁士不是一个尚武野蛮的侵略者，也可为自己留下回旋余地。这种不逼死对方、给对手活命空间的双赢作法给普鲁士带来极大的好处，因为给对方一条退路就是给自己一条退路，俾斯麦在这一点上很有点我们东方哲学的味道。俾斯麦的高明的外交手腕和结盟哲学终于让战争史上的奇迹出现了，一个才和普鲁士殊死搏斗的奥匈帝国很快却在另外一场战争中成为普鲁士的同盟国，帮助普鲁士完成了德国统一大业。

以当时普鲁士军事训练的完备和国力的雄壮，俾斯麦尚却能如此精明谨慎，绝不同时树几个敌人，而是善用外交关系巧妙地来为德国统一大业服务，我们今天崛起的中国更当要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同中国周边的国家搞好关系。我们已经知道，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定会用一切手段遏制中国，防止中国成为挑战美国独超地位的国家，那我们就不能再主动去塑造新敌人。如果考虑到美日同盟正在一步一步变成准军事同盟，这对我国的战略上构成了无比巨大的压力，我们更应当广交朋友，广结善缘。按照部分国内民族主义者的观点，中国周边国家没有一个是可以结交的，日本人是小日本鬼子，韩国人是高丽棒子，俄罗斯人是罪大恶极的老毛子，印度人是红头阿三，越南人是忘恩负义的恶棍，菲律宾和印尼都反过华，如果按照这种简单的逻辑和线形思维的话，那我们必然会以所有的周边国家为敌。如果再考虑到俄国历史上侵占中国那么多领土，日本人侵华的暴行，韩国人的桀骜不逊，那我们只能把他们看作是敌人。先不说如此简化地看待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合适正确，光是这样对外极端排斥的心态就容易让中国形成空前孤立的局面。俾斯麦先后交好俄国、英国和意大利，在普法战争前还交好法国，这些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入侵过日尔曼民族固有的领土，1618－1648年德国历史上的30年战争是一场外国列强介入的宗教战争，让德国失去了三分之二的人口，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也可以算作是骇人听闻了。如果俾斯麦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民族主义者和民族复仇主义者的话，那俄、英、意、西和法等主要欧洲大国都是普鲁士的世仇，都是普鲁士军事征伐的对象。如果普鲁士当时愚蠢地以天下为敌的话，那天下也一定会以普鲁士为敌，那普鲁士就绝对统一不了德国，也许今天德国领土上还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国家。

封神老沙

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根本没有认清当今世界的总体形势让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已无可能。更为荒谬的是，按照他们那套思维观念一定会置中国于外交孤立和战略险境，极大地恶化中国崛起的周边和平环境，会让亲者痛，仇者快，美国的战略学者一定会乐见这样的局面出现。

按照今天中国的国际环境，如果我们不能实现中日重新迈向友好关系的话，（这当然也不能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善意），那么一个面临美日同盟的中国就必然要考虑结盟俄国，修好印度和联结韩国，我们手里并没有太多的牌可以打。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俄国人、韩国人和印度人，也不管这些民族是否看得惯我们中国人，不管历史上我们和他们有何过节，我们都应当积极与这些国家修好，这是我们国家的利益所在，也是中国未来15到20年和平崛起的关键。国家之间，因为利益而聚，因无利益而散，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把民族主义和民族偏见带进外交政策，那就会形成战略失败的局面。

有人认为强俄是在与狼共舞，弄不好还会被狼吃了。我认为，这种局面不会发生。中俄互相依靠支援强对方是强强共舞，双方谁也吃不了谁，双方互相“强”对方会为双方共同的崛起和复兴奠定好基础。只有在一方很弱，一方超强的局面下，双方结盟才会产生弱者出现生存性危机的险局，比如哈萨克斯坦单独和俄国结盟，蒙古单独和中国结盟都会产生强者磁吸弱者的局面。今天中国早就不是过去那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是举世公认的世界强国和世界一极，是世界上主要的战略棋手，中国崛起的速度让很多国家既高兴又忧心忡忡，高兴的是可以从中国大市场中获利，忧虑的是怕中国将强大的经济实力辐射到军事领域走扩张殖民的道路。我们看俄罗斯是俄国熊，俄罗斯看我们则是中国龙，熊既吞不了龙，龙也吃不了熊，这点双方都心照不宣，只是现在龙和熊同时面临天上的苍鹰凶猛的战略进攻，还联结了东边的日本狼，龙和熊必须联合起来才会在严酷的竞争中生存下去。当然，龙怕熊将来越来越壮，越吃越多；熊更怕飞龙在天，将来飞到和苍鹰同样的高度，让熊再也赶不上龙，但那是20年后的事，现在熊和龙的理性选择只有一条，互为犄角，互相让对方更强大，随着世界形势的演变，当苍鹰有一天不再能独霸天空和世界的时候，世界的游戏规则一定会有所变化，龙一定会有新的策略和新的合纵连横，熊亦然。

iv。中国应当居安思危

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是我们大多数人在有生之年能够亲身经历的一件世界性事件，这也许将比我们大多数人所预料的来得更早。按照世界银行用平均购买力（ppp）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在2010年就能超过美国。按照英国权威刊物“经济学人”的计算办法，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2026年左右将与美国持平。最近，中国学者李世春在其文“2019年：超越美国”中，非常科学全面地考虑到了中国经济增长中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和统计口径误差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科学的预测和推算，是笔者看到的关于中国经济总量预测的最具有信服力和说服力的文章，也解答了笔者长期以来关于中国gdp增长的一些问题。李先生还按照低位值、中位值和高位值进行了不同的测算，最后不论是那种算法我国gdp的总量都将在2019年超越美国。中国的崛起已经完成了日本和四小龙崛起的第一阶段，在接下来的经济增长中，人民币和美元的比价将逐步回到应有的正常区间，正如当时日韩新港台崛起的历程一样。人民币的升值将大大缩短中国追赶美国的时间。毕竟，13亿人口的国家赶超3亿人口的国家是谁都无法阻挡的。当中国完成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历史阶段的时候，我国的经济总量不仅将超过美国，而且将逐步拉开和其他强国的差距，极有可能的是2019年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美国持平，而将超过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的总和，这不是痴人说梦，而是按照现行趋势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出现的结果。中国的崛起极其类似当年普鲁士统一德国后的崛起，中国的确处在一种非常有利的局面。

恰恰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才更要防止一些过激的思想的扩散，我们才更要有一种内敛和谦卑的精神，才更要懂得运用国际策略，为中国谋求最大的国家利益，而不是让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冲昏头脑，更不能得意洋洋走上军事扩张、民族复仇和新殖民主义道路。当年俾斯麦对德国人的谆谆告诫今天听来仍是那样振聋发聩，仿佛他不仅是在对德意志民族说话，也是在对我们中华民族说话。在一个国家弱小的时候，固然命运悲惨，任人宰割；当一个国家急速崛起和迅速强大的时候，我们应当小心谨慎，走和平崛起道路，绝不能滥用国力和透支国力。俾斯麦对德意志民族发出的呼吁是那么有远见，似乎能穿透时空给我们今天无穷的借鉴。德意志民族地处中欧要地，地形既很有利，又极度危险，如果不慎，极容易三面被合围，整个国家将面临灭顶之灾。我们今天中华民族也特别得到上天恩赐，历经苦难、战乱、外敌入侵和内部分裂今天我们仍然能保有这么大片领土，而且国家正在走向强盛。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地缘形式和当时的德意志民族颇有相似之处，三面面临世界大国和潜在的世界大国（北俄国，西南印度，东望日本），搞不好地缘上我们也可能面临三面合围的局面，那将对我们造成极强的战略压力，直接干扰到我们经济发展目标。在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与欧洲大陆相分离的是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当时英国并没有要干预德国，只是在俾斯麦以后的时代，德英竞争才导致英国一步一步把德国视为主要敌人的。而这一点上我们中华民族今天面临的形式要更严峻一些，因为超级大国美国已经铁定要遏制中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更要争取和世界上一切二级强权改善关系，树立中国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我们更要同美国抢时间，抓紧一切机会壮大自己。我们绝不能因为极端民族主义的牵制和干扰就怯于谈对日关系的新思维和改善中日关系，我们的国家总体战略应当是不拘泥于任何意识形态和历史冲突，与任何可能的次级强国建立友好关系和联盟关系，为中国的全面发展谋取最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我们今天在中国的上升阶段应该特别居安思危，为民族复兴之路未雨绸缪、打好扎实的基础。真的应该认识到，建立多方面的友好外交关系要花很长时间，可是外交成果毁起来却很快。我们每次都看到俾斯麦打胜仗，却没有看到他每场战争之后付出的心血和劳动，而这些精心维护的外交关系却在短短的时间被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将军们毁得精光。如果我们将来在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实力的时候，如果那时候我们都沉浸在民族主义情绪中，如果那时候我们想松动一下筋骨进行一些军事扩张的时候，出于对中国过于强大的恐惧会使其他国家可能和美国一起联手来对付我们。如果俄罗斯、印度同时感觉到了中国的威胁，不排除他们会和美国、日本联手，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将陷入地缘政治空前的大灾难了，那真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天佑我们民族吸取德国的教训，让那样的局面永远不会出现。

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俾斯麦的照片的时候是在《世界五千年》里看到的，那张照片上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将军般的人物，双眼炯炯有神，充满着野心和进取心。我在上大学读到德语原版的俾斯麦回忆录时，却发现封面上的那个老人充满着失落，那双略带悲伤的眼睛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那双极其智慧的眼睛仿佛有透过时空的魔力能看到自己民族的沉沦和毁灭，能看到将来自己一手缔造的事业毁于一旦。以史为鉴，可以知未来。读历史总是让人更聪明。这里我们应该感谢中国老一辈政治家的远见，无论是毛的“中国永远不称霸”和邓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都蕴涵着深刻的政治智慧和战略远见。中国应当走地区守成的和平崛起道路，绝不能走全球扩张侵略的道路，世界太大，文化是多样和多元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控制全世界，过去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美国的全球扩张和侵略正在步罗马帝国的后尘，美国的强大、扩张、好战注定了美国将走向衰落。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成为世界强国后也不应该称霸，因为国之虽大，好战必亡。中国追求的应当是多元的和多级世界，让中国文化播及四方，让中国的柔性哲学综合西方过于阳刚和富有进攻性的哲学，让世界各国敬服中国，感受到中国文化无所不在的魅力。让东方的文化配合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来创新和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让未来的世界不再是西方文化支配的世界，而能成为一个多元化的、丰富的、和平的、和谐的世界，应当是我们国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和目标。

封神老沙

中国崛起策十一：南方的跃升和中国的崛起

　当前有两个事件显示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第一是西方媒体掀起了新一轮对中国威胁论的报道，不同以往的是这次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调集中于中国经济崛起对西方优势地位形成的全面挑战和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关于世界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的讨论，中国一词以前所未有的频度出现在西方著名媒体的报道上。2006年9月11日德国著名刊物“明镜周刊”以中国为封面主题报道中国，封面上描绘的是无数森严的秦始皇兵马俑，手持电视、冰箱、手提电脑、手机、轿车、高速列车等物品，并冠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来自远东的进攻”。众多的兵马俑象征着中国庞大的人口，手持不同产品象征着中国从简单加工业向现代化工业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的转型，图文配合在一制造了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经济进攻西方的视觉效果，而长达十几页的正文则不停渲染中国经济威胁西方的论点，文章最后开出的方案是欧洲应当同美国紧密联合，全面围堵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世界结构性变迁和西方文明优势地位的坍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能完全代表德国社会，特别是经济界和企业界的主流观点，但中国崛起进入新阶段即产业升级和迈向独立自主、科技创新型国家，进而能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一争长短，对此西方社会普遍感到一定的担心和恐惧，对于这一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中国人普遍能够感受到。第二件大事是中国在近两周以来的外交盛宴显示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先是国内俄罗斯年的逐步谢幕，再是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接着是东盟和中国10＋1的南宁峰会，最后是中国外交的重头戏—中国非洲峰会。中非峰会将几乎整个非洲大陆搬到了北京，非洲48个国家的元首和部长来北京参加峰会，中国外交战线出现盛况空前的大好局面。在这两件大事中蕴藏着重要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次序的信息，值得我们加倍留心关注。这两件事情反映了中国崛起和世界局势俱都进入新阶段的重要变迁，具体说来，中国崛起在以下三方面改写了二战以来的国际结构和次序：

1。二战以后世界差序结构和世界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南北东西”问题。“南北东西”并不完全等同地理上的概念，“南方”和“东方”主要指的是经济上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亚洲除了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北方”和“西方”指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西欧和日本）。北方国家，也就是工业化国家只占世界人口很小一部份，却在经济产出和国际贸易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垄断地位。西方在六十年代产生了著名的左派理论－依附理论，此理论认为世界各国按照经济、贸易和科技水平可以分为中心、边缘地区，后来华伦斯坦（wallerstein）还据此发展出世界体系理论，增加了一个半边缘地区，其观点简述如下：中心地区即发达国家，通过有利的经济和贸易地位，向边缘地区也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成品，而边缘地区被跨国企业完全控制并有意识引导向单一的经济产品，因此边缘国家只能向西方出口原材料、能源和单一的经济作物。边缘国家虽然通过了民族革命赢得了独立，但在经济上却完全处于依附地位，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残酷剥削而无法发展自己的民族产业。旧的殖民主义走了，但新的经济殖民主义来了，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下难有出路。虽然西方左派的理论有一定的偏颇，但是在看待国际经济贸易不平等问题上还是具有相当洞察力的。

中国的经济崛起对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中“边缘和中心”的观点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一方面中国按照人均收入来看依然是个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依然认同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按照经典理论来看依然是边缘国家。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对世界能源市场及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力，早已让中国成为毫无争议的中心国家。中国的影响力不仅让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甚至也大大超过了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更让许多世界级经济学家难以解释的尴尬现象是，如果按照中心国家出口工业成品，而边缘国家出口原材料和能源的经典国家分工理论来划分，那在中国和许多工业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半工业化国家俄罗斯）的经济关系中，中国倒更象是中心国家，这些发达国家却更像是边缘国家，因为后者向前者出口较多的是能源和原材料（铜、铁矿石、铀、石油、天然气等），而前者向后者出口的则是工业成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经济殖民这些国家，这只是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即中国的崛起使诸如“南北东西”，“中心”、“边缘”和“半边缘”等许多世界划分方式再也不能适合时代的需求了，国际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研究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结构需要理论创新，来解释世界的新变局。中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方”或“东方”国家，当然按照人均生活水平来说中国依然算是南方国家，但按照中国的整体实力和举足轻重的世界经济影响力来说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准北方国家。短短20年来中国从一个“边缘”国家、“南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冲刺成为一个准中心国家、准北方国家和准西方国家，是世界经济史的奇迹，也为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带来重大的变化和冲击，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重新洗牌，国际权利被转移，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将被重新划分。考虑到中国的幅员和综合国力，中国改变世界格局的进程可以说是才刚刚起步。

2。中国崛起对发达国家内部的格局和各种机制也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二战初期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1970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有了三架马车，即美国－日本－德国。随着1990年日本经济进入长时间衰退，德国经济2000年进入衰退期，中国逐步取代了日本和德国在拉动世界经济方面的作用，世界经济转由美中两大火车头拉动。中国经济的世界性意义也在改变国际权利结构，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随着中国的崛起正在进行着内部的权力调整，中国或早或迟都将赢得在国际机构中更多和更大的权利份额，相应也将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西方八大国家峰会（g8）因为没有中国参与将无力解决全球经济、政治、贸易、能源、环境等一系列全球性议题，英国经济刊物“经济学人”多次指出，应当组成由美国、中国、欧盟和日本的g4，以取代名不副实的g8，防止工业国家峰会因为没有中国的参与而被边缘化。中国虽然仍为一个人均收入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但已是实质意义上的北方国家，它正式加入g9应该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g8应对全球权利格局的变化已经在展开调整，包括邀请主要发展中大国领袖和财政部长参加峰会。

封神老沙

3。今年9月德国“经济周刊”罕见地以非洲大陆地图为封面刊登了关于非洲大陆发展的主题报道。非洲，一个饱受贫穷、战乱和饥荒折磨的大洲，一个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被边陲化的区域，一片几乎被人遗忘的广袤土地，在新世纪之初终于赢来了曙光。不同以往的是，这次拉动非洲经济增长的正是中国。“经济周刊”介绍到，整个非洲大陆，从北到南，到处可见中国的工程队、投资者、企业家和医疗队。中国强大的需求，让非洲能源市场出现了出口的强劲势头，出口的高速增长也带来非洲许多国家内部产业链条的发展、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普通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洲整个大陆在2005年出现了破天荒的高达5.5％的经济增长率。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是，西方国家过去从来都是仅仅把非洲当作简单的原料基地，只是给予一些非洲国家一些放债性借贷，而从未认真进行生产性投资。是中国人第一次带来了大量的生产性投资，在非洲大陆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生产投资超过了借贷资本。中非之间的贸易也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非洲大陆经济发展出现了井喷现象，中非的贸易额在1950年代仅为1000万美元，1995年则达到30亿美元，预期今年年底将达到500亿美元，中非的贸易额在10年内翻了16倍以上。非洲的民族主义者也把中国对非洲的生产性投资看作是非洲觉醒和振兴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希望通过中国的投资使非洲彻底摆脱贫困和落后。中国正在取代传统的欧洲大国如英国和法国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对非洲大陆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

中国带动南方国家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非洲，中国和东盟关系的深化和贸易量的激增正在迅速推进双方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由于中国强大的内需市场的带动而快速递增。历史上与中国相隔遥远、让我们较感陌生的拉丁美洲国家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新历史背景下与我们迅速接近、靠拢。

以上由于中国崛起带动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根本性的变迁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南方国家在经历了华盛顿共识和美国新自由主义试验的失败、经济长时间陷入衰退和停滞后，终于重整旗鼓，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增长，而这次带动南方地区增长的是中国。摆在中国面前的正是绝佳的历史机会，这样的历史机会也是中国经济崛起、非洲和拉美经历经济失败与社会动荡、欧洲和美国长时间忽视这些地区各种因素所造成的。由于美国片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利用自由贸易的幌子打开和垄断南方国家的国内市场，摧毁南方国家建立独立民族工业的努力，对南方国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造成了南方国家产业单一，国家基础工业迟迟发展不起来，国内市场发育迟缓；欧美国家还以金融开放为由，诱使南方国家采用浮动汇率和实现银行金融产业全面开放，利用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大量掠夺南方国家的财产为己所有，使许多一度很有希望的南方国家如阿根廷、智利和菲律宾等在遭受金融危机打击后一蹶不振，成为标准的失败国家。而更多的南方国家则由于市场狭小、国力贫弱，只能完全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美欧所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国民经济完全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正是由于美国强行推行的掠夺性新自由主义政策让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形象陷于低谷，在拉丁美洲大陆，反美思想在各个阶层蔓延开来，甚至产生一些反美的极端思想。在这样的国际新环境中，中国20多年来奇迹般的发展让南方国家看到了另外一种模式的成功和可以学习的榜样。

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力量集中在亚欧大陆和北美洲，非洲和南美在地理上天然处于世界边缘，也是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边缘区域。在世界地图上非洲和南美宛如世界的两侧翼，而如今中国带动了这两翼的发展和东南亚经济的复苏，再加上以印度为首的南亚次大陆的迅速崛起，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世界的新趋势：那就是南方的跃升（the rise of south），即南方国家集团正在经历集体力量的上升，而中国正是领衔南方国家集体崛起的主角。如果说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世界各国都是演员的话，那中国不仅是北方国家的核心演员，更是南方国家的中心演员。把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放在南方跃升的国际政治经济的大环境中，我们就会有更宏大和宽阔的视野。中国的崛起带动了南方的跃升，南方的跃升也必将在更高的水平上促进中国的持续发展。在这里我们真应当借鉴和研究美国人在二战后的作法，美国在二战后对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援助和模式输出奠定了美国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和美元国际霸权体系。美国自由主义模式在全球大多数地区失败了，却在西德、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取得了局部成功。美国人真是善于化腐朽为神奇，让自由市场恰恰在紧邻共产苏联和红色中国的区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繁荣，从而间接导致了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解体、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并让市场经济的模式在全球取得主导地位，所有这一切又有助于巩固美国在全球领袖地位。今天中国面临的历史机遇是：中国取得了拉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经济实力，中国崛起和南方跃升将成为把中国送上世界强国和未来超级大国的重要环节，有了南方的整体崛起，中国的声音将不再是国际社会中单一的声音，而将成为国际社会的最强音。有了具备实力的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和南亚的力量，中国将具有建立在中国主导下国际政治经济新次序的实力。

拉美、非洲和东南亚在多方面对于中国迈向世界强国之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是中国经济爆发性的增长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而拉美、非洲和东南亚将成为中国的原料基地，为繁荣的中国经济输送源源不断的能源。而对于这些地区而言，中国是一个稳定、有很强支付能力的买家。在国际能源市场中，不仅卖家市场很重要，买家市场也很重要，一个富裕、稳定、具有良好信誉的买家市场对于能源输出国而言举足轻重，从这点上来说中国和南方国家是各取所需、互利共赢的。

其二：如果仅仅将中国和南方国家的关系定位为能源输出国和输入国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片面的，中国应当树立非洲大市场和拉美大市场的意识。在全球市场时代，国与国早就脱离了古典时期的零和关系而成为互利共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损害别国最终会损及自己的国家利益，帮助别人发展也是为自己国家产品打开新市场。总之，在全球化时代，双赢和多赢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几乎成为必然。在欧美国家不断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采取配额限制时，在欧美面临中国经济崛起不断单方修改国际贸易规则时，促进、培育和开发非洲大市场和拉美大市场将为中国的产品提供重要的销售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产业更新和升级的新时期，中国某些处于产业链条低端的产品必将转移到比中国更为便宜的国家，这将有助于中国的某些低端产业重新获得发展的春天，也将有力地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笔者计算过，东盟10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5400亿美元，非洲大陆55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6000亿美元，而拉美大陆13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7500亿美元（均为2003年数据），中国根据2005年gdp统计修正后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2000亿美元，东盟、非洲大陆和拉美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相当于中国的25％、27％和80％。如果东南亚能保持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非洲大陆能近一步脱离战乱和饥荒，迈上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和非洲统一之路，拉美经济也能保持经济持续复苏的话，三大区域在未来10到15年内经济翻一翻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这样东盟、非洲和拉美将成为全球重要的新市场。特别是非洲大陆，虽然今天依然贫困落后，但它拥有9亿人口，在迈向稳定发展的过程中非洲人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量将不断上升，因此非洲市场发展潜能巨大，这个道理很简单，即人口越多的区域，人口结构越年轻的地方，越是贫穷落后的国家，经济潜力就越是巨大。今天非洲大陆按人口结构来说是最年轻、人口增长最快的大陆，也是经济最落后的大陆，但正因为如此，非洲大陆才是最具有希望、最有潜力的大陆。中国把握住这些全球大趋势，并前瞻性地引领这些大陆迈向民族复兴之路，就是在为中国的世界强国工程打下最坚固的地基。

三是在欧美主导的世界体系下，由于中国和欧美在政治体制和人权问题上仍存在许多差异，也由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本身的巨大差异，使得中国无论怎样设法融入国际体系，都会被西方国家看成是“异类”。有学者认为，只要中国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人权法制建设，西方国家就会完全接纳中国。这种看法只说对了一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推进当然有助于拉近中国和西方的距离，但是西方文明已长时间在世界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和欧美中心主义观念在西方人心中根深蒂固，西方人中最普遍、最强烈的一个观点就是：西方文明就是普世文明，其他国家只有全盘接受西方所有价值观念才能拿到进入现代国际社会的入场券。西方国家现在虽然流行中国热和中国文化热，但那只是中国经济崛起和文化魅力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在许多西方人对中国感兴趣甚至是迷恋中国的同时，他们那种对中国的偏见和无知依然十分强烈，一旦中国在某些领域里有赶超西方的势头，中国威胁论、中国恐惧论就会如同欧洲历史上对黄祸的恐惧一样被大众媒体和舆论重新唤起。这在历史上已有先例，1980年代西方面临与其政治制度相同的日本迅速崛起时，西方媒体在羡慕、惊叹的同时，也充斥着对日本的批评、厌恶、鄙视、恐惧和偏见，日本更多被描绘成一头没有道德的经济怪兽，日本人虽然很成功，但在西方人眼里他们始终是怪怪的，他们都是工作狂、不懂得休息和度假，他们对上司无条件服从，他们的企业漠视工人的人权，他们社会的自杀率很高，他们的住所狭窄活像兔子笼，他们的性文化畸形等等。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崛起只有在南方的跃升中才能真正写出国际政治经济的全新篇章，才能真正终结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论点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才能真正奠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南方国家所作的不应当是颠覆现有国际文明次序，而是要在继承现有国际文明和西方文明中进步方面的基础上（比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和尊重民权），综合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因素（比如我国提出的和而不同、和谐世界，不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别国，对别国文化的尊重和平等态度），引导国际文明向更为包容、和谐、宽容和多元的方向发展。

封神老沙

笔者的一些具体提议和思考如下：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将南方的跃升和中国的崛起之间的关系纳入专项课题研究。南方跃升和中国崛起的交相辉映将一直持续到本世纪末都不会停止，对于这样事关国家利益的重要课题值得我们早作立项研究，以预测未来的发展，作长远的战略规划，最大限度的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说法，应当考虑在重要国际场合提出南方跃升的说法。单单提中国崛起容易让人感到中国人的文明中心主义观点和中国民族主义，如果能以宏大的视野提出亚洲崛起和南方崛起的说法，必将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反响，进而增进中国道德的感召力和文明领袖的亲和力。

加强对南方不同区域如南亚、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研究。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让遥远的非洲和拉美成为我们经济和国家利益意义上的“近邻”，我们应当加强对这些区域历史、社会、文化、法律、种族、宗教等全方位研究。考虑到我国的非洲研究和拉丁美洲研究相对来说比较滞后，国家可以在未来10年加大投入以培养一批非洲专家和拉美专家。尤其是在非洲大陆，民族、文化和语言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我们可以分门别类，培养研究北非马格里布国家、西非豪萨语国家、东非斯瓦希里语国家和南非国家等的专家。

对于当前某些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出现的一些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国家应当严格审核到非洲和其他南方国家去投资的中资企业，对信誉良好、业绩良好、管理良好的企业投资多加鼓励，对问题企业和缺乏信誉的企业应当严格控制。我们应当珍视“made in china”产品的国际声誉，防止假冒伪劣产品和以次充好的产品流入非洲国家从而败坏包括许多业绩良好的中资企业在内的声誉。这也涉及到中国国家整体形象和中国软实力，我们应当从战略高度严肃看待这些问题。

我国政府应当敦促前往南方国家投资的中资企业遵守当地的法律和世界公认的国际劳工法律，譬如严格禁止雇佣童工，工人的工作时间不得任意延长，工人有休息权等，同时投资的中资企业应当至少遵守最低的环境保护标准，对于严重违反国际劳工法和环保法的企业，我国政府应当有一定的惩罚措施。

对去非洲国家和其他南方国家的中国企业家和中国游客进行了解这些国家文化、风俗和法律的培训课程。中国人大量到西方国家旅游、留学和经商，对西方社会的礼仪和国际惯例也越来越了解。但是对落后于我们的许多国家，我们往往缺乏打交道的经验，常常是中方人员怀着理想主义热情来到非洲大陆，但看到当地的落后，由于巨大的心理落差容易导致部分人对所在国不满，进而表现出自大和对所在国的歧视，伤害到所在国民众对中国人的集体观感。中国国民在外一言一行总会被外国人解释为中国人的总体行为特征，因此我们在国外都当谨言慎行。

应当重视国际社会对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南方国家表现的评价。西方媒体当然总是充满偏见和有意识的误导，但一些信息还是值得我们重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反省我们在非洲和其他南方国家的作为，改进我们的一些作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道德感召力。比如西方国家在援助非洲时总是将民主和人权联系在一起，中国走的是不干涉所在国内政的作法，因此西方媒体经常批评我们只顾作生意和买能源，不顾所在国的民主、人权状况和腐败问题。我方反驳的论点为必须先发展经济、促进民生，才能逐步实现法制国家的建立和民主化，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何谈民主和人权。我认为，中国的模式的确是一种全新的模式，也就是经济优先，发展第一的政策，在人民先解决了基本温饱问题后逐步到达向好的制度过渡，不强行将民主、人权和经济援助进行捆绑式销售。我们完全可以综合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的一些优点，既不强行干涉别国内政，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别国进行指手画脚，也不是完全不管人权和人道主义危机的问题，而是在坚持中国模式也就是“发展是非洲当前最重要的任务”的同时，对一些国际上普遍有争议和非议的地区或产生人道主义危机问题的地区，中国应当与国际主流观点站在一边，表现出道德关怀以及中国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传统，要求有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地区的政府尊重普世人权，这也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中国模式加上西方模式，我们是可以走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新中间道路的。

对于部分西方国家和媒体的恶意诋毁，比如声称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等荒谬理论，展开有理、有力、有节的驳斥，并展开国际文宣以阐述我方观点，驳斥这些谬论，特别是要得到南方国家的道义支持，让他们的民众以自己的感同身受证明中国和南方国家之间绝非殖民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而是一种全新的互赢互利的关系。这一点，当前中国做得已经非常好了，就不再详述。

除了经济和贸易联系外，中国应加大对南方国家的文化投资，鼓励更多的当地居民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鼓励并援助更多的南方国家学生来华留学，加强双方的文化交流。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文化在世界受欢迎和认同的程度。中国文化虽然现在很流行，但其影响力与西方主流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还无法相提并论。在一个西方国家占据世界绝对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里，中国文化是很难超越美国文化影响力的。但是在南方跃升的新次序、新局面中，中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把文化当作重要产业来推广，我们就也有可能在未来把中国文化变成世界文化。时不我待，借着南方崛起的东风，推广中国的软实力，就在今天。　

封神老沙

中国崛起策十二：渐进改革和中国现代化总目标  

德国著名的研究现代化的社会学家沃尔夫岗•查普夫认为：现代化社会是通过市场经济、竞争性民主政治、社会福利制度和大众消费这四个核心机制表现出来的，查普夫认为现代化就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大革命后逐步发展出来的社会发展路径和社会发展模式，它源于西方，但今天已经是全球范围内普遍的发展模式。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地处哪一大洲，身处何种文化圈，都会把现代化作为本国的发展目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从根本上排斥现代化或是提出与现代化相反的模式。如果我们把沃尔夫岗•查普夫提出的四个核心机制再加上法制国家和人权保障制度的话，就能更加全面综合地反映出现代化社会普遍共有的特征。尽管不同的现代化国家和社会由于文化和历史不同，形成了各自一些发展特色，比如由于日本经济的成功让国际上曾热衷讨论日本现代化模式，德国的经济奇迹也被称为莱茵资本主义模式，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那些已经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都有着基本的共性，比如几乎所有现代化国家在经济上实施的都是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还会实行计划经济和封建自然经济；绝大多数现代化国家都实施了竞争性的民主政治，都会有定期的选举和投票，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采取的是极权主义统治的模式和古老的领袖独裁的统治模式；也是几乎所有现代化国家都建立了适应现代化社会的社会福利制度，以保障处于弱势群体的居民和贫困阶层能够按照最起码的符合人道尊严标准的方式生活；几乎所有的现代化国家都是以促进大众消费为目标，并建立了以法治国的宪政国家，并都在宪法里承诺保障基本的公民权和政治参与权。

中国于1978年实施的改革开放国策发展到今天，事实上也是在朝向国际公认的现代化模式迈进，尽管在改革以来的28年时间里我国在理论上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但是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如果能站在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地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国社会整体上是在向现代化社会的模式演进。我国所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将尊重人权和以法治国写进宪法，签署保障公民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的国际公约，这一切都显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现代化，而是与国际现行制度接轨的现代化。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尽管全世界有一个普遍的现代化模式，但是一个非现代化的社会和前现代化的社会朝现代化方向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却是不同的。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从王权至上、封建采邑和缺乏民权的社会演变成为现代化国家。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托马斯•马歇尔认为现代化社会的演进持续了整整三个世纪：在17世纪工业革命缓缓拉开序幕，18世纪经历一个世纪的演变和发展，民权最终被确定（包括财产权、结社权、信仰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等）；19世纪经过了许多冲突、博弈和妥协，政治参与权最终被确定（包含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0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权最终得到国家宪法的明确保障（包含社会福利权，社会生存权和社会保障权等），而在托马斯•马歇尔的眼里，社会权最终的确定象征着西方国家的公民权发展到了顶峰，因为公民权本身就涵盖了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大部分，社会权的确立标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到社会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改造，从而确立了一种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社会福利国家。当然托马斯•马歇尔的“三世纪公民权演进理论”是按照英国历史发展推断出来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政治参与权的确立在西方国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真正涵盖妇女在内的普选权在很多国家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最终被确定，美国的黑人直到1960年代才取得完整的普选权。但是托马斯•马歇尔的理论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那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先进的西方国家和现代化发源地英国和法国，其现代化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经历过很长时间的社会变迁和演进，这一点，对于今天正处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当然，笔者在这里绝对不是要宣扬我们中国也需要三个世纪的时间演变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社会，这当然是不正确的论述。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民主、自由、人权和法制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的21世纪，在全球化方兴未艾的新世界，在中国和平崛起的雄壮历史步伐声中，我们不仅要在经济上崛起，更要建立好的政治制度，不仅是与国际主流文明接轨，也是要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完全应该有信心，中国赶超式的现代化应当在本世纪的上半叶到本世纪中叶的这段时间内基本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象是一艘大船在渡河，河的一边是一个前现代化社会，那里写着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集权政治，人治社会，封建文化，民权匮乏等几个大标牌；河的对岸是一个现代化社会，上面写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民权社会、大众福利和中产阶级等大标牌。人们在经历了长年的争论和探讨后，绝大多数人意见开始统一，认为应当把船从此岸摆渡到彼岸。但是问题来了，此岸离彼岸路途遥远，航线复杂，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危险和变数，搞不好会船倾人亡，而且船长和水手只习惯于在以前熟悉的航道上行驶，对于怎么航行到彼岸完全没有把握。那么，现在仍在此岸的船长和水手，只能先寻找正确的航道，确定好总方向，再一步一步地向现代化的彼岸航行。这一过程中，船长和水手要有高度的航行技巧以避开航线上的各种风险如风暴、漩涡、海啸，也要避免船只偏离正确的航道。而此时，船上的普通乘客，尽管有时候会同船长和水手有不同的观点，有时候双方还会有矛盾和冲突，但是双方有一个最大的共同愿望，那就是齐心协力地乘船平安达到彼岸。这就要求船长不仅要有高超的航行技巧和远见卓识，能够冷静地、理智地领导船员沿着正确航线把船一步步驶向预定的方向，同时船长也要有高超的处理矛盾和冲突的能力。因为在漫长的航行中，如果船上的船员和乘客对航线的正确性发生怀疑而产生冲突和矛盾时，船长必须能够正确处理出现的问题并能赢得船上绝大多数乘客的信任才能让船只继续航行。而这样的航行对船上的乘客也有要求，因为大家同在一条船上，是命运共同体，如果乘客有意见和批评，应当理性提出，同船长等人共寻解决之道，而绝不能着眼于颠覆航船或是颠覆船长的领导取而代之，在事关大家共同命运的航行中，理性的行为是互相协助摆渡而不是互相拆台，因为那样大家都会面临沉船的危险。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象是一场伟大的、但却是充满风险的航行。我们知道中国最终要航向的目标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众消费、共同富裕和中产阶级占主导的社会，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起点离这样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要寻求的是一条代价最小、成本最少的理性渐进的改革之路，我们需要树立一种温和、理性、和平的改革精神，把中国的改革进程循序渐进地引向中国现代化的终级目标。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从其他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我们都能发现一个规律，渐进的政治改革胜过激进的社会变革和暴力革命。英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较少地采取暴力革命的办法，除了在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曾经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外，之后历史的进程却是平和渐进的，英国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在保持旧有王位的象征权利下建立了权利制衡的新政治制度，整个社会在妥协和宽容中向前迈进；而法国则是一个盛产暴力革命的国家，尽管我们今天对法国大革命充满敬意，认为它为现代民主政治的诞生地之一，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给法国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在18和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法国总是处在风暴眼的中心，一次次的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动荡、不安，对国王和贵族的残酷惩罚和处决也引发了旧有势力一次次的反扑报复。新生权力对过去政治精英无情的专政种下了复辟和政变的恶果，法国长时间处在“处决国王－王权复辟－再处决国王－王权再复辟”的血腥循环中，尤其是雅各宾专政时期建立了一种对待政治敌人的极权主义的动员模式，更是颠覆了社会稳定的根基，让仇恨和恐怖遍布社会每一个角落。所以说，虽然法国同英国一样，通过革命的模式向现代化社会演变，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是由于过程的不同，产生了很大的差别：法国的暴力革命带来了社会极大的内耗，这样的内耗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成本，让法国的整体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在18－19世纪英法在全球争霸的过程中法国不断败下阵来，虽然这是多方面原因引起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法国社会因为不断的革命产生的“内伤”是让法国在英法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我们在19世纪末期俄国和日本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俄国的现代化发展最终走上了两场暴力革命之路，特别是十月革命为俄国带来了极权主义的动员模式，虽然帮助苏俄走上了另外一条现代化之路，但暴力革命带来的强烈副作用也是未来苏联模式衰败的重要原因。而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成功地走上了一条稳定、渐进和有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日本的明治维新最终的巨大成功当归功于清晰、明确的目标，执政者坚韧不拔的意志，民间社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一种稳定温和的改革避免了社会崩盘和失序的危机，大大降低了社会前进过程中的成本，为社会的整合和国家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封神老沙

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在1978年推动的改革开放国策就是渐进政治改革的最佳政治范例。当时中国处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条件下，一方面新中国的前27年在毛的领导下，成为世界上独立的一级，中国独立自主和自强的精神振奋了百年来中国颓废的民心和士气，一代人通过艰苦的奋斗发展了“两弹一星”，中国被帝国列强欺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毛时期的土地改革、全民扫盲运动和合作医疗制度也为中国扫除了现代化道路上重要的障碍。但另外一方面，计划经济的严重僵化，物资匮乏，极权主义的政治动员模式和政治运动也让中国依然远离现代化公认的标准。“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十年更是让民主、法制和公民权被践踏，从共和国主席到普通公民都遭到迫害。1978年的这个关键历史时期，新的中共高层对毛和新中国前27年的评价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面对这么一个高度复杂的历史难题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邓作了一个比较好的处理。他超越了简单的对毛好与坏的评价，既善于运用毛时期好的成果来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比如说毛时期的教育政策和医疗政策培育了健康合格的生产者和潜在的消费者，这些都被邓善加运用引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去；同时他又把过去27年来明显走偏的政策迅速纠正过来，邓不仅批评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给国家带来的灾难，而且拨乱反正为大量含冤的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平反，把国家经济和工作的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发展的路子上来，重新赢得了民心和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邓没有全面否定毛，而是在肯定了毛对新中国贡献的前提下指出了毛的错误，这样的评价符合当时整个社会的期待，也是让整个社会摆脱过去的阴影，在安定和谐的条件下集中精力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这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如果当时邓完全否定毛，不仅会可能连带否定一代人为新中国建设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贡献，也会直接指向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而且还会带来更多的纷争和不安，让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之中。事实上，邓对毛的功过恰如其分的评价并没有影响大家对中共的整体观感，反而为中共赢得了更大的支持度和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邓利用毛时代的积极因素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大业服务和避免彻底否定毛的作法给中国树立了和平过渡和循序渐进的典范。因为无论过去领导人有哪些重大失误和错误，我们今天都是在过去发展的基础上，继承了前人的政治遗产，并通过修正过去的错误和偏差，继续向前进的。我们不能总是象中国封建皇朝历史上那样彻底毁坏一个旧的政权再来建立一个新的王朝，那样的话中国将永远陷于治和乱、建设和毁灭的恶性循环。那样的话社会将付出极大的成本代价而无法长久、稳定地发展。邓的改革正是致力于避免中国重走“治－乱－治－乱”的循环，力求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激进变革和革命的方式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按照这种温和改良的思路我们就能摆脱在对过去领导人和对过去时代评判时简单运用“好与坏”和“对与错”的线形思维，而是按照时代要求修改不合时宜的政策并把过去对现在有用的东西善加运用，其根本目的就是一条，为中国当前的现代化事业服务。因而，我们今天不是要简单地褒贬毛和邓，而是肯定毛建立新中国和邓的改革开放都为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但是，一代人完成一代事，我们不能超越历史时空去批判毛为什么不早点搞市场经济，邓为什么不快一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毛和邓完成了他们那代人对中国的历史贡献，我们今天依然受益于他们打下的基础；毛和邓又有他们那个时代特定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超越历史时空来帮我们解决今天中国发展中的新问题；毛和邓也都是人，也都会有错误和偏差，因为人无完人。因此我们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后，依然要肯定毛为中国人树立的独立自主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今天仍是我们现代化路上重要的精神动力；我们在肯定邓改革开放伟大的历史贡献后，今天也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方针，作为对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观点的补充。

与成功的渐进改革范例相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一个常常进行革命和激烈政治变革的国家不仅难以向现代化社会演进，而且极易陷入国家大解体和社会大解体的灾难，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号去颠覆一个国家的秩序，其结果反而让一个国家离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目标更远。这里前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教训最值得我们谨记。整个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都试图颠覆苏联政权，他们在国际间大力宣传，苏联和共产主义国家是极权主义国家，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政府的力量也太强大，窒息了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构成了对自由权和公民权极大的威胁，只要颠覆了这个极权政府，实行私有化、西方式的多党选举和三权分立，那就会药到病除。事实的发展结果可以说是令人瞠目结舌，苏联这个国际巨人不仅在国家失序、社会解体和民族残杀中轰然解体，整个国家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右派的知识分子一定会为俄罗斯的改革辩护说，他们毕竟建立起来了民主制度和多党选举制度，他们在天下大乱之后由于建立了好的制度一定会过渡到天下大治。但是反讽的是，脱离了一个国家具体的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抽象的打出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旗号，不仅没能建立起良好的现代化民主制度，反而让社会进入了寡头民主和无政府自由时代，更谈不上保障公民的人权。美国著名的自由左派学者霍尔穆斯1997年在《美国前景》上发表了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文章开头提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心积虑要削弱苏联的国家力量，加强苏联的社会、市场和异议人士的力量，以彻底让极权国家解体。那么实际结果是什么呢？霍尔穆斯以自己多年研究苏联和东欧国家而得到的独到见解和自己在俄罗斯亲眼所见描述道：苏联的极权社会是解体了，国家的政治迫害消失了，克格勃的秘密警察也不见了，刻板的政治宣传和灌输也停止了，持不同政见者也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了；但是同时，国家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也完全崩溃，许多国营工厂的工人一夜之间被抛上街头，街上盗贼蜂拥，黑帮接管了国家地方权利，铁路上的火车被流寇洗劫一空，野狗在城市里到处乱窜，成群结队的士兵在沿街乞讨，路边随处可见冻死的居民，整个俄罗斯的生产能力严重萎缩，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大幅度下降（1990年代俄罗斯男子平均寿命下降了10岁，这几乎是人口学意义上的空前灾难），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军事基地上的核武器部件无人看管，许多部件流入了武器黑市场和黑交易，许多民族聚居地在国家政权解体后开始了互相的仇视屠杀。俄罗斯在1990年代的悲惨经历让我想起了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到1927年这段军阀混战的时期，旧的次序是打破了，但整个国家没有有效整合而陷入解体和分裂的边缘。我的一个罗马尼亚同事最近才去过在普京铁腕下逐步恢复国家秩序的俄罗斯，他告诉我，俄罗斯的大城市如圣彼得堡已经发展出现代化城市的规模，而就在离大城市很近的小城里依然充满可怕的混乱和失序，他说，你在那儿呆一会儿的话，会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

今天，邓小平在1990年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依然具有指导意义。老实说，笔者如同大多数人一样，当时对这句话并不理解。整个1990年代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感到苦闷的年代，但是却始终没有忘记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社会责任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更能代表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境。中国将向何处去？这个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无数次被提出过来的问题，再次被提出。

封神老沙

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自信，中国走在历史正确的道路上：渐进改革，不是激进政治运动和激进变革，是中国社会最佳的选择。自从1840年中国被列强的炮舰打开了国门后，中国经历了太多的革命和激进的政治运动，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的政治运动……当然，笔者绝对不是要否定一些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们的发生也是当时政治、经济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着历史的必然性。笔者要表述的意思是，一次一次激进的政治事件和无休止的革命与政治运动的确让中国社会遭受到空前的内部消耗，往往是每革命一次，中国的版图就小一次，中国的生产力就遭到巨大的损耗，中国商业力量、市场经济力量和中产阶级力量就被摧毁一次。中国的民族产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在列强侵略、内部动乱下，一次次倔强地试图发展，一次次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始终游走在现代化边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在1990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却安然度过了危机，既没有解体分裂，也没有陷入像前苏联那样的大动乱，反而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并在新世纪迈向了和平崛起的壮丽局面？有的人会不加思索地回答到，这是中国政治控制的结果。其实这个回答是不正确的。邓公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的民族产业和市场经济第一次获得了“安宁”，经历了全局性、长时间和全面地发展，中国老百姓生活第一次真正摆脱了赤贫和饥饿，开始了有尊严的生活，它符合了社会规律和时代的主要需求。民间久已压抑的消费意识、致富意识和追求更好生活的意识一旦被打开，就如洪流一般成为浩浩荡荡的时代大潮。1989年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积压和特殊的政治环境让中国现代化巨轮出现了一定的迷航，但是中国精英、企业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广大老百姓有一个最大的社会公约数：那就是中国不能乱，中国只要稳定发展，大家就可以过好日子。谁掌握了中国大多数阶层的社会公约数，谁就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是的，我们还有很多社会矛盾，社会不公正问题十分突出，法制建设十分落后，权利制衡机制还比较缺乏，民主政治也还相当滞后，普通公民的民权还常常受到损害。但是，只要我们的国家没有分裂、没有陷入内乱；只要我们把握住了大局，用经济增长改善大多数人的福祉，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我们能在理性、渐进的改革路上让中国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而在国家内乱、解体的过程中，不仅不能建立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不能保护公民的人权，还会让公民的基本生存权都受到威胁。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处心积虑地要削弱国家的力量，认为那样才能促进公民权和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巨大的谬误。一个稳定、有次序的国家本身就是在保护公民的人权，一个稳定、有次序的国家也是一个社会渐进迈向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公民权制度的根本基础和保障，当一个国家陷入内部解体和混乱后，何谈发展健全的民主体制，何谈保障人权，何谈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吗？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势力不断地鼓吹要国家最小化，市场最大化，不断宣扬要削弱国家力量，事实上却是没有完整的国家、没有健全的国家秩序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良好的市场机制。因此极权国家的统治模式固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没有国家和国家解体。我们一般人很难想见，如果当我们有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一个城市里监狱的狱警都不见了，银行里空空荡荡没有人管了，警察局里的警察都消失了，国家政权都通通解体了，那将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可以设想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定是大抢劫、大动乱和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这样的局面不光是空想，它已经在人类社会多次上演。2003年4月14日，当美国军队先头部队占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后，也许是美国军队太想展示独裁统治的覆灭后，美利坚“民主自由”的“阳光”开始“普照”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了，因而他们没有立即相应地建立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全球的电视观众得以目睹一个城市是如何惊心动魄地陷入崩溃的。萨达姆政权虽然是独裁政府，但是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还是生活在一种人类正常的社会秩序之下，但是美军对混乱、骚动和暴动的纵容和悠然自得的观赏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恶果，社会的混乱、宗教仇杀、民众械斗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难以合上。最令人痛心的一个例子是，在极权主义的萨达姆政权统治下，巴格达国家博物馆对文物的管理倒是井井有条，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第11大博物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人类最古老文明的文物在那里得到妥善保存。然而美军对抢劫的纵容和所谓的要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的“民主自由”，让人类文化遗产在21世纪经历了一次野蛮的浩劫，整个巴格达国家博物馆被暴徒洗劫一空，约有17万件珍贵文物被盗和被毁，包括许多名闻世界的文物遭到彻底毁坏，整个事件堪称世界文化灾难，却是在美丽动听的“自由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真是反讽到极点！以上国家解体时可怕的末日景象在前独联体多个国家包括俄罗斯曾经上演过。

如今，除了美国部分学者开始反省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东欧的激进革命和伊拉克战争以外，欧洲国家的一些学者也开始热衷于研究与对比俄罗斯和中国改革的成败。德国柏林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汉斯犹尔克在其文章“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较的中国渐进改革历程”中，用宏观数据非常精确地分析了中国和苏联（俄罗斯）力量对比的惊人变化。他指出，1980年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前苏联的1／4,19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体与苏联（俄罗斯）持平，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戏剧性地跃升为俄罗斯的四倍。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也大大领先于俄罗斯。汉斯犹尔克深刻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两个国家的力量对比变化为什么会这样迅速？中国是怎样达到这样的成就，在综合国力上大大拉开与俄罗斯的差距的？在汉斯犹尔克得出的结论中，第一条就是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第二条才是正确的经济策略和有效的资源配置。

其实无论是中国的邓小平还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都是在发现了以前共产主义制度的问题后下定决心力行改革的，双方的最终改革方向也应该是大致相同或接近的。因为计划经济已经行不通了，再走下去就会误国误民了，所以大家才会向市场经济方向改革；因为过去的中央集权体制行不通了，落后的政治体制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了，所以才要改革政治体制，朝向一个权利制衡、权利制约的法制社会发展；因为过去领袖独断专行，给国家民族带来了灾难，因此才会改革，朝向一个更加民主的制度过渡；因为过去有政治运动和政治清洗的惨痛教训，今天才要改革，要建立良好的现代司法制度，保障人权。本来双方演进的终级目标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结果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别呢？正如文章前半部分提到的，欧洲、美国本身也花了两到三个世纪才逐步发展成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公民社会和言论自由的社会，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欧洲国家和美国自身也经历了无数的冲突、斗争、倒退和反复。当然今天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300年来把中国和苏联转化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但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完成不同的任务，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已有28年，才基本建立了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体，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中产阶级逐渐壮大，公民维权意识普遍增强的社会，以后的任务将是一步一步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稳固根基。而这一切在前苏联都是通过一夜间的政治巨变来完成的，国家如何能不乱？无论目的看上去如何崇高，但基本的事实是前苏联根本就不可能用几年的工夫来完成西方两、三百年的任务。这就好比一个久病缠身的人，需要长时间的药物治疗，要分三年的时间每天服药才能慢慢恢复，而这个病人走了个大极端，把三年该吃的1000多片药一天服光了，那结果是什么？当然是这个病人一命呜呼了，能说药不对症吗？当然不是，关键是病人服药的方式不对。如果说是病人自己决定这么作的，那么他应该自己负责任；如果说是医生开了这么个药方或是医生明明看到病人这样服药而不加以阻止，那就等于医生在变相杀人。让人觉得玩味的是，前苏联这个病人去找西方的医生看病抓药时，西方开的正是一剂可以吃死人的猛药，无论是全面私有化，还是休克疗法，还是所谓的“民主药方”都让俄罗斯迈向崩溃，这当中，不仅美国，还有其他一些西方大国，还有一些貌似中立的国际机构，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俄罗斯沉重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不能用抽象的正义原则如“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等要求一个尚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特别是一个过去在发展道路上完全与现代化南辕北辙的前共产国家一夜之间实现这些目标，就好象再好吃的饭菜都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一样，应该作到的是一年比一年更民主，一年比一年更自由，一年比一年更向法制社会方向迈进，而绝不是激进变革和一夜革命。西方国家对当时俄罗斯的要求和附加条件看上去似乎符合正义标准，要求俄罗斯民主化、私有化和完全开放言论，但实际上西方玩的是偷换概念的游戏，一个发展了三百年的成熟体制完全可以经得起言论自由的冲击和挑战，而对一个久病缠身、才从极权社会的禁锢中微微打开了国门的前苏联，一个其人民接受了80多年党的宣传的国家，如果骤然全面实现言论自由，而西方国家又开足马力向前苏联人民进行另外一种“心战宣传”时，苏联解体和分裂的结果就基本注定了。道理很简单，一个身体很好的健康人让一个重哮喘病人骤然间象他那样每天跑5000米，病人很可能立即死亡。同样，一个发展得很成熟很完善的体制对待一个百病缠身的体制，你用你的标准来要求他，再对他展开致命攻击，他不垮也难。

如果说1990年大家还看不清历史发展轨迹，许多人依然向往“全盘西化”的话，倒情有可原；而今天，在经历了那么多历史教训后，如果还再继续鼓吹“全盘西化”，那么就很值得怀疑这样的观点后边的动机了。我们中国人只要牢记俄罗斯生病找“鬼”抓药吃死自己的教训，就懂得更加珍惜今天中国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局面，我们当然要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东西，如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健全的法律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民主制度，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但我们学习西方时一定要树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符合中国国情、循序渐进的原则，彻底告别那种依附于别人的后殖民心态，学习西方时要有健全的人格和国格，才能真正迈向独立自主的、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当然，在这一个过程中，决策者也应当前瞻性地把握住历史机会，既不求急冒进，也不削足适履，在国家总体稳定的大好局面下，应该一步一步地把中国渐进改革的政策推向前进，每一个阶段都应当完成一个重点任务，让中国的体制越演练越完善，越演练越成熟。在这个宏观历史进程中，中国执政党、参政党、知识分子、民间团体和社会力量完全可以构筑一种和谐共赢的关系，共同在国家稳定的大局下通过良性互动为中国逐步建立一个良好的体制（中国崛起策十三和十四笔者将详细论述）。毕竟我们个人生命有限，为国家建立良好的制度却是在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希望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强大、崛起、有国际尊严的中国，留下一个稳定、和谐和免于动乱的中国，留下一个富裕、平等和免于匮乏的中国。新世纪的中国应该走出过去的历史怪圈，应该走出过去历史的阴影，应该从此告别动乱和革命，应该从此告别激进和暴力，通过理性和平的方式走向共同富裕的民族复兴道路。如果说，19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出悲剧的话，20世纪的中国历史则是一出悲喜剧，而21世纪，应当是中华民族彻底告别悲情的时代，我们应当为我们民族在经历了短暂的沉沦后重新奔向世界顶峰而骄傲，在中国崛起的壮丽舞台上，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社会群体，都在为我们国家的复兴和强大作出贡献！

封神老沙

中国崛起策十三：告别民主弥赛亚主义，建立新型民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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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历史记载，叙拉古王迪奥尼修斯有一位廷臣名叫达摩克利斯，此君是一个善于溜须拍马的人，经常不着边际的吹捧国王迪奥尼修斯。有一天，国王迪奥尼修斯邀请达摩克利斯赴宴，国王特意让这位廷臣穿上王袍，让他坐在国王的宝座上，宝座上方悬着一把锋利的宝剑，而这把宝剑仅仅用一根马鬃系着，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国王迪奥尼修斯借这个机会告诉达摩克利斯：当国王所面临的风险，就像头上高悬着利剑一样，下面有野心的臣子随时可能斩断纤细的马鬃，国王所拥有的权利伴随着的是每时每刻潜在的危险。达摩克利斯听了这番话后，就打消了妄图篡位的不臣之心。于是后人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表示随时可能发生的潜在危机。

生活在21世纪初的中国人似乎也能隐隐约约感觉到中国上空也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方面中国处在近现代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经济繁荣、市场丰富、国力强盛和民族复兴让国人振奋；另外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中积累的内部矛盾也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各地因为征地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常常见诸报端，腐败和贪污的案件有增无减，社会中不和谐、不安定的气氛并没有随着经济繁荣而消减，这些现象的确让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忧心。而国外对中国的报道也呈现两级化的趋势，一方面中国崛起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已经成为媒体的主流，这样的观点正在改变西方人过去对中国刻板的看法；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中国威胁论重新抬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挑战了美欧的优势地位，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另外一个派别却反其道而行之，宣扬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将在剧烈的社会矛盾、环境危机和经济衰退中走向解体崩溃。持中国崩溃论的不仅是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有海外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也持有这种观点。这种极端观点在1990年代曾经甚嚣尘上，一度被人追捧，有的人甚至还立下时间表，说中国在某某年就会崩溃。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变迁，中国崩溃论的极端观点成为笑谈，于是有的人又把所谓中国崩溃的时间表后移，认为中国会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崩溃。只是谎言一旦被证伪，就很难再让人相信，中国崩溃论的观点现在处于衰势，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

我们当然不必在乎有人热衷于宣传中国崩溃论，因为这些人越是这么说，中国反而就越好，中国的发展有自身固有的逻辑和规律，不是别人喊喊中国崩溃论就能喊得倒的，中国的发展和成就是靠国人脚踏实地一步步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靠意识形态领域的磨嘴皮。对于激烈非理性的观点，大可一笑了之。但是对于别人给予我们善意的批评和谆谆告诫则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中国在经历了28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应当改革落后的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几乎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共识。而我国领导人也在国内国际场合多次提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问题，显示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该怎么走，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和方向究竟是什么，看看已经实现民主化的中国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更让我们不得不担心，民主化会不会让中国陷入危险，带来无法想见的严重后果？民主化会不会让中国陷入内乱和分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民主化会不会燃起中国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危机，让中国的版图和疆界受到威胁？我想，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的爱国知识分子，心里都会提出上述几个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又深知，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法回避的课题，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是焦虑和不安的，一方面欣喜地看到中国的日新月异和日渐强大，另外一方面总感到中国上空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21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有信心取下这把高悬于我们头上的利剑吗？我们有信心和平过渡到现代化的彼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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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自从晚清以来，就成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目标。五四运动中民主更是被中国知识分子译为德莫克拉西，中国现代化目标被定义为要引进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高扬科学和民主的旗帜成为五四时期的进步潮流并蕴育出中国学子一代一代追求民主的五四精神。那么，民主究竟是什么呢？事实上，民主是一个及其复杂的概念，它包含的领域及其宽阔，民主是一种哲学观点，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是一种利益博弈机制，当然，也是指一种政体和政治制度。目前大家关心和争论的焦点比如说要不要民主，主要指的是民主丰富概念中的一个方面－也就是民主政治。这样的民主政治主要是指通过竞争性的机制（包括不同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竞争）定期举行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的一种政治制度。我想，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对于源于西方的多党民主政治体制，我们应该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既不应该全面否定、也不应该片面肯定西方式的多党制度，而是应该抱着为我所用的观点，吸收其中合理进步的积极元素，抛弃其中一些明显不合理的元素和弊端，然后按照符合中国国情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吸收西方民主制度部分优点的同时，根据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特点，加入改良后的中国元素，从而达到建立新型民主观的目的。以下两种观点我认为都是不可取的，第一种是完全否定西方民主制度，认为西方民主是虚伪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合理化自己统治方式的假民主。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不能与时俱进，没有看到民主制度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和制度财富，任何国家，无论什么社会制度，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认同权力必须制衡、司法必须独立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观点，都认为本国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或是正在建立民主制度。我们不能自外于国际政治文明和世界民主化浪潮之外，把人类所有的民主政治文明都归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之内，而是应该作文明的世界公民在与国际主流文明接轨的基础上去改造和提升民主政治。第二种观点认为西方多党式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形式和唯一最好形式，其他转轨国家只有完全采取这种模式才有现代化的希望。这种完全神话西方多党式民主政治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一个后进国家有太多的国家目标，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等不同领域，单单认为采用了西方竞争性民主政治就能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未免把复杂的世界过于简单化了，而且民主政治无论是在理论和实践中本来就存在大量的问题，无视这些弊端和问题把一种制度偶像化和神化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这里我就要来谈谈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希望这样的探讨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