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推荐】【转贴】中国崛起策（连载）--刘涛 著 留德博士

封神老沙

中国崛起策六：从中西文化的认知差距谈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不断深化，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软实力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当前，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占有全面主导性的地位，西方国家如何看待中国，西方媒体、政治家和大众舆论如何看待中国，他们对中国有哪些正面和负面的评价，他们的中国观中存在着哪些主要的偏差和误解，都应该是我们积极了解的重要信息。

国家软实力是相对于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而言的。国家硬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国家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向心力。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同等重要，将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一个国家只有在软实力和硬实力同等强大的情况下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强国。在软硬两种实力中，硬实力是基础，是创造软实力的重要的物质条件；软实力能增加一个国家在世界受欢迎和认同的程度，有助于通过文化或是制度上的吸引力增强一个国家的硬实力。

当然，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各种政体中存在着软硬两种实力不相符合和不相协调的情况，需要具体看待和分析。一种是硬实力强大，软实力疲弱甚至是完全缺乏的国家，比如20世纪的纳粹德国和苏联。纳粹德国一度是世界上经济和军事实力超群的国家，但由于其军事侵略扩张、鼓吹种族主义和反人类的暴行成为全世界人类文明的公敌，当然谈不上有任何软实力。苏联在二战后跃升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并且以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自居，成为两大集团中共产主义集团的龙头老大。苏联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在世界上堪称强大，硬实力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政治上极权主义的kgb统治模式，经济上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使得苏联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模式上毫无吸引力可言，而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反感的模式。即使在苏联强行控制的卫星国东欧诸国中反抗苏联的统治也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苏联是一个不平衡的“瘸腿强国”，一方面硬实力非常强大，另外一方面软实力却严重缺乏。第二类是硬实力比较薄弱，而软实力上却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家，比如希腊和意大利，两国在今天属于硬实力寻常的国家，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位居世界第七，但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没有显著的影响力；希腊则是发达国家中的后进国家，不仅国民生产总值很低，就是人均gdp也在发达国家中属于较低水平。但是没有人今天会否认，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孕育了西方现代文明，古希腊的哲学思辩和古罗马的法律体系今天仍在方方面面影响和形塑着西方国家，可以说古希腊和古罗马是西方世界文明的源头。今天希腊和意大利依然有着很强的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尽管两国在当代不属于世界强国，但两国的文明成功地转化成西方现代文明，成为软实力较为突出的国家。印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归类到这一类型的国家，印度的印度教和印度文化影响着南亚诸国（尽管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信仰伊斯兰教，斯里兰卡主体民族信仰佛教，尼泊尔的宗教信仰纷繁复杂，但这些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印度文化影响的痕迹），从印度发源的佛教则影响了世界各地近三亿的佛教信徒，并涵盖了东亚诸国家和地区。但今天印度的硬实力则依然有限，总体国力还不具有世界强国的实力，软实力较强，硬实力较弱是印度的特点。第三类国家是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比较强大的国家，当前只有欧盟和美国可以归入这一类别。考虑到欧盟是新兴的超国家体，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只有美国够资格被称为同时具有强大硬实力和强大软实力的国家。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强，拥有庞大的经济产出，强大的科学研发能力和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在软实力领域美国的法律制度、民主政体，美国自由开放的移民文化，美国的快餐文化，美国的电影和音乐都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世界各国的精英阶层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美式英语则通行全球，成为国际领域交流的“世界语”，世界目前尚无任何语言可以取代英语的国际语言地位。尽管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在小布什执政期间大大受损，但不容否认的是，美国本身的吸引力依然巨大，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仍然把移民美国看成是首选，很多人谈到移民美国的原因时常常说：“美国比较自由”，“美国社会很开放，不排外”，“美国机会很多“，“美国很民主，而却是个人人遵守法律的国家”。无论这些观点是否全面和正确，但这反映了一个国家在软实力上所具有的吸引力会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巨大益处，会让国际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大量流入该国，反过来增强该国的科学水平和科研能力，提高其硬实力。提高软实力，应该是崛起中的中国一个重要话题，它应该随着中国硬实力的增长也同时提高，帮助我国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影响力。

鉴于这个题目内容非常广泛，笔者打算在这一篇里从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谈起。在中国崛起策的最后一篇笔者将谈论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创新和对世界的影响力。

总的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印象和报道最近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迁。1990年代由于诸多原因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报道相当负面，在大众媒体和新闻报道中中国的形象已经几乎被妖魔化，对中国的报道总的来说不多，一旦有报道，多数情况下总要和中国的政治体制、人权问题、民主法治问题挂钩。西方的报刊、杂志和电视传媒对中国的报道充满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和偏见，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在西方成了一种“政治正确”。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逐渐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力，也由于西方世界对于美国违反国际法和世界民意入侵伊拉克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和分裂，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和正面报道不断增加。中国经济繁荣给西方国家带来的机会和经济利益让西方国家不得不调整眼光正视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的媒体和舆论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热，报道中国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不仅报道中国文章的数量明显增加，篇幅也越来越大，关于中国的专题报道也越来越多，而且报道中国的题材也越来越多元化，不再是局限于以往的民主、人权和政治体制的主流话题，而是更多地报道中国的经济、金融和能源政策等话题，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包括艺术、历史、考古发现、文学、中医甚至流行文化，也有不少报道聚焦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西方国家中在最近几年内也产生了汉语热，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众学习汉语，也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去中国留学、实习和工作。当然，我们在看到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看法日趋客观和积极的同时，也不能盲目地认为西方国家已经完全正面地看待中国。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虽然日趋正面，但是由于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和政治制度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也由于中国国内还存在着一定的人权和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问题，西方国家的中国观也是多元的和不同的。

一般来说，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文化、历史、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和开放政策时，报道多趋于积极和正面；在报道中国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人权状况、民主法制和中国政治体制时，报道多趋向于消极和负面。当然，近年来西方媒体也罕见地出现了要求客观中立认识中国政治体制和中国渐进改革的呼声，认为中国温和渐进的改革促进了中国的稳定和经济繁荣，而俄罗斯等国的激进的政治改革导致了这些国家长时间的动荡和不安，间接延缓了这些国家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虽然这样的观点不是主流观点，但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反映了西方国家的部分媒体人士越来越愿意更加深入地认识剖析中国，而不是简单地根据意识形态的偏见来攻击中国。

中国人和西方人常常由于文化差异、政治制度差异和对某些问题认知上的差距产生误解和认识偏差，有些无心的误解和误会往往会在无形中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下面笔者将根据自己在德国留学生活多年和在欧洲诸国游历的经历谈一下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差距和误解，进而就如何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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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中国和西方常见的认知差异和认识偏差

1。语言认知上的差距。

在中国某些含有积极意义的褒义词语和政治术语有时候在西方却是含有负面意义的贬义词语和术语。比如说“共产主义”一词在中国是一个褒义的政治术语，代表着人类社会对美好事务的追求和献身，代表着一种完美而又理想的人类政治制度，也代表了革命理想主义和早期革命者的追求；但在西方的政治体制下和社会语境中“共产主义”是一个带有强烈负面含义的词语，“共产主义”早就被妖魔化，西方人一提到“共产主义”联想到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种美好的社会政治制度，在媒体长年对“共产主义”集中负面的报道后，一般民众听到“共产主义”往往会有恐惧的感觉，大家在集体意识中会联系到冷战时代苏联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围困，联想到苏联kgb的特务统治和极权主义，联想到秘密警察和柏林墙，联想到粮食匮乏和饥荒（笔者无意卷入任何意识形态之争论，而且认为共产主义虽然经历了很多偏差和弯路，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共产主义仍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假设没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就很难想象资本主义通过自我更新而建立起带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现代福利国家。笔者只是在这里客观分析中国和西方在看待这个词语上存在着哪些差距。）一般来说，一个对中国比较了解和抱有好感的西方人是较少用“共产主义”一词来形容中国的，一个对中国发展变化了解很少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有时候会问中国人“中国是不是共产主义国家？”，某些对中国怀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人会直接以陈述的口气说：“你从中国来吧？中国，我知道，那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一般来说，当一个西方人谈到中国经济发展、建立市场经济和中国的文化时，他们对中国是持正面和肯定的态度，当他们一提起中国就谈到共产主义时，这类人往往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是在用过去冷战的观点看今天，并对中国作出非常否定性的论断。由于“共产主义”一词在西方被严重扭曲和妖魔化，和共产主义思想相关的词语也受到影响，其含义与在国内环境中大有不同。“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方国家也是一个带有负面含义的词语，但其负面的程度要大大低于“共产主义”一词。尤其欧洲是历史上社会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在不同的欧洲国家，社会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在北欧斯堪地那维亚国家和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都长时间执政，因此欧洲人对有关社会主义的思想从本质上并不反感，只是由于对苏联和东欧阵营的共产主义模式的强烈排斥情绪，才进而波及到对社会主义整体观感的。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资本主义”一词在西方国家，尤其在欧洲国家也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语。资本主义象征的是资本家对劳工阶层无情而又残酷的压榨和剥削以及极其恶劣的劳工生产条件，很低的工资，完全缺乏的社会福利系统。资本主义代表的往往是早期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和原始积累阶段时期的资本主义，并不具有正面意义。一般来说，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许多国家，都不再用资本主义或是资本主义制度来描述自己，比如德国称自己的发展模式为“社会市场经济”，北欧国家称自己为“社会福利国家”，英国也一度称呼自己为“福利国家”，大多数西方国家都不再用资本家和劳工来描述劳资关系，而采取比较中性的“雇主”和“雇员”一词。因此确切地来说，“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今天在西方国家都不是正面的褒义词语，其中“共产主义”一词的负面意义较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词也带有贬义色彩，但负面意义比较小。

了解到这些，我国在进行国际文宣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注意“内外有别”的原则，要尽量少用在西方是含有强烈负面含义但在中国却是中性甚至褒义的词语，具体地说，要尽量少用共产主义一词来描述我们国家，要更多强调我国是个致力于全方位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文明国家。我国的主流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用在国际文宣场合，但我们不妨更多强调我们也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采取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并致力于与国际惯例和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接轨。一般来说，少用意识形态的词语，多用国际社会惯用的术语和大多数国家常常采用的词语来描述我国会有助于拉近我国与许多国家的距离，增强中国的亲和力，减少许多国家出于恐共传统对我国的疑虑，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以上是一个最常见的例子，事实上生活在西方，如果大量阅读西方报刊杂志和观察西方媒体，就能发现中西常用词语的许多差距，有的是因为文化差距的原因产生的，有的是因为认知差距产生的，比如“宣传”、“领袖”、“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民族主义”等词在中国是中性或褒义词语，在国内也常常被使用，直接翻译成西方语言则会引起西方人的误解、恐惧和反感，因为这些词语在西方是带有强烈负面含义的词语。如果我们能作到认真分析中国与国际普遍惯用语言和用词上的差距，并注意在国际场合多用国际惯用语言，少用容易引起恐慌和误解的词语，就能逐步树立一个正面积极和负责的大国形象。

2。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行为模式上的差异容易导致西方对中国的误解。

一个民族的行为模式往往受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和现代政治制度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是儒家文化，1949年到1978年毛时期中国又深受共产主义文化的影响，1978年后中国迈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和了毛时代的文化遗产，再加上当代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文化同时存在于中国，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行为和行动模式。由于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文化遗产和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国家大大不同，因此除了极为了解中国的汉学家外，许多西方人描述现代中国和中国发展时，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各种矛盾的中国，甚至是各种矛盾安然共存一体的国家。西方的记者常常用他们的眼光和角度来描述中国的发展，常见的词句有：“毛和市场、党的官僚结构和活跃繁荣的经济体、共产主义的政治和资本主义管理的模式令人不可思议地共存于一个国家。”西方人一方面惊异中国飞跃发展，一方面又觉得中国继续保持传统的共产主义政治体制，这怎么可能？中国是怎么把这种他们看起来矛盾的东西搭配在一起的？大多数西方人是很难明白复杂的中国国情和中国自身发展道路的。

这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由此产生的不同行为模式往往会引起意想不到的误解和误差，有时候会在无形中影响到中国正面国际形象的建立。更为可惜的是，有时候中方人员出于对于外国人士的友善和好意所展示的行为模式被完全误解和歪曲。比如当某西方国家代表团饶有兴趣地参观一家中国幼儿园时，中方代表介绍幼儿园周一到周五完全承担了照顾和教育孩子的任务，周末父母接孩子回家。由于文化习俗的差异，加上西方对中国固有的偏见，许多西方人会立即认为这是非常不人道的，因为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又比如某西方旅游团参观国内某体育训练中心时，中方很想展示中国运动员刻苦勤奋的锻炼以及中国人上进的民族精神，西方游客却特别关心体育训练中心的年幼运动员，并认为他们长时间离开父母、小小年纪就来参加艰苦的体育训练、过集体生活是违反基本人权的。

又比如西方某电视台制作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的节目，整个节目中总体上比较正面真实地展示了中国社会经济巨大的进步，也揭示了中国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但在最后结尾一段，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出现了。记者来到中国北方某省区的一个县城，那里由于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也由于当地人滥砍滥伐树木，沙漠吞噬了许多地区，人类生存环境严重受到威胁。记者采访到当地一位著名的劳模，她数年前就决定带领一家人种树抗沙。多年来，这位女劳模坚持不懈，每年都要种上百棵树，她的精神和举动奇迹般地感染了许多人，带动当地民众自发加入抗沙行列，许多年下来一片防护林产生了，沙漠的吞噬速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本是一件很正面、非常感人的事迹，但接下来的报道把整个事件的基调完全推向了相反的方向。这位普通的女市民被授予劳动模范的称号，她所在的城市中某小学组织了一个活动，许多学生站成数排，面对这位劳模唱赞歌。可以想见，这些都是事先排练好的，一个偏远地区的学校见到外国电视台来采访该是多么的兴奋，当然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把中国人的好客、友好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展示出来，因此采用了中国人面对上级领导视察时常用的方式：学生们戴着红领巾，穿着校服，整齐划一地站成数排，面对着的劳模也戴着红领巾，表情激动地接受少先队员的献歌。少先队员齐声唱道：“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导人，引导我们前进的新一代，高举旗帜，走向未来。”这样的场景，在中国人眼里，是非常正常、甚至是感人的，但是在西方记者的眼里，他们却看到他们希望看到和捕捉东西。也许该记者觉得该节目中对中国的正面报道太多了，应当是展示“政治正确”的时候了，这个场景极大地满足了西方记者和部分西方人的阴暗心理，在他们眼里，少先队员的红领巾、整齐划一缺乏个性的学生、党的劳模、对领袖的颂歌、庄严肃穆的学校领导被拼凑在一起，充分展示了中国依然是共产国家、极权国家和没有个体性的国家，从而到达丑化中国形象的客观效果，进一步满足某些西方人潜意识中的优越感。这样，中方的好意和热情被西方记者滥用来达到特定的宣传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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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时候，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包括早上老年人练太极拳和气功，晚上扭秧歌，年轻人在网吧上网，少年追星、奇装异服，遍布全国各地旅游景区的游客，中国人出国旅游，甚至是芙蓉姐姐现象等在西方人眼里都是中国很正面的发展，反映了中国越来越开放、自由，民众的行为模式越来越个体化，越来越有个性；反之，单位领导组织的集体活动、唱赞美领袖的颂歌、集体开大会、领导冗长的发言都容易在西方人眼里产生负面的中国观。明白了这点，我们就应当多让西方记者自由真实地去采访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少组织大规模的集体欢迎仪式和大合唱，少做这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有时候，一个小朋友天真浪漫的笑容、一个小家庭在周末一起出游、一队年轻人在街道边上溜旱冰，一群老年人在广场上跳交际舞，更能真切自然地反映出中国开放和自由的崭新面貌。

3。中国和西方由于参照点不同对许多议题产生的截然相反的看法

由于参照点的不同和角度的不同，中国人常常在某些议题上与西方人南辕北辙，形成完全相反的看法。比如我们中国人觉得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是一个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受害国，西方人却认为中国是个进攻性很强的国家（主要是指毛时期中国打了一些大仗）。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西藏问题、抗美援朝和台湾问题等诸多议题上观点完全相反，并都坚信自己的观点正确，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互相无法说服，大有鸡同鸭讲的味道。

对于这样的议题，双方由于使用的参照坐标系不同，是很难有交集和共识的。最好的办法是鼓励向前看，不要纠缠于历史，多展望未来。或者是尽量避开此类敏感话题，因为对这样的议题的讨论是不会有太大结果的。

ii。笔者就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的一些具体建议

（1）。应当树立语言上与国际接轨的思想。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求我们在经济上、体制上、法律上、价值观念上与国际接轨，也要求我们在语言上与国际社会的普遍语言规范接轨。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通过了解国际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学者的集体研究，将中国国内常用的词语和政治术语与国际社会惯用的词语和术语进行严格的定义和分类比较，从而划分出哪些国内常用的语言和术语明显的不符合国际上普遍使用的语言规范，哪些词语容易产生歧意和误解，哪些词语容易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引起对中国的负面观感。放弃使用这些歧义词语，使用国际惯用语言，从而达到更好的运用国际标准化的术语来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2）。应当通过专业人员的集体研究以后出版有关国际礼仪、国际惯例、国际常用语言、西方社会的禁忌和中国西方常见误解的标准化和权威性的知识手册，而且应当专门针对外交人员、商业和经贸人员、出国旅游者和中国国内民众出版分门别类的知识手册，让中国各阶层民众广泛了解和熟悉国际规范和国际行为准则。

（3）。对于长期出国人员应该针对性地设立国际社交礼仪和国际普遍准则的学习课程，通过学习和考核可以让中国越来越多的出国人员在出国前了解基本的国际文化知识和西方国家民众的行为模式。

（4）。国家应树立全面的形象公关意识。应当有一批熟悉西方事务和国际准则的国家形象策划人员和国家形象公关人员专门负责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打造中国的软实力。国家应当通过国家形象公关人员制定阶段性的策略和目标以提高和增强中国的形象。

（5）。中国应当定期在西方各主要大国的主流刊物和媒体上刊登精致的广告和传达中国观点的文章，并且要肩负着让西方普通公众了解中国、消除误解的目的。我们也应当严格关注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并对其中国报道进行科学分析，比如分析媒体在传达什么样的中国观，对中国的看法在过去几十年内是如何变迁的，他们对中国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经过认真分析后就一定能针对性地提出改善中国国际现象的具体策略。

（6）。我国应当在考虑到国际规范和准则的基础上针对不同西方国家的不同文化和民族心理特点出版英、法、德、日、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不同语言的介绍当代中国的书籍和小册子。书籍中的内容一定要避免中国国内政治宣传的那种枯燥和刻板的模式，应当用活泼生动的语言和形式客观公正地反映出当代中国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中国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书中的词句争取要用各国文字精确地译成，并且要努力展示中国的开放、自信、社会越来越自由，显示新一代的中国人越来越个性化和个体化的面貌，以及显示整个中国越来越与国际社会接轨。总之，这种对外宣传一定要体现国际性、普世性和有针对性的特点。

（7）。虽然世界各地产生了“中国热”，但是西方大多数民众对中国还是相当缺乏了解的。要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世界性的体育盛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2008年的奥运会将是中国最重要的公关机会，届时将有数以万计的各国运动员、数以百万计的各国游客来到北京，更有数以亿计的各国普通民众通过电视里观看奥运会。北京将肩负着展示一个繁荣、文明和现代化的中国的使命。如果北京民众向世界展示的是开放的、自由的、多元的、充满活力的和具有个性化的现代中国人的形象，那么将大大有助于建立世界公众和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好感，增加中国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北京奥运会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应该被视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环节。我们应当树立奥运国际公关的意识，有意识地播放关于国际惯例和国际普遍文化规则的电视节目，通过大众传媒的大力报道培育了解国际社会，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大众社会观念。

总之，改善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是打造中国软实力的第一步。一个国际形象不佳、严重与国际规范脱节、不懂得使用国际规范语言的中国是刺激产生中国威胁论的温床，那样的话中国的国际环境将日益恶化；相反一个懂得国际规范，了解国际文明基本准则和全面遵守国际规范的的中国将有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被世界各国尊重，消除和化解中国威胁论，并让许多国家觉得中国具有道德感召力和号召力，并具有世界级领袖的“魅力”。

当然，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不光是依靠形象策略和公关，更依赖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建设和人权制度建设不断的改善和进步，离开了这一条来谈打造中国的软实力和提升中国国际形象那就成了“空中楼阁”般的奢谈了。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应当是制度建设为主，形象策略为辅，这才是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关键。

封神老沙

中国崛起策七：中东危局下的中国利益

最近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打击让中东地区再次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以色列以首先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为由，高举“自卫反击战”的旗帜，对黎巴嫩进行了完全不对称的军事打击。之所以称这场战争为“不对称”的战争，是因为世人都知道以色列是个袖珍高科技帝国，而且背后有超级大国美国的支持，在历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曾经以一国抵挡多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合进攻，活生生地上演了“小欺大，少胜多”的大戏，让以色列取得了对阿拉伯国家巨大的心理优势和军事优势。这次的对手仅仅是黎巴嫩的一个政党和游击队，背后顶多有哈马斯的暗中支持，因此对以色列来说是一场轻松的小战争，是两个并非同等量级选手的比赛。

那么问题出来了，为什么以色列甘冒天下之大不不讳，公然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狂轰滥炸，杀伤大量无辜平民和儿童，引起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呢？难道以色列真的是自卫还击吗？为什么那么多的阿拉伯国家并没有采取多少实质性的国际抗议运动，面对同一民族的信仰兄弟惨遭杀戮无动于衷呢？为什么以色列在进攻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接受国际调停，准备逐渐停火，并逐步撤军呢？以色列想通过这场战争达到什么目的呢？为什么美国一如往常支持以色列的军事打击，甚至在以色列士兵大开杀戒和误炸到联合国维和人员时，美国也百般阻挠联合国哪怕是通过一个象征性的谴责议案呢？难道美国不知道自己的国际形象，特别是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国际形象已经跌到最低点了吗？难道美国不想争取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民心吗？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得从中东地区历史、文化、宗教和美国的中东战略等不同角度梳理一下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以达到拨开迷雾见天日的目的，否则在层层乱象中容易掩盖一些本质的问题。本文中笔者设法把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个案放到美国的整个中东政策的架构里来分析，而不是单单谈南黎巴嫩问题。

总的说来，在中东地区存在着七大矛盾，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极为复杂的局面。

矛盾一：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矛盾。犹太教是一种排他性很强的宗教，因为以色列人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也坚信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历经亡国和迫害的苦难后必然会重新回到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地区复国。犹太复国主义是1948年以色列成立前犹太民族最强烈的集体信念，耶路撒冷是犹太民族的圣城，犹太人在哭墙前的悲伤的宗教情怀积淀着千年的民族长恨，远离祖先圣殿之痛、亡国之恨、民族惨遭灭绝屠杀之悲化为犹太人凄惨的哭声，感人至深。阿拉伯人本与犹太人同源，属于闪－含语系和人种，一般人认为阿拉伯人是旧约圣经中先知亚伯拉罕的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的后代。因此阿拉伯人对犹太圣典中的先知和领袖人物也加以推崇。只是穆罕默德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大大地发展出了许多新的教义，并通过所谓天启古兰经的形式产生了伊斯兰信仰，利用新兴伊斯兰信仰，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部族，其继承者将其一步一步扩展到全球。今天，两个互为同源，宗教相互承接的民族在领土争端、圣城争夺、战争冲突和血腥仇杀后早就成为不共戴天的两个民族，很少人会在想到两个民族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仅从面积和人口上来说，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今天是不对称的，以色列实际控制的区域仅仅为28000平方公里，人口仅600多万，阿拉伯人则拥有22个国家（包括北非的马格里布国家在内），拥有近三亿人口和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以色列宛如是在敌对的“阿拉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如果算上广义的伊斯兰地区，加上土耳其、伊朗和中亚诸国双方的实力就更加悬殊。

矛盾二：伊斯兰国家内部教派的矛盾。在历史上由于穆罕默德的继承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和冲突，伊斯兰教派内部分裂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以正统自居，认为什叶派是异端。双方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的血腥仇杀。由最初的继承问题为开端，两大派别在诠释古兰经的教义上也产生了分歧，因而越走越远，终至双方的分裂不可弥和。今天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是逊尼派穆斯林（约占世界穆斯林人口的80％强），只有少数国家属于什叶派穆斯林。伊朗和阿塞拜疆全国都属于什叶派穆斯林，另外在伊拉克西南与伊朗接界的地区也多为什叶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还散居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家，几乎不成气候。惟有国土较为广阔、人口众多和宗教极为狂热的伊朗因为其什叶派倾向成为许多阿拉伯国家中恐惧和防范的对象。1980年代霍梅尼时期伊朗的宗教狂热和进攻性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阿拉伯正统教义派国家非常担心伊朗在中东的乱局特别是伊拉克的乱局中乘机火中取栗，把本来属于逊尼派的地区“什叶派化”，因为宗教的正统对于许多阿拉伯人来说是高于一切的。以色列属于外忧，伊朗在某些阿拉伯国家中则属于内患，其危险性不下于以色列。

矛盾三：大国民族主义带来的矛盾。伊朗人在历史上曾经建立了波斯帝国，也曾经产生了象居鲁士和大流士那样气吞山河的杰出君主。波斯帝国在全盛时曾经地跨亚欧，国土远及地中海，以后的安息和萨珊王朝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国。伊朗人今天仍以波斯人称呼自己，显示出对悠久历史的自豪感和对历史上强大文明的追忆，再加上今天特殊的什叶派宗教文化让伊朗人有一种特立独行的使命感要扩展自己的文化。

土耳其是今天中东地区最为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由其国父凯末尔开创的现代宪法国家让土耳其成为亚洲继日本以后的另外一个“脱亚入欧”的国家。然而在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和扩张是土耳其人大突厥主义的源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度成为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并攻下了历史悠久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攻入了欧洲腹地，让中世纪基督化后的欧洲国家和罗马教廷受到了空前的威胁。土耳其人也长时间统治了北非、中东和伊朗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直到近代奥斯曼土耳其败于俄国和英国后才开始借机宣布独立。今天土耳其人的大突厥主义思想依然很强，土耳其依靠其在突厥国家中相对先进的经济地位大力支持其他突厥语系国家，企图建立一个大突厥斯坦的网络。

因此虽然同为伊斯兰国家，阿拉伯国家一防伊朗，一防北边的土耳其，精力被大大分散。

矛盾四：民族和种族的冲突。从小亚细亚到中亚这片广袤的地区堪称人种库，无数古老的民族在这里生活过，无数征战、杀戮和民族大迁徙发生在这一区域。读读旧约圣经就知道了，多少大帝国曾经在这里诞生、扩展和覆亡，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历史不断在这里轮回着。一些民族在进入现代民族国家时代成为赢家，比如有22国的阿拉伯人；有些民族的统治疆域大大缩小了，如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有些古老的民族消失了，如亚述人和古巴比伦人；有的民族则成为悲情民族，没有自己的国家。譬如生活在土耳其东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西北部的库尔德人是一个拥有至少4000年历史的民族，几乎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库尔德人的身影，然而，仿佛是历史的捉弄，库尔德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地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成为不同国家的居民，常常受到逼迫和驱赶。今天库尔德人建国的热情已经达到顶点，他们的“分裂运动”在土耳其遭到残酷镇压，许多库尔德人被迫流亡他乡成为难民。有趣的是，他们以我国已故领袖毛泽东为精神崇拜对象，企图以边缘地区的革命颠覆中心（农村包围城市），从而达到联合不同国家的库尔德居民的目的，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库尔德斯坦。

同时，在苏联分裂后的亚洲的巴尔干－高加索地区，民族情况也是无比复杂。亚美尼亚的居民曾在历史上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实行种族清洗，今天仍有国家法定纪念日来纪念这段悲惨的历史；阿塞拜疆人属于突厥语族，跟土耳其有天然的亲近感，而伊朗北部临近阿塞拜疆地区又有大量阿塞拜疆人，伊朗深恐北部被“策反”；而伊拉克东南的大量什叶派穆斯林又是伊朗“策反”的对象，伊朗很想分裂伊拉克，建立一个更大的什叶派帝国；同时，借伊拉克战争天下大乱之际，北部的库尔德人正在筹划从伊拉克分裂出去，支援北部生活在土耳其的库尔德兄弟。

鉴于中东地区无比复杂的民族和种族情况，中东国家错综复杂的矛盾很容易被大国利用，来达到控制这一地区的目的。

矛盾五；大阿拉伯主义带来的阿拉伯国家间的矛盾：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后，阿拉伯地区由22个国家统治。一些阿拉伯国家中不断涌现“民族领袖”，试图统合阿拉伯广大区域。前埃及领袖纳赛尔、被美军颠覆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利比亚领袖卡扎菲都属于这一类领导人。鉴于各阿拉伯国家都已逐渐发展出独立的国家主权意识，而且各个阿拉伯国家由于石油储量的巨大差别，也由于各利益集团的不同利益，许多富裕的阿拉伯国家特别害怕民粹式的大阿拉伯主义，借阿拉伯统一的名义来实现财产的再分配，从而让穷阿拉伯人夺了富阿拉伯人的权。这种恐惧不仅存在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富裕的石油大亨的心中，也根植于许多经济发达的阿拉伯国家的普通民众的心中。萨达姆以暴力手段入侵科威特，就是其大阿拉伯思想的具体体现，如果当时第一步成功的话，萨达姆就会继续扩张，力争成为阿拉伯历史上又一位民族英雄。

大阿拉伯主义深深地分裂了阿拉伯国家和社会。对于极端贫穷、失业率极高的阿拉伯国家来说，萨达姆是英雄；对于富裕的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和卡达尔的中产阶级居民来说，萨达姆是恶棍。一个萨达姆去了，但大阿拉伯思想依然广泛存在，割裂着阿拉伯世界。

矛盾六：“平行国家”的存在带来的矛盾。许多在阿以冲突前沿的阿拉伯国家长期饱受以色列的侵略和凌辱，国家作为一个合法的权利机关已经失去了威望和基本的统治合法性，也失去了基本的控制力。在贫困的城市街区，人口爆炸、基础教育空白和工作机会的缺乏让极端的宗教思想和基本教义派有了可乘之机，城市游击队和恐怖组织应运而生，扩展迅速，吸收了大量年青人的加入。许多非国家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极端宗教组织甚至接管了部分国家权利，他们训练军队、警察，甚至还发展了社会福利和社会济贫运动，拥有很强的民意基础。这些势力坐大后就形成了所谓的“平行国家”，如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玛斯组织，他们取代了国家合法的暴力垄断地位，可以在一个国家的部分地区内替代国家发号施令。许多阿拉伯国家政府对这些“平行国家”极为恐惧，害怕这样的组织跨国进入本国，从而导致自己国家合法政府的解体和瘫痪，以及整个社会的脱序。一些国家甚至希望“借刀杀人”，借用敌人的刀杀掉自己人，真是何其悲也！

矛盾七：石油产量带来的矛盾。阿拉伯国家及其临近国家富产石油，这是阿拉伯国家的幸运，也是灾难的肇始原因。大国通过一切手段介入该地区，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涂炭生灵。这正应验了我国一句古话：怀璧其罪。不仅大国竞相角逐于中东，就连阿拉伯国家之间也常常为石油管道的流向和领土争端而发生冲突和争执。

以上七种矛盾成为主要大国超控的手段，特别是鉴于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大大下降，远远不及美国，欧洲联盟主要国家也只能在区域和谈中起到有限的作用，美国在中东的作用是很令人玩味的。美国很好地利用了近东到中亚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文化、宗教和国家间的矛盾，深刻看透阿拉伯国家的集体心理，是美国在中东的博弈能每战必胜的重要原因。美国著名的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其所著的“大棋局”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欧亚大陆是世界中心，中东则是欧亚大陆中心，而苏联的解体产生了亚欧大陆的黑洞和巴尔干地区，也就是高加索地区和中亚五国，鉴于这些区域还没有大国能完全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紧邻世界几大油库，是美国战略上必争之地。回到一开头笔者提出的问题，很多难解之处从美国中东战略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了。

封神老沙

（1）为什么美国入侵伊拉克和以色列军事打击黎巴嫩南部，广大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有影响力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却没有很卖力地去抗美援伊和抗以援黎，甚至连声援都不是很积极？道理很简单，许多阿拉伯国家害怕大阿拉伯主义，把萨达姆看成是祸水，还有出于对“平行国家”真主党和哈玛斯颠覆阿拉伯国家传统秩序的担心，许多阿拉伯政府希望借美国和以色列的铡刀铡掉萨达姆和真主党，颇有点“攘外必先安内”的意思。这一点，美国人是看得很清楚和很透彻的。

（2）为什么美国在阿以冲突中从来都是全面偏袒以色列？为什么美国不担心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因为美国的不公正而反美，进而损害美国在全世界核心地区的利益？这里我要运用“石油美元共同体”一词来描述海湾国家高层和美国的合作关系。虽然伊斯兰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的普遍民意早就已经沸腾，美国的国家形象在这些国家降到了史无前例的低点，民众反美的情绪已经上升到极点，但是海湾诸国的高层早已腐败，跟美国的合作符合这个阶层的最大利益。在全球石油贸易中，不仅卖家市场很重要，买家市场也非常重要。稳定可靠，信誉良好和财大气粗的买家市场可以让海湾石油国家获得源源不断的美元，这些石油美元有利于海湾石油国家高层维持自己穷奢极欲和挥霍无度的生活。美国和阿拉伯石油国家高层正是维持了这么一种关系，美国需要源源不断的石油，海湾国家需要源源不断的美元；相对应美国可以持续地用美元购买石油，而海湾国家未必能永远提供石油。但是至少现阶段，美国的美元已经成为海湾国家维持国内稳定统治，利用石油美元在本国进行分配，提高本国人民生活，安抚国内民众情绪的利器，同时，统治阶层更是从中大大地获取利益，维护本国落后时代潮流的君主统治。美国国内的政治精英阶层许多人都和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有密切联系，比如布什家族、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副总统切尼都和沙特的石油大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9.11事件发生后，多名可能涉嫌对恐怖分子进行财务支持的沙特人被顺利放行得以离开美国，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所谓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是多么的苍白和缺乏说服力。既然美国要输出民主，那么全世界所剩无几的依然维持封建君主制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应是民主的头号传播国。事实恰恰相反，美国从来都不热衷在美国的这一势力范围输出民主，美国很致力于维持现状，具体说来就是维护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和美国国家利益。如果这一地区实施民主选举，很可能如同巴勒斯坦和伊朗的民主选举一样，反美的政党被选上，美国的势力范围被终结。这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一种结果。

[当年阿拉伯世界有苏联这么一个后台，美国只能扶持以色列在中东与苏联争霸。首先，中东是当今全世界最关键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其次，在美国，犹太人的影响力非常大，那么以色列自然就成了美国干预中东事务的最佳切入点和永久根据地，所以以色列是美国的“第51个州”。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不忌讳做投机倒把 而在早期传统的西方社会在宗教上视做生意是欺诈行为的 所以导致了犹太人在西方社会中大发其财，直至今日有很多的银行家、大富豪都是犹太人，在美国总统的竞选都是需要有很强大的财团对其进行经济的支持的，犹太人控制着大量的财富，历来是支助总统竞选的主要经济财团，反之总统当选后都要为支持其的大财团代言，所以犹太人在美国非常有势力，这也是美国在上世纪全力支持支援以色列建国的原因，也是如今偏袒以色列的原因，因为以色列的建立都是在美国的全力帮助下成立的。
以色列就是美国在中东的即得利益，美国不偏袒以色列那才叫奇怪了呢。以色列1948年建国，近60年来，美国一直是它最大的盟友。从杜鲁门支持以色列建国到现在，美国给以色列提供了上千亿美元的巨额援助。美国支持以色列，第一是为了在中东寻找一个最佳的支点，掌控中东这个全球战略重要位置，这是出于经济利益目的。第二个，是与美国犹太社团的活动有直接的关系。自从1654年犹太人开始定居美国到现在，美国犹太人总数已超过600万，由一个移民小群体成长为美国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一是提供政治捐款，影响政党集团。二是发挥舆论喉舌，进行亲以宣传。三是通过院外集团，游说政府官员。四是进入政界上层，维护犹太人权益。正是有了美国的支持，以色列这个弹丸之地才成了中东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团结的阿拉伯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团结的阿拉伯不利于美国浑水摸鱼。]

（3）既然阿以冲突是各类冲突中最严重的冲突，为什么那么多的阿拉伯国家没有团结一致，共同对以色列发起进攻？尤其是幅员广阔、石油产量世界第一的沙特阿拉伯从来没有牵头进行反以联盟，原因何在？除了美国和阿拉伯石油大亨结成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美国影响着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政治格局外，阿拉伯国家的多方位考虑是重要原因。

以色列虽然很小，却拥有中东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全民皆兵。如果要打一场全面的战争，阿拉伯国家就得面向西面战线。当双方展开决战，实力都被削弱的时候，东线什叶派穆斯林的伊朗可能乘机全面崛起，成为战后最大的赢家。伊朗不仅有扩张的文化和宗教动机，而且有扩张的实力。北线的土耳其虽然也是逊尼派穆斯林，但是大突厥时代的光荣历史和奥斯曼土耳其时代带来的英雄情结也让土耳其人难免在关键时刻蠢蠢欲动，可能借机向南部扩张。这两种可能性决不是臆测。今天土耳其已经是美国在这一地区重要的盟国，而且土耳其是伊斯兰国家中少有的和以色列关系火热的国家，这当中是否蕴藏着对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威胁，还不可知，但是阿拉伯国家普遍对土耳其有所防范，却是公开的秘密。1980年代的两伊战争也是阿拉伯国家竭力把祸水（萨达姆•侯赛因）往东引向波斯伊朗的一场残酷的战争，萨达姆本人也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位伟大的阿拉伯英雄，抗击波斯人的扩张。其他阿拉伯国家则坐山观虎斗，逍遥地看伊拉克和伊朗进行战争，颇有点像二战中英法将祸水纳粹德国引向东线进攻苏联，最终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故事。如同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一样（希特勒在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随即挥师西线，法国终于遭殃），萨达姆在两伊和平协定签署后随即南下进攻了科威特。

总之，阿拉伯国家鉴于历史教训害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生恐自己的老窝可能被崛起的伊朗人抄掉，也担心全面战争开启后也打开了另外一扇“魔鬼之门”，那就是复杂的民族、种族和宗教矛盾被点燃，许多民族借机掀起新独立浪潮，让整个中东和阿拉伯地区陷入历史性的大解体，那将是一场可怕的噩梦，是富裕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要竭力避免的。

阿拉伯国家这种集体心理早已被以色列人看穿，看穿弱点后以色列在中东危局中就可以放手地去以小搏大了。美国人更是懂得这其间的微妙和洞悉阿拉伯人的软肋，最好地利用了其间的矛盾。美国人俨然以阿拉伯人的保护者自居，因为美国可以有效地阻挠土耳其人的野心，而且美国的军事存在也遏制了伊朗人可能的扩张，美国还帮助富裕的海湾阿拉伯人铲除了大阿拉伯主义领袖萨达姆，让利雅得的石油大亨们松了一口气。美国人也暗中支持具有强烈分离倾向的库尔德人，只有美国才能有效约束库尔德人可能的冒进。正是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让美国人吃定了阿拉伯人，让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面对自己的同胞惨遭杀戮时，不敢或是无力去大声抗议，相反他们却无比依赖美国，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地区安全上。阿拉伯人的集体民族性格在这里显示出了极大的缺陷：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富裕了则沉湎于享乐，贫穷了则易采取极端行动，缺乏远大目标和雄心壮志，缺乏长远的理性行为和坚韧不拔的民族意志。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美国同时掌控敌对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俨然以地区仲裁者自居。

封神老沙

（4）以色列这次进攻黎巴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以色列、伊拉克和阿富汗是美国人在世界核心板块的三块“飞地”，之所以说他们是飞地，因为这三块地区并没有连成一片，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间隔着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约旦，伊拉克和阿富汗之间隔着伊朗。三块飞地中的两块是美国借反恐的名义硬抢来的，而且处在极大的不稳定状态中，只有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稳定的盟友，以色列的势力几乎可以等同是美国实力的自然延伸。自从六年前以色列主动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来，以军的震慑力在阿拉伯国家中有所下降，再加上以色列自从第五次中东战争以来已有20多年没有打过大仗，阿拉伯周边国家的极端穆斯林组织和游击队开始怀疑以色列的战斗力量。黎巴嫩真主党的主动攻击既是想为自己在阿拉伯世界中立威，也是要试探性地看看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和反映。以色列向来崇信“以牙还牙，以血洗血”，立即抓住了这个练兵和重新对阿拉伯国家建立震慑力和军事威望的机会。当然，这样的反映也是一种生存本能，如笔者前面所述，在“阿拉伯汪洋大海中”被包围的以色列不允许有失败，阿拉伯国家虽然一败再败，但依然有22个国家和三亿人口，依然有庞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和丰富的资源；以色列只要连败两三次就可能有亡国的危险。因而以色列人每战必胜、每战必狠的信念很强，不打则已，一打就要痛击对方。美国人也完全明白这个道理，每次都会全力支持自己的盟友，以全力保障以色列的生存和自己在中东最重要的一块飞地。

因此以色列这次的攻击不是要重新打大仗，而是在于试图重新建立黎巴嫩南部到本国的缓冲区，让真主党的威胁不是那么直接。更重要的是要再次树立以色列人面对阿拉伯人的军事和心理优势，让阿拉伯人不敢轻举妄动。因此，真主党的冒进给了以色列人一个树威的机会，惨痛的是：大量无辜平民遇难，千千万万的南黎巴嫩居民无家可归。

综上所述，美国在地球上最重要的棋盘上利用多种不同矛盾成为中东到中亚地区当之无愧的最成功的棋手。美国不仅直接掌控三块飞地，而且还有一系列相互处于竞争或敌对关系的重要盟友，包括海湾阿拉伯国家、约旦、土耳其、以色列和各国的分裂势力如库尔德人，大有囊括整个中东地区的架势。借助9.11以后的反恐战争，美国向高加索三国和中亚五国提出美运输机飞越领空、美飞机在不同机场加油和建立美军军事基地的要求，并已经在数国内建立军事基地。美军一到某国，就会尽力延长在此区域的停留时间而不愿意离开。不过美国的霸权也受到了一定的挑战，伊朗和叙利亚是本地区公开向美国叫板的国家，这两个国家也是防碍美国的三块飞地连在一起的国家，成为美国的眼中钉。

作者在中国崛起策二就提出这样的观点：得伊朗者得天下，因为伊朗是联系西亚、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核心枢纽国，是联系世界上最重要产油区、海湾和内湖的国家。实际上美国在反恐战后最重要的战略行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为伊朗做绞索。伊朗正西方的伊拉克、正东方的阿富汗被美军直接占领，伊朗西北边的土耳其是美国的铁杆盟国，正北的阿塞拜疆是美国势力全面渗透的国家，美国已经建立军事基地，伊朗隔波斯湾相望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是敌视伊朗的逊尼派伊斯兰国家。绞索在从各个方向向伊朗拉紧，伊朗的空前危局不可不察。事实上伊朗面临国际制裁也要发展核武器和伊朗领袖出格的表演很可能是伊朗在危局中一种强烈求生存的反应。

因此中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的策略性结盟事关整个欧亚大板块的格局。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多次强调欧亚大陆的地缘黑洞—中亚五国一样，作者准确地预见到了主要强权在地缘黑洞的争夺。但作者当时还没有想到伊朗的战略地位岌岌可危，因为这本书成书尚在9.11以前，那时候伊拉克和阿富汗尚未被美军直接占领。今天美国虽然在伊拉克陷入困境，但在战略上却处于大优的局面。当然，美国过于膨胀的自信和肆无忌惮对别国策动内部颜色革命终于引起中亚国家警惕，中亚数国逐步驱除了美国的势力，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跟美国彻底交恶，要求美国关闭其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基地。

我们今天应当设想这样一种局面，当美国真正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时，中国和俄罗斯可以军事技术援助的陆路通道就落在伊朗东北边的土库曼斯坦和东南边的巴基斯坦。可以说，这两国是中俄两国进入欧亚板块核心枢纽国的不二通道。当真正的对决时刻到来前，北京和莫斯科应该清晰地问道：这两国是否会对中俄两国开放他们的国境和边界？而且要考虑到中俄两国不直接与土库曼斯坦接界，中间还隔着其他的斯坦国家，这些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届时会开放他们的国家和边境吗？因为在这个利益当先的世界，盟国顶不住压力和利诱而转向不是不可能的。要始终记住国家与国家之间永远不变的定律：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我们真的应当未雨绸缪，早作准备，而且一切按照最坏的打算准备，以求得较好的结果。

当务之急是北京和莫斯科应当紧密合作，双方不存在内斗的空间（笔者将在下一篇策论中详细谈中俄结盟），双方应当继续巩固和扩大上海五国的合作空间，防止美国重新杀回中亚五国（这几乎是必然的）。中国应多利用经济杠杆，将中亚五国牢牢稳固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让大家结为真正的利益联盟和命运共同体。中俄的战略家和军事家应当就伊朗问题进行联合沙盘推演和联合军事演习，就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周密的准备，对一切可能的疏漏进行预先估算。

在中东，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还很弱，我们在自身增强对中东的关注和加强在中东的经济活动的同时，应当积极鼓励俄国在中东发挥更大的作用。中俄也应当在中东议题上相互靠拢，妥善协商，发挥俄罗斯世界政治大国和中国世界经济大国的互补优势，相互弥补实力不够全面的不足，共同在中东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中俄应当积极介入地区冲突，对突发事件、冲突和战争进行斡旋。当中俄联手，如果加上欧洲联盟的话，才能谈得上恢复中东地区的均势。

防止美国独霸欧亚大棋盘的大棋局依靠的是好棋手，这盘大局在21世纪初正徐徐地展开，中俄两大棋手准备好了吗？

封神老沙

中国崛起策八：合纵连横下的世界战略格局  

文章简介：本文从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格局引出了当今世界战略格局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构建的概念“丛林规则”、“文明规则”和“超国家规则”来描述当今世界政治的运行机制，并认为中国应当放弃民族扩张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思考模式，采取国家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作者还分析了世界基本战略格局并尝试勾勒出美国长远的战略意图和各大强权（欧、俄、中、日）在迈向世界强国征途中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合纵与连横是战国时代两位著名的策士苏秦和张仪根据当时的时局提出来的两套针锋相对的战略。这两位古代的战略家都是奇人鬼谷子的高徒，都分别从师傅那儿学来了各种奇门数术和政治策略，之后两人分别为不同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服务。

苏秦在当时的战国乱象中发现了一个核心的发展趋势，那就是秦国在各大战国的争战中进行了成功的变法，国力大大增强，并攻城掠池，占领了一系列战略要地如楚国的房陵、魏国的西部和韩国的宜阳铁山，甚至三夺赵国的晋阳。表面上看当时各大战国彼此打得热火朝天，实际上是各国互相有得有失，国“势”都没有增加，往往是夺去别国一块领土，又被其他国家趁火打劫，丢失一些领土，唯有秦国国势大增，占尽了各国的便宜。苏秦极其准确地洞悉了“秦国独大，诸国临危”的局势，利用自己优秀的表现能力和口才说服了当时主要六大战国，联合抗秦。因为当时六大战国中的五国燕、赵、魏、韩和楚国从秦国的角度来看分别从北到南呈纵向排列，唯有齐国和秦国被其他战国和一些小的诸侯国隔开，因此六国联合抗秦被称为合纵。

苏秦的同门张仪也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奇才，当他看到苏秦已经占尽先机，居然拿上了数大战国的相印，串联了六国合纵，于是张仪便投奔到剩下的一大战国—秦国，开始了他与苏秦的高智商竞争。张仪向当时的秦惠文王提出了一套策略，横向联合与秦国不接界的战国如齐国和燕国，向他们传扬“远交近攻”的理念，其中心含义是：这些跟秦国不接界的国家参加反秦联盟捞不到任何好处，反而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其他国家反秦而夺得的秦国土地，燕国和齐国因为不接界一点也得不到，损秦的结果是长韩、魏和赵，这些与秦国直接接界的国家将自然而然国势大增。张仪还看中了当时六大战国中的楚国贪图享受、害怕战争，因而心猿意马，于是他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略。总之，张仪与苏秦反其道而行之，采取横向联系部分战国的方式，晓之以厉害，动之以利益，目的在于打动部分战国的心，拆散合纵联盟，为秦国国家利益服务，他的整套战略被称为连横。

应该说中国古代的文化，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是一个宝库，不同的研究者和民众可以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合纵连横、远交近攻和大量丰富的外交、战略思想直到今天依然给我们无穷的启发和启迪。苏秦和张仪用今天的术语来形容可以说是超级战略家和外交家，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很热衷用他们的合纵连横和远交近攻等理论来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前的世界局势并不完全等同于2500年前的战国局势，尽管有一些平行的相似性，但我们必需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把古代优秀的战略思想和今天的世界局势结合起来。正如围棋的棋局一样：千古无同局。我们正应当分析一下今天的世界局势究竟是如何。

i　丛林规则、文明规则和超国家规则

分析当前世界局势时，我必须引入自己思考和构建的一些新概念，因为没有这些新的概念就很难谈清楚当前世界总体的战略格局。

从一般的现象学角度来观察当前国际局势中的运行机制会立即陷于许多困惑之中：一方面国际机构和国际法构筑的普遍规则的确在世界争端中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在某些时候被肆意践踏和损害，而侵犯国际法者也依然可以我行我素，比如以色列对南黎巴嫩的进攻。究竟是什么规则和机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作用呢？根据观察到的不同现象也有相应的不同的解释模式：新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倾向于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解释世界政治格局，因此认为国际形势不过就是国家利益的延伸和国家利益的总和，强国依旧是世界的主宰；新制度主义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新制度主义者强调由国际政府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一系列国际组织构建了一套世界文化，这套世界文化包含意识形态理念、制度和具体政策，比如人权观念、法制国家和民主制度等，它们影响着世界上各个国家，世界不再是强国的竞技场，每个国家都受到制度化的国际规范的影响和约束。

我在这里吸收了上述两种论述模式，并增加了一种模式。具体说来，笔者认为当前的世界有三种不同的机制和规则同时并存，同时在发挥着作用。它们分别是丛林规则、文明规则和超国家规则，又可以分别被称为前现代规则、现代规则和后现代规则。丛林规则，也就是前现代规则，指的是人类社会在进入现代文明之前人类各个历史时期通用的规则，具体说来就是一种“强者生存，弱者淘汰”和“大国决定小国命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机制，谁的拳头硬，谁就能更好的生存。大国不断征伐和兼并中等国家和小国，或者是以宗主国和保护国的形式出现，不会受到任何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制裁和约束。第二类规则是文明规则，也可以被称为现代规则，它主要指通过国际机构制定的国际法、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这些国际文明规则和国际惯例协调着国际关系和国与国的关系。这一过程始于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成立。真正在全球以世界政府形式出现的国际体系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是联合国的成立和联合国下属机构如国际法庭和人权组织的建立。国际机构、国际条约、国际法和多边国际协商调节机制让世界各国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约束，人类社会从总体上来说是向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第三类规则我称之为超国家规则，也可以被称为后现代规则，主要是指在某些超越国家的联盟中，比如说欧洲联盟，国与国的关系越来越受到超国家体的影响。欧洲国家让度出一部分主权给欧盟，同时许多国家摆脱了传统的国家观念、强国观念和边界观念。今天法国和德国的关系就基本脱离了传统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双方过去是世仇，历史上两国都极力削弱和打击对方，两国都有大国的雄心想统一欧洲。现在则实现了彻底的民族大和解，成为全天候的伙伴，也共同成为欧盟统合的发动机。另外，德国主动放弃了奥得河以东到但泽地区传统上属于德国、今天却属于波兰的部分领土，以达成德国和波兰永久的民族大和解，双方承诺让德波边界变成永久的和平边界。总之，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脱离传统的丛林规则，也逐步超越了二战以来的以国际机构为核心的现代文明规则，而深深地呈现出后现代的特征。

我们在观察当今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分析国际形式时，必须注意到上述三种机制和规则是同时运行的，这是我们常常对国际局势感到困惑和不解的根源。比如说海地危机、东帝汶的独立、卢旺达1994年发生的种族大屠杀、伊拉克1991年入侵科威特及苏丹达富尔地区的种族冲突，在这些事件中第二类规则，也就是现代文明规则在起作用或者是起主导性作用，因为国际社会和国际文明规则对这些事件起到了调节、约束和制裁的作用。联合国或者是组织维和部队，或是通过谴责决议案，或是采取斡旋和调节，以维护上述地区的和平和防止人道主义危机的爆发。而在另外的一些事件中，比如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当前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都体现了人类社会依然存在着第一类规则—丛林规则，大国或是超级大国支持下的小国可以完全无视国际法和国际文明基本规则，悍然以军事实力和暴力进攻、侵略并占领其他国家，而相应的世界文明体系软弱无力，无法对这种侵略行为作出反应，更谈不上阻止和制裁这样的侵略行为。在这样的事件中依然深刻体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特征，强者可以对弱者施加暴力和武力，而弱者既不具备自卫能力，也没有话语权，无法影响任何国际规则和国际条例的制定，成为国际社会的弱势群体，任凭超级大国的宰割。在第一和第二种规则运行的同时，在欧洲联盟内部的确已经迈向人类历史新阶段，欧盟国家已经完全告别了丛林规则，欧洲国家对相互间关系的思考已经超越了主权国家的观念，开始逐步进入到国家和平联盟、组织新兴国家体的阶段。我们无法拿第一类规则来解释欧洲国家的关系，也无法完全拿第二类规则，也就是二战以后的国家文明规则来解释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欧洲联盟的确是人类社会的理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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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许多国际事件和冲突并不是由单一的运行规则和机制所影响，在同一事件中往往是多种运行规则并存，比如说美国在9•11以后对阿富汗的侵略颠覆了塔利班神学士政权，这场战争就充分体现了文明规则和丛林规则的结合：一方面，塔利班神学士政权恢复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统治，并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禁止妇女念书，公然炸毁世界文化遗产—中亚的巴米扬大佛，并暗中与恐怖主义分子有牵连，早就被联合国制裁，成为国际文明社会的大敌。美国以9•11遭受恐怖主义的袭击为由，意图武力进攻阿富汗，颠覆塔利班，国际社会对这样的军事行动虽然有所保留，但却对美国遭受恐怖袭击有一定的同情，对塔利班的神权统治普遍存在着厌恶，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默许和支持了美国军事入侵阿富汗，在这里，现代文明规则在起部分作用，因为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对阿富汗的制裁早就让阿富汗的神学士政权成为孤家寡人，经济制裁更是让塔利班的实力疲弱，在美国的军事打击下无力反抗，因此国际文明规则的制裁和国际社会的默认间接却是强有力地支持了美国的军事行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阿富汗战争中丛林规则依然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场战争依然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军事侵略，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不得知塔利班的神学士政权是否真的如美国宣扬的那样参与了9•11的恐怖袭击，美国在证据非常微弱、而且是在没有联合国的直接授权下军事侵略阿富汗，就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的体现。只是塔利班政权不得人心，不仅不容于国际社会，就是许多阿富汗民众都对其非常反感，在这里现代文明规则的运用和介入给美国的军事侵略多多少少赋予了一定的合法性。两种机制和规则的综合让美国取得了最大的国家利益，既手执明火抢了一片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又利用文明规则没有让美国的侵略激起国际世界的强烈反弹，因为塔利班形象较差，甚至连当地居民都没有强烈反抗美国入侵，美国坐收了无比巨大的地缘战略利益。

美国在另外一场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则远没有阿富汗战争那么幸运，因为美国运用的是赤裸裸的丛林规则要吞掉伊拉克，美国当然也尝试过运用文明规则，想要说服国际社会，并通过联合国的授权和多边机制来消灭伊拉克，但因为不具有任何说服力和道德正当性，国际文明规则拒绝介入或是拒绝为美国的侵略提供道义资源，反而是世界各地的反战运动严重动摇和剥夺了美国军事侵略的合法性，导致美国只能单单运用丛林规则。其结果是美国得不到世界各国的声援和支持，相反得到的是谴责和抗议，美国自身也在伊拉克陷入泥潭，遭到当地人民持续不断地反抗，美国的道德感召力、吸引力和软实力遭到空前的损失，美国的国际威望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度下降。两场侵略战争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其关键在于阿富汗战争是丛林规则和文明规则的并用，而伊拉克战争中只有丛林规则和弱肉强食的逻辑，导致了国际社会普遍的质疑和反对，因而在世界公众的眼里美国入侵伊拉克完全是一场非法的战争。

我们在分析今天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战略形势时必须注意到丛林规则和文明规则是当今世界政治中主要运行的机制，我们必须正视这两种规则同时并存，不可偏废其中任何一种。如果我们只认定丛林规则，就极易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泥淖，中国就有可能全面整军备战，到处武装侵略别国或是收回历史上属于中国的土地，并把中国的经济实力全面投入到军事扩张中去。这是相当有害的，不仅将加强世界各国的“中国威胁论”的看法，引起其他大国结成针对中国的盟国，引起世界各国民众对中国的反感，从而严重损害中国的软实力和中国的道德感召力，进而损害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理想主义，片面地认为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世界各国已经进入和平文明时代，天下太平无事，中国也不需要和别国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和地缘战略的竞争。这样的理想主义错在只看到了第二类规则—文明规则，而忽视了世界总体上虽然是在向文明的方向演化进步，但弱肉强食依然广泛地存在于世界，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一个国家依然有可能被另外一个国家欺辱和侵略。

即使在最具国际威望的联合国内部和其它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机构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依然是丛林规则和文明规则在共同协调运作：一方面国际政府间的机构和组织制定了大量的规定、准则、条约和法律来协调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关系和以国际法的形式来解决各国的争端和冲突，与以前的人类社会相比，世界各国的关系出现了文明化的特征；另一方面，规则和条约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是由强权和强势国家影响下制定的，最为严重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就是美国势力的直接体现和延伸，尽管这两个组织是以世界国际组织的面貌出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更多的是由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制定的，尽管发展中国家包括不结盟国家和77国集团要求修改不合理的国际贸易条例的呼声越来越高，世界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会不断声援发展中国家的正义要求，但是建立合理公正的世界经济体系依然是长路漫漫，因为制定规则者是国际政治界和经济界的强者，没有他们的让步和妥协是很难想象贸易谈判会有什么大进步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制度的存在本身就说明强国依然主导着国际局势，当然，今天的大国和强国并不能完全为所欲为，也必须遵守一些最基本的国际文明准则，但是强国掌握话语权，制定规则，常常能通过政治、经济手段控制和影响小国的意志，这是不可否认的。

笔者的思考是：单纯地推行丛林法则和单纯地推行理想主义路线在当今国际社会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采取国家实用主义的路线，一切从国际社会的现实和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针对不同的议题和问题采取不同的规则或是综合运用几种不同的规则，以争取最大限度地谋取中国国家利益。

ii　当今世界的基本战略格局

当今世界在某些方面的确有些象2500年前中国的战国时期：乱象纷呈，矛盾众多，国与国之间的明争暗斗高潮迭起，民族矛盾、领土冲突、文明碰撞、恐怖主义、大国角逐、能源争夺、宗教争端、叛乱分裂等无数对复杂的矛盾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而高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络的普及、世界的e化和全球化的全面展开把人类社会带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我们很难在这种乱象和五彩纷呈的发展中分清究竟哪些是表象，哪些是本质，哪些发展才是最具有核心意义的。

回到这个题目上，我们应当怎么判断当今世界最基本的战略格局？什么是当今世界上最基本的战略矛盾？自从198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战略格局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柏林墙的倒塌，两德统一，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衰弱，欧盟的统合，北约的东扩，中国的崛起，印度的崛起……今天的世界格局的确大大不同于20年前。在这一系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大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主轴，那就是美国独霸世界，成为无可争议的经济、政治、文化、金融、高科技和军事超级大国。美国的强大在于其全面发展的综合国力，包括软实力和硬实力在内的整体国力。美国是一个非欧非亚的国家，却深刻介入欧亚大陆上的任何争端和冲突，无论是在欧洲的巴尔干地区，还是亚洲的高加索、中亚、东亚和东南亚，还是欧亚非三洲间的中东地区，美国的力量都深深地介入和投放到这些地区。美国还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许多传统的海权和陆权的欧洲国家结成牢不可破的军事盟国，美国还在亚洲有数个同盟国，其中日本是世界极的经济和科技强国，韩国和台湾也是美国的同盟成员，在东南亚，新加坡等国也是美国的准同盟国。

正如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兴起的超级大国一样，当大国间的势力均衡被彻底打破以后，超级大国必定会走向近一步扩张，谋求永久的霸权地位。美国的战略家看得更远更深，他们的视野不仅在全球范围内，甚至扩展到外太空和外层空间，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系统正是着眼于取得全面的霸权，不仅要求美国有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而且要剥夺其他主要大国和战略对手在受到第一次打击后的还手能力，美国的野心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苏联的解体虽然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覆灭，但由此带来的冷战的结束并没有让世界更加安全，相反，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摧枯拉朽般地消灭了一个中等国家和地区强权，这样的军事实力让整个世界笼罩在新世纪的阴影和寒意中。美国越来越像罗马帝国，不断地进行全球扩张，越来越远离其建国思想和立国精神，渐渐退化成一个超级的“军事产业复合体”，其全球干预和扩张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美国独霸的世界和一个各方面的均势被彻底打破的世界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世界，整个全球局势失去了基本的动态平衡，这更加间接鼓励了美国的帝国野心。美国国内的新保守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学者越来越多地用“帝国”一词和“美国治下的和平“来描述世界格局。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来讨论一下，美国的战略防范重点究竟是什么。

iii　竞猜：美国五角大楼的战略文件是什么内容

我们每年都可以读到美国国防部和五角大楼关于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和战略文件，这是公开的、放在桌面上的文章。我们设想五角大楼还有很多不能公开的、放在桌子底下的秘密文件，在这些文件中，美国国防部对未来的美国的战略目标作了清晰而又长远的规划。如果有这样一份文件的话，我们可以作一个有趣的猜测，美国对未来20年或50年的战略规划究竟是什么呢？美国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呢？

我想，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维持美国独一的超级霸主的地位并防止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任何一个可以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国家的出现，这一点应该是毫无异议的。美国人梦想的是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美国人也可以允许“一超多强”的格局存在，但绝对不允许有“多超（多个超级大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级格局的出现。那么在美国的长期战略重点上，美国人将以何种次序和优先顺序来处理全球有可能出现的对美国独霸地位的挑战呢？我认为美国人认定的战略次序和要处理的战略问题分别为a欧盟的统一和整合；b俄罗斯的重新崛起；c中国的崛起；d日本积极谋取独立的世界大国地位。笔者下面要分别来谈一谈这四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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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统一和整合

欧洲联盟的统一和整合将把25个不同的主权国家结成一个超级国家体。这些国家包含了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和传统的海权及陆权强国，这些国家也是当代全世界的各种现代理念、思想、主义、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策源地，欧洲甚至是美国立国精神的发源地。美国和欧洲的大西洋同盟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确保美国在欧洲主导地位的关键。欧盟25国如果能有效地组成一个超国家体，特别是考虑到德国、英国和法国分别是排名世界第三、第五和第六的经济强国，欧盟的总体国民生产总值将立即超过美国。如果欧盟追求的是成为独立于美国的世界一极的地位并致力建立独立的欧盟防务，再考虑到欧洲联盟的科技实力、文化实力和软实力，那么欧洲联盟将毫无争议的立即转变成为一个新兴超级大国，而且欧盟走向独立的世界一级地位将立即颠覆美国的全球唯一霸主的地位。美国依靠跨大西洋联盟和亚洲的盟国才能在亚欧两大洲立足，才能参与对世界核心板块中东到中亚地区的竞争。亚欧两边的盟友中，跨大西洋联盟是美国独霸世界最核心和最关键的联盟，欧洲走向独立的世界一极将使美国霸权的基础坍塌，美国的帝国大厦将随着欧盟的独立而失去最重要的柱石，其独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也将相应丧失。因此美国的战略日程表上第一要务是防止欧盟走向完全的统一和独立，特别是要阻止欧盟建立独立的防务和军队。

欧盟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第一：在二战后西欧国家依靠同美国的军事联盟和美国的军事保护来抵抗东部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欧洲人对美国的心理依赖很深，也对美国有一定的感情。冷战对抗最剧烈的阶段，肯尼迪总统的一句“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极大地鼓舞了西方国家阵营的士气。正是这种依赖和依恋之情，让欧洲人缺乏走向独立自主和自强的精神。即使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欧洲民众虽然对美国的反感大增，对美国的对抗情绪不断上涨，但反感是一回事，走向完全独立自主的欧洲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说现在的欧盟坚定地要求摆脱美国的控制并追求建立独立的欧盟军队，从而引起剧烈的美欧争执，欧洲国家的普遍民意是不会支持这种作法的。第二点原因是出于欧洲历史上对于沙皇俄国的排斥和防范，和对之后的共产主义苏联的极端恐惧，让今天的欧洲居民依然对俄罗斯怀着深深的戒心。欧盟和俄罗斯两大世界政治板块的直接接界更是让双方的关系存在很大的竞争和冲突的可能性。第三：欧洲历史上极为复杂的国家、民族、文化、宗教和种族的冲突，让欧盟国家即使在进入后现代时期依然存在很多不信任和相互间的猜忌。东欧国家在二战以后落入苏联手中，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让这些国家充满了历史的屈辱感。在1989年脱离苏联的控制，加入西方阵营后，东欧国家一边倒向美国，成为美国分化欧洲联盟最佳的棋子，以牵制其他独立意识较强的欧盟国家。英国则是美国天然的盟友，基本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阻挠着欧洲任何统一的进程，为欧盟的整合设置了许多障碍。德国和法国同为欧盟的发动机，但是由于德国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历史让欧洲许多国家对德国深具戒心。即使德国已经为二战的罪行进行了赔偿和道歉，即使欧洲各个国家已经达成了民族大和解，但是一旦德国牵头要推动欧洲联盟向更加独立的方向发展，就会引起部分欧洲国家的怀疑甚至反感，担心德国要重新走大国竞争的道路，担心德国新纳粹主义的复活。德国和法国的双领导也引起部分欧洲传统大国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不满，这些国家也想在欧盟统合中起到和德国法国同样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实力不足而难以做到，因此就对德法主导地位颇有微词。第四：欧盟的东扩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人少好办事，人多难办事，当欧盟的边界超过了原来固有的边界（西欧）后，由于经济和发展程度的不同，一个越来越大的欧盟整合起来就愈加困难。欧盟的问题在于，必须清晰的定义欧盟的边界应该到那里为止，如果无限制扩大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考虑到土耳其入盟的议题在欧洲国家不断发酵，欧盟整合的过程又蒙上了新的阴影。

欧盟以上的矛盾和问题让欧盟国家在短时期内很难真正整合成一个国家，而且由于美国传统的势力和干扰让欧洲国家的统一进程被大大地延缓，欧盟要成为世界上独立的一极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俄罗斯的重新崛起

笔者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崛起两个议题上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考虑，决定还是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放在第二个议题。苏联的解体让俄罗斯损失了近5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在前苏联的领土上新产生了近14个国家。许多战略要地，例如欧洲部分的乌克兰，亚洲的巴尔干—高加索地区，中亚五国，都是欧亚大棋盘上的核心地区，也都是从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俄罗斯的地缘损失是无比惨重的，其几个世纪巧取豪夺的土地都被迫一一吐了出来。俄罗斯的经济还在整个1990年代连续7年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急剧衰退了40％，其经济实力不仅跟美国不成正比，就是和日本、中国、欧盟诸大国相比都相差甚远。欧盟和北约的东扩，波罗的海三小国的独立，美国积极介入乌克兰的颜色革命，甚至想插手白俄罗斯的政局，车臣叛乱后西方国家的影子都让俄罗斯受到极大的刺激和侮辱，俄罗斯作为大国几乎是尊严扫地，其地缘形势受到空前的挑战。

但是俄罗斯1.8万多枚核弹头和超强的军事力量和太空力量，俄罗斯广袤的国土、幅员和资源，俄罗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都是俄罗斯成为世界大国的有利条件。在吸取了寡头资本主义和休克疗法的教训后，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已经逐渐步入正轨，俄罗斯向世界强国迈进的步伐越来越坚定。尽管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即使再高速增长20年都是有限的，（因为俄罗斯只有1.4亿人口而且人口呈下降趋势），但是一个中等经济实力的国家，加上世界一流的军事实力和丰沛的能源和资源却足以保障俄罗斯在未来世界格局中不可撼动的世界大国地位。俄罗斯在多级世界中必将是重要的一级。

俄罗斯的弱点是战略空间上的困局和经济实力的衰弱，国内的叛乱、民族冲突和人口结构发展趋势急剧恶化都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的重新崛起。但尽管如此，俄罗斯的复兴是不可被阻挡的。

中国的崛起

中国经济爆发性的增长和扩张让美国的霸主地位同样受到极大的威胁。中国连续2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国际经济界人士难以解释的一个经济奇迹。但是鉴于今天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和美国还存在着全方位的综合差距，美国较为重视的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特别是在15到20年后中国追赶美国将成为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时间在中国一边，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让我们每年的实力都在不断壮大，中国可以利用不断扩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来增强中国的军事投射力量、科技研发力量和政治影响力。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民族精神奋发向上和不甘落后等天然注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的诸多有利条件注定了中国不甘成为二等强国。中国的缺陷在于地缘战略困局、美国的围堵和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政治转轨。如果中国能解决好国内问题特别是渐进政治改革问题（笔者将开辟专文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对中国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和国内社会矛盾问题，那么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的上升。从长远观点来看，中国是最有可能超越美国的单一民族国家，这是中国的历史使命和21世纪必然的大趋势。中国追赶美国势将成为世界政治中的最强音，这一天正在随着中国迅猛的崛起和赶超加速到来。

日本谋求世界大国地位

日本人在二战中表现出来的可怕的极端民族主义精神和二战以后经济空前的成功让美国人对日本人怀有深深的担心和疑虑，美国人也是对日本人的独特民族精神研究最深刻的（见中国崛起策三）。美国人可以从德国全部撤军，但绝对会把数十万美军留在日本，美其名曰“保卫日本安全”，实际上为“监管日本的异动”。日本已有的庞大的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美国只要对日本松绑，日本可以立即转变为一个世界军事大国并进而谋求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日本右翼的愚蠢在于只看到中国的迅猛崛起和想到与中国争夺亚洲主导权，却不知真正阻挠日本成为世界一极的正是美国。

日本有成为世界大国和世界一极的现实力量，对美国的潜在威胁也很大。但日本是诸强中前景最为黯淡的。其原因有四。第一：日本二战失败交出侵占亚洲大陆和朝鲜半岛的领土后，日本就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国家。国土狭小就意味着战略纵深狭小，经不起大战的打击；资源贫乏就意味着非常依赖国外能源市场，国际市场的风吹草动都会反映到日本的市场；另外有限的人口也意味着有限的国际市场，日本非常依赖海外市场。第二：日本的战略局面是诸大国中最糟糕的，岛国四面环海，西面的中国、韩国和俄罗斯都跟日本交恶，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无险可依，只能依赖美国。日本在世界大棋盘上的棋势是“势孤”局面。第三：对美国的依赖和美军的占领让日本经济即使再强大都不能成为世界一极。因为成为世界一级的基本条件是独立的国格和国权，对世界的重大事件有独立的判断、评论和参与解决的能力，日本由于被剥夺了国权，没有完整的国格，只能成为超级大国的附庸和小跟班，这一条是防碍日本成为世界大国最根本的原因。第四：日本人口的下降和老化是工业化国家中最快的，如果没有持续有计划的外国移民的话，日本的人口将从现在的1亿3000万下降到2050年的9000万，而那时工作人口只有5000万，届时日本的人口结构将是非常严峻的，因为严重老化的人口让社会的前进失去朝气和动力，科学研发也将大大受到影响，整体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将随着人口的减少而相应地萎缩。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未雨绸缪、每年进行计划性的吸收外国年轻移民不同的是，日本出于自身的民族优越感依然排斥外来年轻移民，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日本政府不改弦更张采取合理的移民政策的话，日本急剧下降和老化的人口结构必将对其社会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总之，当今世界局势在某些方面是有些类似中国战国时期的局面：美国独大，其独霸世界的野心日益明显，而当今世界的其他强国如欧（德法）、俄、中、日和正在崛起的印度也正好类似战国时期的六国，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但是，这些国家单独都无法抗衡美国的霸权，那么他们将如何进行合纵连横呢？中国将进行怎样的联盟和结盟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以便为中国崛起的大局创造有利的条件呢？笔者将在下一策里推出“中国大战略—欧俄策”来讨论上述问题。

封神老沙

中国崛起策九：新思维下的中国大战略

本文简介：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大战略不应该受意识形态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干扰，我们应当清楚判断出当前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具体策略是（1）思维创新，建立“议题式联盟”；（2）强俄，中俄在一系列区域问题上结盟；（3）强法，中法俄在全球议题上结盟；（4）改善中日关系应是当务之急，如不成功，则当强韩。这其中，中俄结盟是生存基础，中法俄结盟是开创国际政治经济新局的关键，中韩间的关系则是补充。

承接上一篇文章作者将在本文中尝试着提出一些新思维并提出中国的大战略。

i　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应当“去意识形态化”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应当为当前的国家利益服务，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意识形态不应干扰和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和长远战略的设定。

这一点上美国人堪称是典范，做得最好。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国内兴起了对如何处置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讨论，许多美国人希望永久削弱这两个富有军国主义传统、侵略成性的国家，美国士兵也质疑如何在德国分辨“谁是纳粹以及谁不是纳粹”。总之在一个国家战胜另外一个国家之际，战胜国通常的想法是彻底削弱对方，让对方的经济产出能力和国民的精神意志受到毁灭性地打击而无恢复能力。鉴于美国与纳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代表了自由民主和法西斯的殊死斗争，如果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严厉惩罚德国和日本几乎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后来历史的发展让人瞠目结舌，美国击败两个国家后立即对两个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美国不仅实施马歇尔计划向两个战败国大量输血，而且还通过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了美元不可以对马克和日元贬值，相反德日两国却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对美国的出口。之后爆发的韩战更是为德日两国送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两国利用战争所需要大量军需品之际，扩大了生产线和生产能力，这把两国送上了经济大国的道路。

美国这种在哪里击败某国就立即在那里进行建设的思路是极为高明和具有前瞻性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这需要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克服其固有的报复心和复仇意识，冷静下来从长远的观点来为国家战略利益服务。美国手中的两个战败国成为美国在世界大棋盘上两个绝佳的棋子，美国重建德日两国并扶植两国对美国而言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1）美国担心，德国日本的战败和被削弱会导致亚欧两大洲失去均势，法国和中国会成为亚欧两大洲的新强权。美国的全球战略里不希望有任何一国成为该地区的霸权国家，因此极力反对削弱德日，甚至要增强德日的经济实力来制约法国和中国的独大。（2）重新让德日两国经济强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要用德国来制约共产苏联的扩张并利用日本来制约红色中国。德日两国因为成为反共的前沿阵地国家而立即由战前的敌国转变成战后的同盟国。（3）德日经济的发展为美国的产品提供了重要的出口市场，之后德日两国经济上追赶美国，也为美国的产业升级和更新提供了重要的契机。（4）德日两国的经济奇迹起了一个“橱窗展示”的重要作用，紧邻西德的民主德国和其他东欧共产国家在西德的经济奇迹下黯然失色，许多东德公民冒死流亡到西德严重损害了东部阵营的稳定性，西德在后来的苏联和东欧阵营的解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的经济奇迹也间接刺激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让中国告别了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向西方靠拢。（5）富裕的德日两国成为美国重要的财政来源，美国在进行战争、财政匮乏时，德日两国总是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援助。

总之，美国没有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简单的民族复仇主义，而是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政策，在其全球大战略下进行了对德日的支持和改造，谋取了最大的国家利益。

另外一个很好的在外交和国家战略中采取实用主义立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是和苏联领导下的东部阵营结盟，1972年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的会晤事实上标志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结盟。当时我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举国上下都处在狂热的意识形态革命中，任何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和“西方”的东西都被彻底禁止，更谈不上与西方世界发生任何联系了。就在这样一个泛意识形态化的时期，就在中国和美国事实上还处于越南战争交战状态中，毛主席通过他的大战略创造了中国外交战线和国家总体战略的全新局面。当时无论是左派国家和左派力量，还是右派国家和右派力量，都没有能预见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和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这两个互为敌手长达20多年的国家能够戏剧性地改善双边关系。中美乒乓球外交突破更是让世人耳目一新，双方事实上结成了针对苏联的准结盟关系。中国迅速摆脱了孤立的外交局面，和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西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走向世界的大戏从那以后就徐徐拉开了序幕，一直到邓小平上台推动改革开放的国策。可以说，毛泽东和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富有远见，没有让当时国内的意识形态狂潮来干涉我国的外交战线，是中国能迅速转向采取新兴国家大战略的重要原因。1978年中国和日本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是倍受当时的政治观察家和评论家关注的一件大事。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两个互相为仇敌的国家，居然能够实现和解走向和平结盟的新局面，这确实是中日两国具有远见的领导人的壮举。特别是考虑到二战才仅仅结束30多年，许多痛苦的历史记忆依然清晰，那个时代的中国领导人能够超越历史，开创新局，真的是高瞻远瞩，富有远见。当时西方媒体对中日缔约的报道多是用“难以置信”来描述，有的媒体甚至用“黄黄结盟”（黄种人和黄种人的结盟）来报道。通过中美和中日的准结盟关系世界政治版图和战略版图被重新划定，各大列强之间重新洗牌，国际政治的全新局面诞生了：中国被包围的困局被彻底打破，在全球处于战略攻势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反而处于被包围的战略局面，美国和中国加上西欧和日本对苏联事实上构成了强大的战略包围事态，苏联感受到了空前的战略和地缘危机，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美国由于经历韩战的平局和越战的惨败处于战略守势，通过与中国的准结盟关系得到一定缓和和恢复，重新处于有利的国际战略局面。这从当时苏联国内的反映也能得到印证，苏联的媒体塔斯社强烈批评和攻击中日缔约是针对苏联而来、是不可饶恕的反苏阴谋，苏联官方的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地攻击中国，并刊登了大量的漫画来讽刺中日结盟，认为两大黄种人民族配合美帝来疯狂反苏。按照毛主席的观点，敌人反对的正是我们要赞成的。敌人害怕的正是我们要作的。苏联当时歇斯底里地攻击正反映了苏联强烈的不安和恐惧，中日改善关系戳到了苏联帝国的痛处。

话又说回来，如果当时毛坚持“共产主义永远不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教条主义路线的话，邓如果坚持“日本侵略过中国，中日永远是世仇”的民族主义观点的话，中国是不可能打开外交战线的新局面，是不可能建立前瞻性的战略大格局的，也许中国今天还处于四面为敌、被全面战略包围的局面，那我们也就谈不上实施改革开放的国策和经历今天中国和平崛起的新局面了。历史的经验和中外的范例告诉我们，要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一定要把国家大战略的建构、外交方略的制定和意识形态脱钩。我们不能让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想以及其他任何意识形态来干扰国家战略，否则其结局是国家长远利益被损害。我们的一切方针和政策应当从国家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中国国家总体战略应当拒绝少数极端主义思想的绑架，其目的在于维护绝大多数国民的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具体说来，在今天世界上“一超多强”，美国越来越退化成“军事产业复合体”的局面下，中国不应当排除跟任何一个国家结盟（除了美国以外），不应该预设任何立场和先决条件。国家利益，只有国家利益才是我们最大的政治。特别是中日关系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中日两国既然在1978年，在那个离二战结束不远的年代能够缔结和约，共释前嫌，开创中日关系的新局面，就没有任何理由在二战结束后近60年的时间依然被过去的历史所绑架。我们如果总是沉浸在过去的历史和痛苦的回忆中的话，那我们就不能拥有更美好的明天。当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日本政府，特别是小泉个人的性格和行为特征，要负主要的责任。当日本领导人一次一次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时，就一次一次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挑动了中日两国最敏感的神经。更为复杂的是，美国一步步把日本绑上美日同盟的战车，日本国内日益右倾化让中日改善关系越发困难。的确，有许多因素我们无法完全主导，我们无法直接把日本从美日同盟的战线拉回来，但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作为让日美同盟更加稳固还是更加松动？我们的行为和行动是有利于争取广大的日本民众还是在把越来越多的普通日本人推向右翼阵线？我们是否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以争取日本人民？我们是否能够把民间反日的口号改为“反对日本右翼或者是反对日本极右的军国主义分子”？我们是否给予了日本国内许多左翼进步人士、因反对右翼势力而遭受生命威胁的进步日本人士和日本友华团体以足够的道义上的支持？我们是否意识到了我国民间的反日狂潮和激烈的反日标语事实上损害了中日两国人民的观感并间接支持了日本的极右翼势力？我们是否意识到狭隘的民族主义让包括左翼在内的日本进本人士也感受到了“中国威胁论”？

中日关系只是中国建立大战略的重要一环，关键的是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让我国的外交和国家战略回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

ii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实际上朋友和敌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断变化的。中共的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都以铁的事实证明了，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不是永恒的，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也就是朋友可能变成敌人，敌人也有可能变成朋友。这里就是一个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问题。如果中共不能正确判断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成功，如果新中国成立后历届中国政府不能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进行科学的判断“什么是主要矛盾”，那么中国就不能摆脱同时被两个超级大国包围和敌视的困局，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1972年中美乒乓球外交正是基于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判断：苏联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苏联也是那个时候中国最大的战略威胁。苏联在漫长的中苏边界上陈兵百万，并扬言随时会进攻中国，还狂妄的宣称苏军的坦克集团军可以在三天之内通过平坦的东北平原攻到北京城下。苏联领导人也多次扬言要对中国实用大当量的原子弹攻击。中国政府完全把苏联的这种军事威胁和战略威胁看成是真实而又巨大的威胁。当主要矛盾一旦确立，其它矛盾就成为次要矛盾，中国就可以和宿敌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联盟。同样，当时美国的战略判断也认为苏联的共产帝国主义扩张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矛盾，是对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而同样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因为脱离了苏联和东欧的体系并与苏联彻底交恶而成为美国极力拉拢的对象，这也是基于美国人对全球战略局势的基本判断。当主要敌人确立了，次要敌人就不再那么面目可憎、而变得温情脉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