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推荐】【转贴】中国崛起策（连载）--刘涛 著 留德博士

封神老沙

欧盟的统一和整合

欧洲联盟的统一和整合将把25个不同的主权国家结成一个超级国家体。这些国家包含了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和传统的海权及陆权强国，这些国家也是当代全世界的各种现代理念、思想、主义、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策源地，欧洲甚至是美国立国精神的发源地。美国和欧洲的大西洋同盟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确保美国在欧洲主导地位的关键。欧盟25国如果能有效地组成一个超国家体，特别是考虑到德国、英国和法国分别是排名世界第三、第五和第六的经济强国，欧盟的总体国民生产总值将立即超过美国。如果欧盟追求的是成为独立于美国的世界一极的地位并致力建立独立的欧盟防务，再考虑到欧洲联盟的科技实力、文化实力和软实力，那么欧洲联盟将毫无争议的立即转变成为一个新兴超级大国，而且欧盟走向独立的世界一级地位将立即颠覆美国的全球唯一霸主的地位。美国依靠跨大西洋联盟和亚洲的盟国才能在亚欧两大洲立足，才能参与对世界核心板块中东到中亚地区的竞争。亚欧两边的盟友中，跨大西洋联盟是美国独霸世界最核心和最关键的联盟，欧洲走向独立的世界一极将使美国霸权的基础坍塌，美国的帝国大厦将随着欧盟的独立而失去最重要的柱石，其独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也将相应丧失。因此美国的战略日程表上第一要务是防止欧盟走向完全的统一和独立，特别是要阻止欧盟建立独立的防务和军队。

欧盟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第一：在二战后西欧国家依靠同美国的军事联盟和美国的军事保护来抵抗东部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欧洲人对美国的心理依赖很深，也对美国有一定的感情。冷战对抗最剧烈的阶段，肯尼迪总统的一句“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极大地鼓舞了西方国家阵营的士气。正是这种依赖和依恋之情，让欧洲人缺乏走向独立自主和自强的精神。即使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欧洲民众虽然对美国的反感大增，对美国的对抗情绪不断上涨，但反感是一回事，走向完全独立自主的欧洲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说现在的欧盟坚定地要求摆脱美国的控制并追求建立独立的欧盟军队，从而引起剧烈的美欧争执，欧洲国家的普遍民意是不会支持这种作法的。第二点原因是出于欧洲历史上对于沙皇俄国的排斥和防范，和对之后的共产主义苏联的极端恐惧，让今天的欧洲居民依然对俄罗斯怀着深深的戒心。欧盟和俄罗斯两大世界政治板块的直接接界更是让双方的关系存在很大的竞争和冲突的可能性。第三：欧洲历史上极为复杂的国家、民族、文化、宗教和种族的冲突，让欧盟国家即使在进入后现代时期依然存在很多不信任和相互间的猜忌。东欧国家在二战以后落入苏联手中，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让这些国家充满了历史的屈辱感。在1989年脱离苏联的控制，加入西方阵营后，东欧国家一边倒向美国，成为美国分化欧洲联盟最佳的棋子，以牵制其他独立意识较强的欧盟国家。英国则是美国天然的盟友，基本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阻挠着欧洲任何统一的进程，为欧盟的整合设置了许多障碍。德国和法国同为欧盟的发动机，但是由于德国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历史让欧洲许多国家对德国深具戒心。即使德国已经为二战的罪行进行了赔偿和道歉，即使欧洲各个国家已经达成了民族大和解，但是一旦德国牵头要推动欧洲联盟向更加独立的方向发展，就会引起部分欧洲国家的怀疑甚至反感，担心德国要重新走大国竞争的道路，担心德国新纳粹主义的复活。德国和法国的双领导也引起部分欧洲传统大国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不满，这些国家也想在欧盟统合中起到和德国法国同样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实力不足而难以做到，因此就对德法主导地位颇有微词。第四：欧盟的东扩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人少好办事，人多难办事，当欧盟的边界超过了原来固有的边界（西欧）后，由于经济和发展程度的不同，一个越来越大的欧盟整合起来就愈加困难。欧盟的问题在于，必须清晰的定义欧盟的边界应该到那里为止，如果无限制扩大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考虑到土耳其入盟的议题在欧洲国家不断发酵，欧盟整合的过程又蒙上了新的阴影。

欧盟以上的矛盾和问题让欧盟国家在短时期内很难真正整合成一个国家，而且由于美国传统的势力和干扰让欧洲国家的统一进程被大大地延缓，欧盟要成为世界上独立的一极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俄罗斯的重新崛起

笔者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崛起两个议题上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考虑，决定还是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放在第二个议题。苏联的解体让俄罗斯损失了近5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在前苏联的领土上新产生了近14个国家。许多战略要地，例如欧洲部分的乌克兰，亚洲的巴尔干—高加索地区，中亚五国，都是欧亚大棋盘上的核心地区，也都是从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俄罗斯的地缘损失是无比惨重的，其几个世纪巧取豪夺的土地都被迫一一吐了出来。俄罗斯的经济还在整个1990年代连续7年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急剧衰退了40％，其经济实力不仅跟美国不成正比，就是和日本、中国、欧盟诸大国相比都相差甚远。欧盟和北约的东扩，波罗的海三小国的独立，美国积极介入乌克兰的颜色革命，甚至想插手白俄罗斯的政局，车臣叛乱后西方国家的影子都让俄罗斯受到极大的刺激和侮辱，俄罗斯作为大国几乎是尊严扫地，其地缘形势受到空前的挑战。

但是俄罗斯1.8万多枚核弹头和超强的军事力量和太空力量，俄罗斯广袤的国土、幅员和资源，俄罗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都是俄罗斯成为世界大国的有利条件。在吸取了寡头资本主义和休克疗法的教训后，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已经逐渐步入正轨，俄罗斯向世界强国迈进的步伐越来越坚定。尽管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即使再高速增长20年都是有限的，（因为俄罗斯只有1.4亿人口而且人口呈下降趋势），但是一个中等经济实力的国家，加上世界一流的军事实力和丰沛的能源和资源却足以保障俄罗斯在未来世界格局中不可撼动的世界大国地位。俄罗斯在多级世界中必将是重要的一级。

俄罗斯的弱点是战略空间上的困局和经济实力的衰弱，国内的叛乱、民族冲突和人口结构发展趋势急剧恶化都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的重新崛起。但尽管如此，俄罗斯的复兴是不可被阻挡的。

中国的崛起

中国经济爆发性的增长和扩张让美国的霸主地位同样受到极大的威胁。中国连续2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国际经济界人士难以解释的一个经济奇迹。但是鉴于今天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和美国还存在着全方位的综合差距，美国较为重视的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特别是在15到20年后中国追赶美国将成为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时间在中国一边，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让我们每年的实力都在不断壮大，中国可以利用不断扩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来增强中国的军事投射力量、科技研发力量和政治影响力。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民族精神奋发向上和不甘落后等天然注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的诸多有利条件注定了中国不甘成为二等强国。中国的缺陷在于地缘战略困局、美国的围堵和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政治转轨。如果中国能解决好国内问题特别是渐进政治改革问题（笔者将开辟专文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对中国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和国内社会矛盾问题，那么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的上升。从长远观点来看，中国是最有可能超越美国的单一民族国家，这是中国的历史使命和21世纪必然的大趋势。中国追赶美国势将成为世界政治中的最强音，这一天正在随着中国迅猛的崛起和赶超加速到来。

日本谋求世界大国地位

日本人在二战中表现出来的可怕的极端民族主义精神和二战以后经济空前的成功让美国人对日本人怀有深深的担心和疑虑，美国人也是对日本人的独特民族精神研究最深刻的（见中国崛起策三）。美国人可以从德国全部撤军，但绝对会把数十万美军留在日本，美其名曰“保卫日本安全”，实际上为“监管日本的异动”。日本已有的庞大的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美国只要对日本松绑，日本可以立即转变为一个世界军事大国并进而谋求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日本右翼的愚蠢在于只看到中国的迅猛崛起和想到与中国争夺亚洲主导权，却不知真正阻挠日本成为世界一极的正是美国。

日本有成为世界大国和世界一极的现实力量，对美国的潜在威胁也很大。但日本是诸强中前景最为黯淡的。其原因有四。第一：日本二战失败交出侵占亚洲大陆和朝鲜半岛的领土后，日本就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国家。国土狭小就意味着战略纵深狭小，经不起大战的打击；资源贫乏就意味着非常依赖国外能源市场，国际市场的风吹草动都会反映到日本的市场；另外有限的人口也意味着有限的国际市场，日本非常依赖海外市场。第二：日本的战略局面是诸大国中最糟糕的，岛国四面环海，西面的中国、韩国和俄罗斯都跟日本交恶，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无险可依，只能依赖美国。日本在世界大棋盘上的棋势是“势孤”局面。第三：对美国的依赖和美军的占领让日本经济即使再强大都不能成为世界一极。因为成为世界一级的基本条件是独立的国格和国权，对世界的重大事件有独立的判断、评论和参与解决的能力，日本由于被剥夺了国权，没有完整的国格，只能成为超级大国的附庸和小跟班，这一条是防碍日本成为世界大国最根本的原因。第四：日本人口的下降和老化是工业化国家中最快的，如果没有持续有计划的外国移民的话，日本的人口将从现在的1亿3000万下降到2050年的9000万，而那时工作人口只有5000万，届时日本的人口结构将是非常严峻的，因为严重老化的人口让社会的前进失去朝气和动力，科学研发也将大大受到影响，整体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将随着人口的减少而相应地萎缩。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未雨绸缪、每年进行计划性的吸收外国年轻移民不同的是，日本出于自身的民族优越感依然排斥外来年轻移民，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日本政府不改弦更张采取合理的移民政策的话，日本急剧下降和老化的人口结构必将对其社会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总之，当今世界局势在某些方面是有些类似中国战国时期的局面：美国独大，其独霸世界的野心日益明显，而当今世界的其他强国如欧（德法）、俄、中、日和正在崛起的印度也正好类似战国时期的六国，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但是，这些国家单独都无法抗衡美国的霸权，那么他们将如何进行合纵连横呢？中国将进行怎样的联盟和结盟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以便为中国崛起的大局创造有利的条件呢？笔者将在下一策里推出“中国大战略—欧俄策”来讨论上述问题。

封神老沙

中国崛起策九：新思维下的中国大战略

本文简介：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大战略不应该受意识形态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干扰，我们应当清楚判断出当前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具体策略是（1）思维创新，建立“议题式联盟”；（2）强俄，中俄在一系列区域问题上结盟；（3）强法，中法俄在全球议题上结盟；（4）改善中日关系应是当务之急，如不成功，则当强韩。这其中，中俄结盟是生存基础，中法俄结盟是开创国际政治经济新局的关键，中韩间的关系则是补充。

承接上一篇文章作者将在本文中尝试着提出一些新思维并提出中国的大战略。

i　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应当“去意识形态化”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应当为当前的国家利益服务，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意识形态不应干扰和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和长远战略的设定。

这一点上美国人堪称是典范，做得最好。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国内兴起了对如何处置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讨论，许多美国人希望永久削弱这两个富有军国主义传统、侵略成性的国家，美国士兵也质疑如何在德国分辨“谁是纳粹以及谁不是纳粹”。总之在一个国家战胜另外一个国家之际，战胜国通常的想法是彻底削弱对方，让对方的经济产出能力和国民的精神意志受到毁灭性地打击而无恢复能力。鉴于美国与纳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代表了自由民主和法西斯的殊死斗争，如果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严厉惩罚德国和日本几乎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后来历史的发展让人瞠目结舌，美国击败两个国家后立即对两个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美国不仅实施马歇尔计划向两个战败国大量输血，而且还通过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了美元不可以对马克和日元贬值，相反德日两国却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对美国的出口。之后爆发的韩战更是为德日两国送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两国利用战争所需要大量军需品之际，扩大了生产线和生产能力，这把两国送上了经济大国的道路。

美国这种在哪里击败某国就立即在那里进行建设的思路是极为高明和具有前瞻性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这需要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克服其固有的报复心和复仇意识，冷静下来从长远的观点来为国家战略利益服务。美国手中的两个战败国成为美国在世界大棋盘上两个绝佳的棋子，美国重建德日两国并扶植两国对美国而言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1）美国担心，德国日本的战败和被削弱会导致亚欧两大洲失去均势，法国和中国会成为亚欧两大洲的新强权。美国的全球战略里不希望有任何一国成为该地区的霸权国家，因此极力反对削弱德日，甚至要增强德日的经济实力来制约法国和中国的独大。（2）重新让德日两国经济强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要用德国来制约共产苏联的扩张并利用日本来制约红色中国。德日两国因为成为反共的前沿阵地国家而立即由战前的敌国转变成战后的同盟国。（3）德日经济的发展为美国的产品提供了重要的出口市场，之后德日两国经济上追赶美国，也为美国的产业升级和更新提供了重要的契机。（4）德日两国的经济奇迹起了一个“橱窗展示”的重要作用，紧邻西德的民主德国和其他东欧共产国家在西德的经济奇迹下黯然失色，许多东德公民冒死流亡到西德严重损害了东部阵营的稳定性，西德在后来的苏联和东欧阵营的解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的经济奇迹也间接刺激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让中国告别了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向西方靠拢。（5）富裕的德日两国成为美国重要的财政来源，美国在进行战争、财政匮乏时，德日两国总是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援助。

总之，美国没有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简单的民族复仇主义，而是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政策，在其全球大战略下进行了对德日的支持和改造，谋取了最大的国家利益。

另外一个很好的在外交和国家战略中采取实用主义立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是和苏联领导下的东部阵营结盟，1972年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的会晤事实上标志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结盟。当时我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举国上下都处在狂热的意识形态革命中，任何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和“西方”的东西都被彻底禁止，更谈不上与西方世界发生任何联系了。就在这样一个泛意识形态化的时期，就在中国和美国事实上还处于越南战争交战状态中，毛主席通过他的大战略创造了中国外交战线和国家总体战略的全新局面。当时无论是左派国家和左派力量，还是右派国家和右派力量，都没有能预见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和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这两个互为敌手长达20多年的国家能够戏剧性地改善双边关系。中美乒乓球外交突破更是让世人耳目一新，双方事实上结成了针对苏联的准结盟关系。中国迅速摆脱了孤立的外交局面，和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西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走向世界的大戏从那以后就徐徐拉开了序幕，一直到邓小平上台推动改革开放的国策。可以说，毛泽东和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富有远见，没有让当时国内的意识形态狂潮来干涉我国的外交战线，是中国能迅速转向采取新兴国家大战略的重要原因。1978年中国和日本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是倍受当时的政治观察家和评论家关注的一件大事。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两个互相为仇敌的国家，居然能够实现和解走向和平结盟的新局面，这确实是中日两国具有远见的领导人的壮举。特别是考虑到二战才仅仅结束30多年，许多痛苦的历史记忆依然清晰，那个时代的中国领导人能够超越历史，开创新局，真的是高瞻远瞩，富有远见。当时西方媒体对中日缔约的报道多是用“难以置信”来描述，有的媒体甚至用“黄黄结盟”（黄种人和黄种人的结盟）来报道。通过中美和中日的准结盟关系世界政治版图和战略版图被重新划定，各大列强之间重新洗牌，国际政治的全新局面诞生了：中国被包围的困局被彻底打破，在全球处于战略攻势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反而处于被包围的战略局面，美国和中国加上西欧和日本对苏联事实上构成了强大的战略包围事态，苏联感受到了空前的战略和地缘危机，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美国由于经历韩战的平局和越战的惨败处于战略守势，通过与中国的准结盟关系得到一定缓和和恢复，重新处于有利的国际战略局面。这从当时苏联国内的反映也能得到印证，苏联的媒体塔斯社强烈批评和攻击中日缔约是针对苏联而来、是不可饶恕的反苏阴谋，苏联官方的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地攻击中国，并刊登了大量的漫画来讽刺中日结盟，认为两大黄种人民族配合美帝来疯狂反苏。按照毛主席的观点，敌人反对的正是我们要赞成的。敌人害怕的正是我们要作的。苏联当时歇斯底里地攻击正反映了苏联强烈的不安和恐惧，中日改善关系戳到了苏联帝国的痛处。

话又说回来，如果当时毛坚持“共产主义永远不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教条主义路线的话，邓如果坚持“日本侵略过中国，中日永远是世仇”的民族主义观点的话，中国是不可能打开外交战线的新局面，是不可能建立前瞻性的战略大格局的，也许中国今天还处于四面为敌、被全面战略包围的局面，那我们也就谈不上实施改革开放的国策和经历今天中国和平崛起的新局面了。历史的经验和中外的范例告诉我们，要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一定要把国家大战略的建构、外交方略的制定和意识形态脱钩。我们不能让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想以及其他任何意识形态来干扰国家战略，否则其结局是国家长远利益被损害。我们的一切方针和政策应当从国家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中国国家总体战略应当拒绝少数极端主义思想的绑架，其目的在于维护绝大多数国民的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具体说来，在今天世界上“一超多强”，美国越来越退化成“军事产业复合体”的局面下，中国不应当排除跟任何一个国家结盟（除了美国以外），不应该预设任何立场和先决条件。国家利益，只有国家利益才是我们最大的政治。特别是中日关系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中日两国既然在1978年，在那个离二战结束不远的年代能够缔结和约，共释前嫌，开创中日关系的新局面，就没有任何理由在二战结束后近60年的时间依然被过去的历史所绑架。我们如果总是沉浸在过去的历史和痛苦的回忆中的话，那我们就不能拥有更美好的明天。当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日本政府，特别是小泉个人的性格和行为特征，要负主要的责任。当日本领导人一次一次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时，就一次一次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挑动了中日两国最敏感的神经。更为复杂的是，美国一步步把日本绑上美日同盟的战车，日本国内日益右倾化让中日改善关系越发困难。的确，有许多因素我们无法完全主导，我们无法直接把日本从美日同盟的战线拉回来，但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作为让日美同盟更加稳固还是更加松动？我们的行为和行动是有利于争取广大的日本民众还是在把越来越多的普通日本人推向右翼阵线？我们是否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以争取日本人民？我们是否能够把民间反日的口号改为“反对日本右翼或者是反对日本极右的军国主义分子”？我们是否给予了日本国内许多左翼进步人士、因反对右翼势力而遭受生命威胁的进步日本人士和日本友华团体以足够的道义上的支持？我们是否意识到了我国民间的反日狂潮和激烈的反日标语事实上损害了中日两国人民的观感并间接支持了日本的极右翼势力？我们是否意识到狭隘的民族主义让包括左翼在内的日本进本人士也感受到了“中国威胁论”？

中日关系只是中国建立大战略的重要一环，关键的是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让我国的外交和国家战略回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

ii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实际上朋友和敌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断变化的。中共的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都以铁的事实证明了，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不是永恒的，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也就是朋友可能变成敌人，敌人也有可能变成朋友。这里就是一个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问题。如果中共不能正确判断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成功，如果新中国成立后历届中国政府不能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进行科学的判断“什么是主要矛盾”，那么中国就不能摆脱同时被两个超级大国包围和敌视的困局，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1972年中美乒乓球外交正是基于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判断：苏联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苏联也是那个时候中国最大的战略威胁。苏联在漫长的中苏边界上陈兵百万，并扬言随时会进攻中国，还狂妄的宣称苏军的坦克集团军可以在三天之内通过平坦的东北平原攻到北京城下。苏联领导人也多次扬言要对中国实用大当量的原子弹攻击。中国政府完全把苏联的这种军事威胁和战略威胁看成是真实而又巨大的威胁。当主要矛盾一旦确立，其它矛盾就成为次要矛盾，中国就可以和宿敌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联盟。同样，当时美国的战略判断也认为苏联的共产帝国主义扩张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矛盾，是对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而同样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因为脱离了苏联和东欧的体系并与苏联彻底交恶而成为美国极力拉拢的对象，这也是基于美国人对全球战略局势的基本判断。当主要敌人确立了，次要敌人就不再那么面目可憎、而变得温情脉脉了。

封神老沙

美国除了对全球的战略局面会进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判断，还会对每一个区域进行全面综合的战略判断。比如在欧洲美国要利用英国和东欧来牵制德法，以达到欧洲大陆的战略均衡。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美国扶植阿根廷来牵制巴西，因为巴西面积广大、人口众多，极易发展成为拉丁美洲大陆的领袖，美国的算盘是扶植次强来牵制本区域最强大的国家。在亚洲，美国知道中日一定会是亚洲的主导国家，因而日本过于强大时，要压住日本的风头，并要略微扶持一下中国，让中国不能过于衰弱。比如1980年中国刚改革开放时，日本的经济风头正健，一度有要赶超美国的气势，美国给予了中国很多帮助，并通过广场协议和强迫日元升值来狠狠打击日本。当中国强大了，日本相对衰弱时，美国则要扶植日本，稳固美日同盟，并极力拉拢亚洲第三强国印度，来防止中国在亚洲大陆取得主导型的强权地位。

我非常欣赏刘亚洲将军在其“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大战略”一文中提出的论点：美国对付中国最重要的牌不是台湾牌，而是日本牌。笔者认为，如果中美两国是牌局的两方的话，台湾牌就相当于美方的小王，日本牌就相当于美方的大王。美国可以根据中国发展的速度打不同的牌出来，当美国打日本牌时，就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判断发生重要变化，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亚太地区最主要的战略矛盾，因此要把日本进行一定的松绑。对日本进行松绑的程度与中国崛起的速度成正比，中国崛起的速度越快、越是势不可挡，美国就会越快加固美日军事同盟，并进一步为日本修改战后的和平宪法开绿灯。但不管美国如何给日本松绑，美国都不会让日本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政治军事大国，因为美国深知日本人可怕的民族精神和性格，完全独立的日本不排除会反噬美国，让美国尝到自作自受的苦头。但是美国打出日本牌向中国发出了极为危险的信号，因为这毕竟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和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的联盟，这必将对中国在战略事态上构成极大的威胁，并在某种程度上鼓励极端的台独分子，让已经处于下坡路的台独运动得到刺激，死灰复燃。前一段时间我国曾经试图说服美国关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问题，因为对二战历史观的挑战按道理不仅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对美国的挑战，但美方拒绝干预中日两国历史争端的问题。这再次反映了美国的立场：那就是一旦拉拢日本遏制中国的主战略一确定，日本领导人参派靖国神社的问题就属于次要矛盾，美国人当然不愿意插手。

我想，美国人对亚洲人的民族性格（特别是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的研究一定很透彻，知道亚洲民族骄傲自大并以自我为中心，每个民族都想压倒别的民族成为本区域的霸主。亚洲各国复杂的历史、文化、种族和民族国家矛盾成为美国最好的切入点。因此不要寄希望美国来调停亚洲国家的历史冲突，美国最大的战略利益在于亚洲国家（中日韩朝）因为历史而继续冲突下去，最好这种冲突延续到22世纪都不结束，这样美国将永远“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让亚洲国家永远不得自立，还得依赖外来的保护神山姆大叔来调停和仲裁，也得依赖美国来为大家划定的非军事区来维持恐怖平衡。如果是这样，亚洲人的独立将永远是个美梦。同时，美国人在全球每个大洲都会找出相应的鹬蚌，欧洲的、拉美的、中东的鹬蚌都是美国可以利用的最大的资产。

美国利用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现行的世界战略格局，如美元霸权、世界银行和iwf、军事霸权、各大洲的战略均势和结盟关系榨取了无限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且这样的体制也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是，判断出世界主要战略矛盾的世界各大强国甘于臣服在这种体制下吗？如果我们中国怀有自己的历史使命，认为中国应当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强国并致力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多级格局的话，我们就应当积极的进行结盟，和其他二级强国的结盟（俄、法、德、日、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被削弱的不应该是上述二级强国的任何一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国家的势力应当被削弱的话，那就是美国。因此中国最重要的对手不是我们东边的邻居，也不是我们北边的邻居，而是太平洋彼岸的那个国家，那个天上、地上和海洋都想要独霸的国家。

iii　一个新概念：“议题式结盟”

谈到这里，笔者必须申明一下我在这里不是要提倡一种反美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反美和反日的提法是同样有害、不理智的，我们不可能、也作不到完全地反美。作者在中国崛起策一“从中美经济共生体谈起”和中国崛起策四“中国对美大战略的初步探讨”已多次指出，中美在经济上早已紧密相连，分别成为世界两大经济火车头，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要全面反美，不购买美国的产品的话，那损害的不仅是美国公司的经济利益，也损害中国自己的利益，多少美国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的生产线已经迁到中国，多少中国的产品每年都出口到美国，在全球化化时代，国家与国家的利益早就交织在一起，我们甚至无法说清楚一件写着made in china的产品是否完全是中国的产品。另外，西方许多国家的民众虽然厌恶小布什，但依然对美国有很强的依赖和很深的感情，毕竟美国把欧洲国家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也抵抗了苏联帝国对欧洲大陆的扩张和吞并，维护了自由民主世界的生活方式，今天东欧国家把美国看成是救世主和解放者，这些笔者都表示理解。

笔者要传扬的一种信息是：我们反对的不是美国，更不是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念（美国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当然是一种进步的模式），我们反对的是美国在许多领域里独霸世界的图谋。正如民主制度所包涵的基本推论一样：我们并不是不放心某一个人和某一批人，而是不放心“人”本身。一个再好的人都可能垄断权利而形成个人独裁，造成很大的损害。我们要有一种机制防止权利的垄断和独裁，这就有了民主政治的制衡。同样我们也不是要针对某一国进行牵制，我们反对的是任何一国因为权利过大而形成垄断，进而为所欲为，而国际机制和国际法失去了任何牵制和平衡的能力。这样，再“好”的国家都会权利膨胀而走向反面。笔者当然认为，美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很正面积极的国家，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今天美国对国际权利的垄断，对天空、外太空、土地和海洋的垄断已经让世界失去了基本的平衡。美国以占全世界5％的人口享有全世界30％的能源，美国一国的军费就超过了全球其他190个国家军费的总和，美国正在积极谋取全球所有海道和咽喉要道的控制权，这再次印证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识：没有制约的权利就会导致腐化堕落，美国人也是人，不是神，他们也有人类普遍的缺点，他们也需要制约和监督。

回到这一节的基本话题，我们该如何结盟。当今世界的多元化和多层次化的特征让传统的结盟方式受到很大的挑战。世界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早已互相依赖，国际贸易也让大家互相依赖，结成命运共同体。我们很难结成过去那样的全天候的排他性同盟，比如一战和二战中列强的各种结盟关系，冷战时期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结盟关系。这些国家，一旦结成盟国，就是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全面伙伴，一方盟国的存在致力于消灭和铲除另外一方，双方誓不两立，没有任何妥协余地可言。就今天的国际条件而言，这样的结盟关系基本上已不太可能，除了残留的冷战尾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日韩军事同盟以外，即使是美日和美欧同盟也已经很难说是全天候的同盟关系。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早就让北约组织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而无所适从了，美欧和美日内部的经济和贸易矛盾却如火如荼，经常发生的美欧贸易战就是明证。

因此今天我们中国和其他国家结成这样的全天候的排他性同盟的机会是微乎其微，即使结成了这样的同盟，也会给全世界带来新冷战和世界大战的阴影，让人联想起二战前协约国和轴心国的对立和二战后美苏的对立，这势必不符合当前全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总体趋势，而给中国国家利益带来很大的损害，给中国的国家形象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坐实了西方世界一些右翼人士所宣扬的“中国威胁论”的指责。如果中俄结成过去类似华约的全面结盟关系，那么中俄势必会冒着被整个西方世界孤立和敌对的危险，这样中俄将失去西方国家的投资、技术、贸易和市场，从而让两国的现代化进程被大大地阻碍，这是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而且现在两国都把与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看成是远远重要于双方之间的一种关系，因此这样的中俄结盟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样，假设中国和日本全面结盟，这到的确可以改变世界经济版图，把两个有巨大生产力的黄种人的民族联系起来，但是这将坐实了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所宣扬的那样，儒教文化国家结成联盟对抗西方文明，从而为全世界带来巨大的不安和阴影，这也必将损害两国的利益。如果中俄再加上伊朗或者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结成全面的排他性联盟，这也是在印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俄罗斯虽然也是基督文明国家，但所信奉的却是基督教的旁支—东正教，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国家一般把俄罗斯看成是“非我族类”。因此这样一个排他性的结盟也会被理解为儒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对抗基督教－天主教的西方文明，从而带有强烈的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的特征。这也显然不符合时代潮流。

因此笔者要提出一个新概念，那就是议题式结盟。当今世界各国的结盟不再是单纯的理念结盟（比如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也不是文明和文化间的结盟（如儒家文化，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等），也不再是传统的你死我活的排他性军事结盟（协约国－轴心国），而是一种复杂的结盟关系。这样的结盟关系是多层次和立体的，依照不同的题目和问题各国可以进行多样的排列组合，结成不同的联盟关系。这样的结盟关系笔者称之为议题式结盟关系。比如按照经济议题各国可以组成联盟关系，但这样的联盟不是以消灭另外一个联盟为目的，而主要是维护本联盟内部的经济利益（比如欧盟，东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按照政治议题各国也可以组成联盟关系（比如致力于非洲统一议题的非洲统一组织）；按照能源议题各产油国结成的联盟关系（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根据地缘政治和反恐结成的联盟关系（比如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跨地区经济沟通的联盟（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两个在某些领域里对抗的国家可能在另外一个议题里却是结盟的国家，比如中美两国既有地缘政治的冲突、包围和反包围，又有经济的合作和结盟。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美国和中国在不同的经济议题上的合作将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中国会放弃在中亚和伊朗的地缘政治的争夺，相反，双方在这个议题上的斗争会更加激烈。这两种相反、看似矛盾的发展会长期同时存在。

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全面的敌人，也没有全天候的朋友，一切都将视议题而订，这要求我们与其他国家的结盟关系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

iv　中国的结盟方向和策略

笔者将在这里从中国的地缘安全和建立全球政治经济新次序的角度提出中国未来15到20年的大战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当前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矛盾是美国对我们在地缘政治上的挤压让我们面临的生存性危机（如伊朗和中亚问题）和美国对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垄断形成独霸的局面。笔者提出的具体战略思考是：

（1）强俄

美国成为独一的世界超级大国和苏联解体是后冷战时代最重要的战略性事件，它重新塑造了全球新的战略格局和地缘形势。俄罗斯的历史性衰弱让俄国经历了空前的地缘大灾难，欧亚大棋盘的战略边界被重新划定，俄罗斯丧失了重要的战略要地。中国也从苏联解体中部分获利，中国通过与俄罗斯缔结边界和平条约让中国北方遭到严重威胁的战略局面得以改变，中国也能够进入中亚诸国谋取中国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标志中国成为中亚地区到伊朗的重要棋手。

但是俄罗斯的衰弱也让全球均衡的战略格局被打破，美国得以肆无忌惮地对亚洲大陆上的黑洞区域和巴尔干地区进行插手，美国人已经借反恐的名义无声无息进入了阿富汗和中亚，让中国的战略出口－大西部受到严重的地缘政治威胁，如同芒刺在背。美国在欧洲通过北约东扩让北约的边界一直抵达波罗的海三小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俄罗斯经历了地缘大灾难后又经历了北约咄咄逼人的战略包围。欧美甚至策动乌克兰进行颜色革命，让这个俄罗斯文化和精神的发源地远离俄罗斯。俄罗斯什么都可以失去，却不能失去乌克兰，失去了乌克兰的俄国很难说自己仍然是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精神残废的国家。欧美甚至要对俄罗斯同文同种的白俄罗斯下手，彻底剥夺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残缺的一点点尊严。

封神老沙

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深刻意识到：俄罗斯的继续衰弱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中国国内的某些分析从民族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俄罗斯是历史上夺去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俄罗斯的蚕食鲸吞让中国失去了西伯利亚和中亚大部分领土，并策划了外蒙古独立。对中国来说，俄罗斯是仅次于日本的加害国，因此中国应当落井下石，乘机削弱俄罗斯，中国可以大量收复失土。也有人从简单的“远交近攻”的角度来看待中俄关系，认为中俄两国互相接界，中国的“得”就是俄罗斯的“失”，中国的“失”就是俄罗斯的“得”。因此中俄两国只有利益冲突，而没有合作的可能。中国应当连接远方的欧洲来削弱近处的俄罗斯，可以获取最大的地缘利益，永久地削弱侵略成性的俄国，新时代的远交近攻仿佛跃然而出。

这两种看法都是完全不正确和错误估计了当前形势的。如本文开头所讲，历史不应该被忘记，但也不应该干扰我们今天的大战略。当主要矛盾一经确定（美国独霸欧亚大棋盘和世界），其它的矛盾就成为次要矛盾（中俄历史问题），我们决不能让过去的问题来干扰我们今天的生存。想想唇亡齿寒的道理吧，虞国国君贪图小利让晋国借道攻打虢国，结果两个国家一起灭亡。中国和俄国今天当然不会被灭亡，但是却会被削弱、颠覆、分裂和分解。当俄罗斯被分裂成更多的国家而彻底失去世界大国和世界棋手的地位的话，美国也许会先分给中国一些甜头，然后就会把所有的矛头对准中国，进行肢解中国的战略计划。想想看日本右翼和台湾极独分子讨论的把中国分成七个国家，让中国成为再也没有“侵略”能力的国家的讨论吧，这绝不是空穴来风的讨论。我们真的应该居安思危，常备不懈呀！完全用地缘政治的“得”和“失”和远交近攻来看待中俄关系也是刻舟求剑，用过去的逻辑来分析今天的问题。美国的军事投射能力早就超越了过去简单的地缘政治，把欧亚大陆许多远离美国边界的国家变成自己国家势力的延伸，把许多战略要地变成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这个时候的主要冲突早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相邻国家的冲突，因为美国能自己划定边界，把美军投射到和中俄相邻的地区，任意挪动美国势力范围的“边界”。这时候，再简单地谈远交近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世易时移，今天的国家安全观念已经被彻底改变，规则也被彻底修改了。

中国联欧弱俄也是很值得商榷的。欧盟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超国家体，成为真正独立于美国的世界一极，现阶段来看是很难说的。欧盟内部复杂的矛盾和美国的介入更让欧盟统一蒙上浓厚的阴影（见中国崛起策八）。美国势必会尽一切力量发展欧盟内部的均势，让欧洲国家互相牵制，阻挠独立的欧洲防务。即使欧洲整合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很难说欧盟是否会选择与中国结盟。由于欧洲国家与中国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即使今天欧洲人对中国的经济崛起越来越感兴趣，对美国政府越来越反感，但是真正要让欧洲人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二择一的选择，欧洲普遍的民意一定会选择美国，而不是中国。欧洲人的普遍观点基本是这样：美国虽然不够好，但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超级大国，胜过俄罗斯或者是中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欧在文化、宗教、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接近和亲近远远大过他们之间的分歧。想想看欧盟对华军售解禁在美国强势干预下被搁浅的政治现实吧！我们甚至不能排除欧盟成为世界独立的一极后有可能会与美国携手构筑西方文明永久的霸权地位，如果是那样，人类历史恐怕又要被大大地改写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欧应该多加强各个领域的战略对话，但是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跟欧盟缔结全面的盟友关系至少在20年内是不可能的，联欧制美，联欧弱俄，都不是可行的战略，也不值得我们花力气去白作功，跟欧盟的关系还是更多的以经济关系和科技合作为主。当然笔者不排除20年后或是50年后欧盟与中国是否会发展出那样的结盟关系，因为世界上什么事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不过那样的讨论对今天的中国国家利益来说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也不值得在这里多着墨。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和俄国在多项议题上需要发展结盟关系，这是今天历史的需要。中俄两国结盟不是因为中国人喜欢俄国人或是俄国人特别喜欢中国人，双方结盟是因为双方的利益。俄罗斯战略上被挤压已经达到它能承受的顶点，中国也深深感受到从东西两个方向的战略压迫。中俄结盟是不得已，但是双方在许多议题上一旦结盟，就发现中俄两国的结盟是优势互补、双方获利的战略结盟。中国是世界经济强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缺陷是军事实力不够强，在许多地区政治影响力不够大。俄国是世界军事大国，具有超强的军事震慑和打击能力，由于前苏联的政治影响强大，俄罗斯在世界许多重要地区依然发挥着政治大国的作用。俄罗斯的缺陷是经济实力虚弱、贫穷，跟世界其他大国不成正比。有钱没枪的中国和有枪没钱的俄国一旦结合起来，就能在许多议题上有效地遏制美国的独霸局面，让中俄两国同时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具体说来中俄必须在以下问题上紧密结盟：a。针对美日军事同盟，中俄同时感到巨大的战略威胁，于是中俄在此议题上结成针对美日军事同盟的中俄军事同盟，中俄同盟略弱于美日同盟，但也基本建立了战略均衡格局。b。中亚五国和伊朗问题是中俄的生死线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底线，中俄的战略联合不仅为双方注入了强心剂，也可以吓阻美国吞并伊朗的阴谋，让美国的军事侵略野心难以得逞。c。中俄还应当在中东建立针对中东冲突特别是“巴以冲突”和“阿以冲突”议题的同盟。中俄共同发出的强音会让两国同时成为中东地区重要的棋手以平衡超级棋手美国独霸的局面。在中东议题上，中俄如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是单打独斗进入该区域都有可能让双方共同边缘化，造成没有多大发言权或是发了言也没人听的局面。d。中国和俄罗斯应当在南亚印巴问题上结成南亚议题同盟。印度是新兴强国，巴基斯坦是地缘上重要的伊斯兰国家。美国同时在拉拢印巴两方，想要两方通吃。印度不放心中国，巴基斯坦却是中国的好朋友；有意思的是，印度过去跟苏联关系特别好，是俄国的好朋友，巴基斯坦却跟俄国的关系一般。中俄应该利用各自的优势各拉住一个，中国让巴基斯坦，俄国让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双方共同努力发挥双方的优势，让印巴两国达成历史性大和解。如果能走到那一步的话，中国就能打开中印关系的死结，开创全新的局面。鉴于印度是不结盟国家的领袖，因此拉拢印度入盟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双方应当力阻美国把印度拉过去，给中俄组成新的地缘灾难。

就当前的局势来说，俄罗斯的继续衰弱也将损害中国自身的利益，中国不仅不应该落井下石，反而应当通过经济贸易和金援加强俄国的实力。一个经济过于疲弱的俄国可能会失去世界棋手的资格，让中国陷入完全的地缘困局和战略包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国家的整体战略就失败了，我们在欧亚大棋盘上的回旋余地就被大大缩小，可能棋到中盘就会弃子认输。今天的基本战略格局是：弱俄就等于弱中，强俄就等于强中。中俄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下没有内斗空间，只有强强结合，谋取生存。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内应当是平等的双领导的关系，不存在着谁压倒谁的问题。中俄的结盟第一次突破了一方占主导地位、领导另外一方的局面，中国也不要因为经济的强大和富裕而洋洋自得，而要领导俄罗斯。俄国是世界大国，有大国基本的尊严，欧盟和北约的过快东扩羞辱了俄罗斯，剥夺了俄罗斯的大国尊严，这是导致俄罗斯转向中国的重要原因。中俄一定要防止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挑拨离间，中俄同盟越稳固，西方世界就会越重视双方，双方就能越好地捍卫双边利益。

封神老沙

（2）强法

中俄在许多区域议题上结成“议题式同盟”是保障两国战略安全的根本。但是在全球范围内中俄如果要促进世界多级格局的形成、结束一超独霸的局面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次序，光依靠两国的力量是不够的。因为两国都不是西方国家，容易让他国有“东方对抗西方”的联想。

在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议题上，中俄两国当然也互相离不开，但双方必须寻找到一个有实力的、有独立意识的、有独特文化和影响力的、不满足国际政治和经济现状的西方国家。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法兰西共和国。意大利有雄心没实力，英国有实力没雄心，德国有实力有雄心却没胆量。只有法国人既有雄心，又有实力，还有胆量敢于在国际一切场合向美国的霸权呛声。德国在施罗德时代也差点把德国带上了世界独立的一极，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差点形成巴黎－柏林－莫斯科反战同盟，这是美国最恐惧的联盟，美国尽了一切力量拆毁了这个同盟。随着右派的默克尔政府上台，德国重回美国的怀抱，再次建立了对美国的依附关系，而施罗德敢于向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呛声的举动是二战以来唯一的一次，恐怕也是绝响。今天法德俄同盟已经灰飞烟灭，不再是欧洲政坛的一个话题。这里反映了德国人深深的困境，尽管德国人已经被认为是欧洲良民和世界好公民，德国已经对二战中纳粹的罪行做了最深刻的反省和悔罪，德国也取得了完整的国权并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是德国任何对世界独立一极和地缘政治的追求都会在本国内被反对党视为是不能容忍的，德国周边的国家也会立即关注而再度引发对过去历史的痛苦回忆。因此对比日本被“硬限制”（美军军事占领），德国事实上是被“软限制”了（道义上的约束），对过去纳粹德国侵略历史的记忆让欧洲许多小国对德国怀有永远的怀疑和偏见。哪怕是德国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也会被美国人抹黑成“德国新纳粹复活了”。因此德国完全成为世界独立一极的前景并不乐观。相比较而言，法国人有独立的传统和性格，是天然的反霸重要成员，是天然的多级世界的支持者。法国从戴高乐时代发挥的独立精神和勇气塑造了今天法国人的民族性格。法国在今天欧洲联盟陷入困境的时刻自身也感到非常失落，因为欧洲人的独立－法国人最大的梦想看起来是那么近，实际上却是那么遥不可及。山姆大叔的介入让骄傲的高卢雄鸡深深受到挫折。北京和莫斯科给予巴黎的支持将提高法国国际地位，让法国从欧洲的法国发展成为世界的法国，让法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强法）。法国虽然经济不如中国（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却远远好过俄国；法国虽然军事不如俄国，却要好过中国。法国还在世界许多地区（西非、北非、中东甚至是加拿大部分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世界政治大国的作用。法国还属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在加上璀璨的法兰西文化和民主革命的传统，法国在世界上的独特作用是无法被替代的。

中法俄在建立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和贸易新次序的结盟将最大限度地削弱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有钱的中国，有枪的俄国和有强大软实力的法国，再加上三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必将开辟国际政治全新局面。

（3）强韩

刚才笔者已经提到了针对美日的军事同盟这个议题，中俄也建立了相应的中俄军事同盟，但是我方的实力略弱于对方。因此我们的策略是应当尽力松动美日同盟，尽快实现我国领导人和日本新领导人的会晤。因为元首的互访将大大有利于中国展示新时代中国和平发展的新形象，有利于日本人建立良好的中国观感。中国应当大力加强同日本人民的沟通，向日本民众展示中国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在美日军事同盟这各议题上我们不仅仅是被动的旁观者，我们应当主动出击争取日本民意，在改善中日关系问题上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

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能够阻止美日同盟变成全面的针对中国的盟国关系，我国在战略上应当考虑强韩，也就是让韩国更加强大，同时促进朝鲜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让朝鲜的经济实力能够得到恢复。当前，在韩半岛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韩国社会的急剧左转，韩国青年一代反美的情绪扩散，韩国与美韩军事同盟越走越远，要求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和中美进行等距交往的呼声越来越强。二是两韩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强，几乎失去理智，这种超强的民族主义首先针对日本和美国，其次也针对中国。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端午节节庆的争端上产生的争议让人看到高丽民族主义强悍的一面，韩国人在修改古代历史上的随意性已经达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当然，韩国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日本人和日本对朝鲜半岛长达50年残暴的殖民统治的。我国应当妥善应对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应当让一个具有中等实力的韩国成为战略上抵制日本的重要一环，正如同东亚千年的历史一样。

鉴于强韩这个题目相当复杂，几乎可以开辟专文来讨论，笔者在这里就不多加讨论了。笔者希望提出一些战略思考供大家参考，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对本文的观点加以补充和批评。本文的中心论点是：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大战略应该不受意识形态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干扰，我们应当清楚判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具体策略是（1）思维创新，建立“议题式联盟”；（2）强俄，中俄在一系列区域问题上结盟；（3）强法，中法俄在全球议题上结盟；（4）改善中日关系应是当务之急，如不成功，则当强韩。这其间，中俄结盟是生存基础，中法俄结盟是开创国际政治经济新局的关键，中韩间的关系则是补充。

封神老沙

看的还行吗，有多少人给整迷糊了？

继续。


中国崛起策十：从德国的历史经验教训看中国的未来  

i。德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智慧

读到德国近代历史的时候，感觉到德国的历史对于今天的中国有特别的借鉴意义。德国在其铁血宰相俾斯麦执政期间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之后经历了几起几落，也经历了国家崛起、被瓜分、再崛起、再沉沦和三度崛起的大喜大悲，今天的德意志民族在经历了百年的崛起和毁灭的大循环后，变得更有智慧了，更加能参透国家民族在理性道路上谋求国家最大利益的哲学了。

德国在1871年的统一本身就是一个外交和国家战略的双重奇迹，值得我们今天认认真真去研究和探讨。当时德国领土上虽然生活着古老的日尔曼民族，但却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大大小小的城邦国家散布在德意志的疆界内，没有一个统一国家的概念，德国人的船只航行在公海上没有自己的国旗，也没有一个政府可以有效地保护他们。德意志领土也常常是欧洲列强的游戏场，法国、丹麦和西班牙可以随意地在德国领土上发动战争，四分五裂的德国成为欧洲主要大国角逐的棋盘。当时有两个德意志民族国家，一个是奥匈帝国，一个是普鲁士，有实力统一德国。

我们学习世界历史的时候对俾斯麦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被称为铁血宰相，俾斯麦用战争和武力统一德国的历史在中国大家也是耳熟能详。鲜为人知的是，俾斯麦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和谋略家，其手段之高明、眼界之开阔和思想之深远，可以说是德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普鲁士统一德国是通过三场战争来完成的，剥离掉战争及其琐碎复杂的细节后，我们可以立即发现这三场战争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特点，特别值得今天的我们去解读。这三场战争中普鲁士的对手分别是丹麦、奥匈帝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是当时欧洲大陆上的强国，也是德国迈向统一路上的三头拦路虎。在每一场战争中，普鲁士的对手或潜在的敌人都分别为中立国甚至是普鲁士的同盟国。在一场战争结束后的下场战争中与普鲁士曾经交战的敌国却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普鲁士的铁杆同盟国。不仅如此，当时欧洲其他列强如英国和俄国都没有强力干涉普鲁士的统一过程，这就更加令人惊奇了。我们知道，欧洲国家在民族国家竞争的历史时期，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是非常错综复杂和微妙的。尽管当时帝国列强在全世界争夺殖民地打得热火朝天，许多国家已经积怨很深，都巴望削弱对方，但是各国在阻挠德国统一的问题上意见倒是一致的。毕竟主要大国都不愿意看到在中部欧洲崛起一个新兴的大国和强国，有谁愿意看到凭空诞生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呢？所以为什么当时各国没有干涉德国统一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里我们再次可以看到有远见的政治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力。俾斯麦在一旦确定了普鲁士的国家总目标是肩负起把德意志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的历史使命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了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俾斯麦善用谋略，有狐狸一般的狡猾；他机敏巧妙地运用一切外交手段，体现出高超的外交智慧；他善于审时度势，能准确把握稍纵即逝的战略机会，却从来不贪功冒进，深刻参透了过犹不及的道理。俾斯麦在每场战争前都作了扎实细致的外交工作，甚至不惜牺牲部分利益来稳住有可能让德国统一进程逆转的欧洲主要大国英国、俄国和法国，甚至不惜放下身段表现出媚英和媚俄的举动，对英国降低了关税，对俄国镇压波兰革命没有加以干涉，同俄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对于法国昏聩的拿破仑三世，俾斯麦则看透了他好大喜功、优柔寡断和鼠目寸光的特点，向他承诺普鲁士不干涉法国兼并比利时、卢森堡和德国西部的鲁尔区等。俾斯麦所作的一切都是要在每场战争中最大限度地争取其他大国的中立立场和不干涉，最大限度的孤立敌国，让敌国在欧洲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场德国对奥匈帝国的战争中，普鲁士向当时的国际社会宣扬的信息是普鲁士只想捍卫自己的疆界、无意攻进奥匈帝国境内，更没有展示出要统一德国全境的企图，普鲁士的烟幕弹让毫无防备的拿破仑三世深信这是一场惨烈的持久战，他甚至把宝押到奥匈帝国身上，认为奥匈帝国能赢，因此法国就乐得看逍遥了，傻呵呵地观看两虎相斗。当普鲁士做好一切环节的准备后，战争一打开普军就势如破竹，迅速攻进奥境内，接连取得军事大捷。就在普鲁士的军队离维也纳仅有6公里的时候，俾斯麦却表现出一个军事家的宏伟视野和高度的战略节制，当时普鲁士的将军和国王威廉都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摩拳擦掌地准备下令普军一举荡平维也纳，并乘胜追击力求灭亡整个奥匈帝国的时候，俾斯麦却力排众议要求和奥匈帝国签订和约，要求奥方放弃北德的荷尔斯泰因和放弃干涉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进程，在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后普军撤出了奥匈帝国。俾斯麦的自我节制的举动具有深远的战略含义：俾斯麦深知普军战线拉得太长，军心因为过于兴奋而松懈，大胜的背后蕴藏着大败的可能；俾斯麦也非常清楚奥匈帝国是个大国，普军灭掉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帝国短期内条件不成熟，反而会贪心不足蛇吞象，普军占这么大的地盘不仅不能消化，反而可能会“撑死”；普军继续进攻奥匈帝国必然会赋予其他欧洲大国以普鲁士好战和侵略成性的印象，短期内获得这么大的地盘让欧洲列强极为恐慌，欧洲列强定会联合起来干预普鲁士的进攻，这样的结果不仅是奥匈帝国的地盘拿不到，连刚刚取得的成果和土地都可能付之东流，德国统一大业彻底泡汤；俾斯麦清楚明白自己的目的和普鲁士的历史使命，因而懂得见好就收，他知道奥匈帝国无统一德意志民族的意愿，也清楚德国统一大业上一山不容二虎，因此果断干脆地将奥地利排除在德国统一进程之外；俾斯麦的战略节制带来巨大的“后发收益”，奥匈帝国在普法战争－这场德国统一最关键的战争上站在了普鲁士的一边，而不是与法国夹击普鲁士，这是普鲁士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俾斯麦昨日作的一件“好事”转变成奥地利善意的回报，得到了最大的战略收获。

在第三场普法战争中俾斯麦再次表现了卓越的外交能力，他稳住了俄国，并通过大量的外交工作让英国确信是拿破仑三世在挑战英国在欧洲的国家利益，拿破仑三世对英国人表现出的轻蔑态度让英国最终决心保持中立。最后普鲁士在色当取得大捷，俘虏了十万法兵和刚愎自用的拿破仑三世。1871年威廉在凡尔赛宣布成立德意志君主国，分裂了1000多年的德国奇迹般地统一了，这是当时所有欧洲国家都无法预见到的重要历史事件。然而，这时候被民族主义冲昏头脑的德国陆军已经无法节制了，德国要求法国赔款50亿法郎，陆军将军不顾俾斯麦的坚决反对割占了法国领土阿尔萨斯和洛林，为德国制造了一个永远的敌人－法国。在德国举国狂欢庆祝、民族主义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的时候只有俾斯麦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甚至忧心忡忡地告诫国人：德国危险了！他认为，德国地处欧洲大陆中部的心脏地区，其地缘形式暗藏着极大的危机，因为其东部面临强俄，南部是奥匈帝国，西部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敌人－法国，隔海相望就是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敌国。法国只有东部边界可能遭到攻击，而俄国只有西部边界可能遭到攻击，而德国却可能三条战线遭到攻击。法国是迟早要复仇的，如果德国处理不善，就可能面临同时三面作战的危险和被合围的境地，德意志民族就会面临亡国的可怕局面。俾斯麦认为，德国应当善于守成，好好消化统一进程中取得的大片国土，迅速发展德国的工业化和技术水平，德国如果走向全面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的话，那必然会把德意志民族置于可怕的险境而无法挽回，那将把所有的功绩和成就化为灰烬。

然而，胜利者的自大和自得决定了他们是难以听进任何逆耳忠言的，俾斯麦晚年郁郁不得志，和德皇意见不合，最后黯然离开政坛，而历史真的就像俾斯麦所预言的那样发展下去了。俾斯麦的地区守成政策迅速地被全球争霸的政策所代替，俾斯麦圆滑和高明的外交被粗暴和野蛮的外交所代替，俾斯麦的战略节制和和平发展的国策被野心勃勃的军事扩张政策所取代。德国崛起了，也要求在全世界有阳光的地盘下争取属于自己的地盘了，德意志变得越来越有扩张性了，开始觉得上天不公、给德意志的生存空间太少了。当德国咄咄逼人地与俄国竞逐巴尔干的时候，当德国在巴格达逼退了英国的势力的时候，当德国在北非摩洛哥威胁法国的时候，俾斯麦所有的外交成果都被逐一断丧。骄傲自大的德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四面树敌，地缘包围的阴影在一步一步靠近：英国先是和世仇法国签订和约，因为英国觉得英德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接着英国又和俄国签订和约，再加上法俄和约，俾斯麦的预言完全被言中了。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被三面夹击（东俄，西英法美，南意大利），德国战败被列强肢解。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利用泛德意志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全面走向军国主义道路，最后又两面被夹击（东苏俄，西英法美），历史在以惊人的相似重复着。只是二战失败后德国更惨，国土被美英法苏军事战领，国土被人为地分裂成两个国家，国权也惨遭剥夺。军事扩张的德国完全放弃了外交和国家战略的制定，盲目迷信武力和暴力，最终尝到苦果。

封神老沙

笔者在德国留学其间，认识了一位德国老先生，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我去他家作客的时候，他总会讲述很多过去的故事。有一次，他给笔者看了四幅德国不同时期的地图，第一幅是一张特别陈旧、发黄的德国地图，时间居然是1871年，那是俾斯麦才统一德国时候的地图，那时候德国的疆界跟今天略有出入，但大体上是一致的。第二幅是1940年纳粹德国时期绘制的地图，那时候德国的疆域象吹了气的气球一样，大大膨胀起来，1940年的纳粹已经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波兰、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德国”版图大得惊人。如果地图再晚绘制一年，“德国”地图大概要延伸到苏联莫斯科了（1941年纳粹制定巴巴罗沙计划进攻苏联）。第三幅是1945年德国的地图，德国战败，版图大大缩小，纳粹军事占领的土地被迫全部交了出来，当时德国的版图变成德国历史上最小的，而西德的版图就更小了，德国在俾斯麦以后扩张了那么久终于一无所获，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四幅是德国1990年重新统一后的地图，德国战后走和平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羡慕的经济奇迹，最后东德主动要求和联邦德国合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轮回，德国的疆界又几乎恢复如初。老人笑着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可以从普鲁士以来的德国历史学到很多东西”。

是啊，老人的话总是充满智慧：德国全力去争的时候，最后却什么也没争到；德国不去（靠军事暴力）争的时候，国家版图却得以复原。这样看来，争却是没争，没争却是在争，这难道不是德国的教训和德国的智慧吗？这难道不值得今天生活在中国崛起时代的国人深思吗？

ii。中国的俾斯麦

纵观俾斯麦的一生，我们发现了他身上充满矛盾之处。他出生于保守家庭，政治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却进行了大量的社会改良运动，并推动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定社会保险制度；他自己宣称是君主制的信徒，却又毫不留情地推翻了实施君主制度的德国诸侯；他处处显示了德意志至上情结，却又小心谨慎，为欧洲许多国家的和平斡旋。在那么多的矛盾背后，俾斯麦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实用主义者，他对内发展德国的经济，进行社会改良，以平息尖锐的阶级矛盾，为德国创造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他对外却收敛锋芒，大玩平衡外交术，以欧洲和平者自居；他念念不忘的是防止法国来复仇，因此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和俄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关系，其根本目的也是为德国建立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让德国能够搭上当时欧洲工业化的快车。

对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我们立即就能发现中国的改革之父邓小平和俾斯麦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邓公受命于危难之中，却能高瞻远瞩，力挽狂澜，促进了中国的复兴和崛起。他是共产主义者，却很早就发现了计划经济的问题，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他勇于抛弃意识形态，把中国带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之路；他善于把握世界总体趋势，看到了高科技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世界发展的轨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外交上和国家战略上邓公的国家实用主义路线一直到今天依然深刻影响着我国国家战略的总方向，邓后的中国领导人依然萧规曹随，紧遵邓公为我们留下的28字外交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我想，中国古老的智慧和策略最完美地体现在这28个字内，邓的善于守拙和俾斯麦的善于守成是多么惊人地相似；邓韬光养晦的策略同俾斯麦的战略节制是多么的接近；邓的“决不当头”和俾斯麦的不争霸世界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邓留给我们的指导方针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应当牢记：无论外边世界怎么打得天翻地覆，我们中国要老老实实，关起门来，一心一意谋取建设发展。邓和俾斯麦都是实用主义的爱国主义者，都深刻参透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谦卑，绝不可因为国力的上升而扬扬自得，到处用武力去张显自己的实力。一个国家决不可以透支自己的国力和滥用国力，到处进行扩张，而是要善于保存、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国力，以一步一步壮大自己。一个新兴强国崛起的时候，要从地区守成的道路逐步走向世界强国的道路，而绝不能走全球争霸、四处出击的道路，更不能主动向世界霸主发起挑战。直到今天，韬光养晦和善于守拙依然有着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我们绕开许多弯路，让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能够顺利完成。

话又说回来，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国力之强大，如果中国要吸引世界观众的注意，不会太难。看看伊朗的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吧，他们总是能够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和引起世界各国媒体的报道。如果中国也象他们那样，制造一两个事变和事端，也一定可以吸引世界舆论更大的注意力和更广泛的报道，中国也一定能够天天成为西方世界的话题，但那样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甚至把中国推向与世界为敌的险境。这样看来，张显国力很容易，善于守拙却不易；四处扩张很容易，善于守成却很难；处处显露、爱表现很容易，韬光养晦却不易。一个人要有很大的自制力才能克服骄傲自大的情绪、才能学会谦卑谨慎；一个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大国的领导人，要有超人的克制力和自制力才能作到不张显和透支自己国家的国力。这一点上俾斯麦和邓小平都堪称最杰出的政治家。俾斯麦在普军离维也纳仅离六公里的地方能够撤军，就表现出远远超过一般人的节制力和战略智慧，在这个阶段，让普军乘胜追击是很容易的，要忍住不继续往下攻是很难的。而邓作为一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大国的领导人，却能内敛、谦卑、冷静和低调，扎扎实实稳扎稳打，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谋取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切从“推进中国现代化大业”的角度出发，在国际场合不说过激的话，不作过激的事，为中国今天的崛起打下了很好的物质基础。

iii。再谈中国的结盟

俾斯麦生活在一个普鲁士崛起和强大的时代，普鲁士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方面大大缩短了同最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在许多方面普鲁士甚至超过了英国。普鲁士也塑造了德意志民族整体的精神特征，比如说普鲁士严谨、认真和一丝不苟的精神让当时普鲁士的产品有了优质廉价的美誉，颇像今天德国产品在世界上广受欢迎的景象。普鲁士的纪律和军事强大更是让当时的世界主要大国心怀戒惧。尽管普鲁士如此强大，但是俾斯麦还是谨慎小心，生怕普鲁士和统一后的德国陷入被围困的局面。俾斯麦统一德国最具有借鉴意义的外交定律就是每次战争只能有一个敌人，己方则要争取有数个同盟国和中立国，千万不能陷入同两方和三方同时作战的境地。在俾斯麦看来，每次打击敌人都要适可而止，在不能彻底消灭对手的情况下，战后对敌人要从轻处理，让敌人感到普鲁士“文明”的威力，让世界感到普鲁士不是一个尚武野蛮的侵略者，也可为自己留下回旋余地。这种不逼死对方、给对手活命空间的双赢作法给普鲁士带来极大的好处，因为给对方一条退路就是给自己一条退路，俾斯麦在这一点上很有点我们东方哲学的味道。俾斯麦的高明的外交手腕和结盟哲学终于让战争史上的奇迹出现了，一个才和普鲁士殊死搏斗的奥匈帝国很快却在另外一场战争中成为普鲁士的同盟国，帮助普鲁士完成了德国统一大业。

以当时普鲁士军事训练的完备和国力的雄壮，俾斯麦尚却能如此精明谨慎，绝不同时树几个敌人，而是善用外交关系巧妙地来为德国统一大业服务，我们今天崛起的中国更当要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同中国周边的国家搞好关系。我们已经知道，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定会用一切手段遏制中国，防止中国成为挑战美国独超地位的国家，那我们就不能再主动去塑造新敌人。如果考虑到美日同盟正在一步一步变成准军事同盟，这对我国的战略上构成了无比巨大的压力，我们更应当广交朋友，广结善缘。按照部分国内民族主义者的观点，中国周边国家没有一个是可以结交的，日本人是小日本鬼子，韩国人是高丽棒子，俄罗斯人是罪大恶极的老毛子，印度人是红头阿三，越南人是忘恩负义的恶棍，菲律宾和印尼都反过华，如果按照这种简单的逻辑和线形思维的话，那我们必然会以所有的周边国家为敌。如果再考虑到俄国历史上侵占中国那么多领土，日本人侵华的暴行，韩国人的桀骜不逊，那我们只能把他们看作是敌人。先不说如此简化地看待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合适正确，光是这样对外极端排斥的心态就容易让中国形成空前孤立的局面。俾斯麦先后交好俄国、英国和意大利，在普法战争前还交好法国，这些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入侵过日尔曼民族固有的领土，1618－1648年德国历史上的30年战争是一场外国列强介入的宗教战争，让德国失去了三分之二的人口，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也可以算作是骇人听闻了。如果俾斯麦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民族主义者和民族复仇主义者的话，那俄、英、意、西和法等主要欧洲大国都是普鲁士的世仇，都是普鲁士军事征伐的对象。如果普鲁士当时愚蠢地以天下为敌的话，那天下也一定会以普鲁士为敌，那普鲁士就绝对统一不了德国，也许今天德国领土上还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国家。

封神老沙

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根本没有认清当今世界的总体形势让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已无可能。更为荒谬的是，按照他们那套思维观念一定会置中国于外交孤立和战略险境，极大地恶化中国崛起的周边和平环境，会让亲者痛，仇者快，美国的战略学者一定会乐见这样的局面出现。

按照今天中国的国际环境，如果我们不能实现中日重新迈向友好关系的话，（这当然也不能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善意），那么一个面临美日同盟的中国就必然要考虑结盟俄国，修好印度和联结韩国，我们手里并没有太多的牌可以打。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俄国人、韩国人和印度人，也不管这些民族是否看得惯我们中国人，不管历史上我们和他们有何过节，我们都应当积极与这些国家修好，这是我们国家的利益所在，也是中国未来15到20年和平崛起的关键。国家之间，因为利益而聚，因无利益而散，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把民族主义和民族偏见带进外交政策，那就会形成战略失败的局面。

有人认为强俄是在与狼共舞，弄不好还会被狼吃了。我认为，这种局面不会发生。中俄互相依靠支援强对方是强强共舞，双方谁也吃不了谁，双方互相“强”对方会为双方共同的崛起和复兴奠定好基础。只有在一方很弱，一方超强的局面下，双方结盟才会产生弱者出现生存性危机的险局，比如哈萨克斯坦单独和俄国结盟，蒙古单独和中国结盟都会产生强者磁吸弱者的局面。今天中国早就不是过去那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是举世公认的世界强国和世界一极，是世界上主要的战略棋手，中国崛起的速度让很多国家既高兴又忧心忡忡，高兴的是可以从中国大市场中获利，忧虑的是怕中国将强大的经济实力辐射到军事领域走扩张殖民的道路。我们看俄罗斯是俄国熊，俄罗斯看我们则是中国龙，熊既吞不了龙，龙也吃不了熊，这点双方都心照不宣，只是现在龙和熊同时面临天上的苍鹰凶猛的战略进攻，还联结了东边的日本狼，龙和熊必须联合起来才会在严酷的竞争中生存下去。当然，龙怕熊将来越来越壮，越吃越多；熊更怕飞龙在天，将来飞到和苍鹰同样的高度，让熊再也赶不上龙，但那是20年后的事，现在熊和龙的理性选择只有一条，互为犄角，互相让对方更强大，随着世界形势的演变，当苍鹰有一天不再能独霸天空和世界的时候，世界的游戏规则一定会有所变化，龙一定会有新的策略和新的合纵连横，熊亦然。

iv。中国应当居安思危

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是我们大多数人在有生之年能够亲身经历的一件世界性事件，这也许将比我们大多数人所预料的来得更早。按照世界银行用平均购买力（ppp）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在2010年就能超过美国。按照英国权威刊物“经济学人”的计算办法，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2026年左右将与美国持平。最近，中国学者李世春在其文“2019年：超越美国”中，非常科学全面地考虑到了中国经济增长中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和统计口径误差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科学的预测和推算，是笔者看到的关于中国经济总量预测的最具有信服力和说服力的文章，也解答了笔者长期以来关于中国gdp增长的一些问题。李先生还按照低位值、中位值和高位值进行了不同的测算，最后不论是那种算法我国gdp的总量都将在2019年超越美国。中国的崛起已经完成了日本和四小龙崛起的第一阶段，在接下来的经济增长中，人民币和美元的比价将逐步回到应有的正常区间，正如当时日韩新港台崛起的历程一样。人民币的升值将大大缩短中国追赶美国的时间。毕竟，13亿人口的国家赶超3亿人口的国家是谁都无法阻挡的。当中国完成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历史阶段的时候，我国的经济总量不仅将超过美国，而且将逐步拉开和其他强国的差距，极有可能的是2019年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美国持平，而将超过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的总和，这不是痴人说梦，而是按照现行趋势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出现的结果。中国的崛起极其类似当年普鲁士统一德国后的崛起，中国的确处在一种非常有利的局面。

恰恰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才更要防止一些过激的思想的扩散，我们才更要有一种内敛和谦卑的精神，才更要懂得运用国际策略，为中国谋求最大的国家利益，而不是让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冲昏头脑，更不能得意洋洋走上军事扩张、民族复仇和新殖民主义道路。当年俾斯麦对德国人的谆谆告诫今天听来仍是那样振聋发聩，仿佛他不仅是在对德意志民族说话，也是在对我们中华民族说话。在一个国家弱小的时候，固然命运悲惨，任人宰割；当一个国家急速崛起和迅速强大的时候，我们应当小心谨慎，走和平崛起道路，绝不能滥用国力和透支国力。俾斯麦对德意志民族发出的呼吁是那么有远见，似乎能穿透时空给我们今天无穷的借鉴。德意志民族地处中欧要地，地形既很有利，又极度危险，如果不慎，极容易三面被合围，整个国家将面临灭顶之灾。我们今天中华民族也特别得到上天恩赐，历经苦难、战乱、外敌入侵和内部分裂今天我们仍然能保有这么大片领土，而且国家正在走向强盛。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地缘形式和当时的德意志民族颇有相似之处，三面面临世界大国和潜在的世界大国（北俄国，西南印度，东望日本），搞不好地缘上我们也可能面临三面合围的局面，那将对我们造成极强的战略压力，直接干扰到我们经济发展目标。在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与欧洲大陆相分离的是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当时英国并没有要干预德国，只是在俾斯麦以后的时代，德英竞争才导致英国一步一步把德国视为主要敌人的。而这一点上我们中华民族今天面临的形式要更严峻一些，因为超级大国美国已经铁定要遏制中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更要争取和世界上一切二级强权改善关系，树立中国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我们更要同美国抢时间，抓紧一切机会壮大自己。我们绝不能因为极端民族主义的牵制和干扰就怯于谈对日关系的新思维和改善中日关系，我们的国家总体战略应当是不拘泥于任何意识形态和历史冲突，与任何可能的次级强国建立友好关系和联盟关系，为中国的全面发展谋取最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我们今天在中国的上升阶段应该特别居安思危，为民族复兴之路未雨绸缪、打好扎实的基础。真的应该认识到，建立多方面的友好外交关系要花很长时间，可是外交成果毁起来却很快。我们每次都看到俾斯麦打胜仗，却没有看到他每场战争之后付出的心血和劳动，而这些精心维护的外交关系却在短短的时间被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将军们毁得精光。如果我们将来在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实力的时候，如果那时候我们都沉浸在民族主义情绪中，如果那时候我们想松动一下筋骨进行一些军事扩张的时候，出于对中国过于强大的恐惧会使其他国家可能和美国一起联手来对付我们。如果俄罗斯、印度同时感觉到了中国的威胁，不排除他们会和美国、日本联手，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将陷入地缘政治空前的大灾难了，那真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天佑我们民族吸取德国的教训，让那样的局面永远不会出现。

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俾斯麦的照片的时候是在《世界五千年》里看到的，那张照片上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将军般的人物，双眼炯炯有神，充满着野心和进取心。我在上大学读到德语原版的俾斯麦回忆录时，却发现封面上的那个老人充满着失落，那双略带悲伤的眼睛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那双极其智慧的眼睛仿佛有透过时空的魔力能看到自己民族的沉沦和毁灭，能看到将来自己一手缔造的事业毁于一旦。以史为鉴，可以知未来。读历史总是让人更聪明。这里我们应该感谢中国老一辈政治家的远见，无论是毛的“中国永远不称霸”和邓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都蕴涵着深刻的政治智慧和战略远见。中国应当走地区守成的和平崛起道路，绝不能走全球扩张侵略的道路，世界太大，文化是多样和多元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控制全世界，过去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美国的全球扩张和侵略正在步罗马帝国的后尘，美国的强大、扩张、好战注定了美国将走向衰落。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成为世界强国后也不应该称霸，因为国之虽大，好战必亡。中国追求的应当是多元的和多级世界，让中国文化播及四方，让中国的柔性哲学综合西方过于阳刚和富有进攻性的哲学，让世界各国敬服中国，感受到中国文化无所不在的魅力。让东方的文化配合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来创新和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让未来的世界不再是西方文化支配的世界，而能成为一个多元化的、丰富的、和平的、和谐的世界，应当是我们国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和目标。

封神老沙

中国崛起策十一：南方的跃升和中国的崛起

　当前有两个事件显示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第一是西方媒体掀起了新一轮对中国威胁论的报道，不同以往的是这次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调集中于中国经济崛起对西方优势地位形成的全面挑战和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关于世界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的讨论，中国一词以前所未有的频度出现在西方著名媒体的报道上。2006年9月11日德国著名刊物“明镜周刊”以中国为封面主题报道中国，封面上描绘的是无数森严的秦始皇兵马俑，手持电视、冰箱、手提电脑、手机、轿车、高速列车等物品，并冠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来自远东的进攻”。众多的兵马俑象征着中国庞大的人口，手持不同产品象征着中国从简单加工业向现代化工业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的转型，图文配合在一制造了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经济进攻西方的视觉效果，而长达十几页的正文则不停渲染中国经济威胁西方的论点，文章最后开出的方案是欧洲应当同美国紧密联合，全面围堵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世界结构性变迁和西方文明优势地位的坍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能完全代表德国社会，特别是经济界和企业界的主流观点，但中国崛起进入新阶段即产业升级和迈向独立自主、科技创新型国家，进而能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一争长短，对此西方社会普遍感到一定的担心和恐惧，对于这一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中国人普遍能够感受到。第二件大事是中国在近两周以来的外交盛宴显示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先是国内俄罗斯年的逐步谢幕，再是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接着是东盟和中国10＋1的南宁峰会，最后是中国外交的重头戏—中国非洲峰会。中非峰会将几乎整个非洲大陆搬到了北京，非洲48个国家的元首和部长来北京参加峰会，中国外交战线出现盛况空前的大好局面。在这两件大事中蕴藏着重要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次序的信息，值得我们加倍留心关注。这两件事情反映了中国崛起和世界局势俱都进入新阶段的重要变迁，具体说来，中国崛起在以下三方面改写了二战以来的国际结构和次序：

1。二战以后世界差序结构和世界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南北东西”问题。“南北东西”并不完全等同地理上的概念，“南方”和“东方”主要指的是经济上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亚洲除了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北方”和“西方”指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西欧和日本）。北方国家，也就是工业化国家只占世界人口很小一部份，却在经济产出和国际贸易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垄断地位。西方在六十年代产生了著名的左派理论－依附理论，此理论认为世界各国按照经济、贸易和科技水平可以分为中心、边缘地区，后来华伦斯坦（wallerstein）还据此发展出世界体系理论，增加了一个半边缘地区，其观点简述如下：中心地区即发达国家，通过有利的经济和贸易地位，向边缘地区也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成品，而边缘地区被跨国企业完全控制并有意识引导向单一的经济产品，因此边缘国家只能向西方出口原材料、能源和单一的经济作物。边缘国家虽然通过了民族革命赢得了独立，但在经济上却完全处于依附地位，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残酷剥削而无法发展自己的民族产业。旧的殖民主义走了，但新的经济殖民主义来了，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下难有出路。虽然西方左派的理论有一定的偏颇，但是在看待国际经济贸易不平等问题上还是具有相当洞察力的。

中国的经济崛起对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中“边缘和中心”的观点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一方面中国按照人均收入来看依然是个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依然认同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按照经典理论来看依然是边缘国家。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对世界能源市场及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力，早已让中国成为毫无争议的中心国家。中国的影响力不仅让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甚至也大大超过了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更让许多世界级经济学家难以解释的尴尬现象是，如果按照中心国家出口工业成品，而边缘国家出口原材料和能源的经典国家分工理论来划分，那在中国和许多工业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半工业化国家俄罗斯）的经济关系中，中国倒更象是中心国家，这些发达国家却更像是边缘国家，因为后者向前者出口较多的是能源和原材料（铜、铁矿石、铀、石油、天然气等），而前者向后者出口的则是工业成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经济殖民这些国家，这只是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即中国的崛起使诸如“南北东西”，“中心”、“边缘”和“半边缘”等许多世界划分方式再也不能适合时代的需求了，国际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研究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结构需要理论创新，来解释世界的新变局。中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方”或“东方”国家，当然按照人均生活水平来说中国依然算是南方国家，但按照中国的整体实力和举足轻重的世界经济影响力来说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准北方国家。短短20年来中国从一个“边缘”国家、“南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冲刺成为一个准中心国家、准北方国家和准西方国家，是世界经济史的奇迹，也为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带来重大的变化和冲击，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重新洗牌，国际权利被转移，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将被重新划分。考虑到中国的幅员和综合国力，中国改变世界格局的进程可以说是才刚刚起步。

2。中国崛起对发达国家内部的格局和各种机制也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二战初期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1970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有了三架马车，即美国－日本－德国。随着1990年日本经济进入长时间衰退，德国经济2000年进入衰退期，中国逐步取代了日本和德国在拉动世界经济方面的作用，世界经济转由美中两大火车头拉动。中国经济的世界性意义也在改变国际权利结构，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随着中国的崛起正在进行着内部的权力调整，中国或早或迟都将赢得在国际机构中更多和更大的权利份额，相应也将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西方八大国家峰会（g8）因为没有中国参与将无力解决全球经济、政治、贸易、能源、环境等一系列全球性议题，英国经济刊物“经济学人”多次指出，应当组成由美国、中国、欧盟和日本的g4，以取代名不副实的g8，防止工业国家峰会因为没有中国的参与而被边缘化。中国虽然仍为一个人均收入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但已是实质意义上的北方国家，它正式加入g9应该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g8应对全球权利格局的变化已经在展开调整，包括邀请主要发展中大国领袖和财政部长参加峰会。

封神老沙

3。今年9月德国“经济周刊”罕见地以非洲大陆地图为封面刊登了关于非洲大陆发展的主题报道。非洲，一个饱受贫穷、战乱和饥荒折磨的大洲，一个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被边陲化的区域，一片几乎被人遗忘的广袤土地，在新世纪之初终于赢来了曙光。不同以往的是，这次拉动非洲经济增长的正是中国。“经济周刊”介绍到，整个非洲大陆，从北到南，到处可见中国的工程队、投资者、企业家和医疗队。中国强大的需求，让非洲能源市场出现了出口的强劲势头，出口的高速增长也带来非洲许多国家内部产业链条的发展、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普通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洲整个大陆在2005年出现了破天荒的高达5.5％的经济增长率。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是，西方国家过去从来都是仅仅把非洲当作简单的原料基地，只是给予一些非洲国家一些放债性借贷，而从未认真进行生产性投资。是中国人第一次带来了大量的生产性投资，在非洲大陆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生产投资超过了借贷资本。中非之间的贸易也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非洲大陆经济发展出现了井喷现象，中非的贸易额在1950年代仅为1000万美元，1995年则达到30亿美元，预期今年年底将达到500亿美元，中非的贸易额在10年内翻了16倍以上。非洲的民族主义者也把中国对非洲的生产性投资看作是非洲觉醒和振兴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希望通过中国的投资使非洲彻底摆脱贫困和落后。中国正在取代传统的欧洲大国如英国和法国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对非洲大陆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

中国带动南方国家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非洲，中国和东盟关系的深化和贸易量的激增正在迅速推进双方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由于中国强大的内需市场的带动而快速递增。历史上与中国相隔遥远、让我们较感陌生的拉丁美洲国家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新历史背景下与我们迅速接近、靠拢。

以上由于中国崛起带动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根本性的变迁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南方国家在经历了华盛顿共识和美国新自由主义试验的失败、经济长时间陷入衰退和停滞后，终于重整旗鼓，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增长，而这次带动南方地区增长的是中国。摆在中国面前的正是绝佳的历史机会，这样的历史机会也是中国经济崛起、非洲和拉美经历经济失败与社会动荡、欧洲和美国长时间忽视这些地区各种因素所造成的。由于美国片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利用自由贸易的幌子打开和垄断南方国家的国内市场，摧毁南方国家建立独立民族工业的努力，对南方国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造成了南方国家产业单一，国家基础工业迟迟发展不起来，国内市场发育迟缓；欧美国家还以金融开放为由，诱使南方国家采用浮动汇率和实现银行金融产业全面开放，利用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大量掠夺南方国家的财产为己所有，使许多一度很有希望的南方国家如阿根廷、智利和菲律宾等在遭受金融危机打击后一蹶不振，成为标准的失败国家。而更多的南方国家则由于市场狭小、国力贫弱，只能完全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美欧所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国民经济完全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正是由于美国强行推行的掠夺性新自由主义政策让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形象陷于低谷，在拉丁美洲大陆，反美思想在各个阶层蔓延开来，甚至产生一些反美的极端思想。在这样的国际新环境中，中国20多年来奇迹般的发展让南方国家看到了另外一种模式的成功和可以学习的榜样。

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力量集中在亚欧大陆和北美洲，非洲和南美在地理上天然处于世界边缘，也是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边缘区域。在世界地图上非洲和南美宛如世界的两侧翼，而如今中国带动了这两翼的发展和东南亚经济的复苏，再加上以印度为首的南亚次大陆的迅速崛起，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世界的新趋势：那就是南方的跃升（the rise of south），即南方国家集团正在经历集体力量的上升，而中国正是领衔南方国家集体崛起的主角。如果说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世界各国都是演员的话，那中国不仅是北方国家的核心演员，更是南方国家的中心演员。把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放在南方跃升的国际政治经济的大环境中，我们就会有更宏大和宽阔的视野。中国的崛起带动了南方的跃升，南方的跃升也必将在更高的水平上促进中国的持续发展。在这里我们真应当借鉴和研究美国人在二战后的作法，美国在二战后对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援助和模式输出奠定了美国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和美元国际霸权体系。美国自由主义模式在全球大多数地区失败了，却在西德、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取得了局部成功。美国人真是善于化腐朽为神奇，让自由市场恰恰在紧邻共产苏联和红色中国的区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繁荣，从而间接导致了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解体、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并让市场经济的模式在全球取得主导地位，所有这一切又有助于巩固美国在全球领袖地位。今天中国面临的历史机遇是：中国取得了拉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经济实力，中国崛起和南方跃升将成为把中国送上世界强国和未来超级大国的重要环节，有了南方的整体崛起，中国的声音将不再是国际社会中单一的声音，而将成为国际社会的最强音。有了具备实力的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和南亚的力量，中国将具有建立在中国主导下国际政治经济新次序的实力。

拉美、非洲和东南亚在多方面对于中国迈向世界强国之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是中国经济爆发性的增长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而拉美、非洲和东南亚将成为中国的原料基地，为繁荣的中国经济输送源源不断的能源。而对于这些地区而言，中国是一个稳定、有很强支付能力的买家。在国际能源市场中，不仅卖家市场很重要，买家市场也很重要，一个富裕、稳定、具有良好信誉的买家市场对于能源输出国而言举足轻重，从这点上来说中国和南方国家是各取所需、互利共赢的。

其二：如果仅仅将中国和南方国家的关系定位为能源输出国和输入国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片面的，中国应当树立非洲大市场和拉美大市场的意识。在全球市场时代，国与国早就脱离了古典时期的零和关系而成为互利共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损害别国最终会损及自己的国家利益，帮助别人发展也是为自己国家产品打开新市场。总之，在全球化时代，双赢和多赢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几乎成为必然。在欧美国家不断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采取配额限制时，在欧美面临中国经济崛起不断单方修改国际贸易规则时，促进、培育和开发非洲大市场和拉美大市场将为中国的产品提供重要的销售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产业更新和升级的新时期，中国某些处于产业链条低端的产品必将转移到比中国更为便宜的国家，这将有助于中国的某些低端产业重新获得发展的春天，也将有力地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笔者计算过，东盟10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5400亿美元，非洲大陆55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6000亿美元，而拉美大陆13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7500亿美元（均为2003年数据），中国根据2005年gdp统计修正后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2000亿美元，东盟、非洲大陆和拉美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相当于中国的25％、27％和80％。如果东南亚能保持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非洲大陆能近一步脱离战乱和饥荒，迈上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和非洲统一之路，拉美经济也能保持经济持续复苏的话，三大区域在未来10到15年内经济翻一翻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这样东盟、非洲和拉美将成为全球重要的新市场。特别是非洲大陆，虽然今天依然贫困落后，但它拥有9亿人口，在迈向稳定发展的过程中非洲人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量将不断上升，因此非洲市场发展潜能巨大，这个道理很简单，即人口越多的区域，人口结构越年轻的地方，越是贫穷落后的国家，经济潜力就越是巨大。今天非洲大陆按人口结构来说是最年轻、人口增长最快的大陆，也是经济最落后的大陆，但正因为如此，非洲大陆才是最具有希望、最有潜力的大陆。中国把握住这些全球大趋势，并前瞻性地引领这些大陆迈向民族复兴之路，就是在为中国的世界强国工程打下最坚固的地基。

三是在欧美主导的世界体系下，由于中国和欧美在政治体制和人权问题上仍存在许多差异，也由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本身的巨大差异，使得中国无论怎样设法融入国际体系，都会被西方国家看成是“异类”。有学者认为，只要中国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人权法制建设，西方国家就会完全接纳中国。这种看法只说对了一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推进当然有助于拉近中国和西方的距离，但是西方文明已长时间在世界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和欧美中心主义观念在西方人心中根深蒂固，西方人中最普遍、最强烈的一个观点就是：西方文明就是普世文明，其他国家只有全盘接受西方所有价值观念才能拿到进入现代国际社会的入场券。西方国家现在虽然流行中国热和中国文化热，但那只是中国经济崛起和文化魅力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在许多西方人对中国感兴趣甚至是迷恋中国的同时，他们那种对中国的偏见和无知依然十分强烈，一旦中国在某些领域里有赶超西方的势头，中国威胁论、中国恐惧论就会如同欧洲历史上对黄祸的恐惧一样被大众媒体和舆论重新唤起。这在历史上已有先例，1980年代西方面临与其政治制度相同的日本迅速崛起时，西方媒体在羡慕、惊叹的同时，也充斥着对日本的批评、厌恶、鄙视、恐惧和偏见，日本更多被描绘成一头没有道德的经济怪兽，日本人虽然很成功，但在西方人眼里他们始终是怪怪的，他们都是工作狂、不懂得休息和度假，他们对上司无条件服从，他们的企业漠视工人的人权，他们社会的自杀率很高，他们的住所狭窄活像兔子笼，他们的性文化畸形等等。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崛起只有在南方的跃升中才能真正写出国际政治经济的全新篇章，才能真正终结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论点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才能真正奠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南方国家所作的不应当是颠覆现有国际文明次序，而是要在继承现有国际文明和西方文明中进步方面的基础上（比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和尊重民权），综合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因素（比如我国提出的和而不同、和谐世界，不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别国，对别国文化的尊重和平等态度），引导国际文明向更为包容、和谐、宽容和多元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