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转贴】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连载）--卢菁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封神老沙

3. 挺进纽约华尔街

　　如果说奔赴纽约华尔街是战略上的必然事件，最后落户到了纽约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则纯属战术上的偶然。

　　找工作的途径主要有三：看广告寄简历，找猎头公司，朋友引荐。根据统计数据，这其中以第一种方式的成功率最低，基本上是石沉大海。试想，一个招聘广告，会吸引成百上千个应征者，要想在这浩瀚的人堆里脱颖而出，岂不是大海捞针，茫茫无期？而第三种方式的命中率最高，因为如果有内应的话，公司对征召人员就多了一份信任，也免去征召应聘过程中令人头疼的繁文缛节。所以，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奖金激励制度，凡为公司找到一个需要的人才，奖金一千或两千美元不等。我当时认识的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不多，对华尔街的工作运行方式也不甚了解，所以，起初依赖的主要是猎头公司(head-hunter)。像我申请的这种专业技术性强的工作，公司一般都指派猎头公司帮助物色。当然，猎头公司的报酬也不菲，一般为所雇员工几个月的收入。所以，猎头公司也相当积极卖命，力促般配成交。

　　待我金融知识的佛脚抱得差不多了，心中有了点底气，便开始小试身手，斗胆地向华尔街挺进，同公司进行面谈，万里长征总得迈出第一步。这也是个学习摸索过程，看看自己迈向金融市场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得到什么样的评价，是否会惨败而归，落荒而逃，从此一蹶不振？

　　起初自然是碰壁连连。因为我有思想准备，对自己也没有过高期望，所以碰壁乃兵家常事，泰然处之，说一句whatever！(管它呢)。当然，失败是成功之母，关键在于总结教训，积累经验，不犯同样的错误，然后重整旗鼓，再接再厉。

　　归纳起来，我当时有几大弱势，最为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实际工作的经验。华尔街的公司大都势利实用，雇了员工就要马上上手出活，分秒不耽误。而我尽管有自以为是的理论功底、计量工具，别人看我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当了教授，肯定觉得我脑子还听使唤。但我对具体产品的定价营销、市场规范等一无所知，不可能马上上手操作。一个公司若雇了我，还得花时间、精力、人力、物力对我进行培训，让我熟悉一段时间。用他们的话来说，我有一个steep learning curve(很陡的学习曲线)，要从零状态突飞猛进到专家熟手状态，这对公司来说是一个冒风险的举动，他们情愿保守一点，雇个已经在市场上跌爬滚打过的员工。记得当时同一家大银行的住房抵押债券部门面谈，感觉还不错，几轮都谈下来了，但最后他们还是选了一个已经在这方面干过几年，从其他银行跳槽来的候选人。

　　我没有实际经验，这是事实，但每个人都有这个从无到有的突破，都要这么走过来的。那么多零的突破，说明了总会有公司愿意招募新人，培养新手，愿意放长线钓大鱼，把希望寄托在新秀的总体贡献上，我只不过是要找到这种公司、这种部门而已。同时，我也对自己有所要求，多对市场做些了解，来弥补缺陷。

　　另外一些弱势包括我来自加拿大，而非美国本土毕业的学者。美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严重，自我唯上，容易将加拿大的人物、事物边缘化，不屑一顾。其实，加拿大几所品牌大学的教育还是非常严谨苛刻的，它们总在用美国一流学校的尺度衡量自己，向高标准、严要求看齐，也比较注重对学生关心培养。我一直庆幸自己在加拿大的九年，恶补了很多知识，增强了能力，树立起在北美这个社会里生存和发展的信心。我所在的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当时在全世界排名十四位，对学生要求甚严，尤其是在数量统计方面，上课全用数字符号论述，很少文字表达，不习惯的像是在听天方夜谭。我经常说，这个经济学学位，不亚于物理学学位，啃下来不容易。更何况，它还提供全额奖学金呢！难以想象，如果我在美国，是否会有如此扎扎实实的长进，是否会在五年时间里迅速完成硕士博士学业，是否会轻易在大城市找到工作。不管怎样，现在别人的偏见歧视，一时半会儿很难改变。我只有以后在工作上显示自己的实力，才能让别人刮目相看。

　　在寻找工作和同别人的交谈中，也要学会知己知彼，有的放矢。我得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比如，我知道自己不能做衍生证券的模型师，那些工作需要极度深奥的数学微分积分方程知识，一般都是数学、物理博士的拿手好戏，他们看微分积分方程符号，就像看文字一般从容自如。而我从未受过这方面的系统训练，现在即便是提着灯笼，都赶不上。能读懂数字符号，了解个所以然和之所以然，已经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根本无从谈起对模型进行修改、建树和创新了。

　　另外，我也不喜欢做需要花大量时间编写模型程序的工作。这类工作，在各种数理模型盛行的华尔街，有着大量的需求，需要专业人士将模型做具体实施运用。但向这类工作方向发展，基本上意味着自己还要去学习新的程序语言，而这通常又是计算机专业人才的长项。我可以去学一点语言，看懂程序，但不喜欢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编写语言程序上，觉得不够金融。同时，我也不愿意去银行再当个经济学家，来回讨论一些宏观经济变量。

　　我可以而且喜欢做的事情还是蛮多的。除了上述的住房抵押债券，我对风险管理很感兴趣，包括市场风险管理和信用风险管理。这些方面，需要很多市场知识和统计学技能，把各种产品进行归纳总结、量化分析。我对基金管理也很感兴趣，它对经济学理论和统计学知识有很高要求，我会学有所用。基金管理是属于前台业务部门，亏损盈利，立竿见影，应该会比较兴奋刺激。我并且认定基金管理，包括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养老基金，基金的基金，或其他五花八门的名称，将是金融业里发展最快的行当。因为它类似金融产业内部的中介机构，虽然不参与金融产品的研发定制，但随着金融产品的丰富发展，它将起着重要的分门别类、量体裁衣、专款专用等促进资金最合理分配的中介作用。

　　另一方面，公司对学校出来的学究也还是有不少成见的：其一，认为他们不谙人间事理，清高孤傲，乐于批判，而不善于团结上下级和同事；其二，认为他们只注重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追求理论模型上的完美精致，而不顾实际操作运用的可行性、短平快等。

　　这种成见不是丝毫没有根据的，因为学校的环境和要求与公司的氛围大不相同。学校里是一个扁平型组织结构(flat organization structure)，没有那么多头头脑脑，上上下下，每个教授就像是自我雇佣(self-employed)，专心致志做好自己一摊事，系里事务由一大堆委员会统筹规划，系主任也主要是充当召集人、协调员的角色，而非握有生杀大权的老板。所以，当教授的人际关系颇为简单，只要做好学问教好学生便可，脑子里不需要紧绷一根处理好上级下级、老板同事关系的弦。相反，教授的脑子里老得要紧绷一根批判的弦，反问诘问别人的说法、做法，这样，自己的文章理论才能标新立异，才能有发表的可能。这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若习惯成自然带到公司来的话，便会成为眼中钉、肉中刺，众矢之的。

　　公司是一个层级型组织结构(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上下等级，壁垒森严。上级有他的指令，下级有他的服从。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强调团队协调配合精神。所以，批判指责型作风，不利于团结，反而会众叛亲离，欲速则不达。自然，公司有强烈的务实性，做的东西不求精致完美，但求成效快、回报大。所以，学究在公司的氛围里，会遭受文化冲击，需要及时妥协调整，以适合新形式、新环境的要求。

　　至于说我是女性，是亚裔，这是否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我的就业机会呢？我没有亲身感受到对女性、对亚裔的歧视。现在美国人学乖了，在种族平等、女权运动的社会呼声和法律纠纷上，他们最起码在公开场合上表现得politically correct(政治上正确)，言谈举止做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但我倒是当面听说了他们对加拿大人的歧视，瞧不起加拿大的毕业生。不管怎样，偏见和歧视总是显性、隐性地存在，不可否认。重要的是不要让它过多妨碍你的工作和生活。我是凭本事吃饭，自信有能力把工作做好。别人也是看了我的履历才同我交谈，谈的也是工作上的事。在华尔街工作的亚裔女性不乏其数，说明她们总还能破除偏见，争得一席之地。

　　按照华尔街过来人的说法，凭我的履历，在华尔街找到工作只是迟早的事。有不如我条件的，也照样得到容纳。华尔街的金融人才市场浩瀚深广，聚集了全世界的主要金融机构，聚集了金融界的所有部门。各行各业错落有致，适合各类人才各种背景。男女老少、黑白黄棕，只要你有点才能，华尔街便能有你用武之地，你便能找到niche(合适位置)。所以，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华尔街是智力的竞技场，才能的演绎厅，只要有才能，便能找到买家，受到青睐。而在工作中已经崭露头角的，则更是趋之若鹜，希望得到更高的提升。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各种各样背景的都有，我属于科班出身，其他的专业更是五花八门。公司有时候干脆就把面谈变成智力测验了，看看你的脑袋瓜子是否聪颖敏捷，而不只是在乎你的学历学位。

　　经历过几次挫折，开始知道自己的长处短项，认识的纽约朋友逐渐多起来，学会了怎样同面谈者对答如流，接下来的路似乎越走越宽，机会也越来越多。到了1997年底，一位朋友推荐我去美联储的纽约联储面谈的时候，我感觉已是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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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聘纽约联储

　　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是美国的中央银行，执行着维护美国经济的三大重要职能。除了举世瞩目、叱咤风云的货币利率调节政策外，同样重要却不如货币政策那般光彩耀人的，是它监督管理银行的经营运作和提供维持金融机构间支付清算的两大职能。

　　美联储除了总部(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设在华盛顿外，在全国划分成12个储备区，每区设立一个联邦储备银行(the federal reserve bank)。每家区域性储备银行都是一个法人机构，拥有自己的董事会，独立性非常强，称自己为独立的银行，而非美联储分行或分部。除了12个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外，全国还设有25个分行(branches)，属这些区域性储备银行管辖。这样就组成了整个联邦储备系统，由坐落在华盛顿的总部总体协调管理。总部最重要的职责是操作国家的货币和信贷，以维持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而其他两项职能-- 银行监管和支付清算-- 则下放到各个储备区，由它们独立管理操作(附录a有关美联储的八大认识误点详细介绍了美联储的功能和职责)。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简称纽约联储)是美联储系统中最重要的、最有影响力的储备银行。它负责第二个储备区，管辖纽约市及周边地区的大中型商业银行、银行(金融)控股公司、外国银行分行和办事处。它坐落在曼哈顿下城(downtown)金融区，同纽约证券交易所、华尔街仅百步之遥；世界金融中心建筑群、世界贸易中心建筑群也都在10分钟步行之内；摩根、大通、高盛财团、德意志财团、纽约商品交易所等大楼也都云集左右；俨然身处金融活动中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纽约另一大金融聚集点为曼哈顿中城(midtown)，那里有花旗集团总部、大通银行总部、雷曼兄弟投资公司，瑞士、英国、法国、日本等的几家大银行。但因为中城也是纽约的文化艺术中心、新闻媒体、百老汇、博物馆、领馆、餐馆密集的地方，所以凸显不出金融的唯我独尊。

　　在执行美联储的三大职能上，纽约联储向来起着无与伦比、马首是瞻的桥头堡作用。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利率的上调下降，必须要通过纽约联储买卖政府债券来得以具体操纵落实；财政部发行国债，也必须要通过纽约联储上传下达，最后行销世界各地；纽约联储所承担的交易清算额每天为1.1万亿美元，占整个联储系统每天1.8万亿美元的60％以上；证券交易清算额每天为1.2万亿美元，超过整个联储系统每天1.3万亿美元的90％。这说明了纽约联储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纽约联储及美联储带来可观收益。

　　在银行监管的政策和操作上，纽约联储更是具有无上的发言权和权威性，这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可分割。小小的曼哈顿岛上，聚集着成百上千家国内外、大中小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囊括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产品、人才，气象万千，日新月异。在这里监管银行，自然而然有其信息的制高点；通过曼哈顿，掌握第一手资料，全面了解整个银行业的运作模式。除此之外，银行业对监管方针政策提出的挑战，大都从这里开始；要建立规范，树立标准，也基本上从这里开始着手调研。难怪纽约联储当之无愧地成为总部及其他联储银行和监管机构经常取经烧香的大雄宝殿。纽约联储的总裁，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 12名有资格投票的常任会员之一。纽约联储的前任总裁william mcdonough还兼任国际清算银行的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国际结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位于瑞士巴塞尔，充当着国家间中央银行的职责，在制定国际间统一的银行监管政策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纽约联储的其他银行监管头目，都多多少少在bis担任要职(有关bis的政策、组织、协定，下一章有详细介绍)。

　　有趣的是，纽约联储也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存库。在它主楼的地下室，大约五个楼层之下，储存有价值900亿美元的金砖，这些金砖并非美国政府或机构所有(美国政府的金砖藏匿于美国内地的肯塔基州)，而从属于外国政府、中央银行，或其他组织机构。纽约联储只是为这些金砖提供无偿托管。这些金砖绝大部分是二战时从欧洲运来的，为了躲避战乱，而到美国这个西线无战事的世外桃源寻找栖身之地。纽约联储的这个黄金储存库对外开放，大众可以免费进入参观。好莱坞电影die hard 3讲的就是一帮匪徒跑到纽约来抢劫这个金库的故事。

　　除了这个黄金库，纽约联储还有一个系统的博物馆，可供游客免费参观，或者作为学生研究课题的资料来源。陈列介绍的资料包括：美联储系统的历史和概要、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的实施、信贷的乘数效应、美联储的三大职责等。博物馆内有架计算机终端，可以用来模拟在不同经济情况下，美联储主席如何决定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推动经济增长。还有一个图表，说明经济活动和金融活动如何在家庭、企业、政府和国外机构之间周转。有一排透明的玻璃展柜，并排陈列真假美钞，教人辨认。还有一个硕大的骆驼标本站在那里，起初会让人觉得很突兀，原来它与美联储对商业银行的评级有关，评级的缩写为camels，意即骆驼(第五章会详细介绍这方面内容)。参观者还可以拿到一个纪念品，是美联储用碾碎的旧美钞做成的镇纸。当然，还有形形色色的纪念品可供购买。

　　我去面谈的是纽约联储银行监管部(bank supervision department)，共两三百号人，负责对第二储备区内银行的监督和管理，外加分析研究、政策制定等。

　　当时的银行监管部有五大分部：其中四大分部各自负责一组银行，大、中、小搭配，从事常规的银行检查工作；另一大分部称为咨询和技术服务部(advisory and technical services，ats)，百号人不到，由在华尔街声名卓著的christine cumming领导。ats主要由一些特别行动小组组成，为银行监管的大部队提供专业性强的检查服务。比如，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银行y2k(2000年)的转型工作。当1999年向2000年过渡的时候，商业银行的一些陈旧的计算机系统有可能在数字进位的时候出错，将1999向2000的过渡算成是99向00的过渡，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和损失。除此之外，ats还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检查银行落实反洗钱的状况，还有一个小组专门检查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ats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十几人大组-- 银行分析组(bank analysis)，专门从事银行监管政策的调研和制定，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联系密切。随着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起草、修改、反复审议，该小组也显示出其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纽约联储银行监管部的组织结构和变迁，第六章有详细陈述)。

　　具体说来，约我面谈的是ats手下的风险评估组(risk assessment unit)，专门从事对银行的风险管理进行评估和审查，主要是针对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管理中涉及数量模型的部分。

　　华尔街金融产品日新月异。新潮产品，诸如衍生证券和资产证券化产品，都多多少少涉及数理知识， 有时甚至相当深奥。与之相伴，针对这种产品的风险管理也数理化、统计化，依赖模型来模拟实际情况。风险管理模型已成为银行风险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各个小组、部门，甚至整个机构，都设有各种风险指标，并通过这些指标来进行风险评估、监控，来决定风险管理的深度、广度。作为银行监管机构的纽约联储，自然也要审时度势，顺应潮流，配置相应的监管人员，对银行模型的合理性，及围绕着模型所进行的一系列政策和程序，进行有效的审核和检查。

　　风险评估组聚集了纽约联储银行监管队伍中对新潮产品比较熟悉，数理统计知识比较扎实的检查员。他们喜欢称自己为特别行动队(squad)，以表明自己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以及对时代新潮流的领悟。尽管如此，特动队的成员，大部分还是经济、管理或政策研究硕士毕业，其数理统计功底与实际工作需要依然差一截。要知道，被管辖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型都是由数理统计博士发展演绎出来的，要能同他们平等对话，看懂他们的写作，非得在这专业方面多跌爬滚打几年不可。ats也意识到有这一断层，在必要的时候，就向纽约联储的研究部门(research department)借人借时间，冠之以这是研究部门对银行监管部的客户服务。

　　纽约联储的研究部集聚了三四十名美国头牌名校毕业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各行各业，人才济济。其中有几位能文能武、既懂金融又懂数理的骁勇战将，便成为银行监管的掌上明珠，经常被借调来参加各种活动。但这些研究员同时又要承担繁重的学术研究和发表文章的任务，在已经疲于奔命的情况下，不可能一心一意地为监管部门服务。针对这种情况，ats开始绕过传统的招收大学本科、硕士毕业生的模式，除了明里暗里鼓动研究部门的经济学家另辟新就，跳槽到监管部门外，还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商业界学术界，广开门路，物色有坚实数量背景的人才，物色业界通称的quants(定量分析师)。

　　我的简历，就在这种背景情况下，被递到了他们面前。万事俱备，只欠面谈。接下来的事情便出奇地简单。风险评估组的主管kevin安排我进行第一轮面谈，主要是向我介绍纽约联储、银行监管、ats和风险评估组的工作性质和内容。问问我的职业意向，是否对银行监管感兴趣，是否对风险管理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会说yes，我很感兴趣。的确，我很感兴趣。我是一张白纸，需要填空，而风险管理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向往的起跑点，兴许以后可以画出一幅美妙的事业画卷。尽管我对金融产品还不那么了解，对市场运作懵懵懂懂，但对风险管理的概念还是深刻领悟的，知道风险管理的目标原则，模型的假设算法等。再则，美联储很神秘、很独特，令人无限向往，望而生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何不去经历经历，见识见识！

　　kevin在纽约联储已有多年经历，三十多岁，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他是典型的美联储系统培养出来的银行监管人员：从本科直接招收进了美联储系统，再经过几年联储的系统培训，取得银行监管的认证，然后扶摇直上，当上了风险评估组的主管，手下有四五个精兵强将。他看上去是那种实在牢靠的管理者形象，上通下达，满口银行监管人员的术语。在北美，上下左右称呼一般都直呼其名，简便易行。纽约联储的上上下下，都称总裁william mcdonough为bill(william的简称为bill)。我也早就入乡随俗，习惯这种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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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面谈中，kevin说的话比我说的要多，据说这就是面谈容易程度的风向标。一般公司面谈，都是考核性质的，考官问问题，应征者回答。不能说多了，免得留下碎嘴的嫌疑；不能说少了，闷棍不利于同事间交流合作；更不能说错了，被抓住辫子。一般公司面谈，本着假设你有罪，而你要证明自己无辜的原则(presumed guilty，until proved innocent)，都要派上几拨人员对应征者狂轰滥炸，看他如何招架，只要你露出蛛丝马迹，便前功尽弃。而只有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知道如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者，才能最后脱颖而出。所以，kevin说的比我要多，说明他不是在考我，而只是想了解我，有个沟通。

　　接下来，kevin安排我去见研究部的一个经济学家，是属于上面提到过的那种能文能武、骁勇善战的主。我想kevin是想让他来好好考考我的真实功底。但两个经济学家对话，心有灵犀一点通。我同他解释我做过的研究课题及我的志向，不用多费口舌，他便清楚了我的底细。接下来，我们花很多时间谈别的事。他对我投身金融界报以赞同；他对近年来经济学原则、理论，入侵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领域拍手称快；他向我介绍了他协助银行监管做的项目，说华尔街可以把风险模型做到非常艰深细腻的地步，譬如，计量经济的最新研究成果arch，garch模型，不单被搬到需要精密计算的产品定价模型上，还被搬到了线条比较粗犷的风险管理模型上。到最后，也是他说的话比我说的要多。

　　两周后的第二轮面谈晋级到高一层领导班子：christine cumming和风险评估组的前任主管brian。在christine的办公室里，我同brian先谈。他在纽约联储口碑甚好，是公认的好领导，也是christine一手提拔起来的，原先在银行界呆过多年。他也没有考我，没有问任何棘手的问题。倒是他提了一个要求让我觉得很诧异，他说：希望你在纽约联储，最起码待够两年。因为我有个适应工作的过程，他们也有培训我的职责，他不希望我风华正茂的时候，便立马跳槽，另谋高就。我也老老实实地说：我觉得很惊讶，这个要求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我是从学校出来的，教授们在学校里一呆就是好几年，甚至一辈子。

　　等christine进来的时候，只见她满面春风，看来她是得到brian的ok了。christine在纽约华尔街大名鼎鼎，她经常在各种大会上代表美联储作报告，也是巴塞尔银行监管政策的权威发言人物。她手下的银行分析组，如前所述，随着巴塞尔一系列协议的起草、修改和审议，显示出与日俱增的重要作用。

　　在见到christine之前，本想她会是那种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的人物。华尔街这样的女总管比比皆是，歇斯底里、声嘶力竭是通病，好像非如此表现便不符合女总管的标准。所以，在我知道要同她面谈时，心里发怵、生怕会在她咄咄逼人的架势下，兵败如山倒。岂料第一轮礼节性招呼打过之后，她给我的印象是异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她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让我容易放松戒备。她看起来有四十岁出头，梳着简单的金黄色短发，穿着毛衣长裙，而非西装革履。她说话声音不高，但语气坚定铿锵，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她倒是测试了我不少对市场和信用风险管理的理论知识和数理认识，我也是有备而来，毫不含糊地做了恰当的回答。

　　christine cumming的亲和作风是她一贯的行事和管理原则，她强调大家和睦和谐相处，目标是把工作做好。她同银行界的交流也是本着合作协商的精神，共同管理控制风险，而非强制命令、高层施压。所以她甚得银行界欢迎，认为她是大权在握的监管机构内，少有的几个能同银行界对话，能懂银行业务的高层官员，所以还经常授予她奖牌、奖状。在我们面谈前，她刚获得国际风险专业人士协会(the global association of risk professionals，garp)授予的1997年年度风险管理人物(risk manager of the year)的称号。她原本也是读经济学出身，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摩根银行工作过多年，然后十几年来就一直在纽约联储。她在纽约联储的职位不断升迁：当时她是ats的主管，后又晋升为研究部的主管。自2004年2月，她更被提拔为纽约联储第一副总裁，相当于纽约联储的第二把手，仅次于总裁。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fomc投票决定货币政策的12人会议上，若纽约联储总裁缺席，她便可替代总裁去投票。这是她事业的又一个新的制高点。

　　等到第三轮面谈的时候，对象已经是人力资源部(human resources)官员了。这说明我前面两个关卡已过，他们准备给我job offer(工作意向书)，接下来就是些事务性的程序操作了。

　　美国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一般都属于后勤部门，从事事务性的人员协调和统筹安排，诸如安排去学校招生、安排新人现场面谈、离职人员面谈、背景查询和落实医疗保险、养老金、假期等福利项目，但对人事没有取舍的决策权。人力资源部的一个重要职责是询问新人、旧人一些主管部门难以启齿或有利害冲突的问题，诸如为什么要离开原单位，同主管有什么纠葛等。对新人来说，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前一个工作职位的工资是多少。有了这个数目，公司就有了价格底线，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大概花多少价钱可以买断你的劳动力。一般来说，换一个工作，工资有个20％~30％的增长就算相当不错了，算是升级跳槽，会让新雇员工高兴一阵子。除了工资外，人力资源部门还让你填一大堆表格，包括学历、工作经历、有无犯罪记录、有无非法活动，诸如吸毒、赌博。美联储不允许雇员参与任何性质的赌博活动；不能在工作时间喝酒，包括午餐；更不用说其他非法活动。他们做的背景核实(background check)一般都旷日持久，要持续一两个月。经过这样一番清查，想必美联储的工作人员都历史清白，即便无功，但也无过。

　　我在加拿大做教授的四年期间，前三年的年薪都是52 000加元。因为政府财政赤字要精简支出，所以我们学校实行了三年工资冻结。第四年解冻后，加了1400加元。这些加元折合成美元才40 000多一点。而且，当经济学教授的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加拿大政府财政亏空，经济学院招生不足，员工能不被精兵简政就已经不错的了。

　　想必kevin看了我的工资数目定是觉得惨不忍睹-- 这还不如纽约一个硕士毕业生的起始薪金！难怪我为什么要跳槽了！但其实，我向来对钱不很看重。因为消费水准低，也没有时间吃喝玩乐，所以物质上欲望比较少，经济上盈余也就比较多。再说，我也向来没有觉得缺钱花。求学期间，一直有全额奖学金，除了做点轻描淡写的助教，夏天教点本科生的课，从来不需要外出打工挣钱。出国第一年，便有5000加元结余，是让我感觉最为富有的万元户的一段日子，毕竟与当时物质生活一贫如洗的中国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因为工作比较刻苦认真，花很多时间在系里计算机房写文章，算程序(当时个人电脑还不普及，所有学业都在学校里完成)。计算机房对面办公室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见我精神可嘉，便去一家基金会为我申请到近万元奖学金。这在上学期间算是天文数字，可以维持一年生计。

　　过了几天，kevin的工作意向书就寄到了。担任银行检查员(bank examiner)，年薪6.5万美元。他同我又做了一番详尽的解释：这份工作按常规有半年试用期(probation period)，转正后，有可能会重新考虑报酬待遇。纽约联储没有奖金之类额外收入，但有很好的福利、医疗保险、养老金制度；有非常受人欢迎的弹性星期五制度(flexible friday)，即平时每天多干一小时，每两周的一个星期五便可不用上班；除此之外，每年还有四周休假，几天的事假和病假，等等。另外，为避免有利害冲突的嫌疑，我不能同时在其他金融机构兼有工作或头衔；我如果持有美联储管辖的商业银行的股票，得马上清理掉；但我可以投资共同基金，即便共同基金里含有辖内银行股票也无妨，因为个人对基金的资产选择鲜有控制能力；我可以在这些辖内银行开办普通意义上的支票存款账户，但买房子的抵押贷款不能出自这些银行。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我基本上是马上接受了这份工作，没觉得有什么需要争议要求的，还觉得这些规则条例蛮新奇，从未经历过。比如假期，在大学里是没有固定假期的，时间安排上非常机动。你可以整个暑期、周末都休息，游山玩水，也可以继续做研究、写文章、算程序。对大部分学者来说，尤其是事业刚起步的年青学者来说，更有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管身在何处，脑子依然像上紧的发条，想问题，做文章。而在商业界，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似乎泾渭分明，周一至周五专注于工作，周末便放松休息，白天上班，晚上下班，脑子就像开关一样，一开一关，张弛有致。总之，我现在就要去适应新的商业运转模式了。

　　welcome aboard(欢迎加入)，这是纽约联储对我接受他们工作的回应。加入美联储，标志着我正式完成从学校向商界的转向，从经济学向金融业的转行，从加拿大多伦多向美国纽约的跨越。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是我积极思索，梦想成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事在人为的真实体验！与其说过去走的路是约定俗成、按部就班，那么现在这条路则是自己通过观察、比较、思考，作出的理性选择，是离开自己非常熟悉的学院环境，冒失败风险所闯的一条新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人需要不断挑战自己，激励自己，不安于现状，不故步自封，这样才会有惊喜和回报，才会有激情和成就感。

　　从此以后，我便早上背着公文包，从曼哈顿哈得逊河对岸的新泽西公寓，坐两站地铁，来到曼哈顿下城的纽约联储，开始我每天的工作。地铁出口站为赫赫有名的世界贸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是曼哈顿的一大交通枢纽，五六条地铁都在这里相聚靠站，载人送人。地铁出口处并排有十多座扶手电梯，齐刷刷、轰隆隆，满载着五湖四海精英。这是纽约的一大景点，电视节目经常用此来体现纽约的朝气蓬勃，所向披靡。身临其境，每每总为这种磅礴壮观的现代文明气势所震撼。

　　我逐渐体会到，我第一次踏上曼哈顿所感受到的冲击震撼，其实来源于它的人的威力，人的气势，人的总体素质的不同寻常。曼哈顿聚集着世界上一流的人才精英，是全世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好战分子云集荟萃的地方，是自认为有点本事想到这里来淘金发展，一试身手的智力、能力角斗场。如此庞大的人力资源，高度浓缩在一个小小的聚宝岛上，互相摩擦碰撞，争强好胜，难免不会产生沸腾呼啸的群体效应，难免不会散发弥漫着由量变到质变的独特的气场氛围，让外来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它那独特而奇妙的律动。也难怪，据统计资料随机抽样显示，外来旅游者在纽约游玩时，发心脏病的概率要高于在其他诸如伦敦、巴黎等国际都市。如果说纽约人因为冲锋陷阵发心脏病的几率高，还情有可原，但外来人心情愉悦到此一游，还得冒一定生命危险，岂不说明曼哈顿的奇妙诡谲，不同寻常？！

　　在这日新月异、变化多端的世界里，the only constant is change(唯一的常数是变化)。既然变化是常量而无法改变，那就必须在变化中求生存，求发展，锻炼培养灵活应变的能力。以不变应万变或躲避 变化是行不通的，是落伍后退的代名词，迟早会贻误时机，自食其果。经历这场大变动后，我愈发体会到变化所能带来的生机和焕然一新，更能正面直视变化，欢迎变化，拥抱变化，甚至追逐变化。只有勇做变化的弄潮逐浪儿，才能获得个人情趣兴致、理想价值的最高实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封神老沙

第二章 巴塞尔第二资本协议前奏曲

　　1. 授予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调研急先锋

　　我正式上班后没几天，在经过例行公事的导向集训、表格填写，及信誓旦旦地签字，承诺遵循美联储行为准则之后，就被kevin带到我们组前任主管brian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除了brian外，还有一位金发碧眼、衣着得体的女性，打过招呼后，知道她叫jennifer，属于ats下面的银行分析组。

　　brian语速很快，用了不少术语，好像思维还是跳跃性的。我则听了个一知半解，如坠雾里云中。但看到kevin和jennifer在那里点头ok，心想反正有他们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处于这种似懂非懂、在黑暗中摸索的状态，不能完全领会别人的旨意。我一直习惯于书面交流，读文章，写文章，来龙去脉，引经据典，都一清二楚。而口头交流，经常会言不尽意，加之有一大堆背景材料、历史过程的断层，非得要身临其境的人才能知晓其所以然。我这个新手，自然迷失方向，再加上那么多从未听说过的术语，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好在有kevin和jennifer为我耐心地答疑解惑。

　　这次会议其实决定了我接下来一年的工作性质和内容：我被从组里抽调出来，同jennifer组成一个两人特别行动小组，专门从事有关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capital accord)的调研考察工作，直接听命于brian，或更确切地说是christine。具体工作内容包括：针对当时银行界风起云涌的对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批评指责，进行银行界全面的实地分析和考察，为政策的研究者和制定者提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当时的巴塞尔资本协议，现在通称巴塞尔i，或巴塞尔第一协议，制定于1988年，它首开先例统一了国际间银行资本监管的法则，规范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开辟了银行业公平竞争的国际舞台，在当时是具有卓越建树和深刻意义的(下节会有详细介绍)。但这样一个国际间共享的法则，不可能面面俱到、兼收并蓄，难免有简单处理、忽略不计的地方。随着银行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对巴塞尔i的批评指责愈演愈烈，尤其是那些大银行、大财团，更是肆无忌惮，在行动上依仗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想方设法绕开巴塞尔i的限制。面临这种局面，银行监管部门自然要作出反应，巴塞尔i 是取，是舍，这是个问题。这不是个一般的、简单的问题，而是个举世瞩目的high-profile(高调)问题，无论取舍，都将引起银行界的大震动和大变迁。

　　我和jennifer的任务自然要涉及了解巴塞尔i的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性，但更重要的是，银行界都在鼓吹用信用风险模型取代巴塞尔i的简单代数，来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法则和基石。我们的重要任务便是要调研这些信用风险模型的普遍性和可靠性能否作为政策制定可依赖的参数，能否得到实践的检验来证实其可信度，能否为大中小各类银行和不同国家共同接受，等等。也就是说，银行界在鼓动着破，而我们得要先考虑立的可行性，才能考虑破的可能性。

　　jennifer在纽约联储已呆了三年有余，对美联储系统和银行界运作比较熟悉，她硕士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分析专业，能说会写，能力很强，工作认真踏实，事无巨细。她的数理统计知识欠缺些，分析模型的深度、广度有些力不从心。而我尽管有数理统计知识做后盾，但对银行和金融系统的具体操作一知半解，对纽约联储的运作方式更是一窍不通。所以，同jennifer组成一个团队，互补互助，共商共议，可以说是珠联璧合、黄金搭档。一个小组的成员不在多，而在精。技术能力搭配齐全，再加上齐心协力，就可以势如破竹、高速有效地完成任务。

　　我和jennifer两人就这样开始了这个备受上级重视，光荣而又艰巨的先锋任务。

封神老沙

2．巴塞尔第一资本协议

　　国际结算银行

　　讲到巴塞尔协议，首先要谈谈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结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简称bis)。

　　bis是一所中央银行的银行，是中央银行用来讨论政策、协调步骤的主要场所。它建立于1930年，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处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战争赔款事项，诸如收集、管理和分发战争赔款，将钱款从一个国家账户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账户，顾名思义，国际结算银行。现在，战争赔款一事早已烟消云散，bis除了仍为中央银行的清算机构外，其侧重点在于促进中央银行的合作，促进国际间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类似于其他国际性组织，bis是一个既没有行政权力，也没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机构，它无法像一个国家内部的中央银行，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来强制推行它的政策。它最多也只能是提供指导性意见和方针，提供一个国际间互相交流和磋商的平台。bis经常会有跨国界的比较总结报告，在很多领域进行国际性的比较排列；它在收集处理和发布国际间的信息资料、统计数据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它的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几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研究国际间银行政策和操作的最具权威性的资料。

　　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结算银行

　　而巴塞尔资本协议是bis最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指导性政策(guideline)，是1988年由bis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推出的，全称为《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它建议各国的中央银行对其辖内银行推行最低资本准备金的政策，以防范诸多风险。这个指导性政策不仅得到bis十个成员国的采纳，而且因为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简单易算，被许多其他国家和金融机构采纳，用来衡量资本金的充裕程度。

　　现在，这个巴塞尔协议被称为巴塞尔第一协议(简称巴塞尔 i)，以区别将于2007年推出的新巴塞尔协议，又称巴塞尔第二协议(简称巴塞尔ii)。

　　所以，bis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银行监管部门，但它至少已是银行监管国际政策的制定者。在银行业走向国际化、大同化和一体化的历史舞台上，bis将会展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巴塞尔第一协议的背景和内容

　　巴塞尔i的设立凸显了两大银行监管的目标和措施：一是强调资本金在银行监管中的重要性，充足的资本金可以用来防范各种风险对银行的冲击；二是强调国际间统一步骤的重要性，使银行能在同一水平线上运作，避免恶性和不公平竞争。

　　传统银行监管，着重于指令性的法规和条款，具体规定某些业务可以经营，某些业务禁止经营。诸如银行不能从事证券和保险业务、银行不能持有公司股票、银行支付的储蓄利息有上限规定，等等。这些明文细则，对于那些小规模、传统型的商业银行也许管用，但随着金融业务的扩大，产品品种的创新，以及跨行业、跨地区和跨国界的运作，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就显得既繁琐又无效。监管工作人员必须经常为这些法规作出新解释，为特殊情况开绿灯，并制定新规定来绕过这些法规。更重要的是，这些条条框框已不再或很难起作用。金融业的发展已使得产品变化多端，很难再将产品严格归属于某一类型。即便是同一产品，也会有不同的风险表现，用一刀切的方法很难切中要害，银行业也会想方设法逃规避法(下一章列举了诸多这方面的事例)。

　　在法规逐渐丧失其有效性的同时，银行监管部门逐渐认识到它所最关注的其实是一个银行倒闭的风险，而不是它具体的产品或资产。若一个银行有很好的风险管理，那它可以从事任何项目，经营任何产品。相反，传统的条条框框，并不保证银行承担的风险就小了，有时甚至适得其反，促使银行去投资高风险项目。那么，如何使银行承担的风险达到最优化或合理化？在风险不可消除、银行生存的基石就是承担风险的基础上，监管部门如何保证银行有充足的准备措施来防范风险的冲击？这时，监管部门的注意力转到了资本金(capital or equity)的作用上。

　　资本金是银行自身的本钱，是股东们资金利润的累积，是资产负债表上资产减去负债的余额：资本=资产－负债。银行投资的资产部分和存款融资的负债部分是注定要上下波动、价值不定的。一旦负债部分超过资产部分，资本金变成负数，银行便面临倒闭的危险。但若银行备有充足的资本金，即资产值远大于负债额，则任凭风吹雨打，银行抵御各种风险对资产和负债的侵蚀能力会强很多，银行倒闭的可能性也就会小很多。再则，资本金起着包容所有风险的效果，不管是企业破产、贷款收不回来，还是利率对资产负债的影响，甚至是人为操作上的失误，资本金都起着防洪抗旱、补亏弥损的保护作用，而不像具体的条条框框，只对某种风险作限制，经常顾此失彼，甚至适得其反。基于这些要素，监管部门开始重视资本金在风险管理上的重要作用，并将它进一步提升到国际间银行监管政策的高度。

　　在为资本金的具体定量上，巴塞尔i具有历史性创新意义的杰作是将风险与资本金挂钩-- 风险高的资产需要高的资本准备金。这个关联，表现了政策的风险敏感性-- 资本金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银行资产组合的变化而起相应变化，奖惩分明。这种资本金与风险互动的政策模式，后来被广泛运用于巴塞尔的其他资本政策上，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它也成为后来修改巴塞尔i的主要动因之一，因为巴塞尔i将资本和风险结合得不够紧密，不够合理。此乃后话。

　　大致说来，巴塞尔i将银行资产划分为五个风险档次，依次设定0％，10％，20％，50％和100％的风险权重(risk weights)。然后，用这些风险权重乘以资产值，得出风险加权资产(risk weighted assets)。再在此基础上，规定资本金的准备量为8％的风险加权资产。例如，如果风险权重为50％，则资本金准备量为资产值的4％(=50％×8％)；若风险权重为0％，诸如美国政府债券，则银行不需要准备资本金，依此类推。在这五个风险权重设立上，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成员国的政府债券享受0％的最优惠待遇，即无需资本金；oecd成员国银行间的贷款享受20％的权重，是第二等优惠；所有私营公司的贷款债券和非oecd国家的政府债券都是最高权重100％。另外，根据贷款期限的长短，又有权重轻重的处理。巴塞尔i还对资产负债表外业务进行权重设置，对资本金也有不同层次的定义(详细叙述可参照巴塞尔第一协议原件)。

　　巴塞尔i的另一大重要意义是统一各国银行的监管标准。它是个多边国际协议，所有参与国都必须遵守同一协议，对其国内和国外业务一视同仁，以利于银行在同一地平线(level playing field)上公平竞争，帮助建立一个国际范围内平等的银行操作环境。

　　比起其他国家的银行，美国的银行向来是属于受到严格管制的，在机构设制、产品经营，甚至地域划块上都有严格限制。美国早在巴塞尔i以前便对银行有资本准备金的要求，并按照资本金的充裕程度对银行评级。相比之下，日本银行所受的管制少很多，它们既有政府撑腰，又鲜有资本准备金的要求，再加上日本本来就资金来源多、成本低，所以日本银行20世纪80年代在全世界到处投资，收购资产，它的资产负债表也急剧膨胀。当时全世界十大银行的排名中，日本占了好几位。考虑到国际银行间竞争的敌强我弱，美国早在1991年，通过国会，制定了《外国银行监管促进法》(foreign bank supervision enhancement act)，其目的在于让外国银行在美国的分行或办事处享受到类似美国国内银行同等级别的待遇，缩短它们在法规条例限令方面的差距；同时授权美联储对这些外国分行和办事处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封神老沙

目前，巴塞尔i这种以风险资本储备为基础的监管体系，已经被证实为国际银行运作中的一大稳定力量。尽管它原本只是针对大银行而言，但如今，世界上大大小小活跃的金融机构，即便各自的规模与运营结构不同，但都已广泛采纳巴塞尔i的风险资本标准。随着这个协议的广泛实施，银行界平均的资本金比率得到提升，很多美国银行持有的资本金都大大超过了协议的基本要求。

　　这个资本比值的提升，自然大大降低了银行的破产率。在2001年美国产业界出现了多起崩溃倒闭丑闻事件，在接踵而至的经济衰退和缓慢复苏中，美国银行都没有受到太多的牵累。即便有不少损失，也没到拮据到倒闭的境地，这与过去周期性危机所产生的产业与银行恶性连锁倒闭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监管机构津津乐道，说这个中原委极大程度上归功于银行强大的资本储备。

对巴塞尔i的批评指责，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指责风险档次划分得不够细致、不够合理，导致资本金与风险大小的关联不够紧密。这点在对私营公司贷款债券的权重规定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按照巴塞尔i，银行对所有私营公司的贷款都归类于100％的风险权重，即得置备8％的资产值作为资本准备金，没有任何风险折扣和优惠。但略微具备银行常识的人都知道，私营公司的贷款风险差别很大，级别低的b类、c类公司风险程度可以是级别高的a类公司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而若将它们归于同类，要求同样的资本准备金，势必对持有a类公司贷款的银行不公平，惩优奖劣，打击向风险低的公司贷款的积极性。

　　另外，对所有oecd成员国的政府债券都规定0％的权重优惠，即无需准备资本金，也同样不合理。有些oecd的成员国，如希腊、土耳其、墨西哥，拥有不可低估的国家风险，它们的信用度自然不能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同日而语。而将它们囊括在一起，势必扭曲风险本质。

　　要知道，银行的资本金是昂贵的，有巨大的机会成本。这笔资本金如果用来投资的话，可以有高利息收入；而用作资本准备金，只能投在保险的资产上，诸如美国政府债券，利息收入便有限。所以，如果资本金要求降低的话，银行的收入会增加，利润会提升，在董事会股东那里也好交代。银行为此显然要锱铢必较。

　　第二个批评来源于资产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资产组合理论的核心是：如果一个资产组合由不同的资产组成，那这个组合就有分散风险的优势，整个组合的风险就会小于单笔资产风险的加总。大银行一般都拥有庞大的资产组合，这方面的优势就来得尤为明显。而巴塞尔i在计算资本金充足率上，运用的恰恰是方便易行的简单加总，没有体现风险分散的自然优势，这令大银行感觉吃亏了，不合理的呼声连绵不断。

　　到了1996年以后，改革巴塞尔i的呼声愈演愈烈。1996年，bis银行监管委员会推出了《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案》(amendment to the capital accord to incorporate market risks)，通称为《市场风险补充案》(market risk amendment，或称mra)，针对银行与日俱增的市场风险，作出对应的资本准备金的要求，以弥补巴塞尔i主要是针对银行信用风险的空缺。随着银行越来越多地涉入资本市场的交易、投资和业务，市场风险已成为银行业显著的风险指标，市场风险的爆发性和摧毁力也日益得到首肯和认同。大量的银行丑闻表明，市场风险可以在短时间内造成银行资金短缺、偿还能力不足，严重的甚至导致破产倒闭。英国一家有2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老银行-- 巴林银行，在短时间内遭受灭顶之灾，便是一个实例(有关巴林银行等市场风险实例，第四章银行监管的方针政策里有详细介绍)。

　　同巴塞尔i相比，《市场风险补充案》的重大突破在于：它在规定市场风险资本金计算时，允许银行采用其内部发展出来的市场风险模型来算出基数，又称风险价值(value-at-risk，或var)，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些政策性的乘数和变量，最后得出法定资本金总额。

　　银行内部的市场风险模型，一般都引入资产组合理论，充分利用资产间的互补性，争取最有效、最精确地算出资产组合的风险，及所需的备用的资本金。这类资本金，统称为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即var，以有别于《市场风险补充案》规定的法定或监管资本(regulatory capital)。经济资本一般定义在置信水平为95％的单尾置信区间，持有期为1个营业日。而监管资本则定义在置信水平为99％的单尾置信区间，持有期为10个营业日；并在此基础上，又加上3~4不等的乘数，来扩大监管资本的需要量。

　　bis认可银行自身的市场风险模型在决定监管资本金充足量上的作用，标志着监管机构在政策上的大跃进-- 不仅允许资产组合理论的运用，而且允许银行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组合来选择最合适的模型和参数，将银行用于内部风险监控、管理、定价的模型同监管机构的法定资本金计算方法有机结合，避免设立不同机制、重复计算、耗时耗力。这是政策上极大的灵活性和动态性的体现，是监管政策上的一大创新。尽管银行界对《市场风险补充案》所采用的政策性的乘数和变量有保留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补充案在政策架构和思维上的重大突破。

　　所以，当大银行看到资产组合理论和银行内部风险模型已经被bis采纳到巴塞尔i的市场风险部分时，便觉得时机成熟，应该加紧游说此类政策在巴塞尔i的信用风险部分上的运用，使大银行充分享受大资产、高技术带来的优势。当时，确实也有几家大银行已经发展出了信用风险模型，用于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信贷定价和资本配置等。它们便乘这个东风，到处宣扬这些模型，希望监管部门能允许银行用信用风险模型的经济资本算法作为监管资本算法的基础，以取代巴塞尔i的简单代数加权。

　　当时，更严重的问题是：一些大银行，看到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有不一致的资本准备金要求，便觉得有机可乘，想方设法把资产从计算信用风险的银行账户(banking book)转移到计算市场风险的交易账户(trading book)上去。这样，就可以用《市场风险补充案》所允许的内部风险模型来计算资本金需要量，而非套用巴塞尔i的代数公式。这样一来，不用等到巴塞尔i的变更，就已经从本质上抛弃了巴塞尔i，造成政策的更新换代。这就是所谓的资本套利(capital arbitrage)或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钻政策的空子，以期达到减少资本准备金的最终目的(具体案例会在本章第四节谈论摩根银行信用衍生产品时详细描述)。

　　对于银行界的肆无忌惮，监管部门不能置若罔闻，得有所反应。这第一回合便是了解情况，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看看巴塞尔i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有多严重；看看银行界如何细化量化信用风险，如何使用信用风险模型，有些什么参数变量，模型怎么设计的。自始至终，这是一个银行监管者的项目，必须要从监管者的角度出发，考虑巴塞尔i要不要修改，若要修改的话，怎么改，如何减少资本套利，等等。

　　这个项目首先就落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这与它的天时、地利、人和有关。

封神老沙

3．纽约联储在银行监管政策制定中的重要地位

　　纽约联储向来是美国商业银行政策制定的神经中枢、桥头堡。很多政策，尤其是有关大型银行和现代银行经营方面的政策，要么起源于纽约联储，要么由纽约联储来审查核实，像是非纽约联储莫属。纽约联储也乐意充当这个主人翁的角色，每每率先领头，不甘落后，以显示其重要性。

　　纽约联储的这个政策桥头堡的作用，受益于它得天独厚、无与伦比的历史、地理位置。早在美联储于1913年建立之前，纽约的摩根财团就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充当着中央银行的职责，在经济危机时刻提供紧急信用和流动储备。纽约是美国的金融中心，很多大银行的总部都设在纽约，比如，摩根、大通、花旗、纽约银行等，其他银行也多多少少在纽约有落脚处。现在，银行经营国际化，国际上有些规模的银行基本上都在纽约设立分行或代理机构，诸如德意志银行、瑞士的瑞士信贷银行(csfb)和瑞士银行(ubs)、英国的汇丰银行(hsbc)和巴克莱银行(barclays)，还有日本的诸多银行等。而这些外国分行和代理机构又大都属于纽约联储管辖，就使得纽约联储-- 也唯有纽约联储-- 能有这个条件，不仅掌握本国银行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能够得到外国银行的宝贵材料。纽约联储的这个信息制高点，是世界上任何一个金融监管部门所望尘莫及的，几千个大大小小、本土国外的银行聚集在小小的曼哈顿岛上，囊括最先进的科技、产品和人才，银行监管者们自可从中全面了解整个银行业的运作模式。

　　由国内推向国际，近十几年来，纽约联储在巴塞尔国际银行监管的舞台上，也表现活跃，扮演着重要角色。前面提及过的，我工作期间的纽约联储总裁william mcdonough，曾兼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主席，此项殊荣足以证明纽约联储的世界地位。纽约联储有十多位专职从事监管政策制定的高层官员，对巴塞尔协议和其补充案了如指掌，用英文的白话说，这些政策都是他们的baby(婴儿)，亲手呵护，抚育成长。他们尤其引以为豪的是巴塞尔i的《市场风险补充案》，经常议论是如何力排众议推动这一历史创举的。

　　在银行界，广为人知的纽约联储政策制定的代表人物是christine cumming和 darryll hendricks，前者曾于1997-1999年担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风险管理组的主席，后者曾主管巴塞尔总体资本的工作小组。由于他们作风亲善又专业精通，银行界乐意与纽约联储交流对政策的看法。纽约联储的其他银行监管的高管，也都多多少少在巴塞尔各种委员会里担任要职。

　　纽约联储向来有与银行界合作协调、监管互动的良好口碑，这同它的历史地位和组织结构有不容置疑的关系(附录a中对此有详细描述)。纽约联储还经常有派往bis的常驻代表，两年一期，回到纽约后一般都备受重用。综上所述，每当政策上有风吹草动，纽约联储便积极响应，率先采取行动，为美联储系统、美国其他银行金融监管部门，乃至其他国家监管系统和bis提供第一手资料。

封神老沙

4. 工作过程

　　改革巴塞尔i誓师大会

　　我加盟纽约联储后经历的第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是纽约联储在1998年2月底召开的一次规模巨大、盛况空前的信用风险
资本监管讨论会。全名为处于十字路口的金融服务：21世纪的资本监管(financial services at the crossroads: capital regul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这次会议由纽约联储、美联储总部、英国中央银行(bank of england)、日本中央银行(bank of japan)联合在纽约举办。这次会议的宗旨是讨论现行银行资本的管制条例和未来资本监管的发展方向。说白了，这次会议就是讨论巴塞尔i-- 它的问题及在策略上如何作出修正。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是鸣响了修改巴塞尔i的头号礼炮，表明了政策制定者的决心和信念。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作了书面发言(他本人没有亲自到场)，很多头面人物都亲自到场作了讲演，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德国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大通曼哈顿银行主席，等等。纽约联储的头头脑脑，诸如总裁william mcdonough和christine cumming等一些政策要员，也都亲自挂帅，主持会议或发表演讲。

　　会议持续两天，发言的代表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银行监管人员，他们的发言都是公开的，所有人都可以坐听。另一类是银行代表，来自摩根银行、大通银行等，描述银行内部信用风险模型的设置和运用。后一类发言属于保密性质，不对外公开，只有监管人员可以坐听。所以，银行代表只在规定的时间段前来，讲完后便告辞，彼此之间没有交叉。

　　这次会议主要是提纲挈领，制定目标和方针。有以下几点达成了共识。

　　(1) 金融机构不断复杂化的风险管理手段和措施，需要监管机构配合改善监管措施。监管机构的资本要求必须同银行界在风险量化和资本分配上的进展同步共长，共同演化。

　　(2) 金融机构越来越专业化，监管机构一刀切的资本要求逐渐变得失效。监管机构的政策必须加以修改，以适应不同机构的风险模式和经营特色。

　　(3) 在金融市场和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改进现行的银行资本标准已经成为并且还将继续成为监管者的当务之急。

　　信用风险模型简述

　　信用风险模型是用模型的方式来衡量和预测一个信贷组合的风险架构，是通过模型所计算出的信用损失的概率密度函数(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来实现这些目标的。这个概率密度函数在风险管理、资本配置、信贷定价、最优组合上都有重要作用，是现代金融数量化、精确化、高效化的具体体现。大银行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来开发利用这个工具。

　　信用风险模型分由上至下模型(top-down)和由下至上模型(bottom-up)两大类。前者主要用于消费者信贷，诸如信用卡贷款、房地产贷款、车辆贷款、学生贷款。这些信贷因为比较单一类似，且贷款数额小，单笔损失量不大，建立模型的时候就把同类贷款汇总起来，用大数定律和历史数据对它将来的损失可能性作模拟推断。这种模型一般都比较简单易行，广为接受，与实际情况拟合很好，所以，一般都不在巴塞尔协议重点讨论范围之内。

　　由下至上模型是用来模拟大、中型商业信贷，贷款额度高，潜在损失大，需要一个个单独观察评估，然后再汇合加总，最后达到整个资产组合的总体风险水平。

　　信用风险模型的参数一般量化为以下几个主要变量。

　　1. 风险敞口(exposure)-- 如果是传统的定期贷款的话，那么，贷款额便是风险敞口变量。但事情并非都如此简单，有些贷款含有期权，比如周转信贷(revolving credit)，银行提供的信用额度，企业不一定要去用，或用完。但如果企业发生资金周转危机了，这笔信用额度就要被启动，而且可能都用完。如何模拟这类贷款的不确定风险敞口，便众口不一。

　　2. 信用评级(credit rating)-- 这是针对具体企业的评级，同评级相对应的是企业降级倒闭的风险概率。比如，根据标普(s&p)评级公司的统计数据，一企业的信用评级若今年为a，则明年降为b的可能性是0.24％，一年内破产的可能性为0.02％。五年、十年的评级变化，都有数据。

　　3. 违约损失率(loss given default)-- 这是估计万一借款企业违约或倒闭了，银行能收回多少资金，损失多少贷款。这个指标是针对具体贷款而言(facility)，而非针对具体企业或债务人(company or obligor)。若一贷款有抵押品作担保，则其损失的比率要比没有抵押品的低。

　　4. 相关系数(correlation)-- 这是指一笔贷款与其他贷款的互动性，用来衡量整个资产组合的信用风险。若资产之间的相关系数高，互动性强，则共同损失的可能性大，整个资产组合的总风险就大；反之，若相关程度低，资产之间就更有可能独立运行，不会同步下滑，那整个资产组合的总风险就小。

　　5. 违约倒闭模式(default-mode paradigm)或按市定价模式(mark-to-market paradigm)-- 一般模型都只计算企业违约所带来的风险和损失，只要企业没倒闭，潜在价值就不变。但更精确的市场化的做法是连市场信用风险波动都算在里面。即便企业没有倒闭，但因为它的信誉下跌，信用级别下降，或纯粹市场信用点差(credit spread)指数上升，资产价值也会下降。比如，一笔金额为1亿美元的10年贷款，给信用级别a的企业，如果该企业的信用级别降为b，则该贷款的价值就不值1亿美元，其中的差额就是信用点差损失。这是所谓的按市定价的计算法。

　　6. 解析法(analytical)或模拟法(simulation)-- 这是如何将上述单变量汇总起来，算出整个资产组合的信用风险，即概率密度函数的方法。解析法简单易行，运算速度快，事先假定风险密度函数的具体方程式，代入各种变量，便信手可得各类风险值。模拟法不需要引入诸如风险密度函数方程式等关键假设，计算机模拟自然给出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状况，信息量充分，能进行各类运算，使信用风险模型做到最理想化的运用，缺点是计算时间长，容易受到计算机功能的限制。

　　所有信用风险模型都仰赖于大量数据，充斥着许多参数和假设。同市场风险模型相比，它有两大弱势。一是数据不够大量、充分、可信。历史上没有频繁发生的信用违约和倒闭事件，致使上述几大量化的数据很难证实其可靠性。而市场风险模型依赖的是每天市场的上下波动，有相当充足的数据库。其二，信用风险模型的损失区间(loss horizon)或持有期通常定为一年，而不同于市场风险模型的1天(或政策规定的10天)。这样的话，市场风险模型一年就有250个样本点，可以用来做回溯检验(backtesting)，以验证模型的可靠有效性。而信用风险模型要做回溯检验，则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数据点，这是不现实、没有意义的任务。不能做回溯检验这点，特别让监管部门忐忑不安，难以给信用风险模型寄予一定信任度。

　　从长远角度来看，信用风险模型非常有用、大有潜力，对于更合理、更有效地管理银行，有着重大作用和意义(这里不做具体描述)。随着模型的成熟、信息的推广和数据库的丰富，信用风险模型的广泛运用只是时间问题，而非是否问题。

　　信用风险模型采样和评估

　　我和jennifer开始这个项目的第一步是深入基层，采集样本，弄懂弄通信用风险的变量和模型，回来向christine及其他政策要员汇报，向他们提供精确反馈。也就是说，我们是他们的视线和触角(eyes and ears)，为他们提供第一手原始资料。

　　我们研究的第一个样本是由摩根银行内部一个小组发展出来的《信贷算法》(creditmetrics)，是专门销售给外界用的计算机软件(摩根银行本身并不用此软件)。该软件编写小组后来从摩根银行分离出去，自成一公司。《信贷算法》的技术文件(technical document)非常权威，写得清晰流畅，把最复杂的统计知识、理论术语，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述出来。《信贷算法》堪称信用风险模型的经典教科书，我本人就是从读这些技术文件开始，弄懂信用风险模型的基本框架，知道它想做什么、派什么用场，有些什么基本要素。这是摩根银行继推出它用于计算市场风险的经典《风险算法》(riskmetrics)后，对金融界的又一重大贡献。

　　如果说摩根是风险管理模型的前驱者，一点都不为过。它不仅免费出版这类教育性、权威性的技术文件，还在银行管理中推行风险意识，推动现代化管理。它的总裁当时很前卫，每天早上阅读报表时，尤其关注风险价值(var)之类的风险指标，领导银行界新潮流。在摩根的带动下，其他银行也纷纷效仿，一时间，var概念深入人心，再伴之以监管部门诸如《市场风险补充案》的新规章新制度，风险管理行业欣欣向荣，造就了一大批新的银行专业人士。

　　《信贷算法》从理论上讲，是一个非常先进完美、精致漂亮的模型，用的是最前卫的按市定价模式，计算机模拟法也为模型提供很大的灵活性，减少诸多假设的约束。只可惜信贷方面的数据不多也不牢靠，信贷事件也不常见，所以模型再完美，若数据不过关，也只是废物进、废物出(garbage in，garbage out)，最后的结果没人采信。该模型的计算机模拟方法，同时也是它的明显弱点：耗时费力，需要计算机运转一个晚上才能得出结果，而且计算机的顺利运行还难以保证。我们当时的感觉是银行内部采用的信用风险模型，肯定要简单实用得多，会更适合银行本身的经营特色。

　　当时在纽约联储，摩根银行(j.p. morgan & co.)和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corp，简称大通)是辖内两家最大的银行，拥有一流的资产、产品、技术和人才，被经常用来作比较。这两家的文化、理念，及随之而来的产品、业务相当不同。摩根崇尚的是高、精、尖，向来以追求第一流(first-class)为己任。它的企业客户大都是美国信用评级高、实力雄厚、财富500榜上有名的公司厂家，它的私人客户也是高收入、高资产(high net-worth)的富人群，非平民百姓所及。确实，它的产品业务，都向着领导行业新潮流的方向看齐，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它在银行界有着许多划时代意义的突破和建树。美国名校的毕业生，冲着它显赫的历史、傲人的声望，都争先恐后想去镀层金，为能被冠以摩根的招牌而孜孜不倦。摩根也有非常优秀的培训项目，招募了名校毕业生后，集中强化培训，使文化、理念、知识、业务整齐划一，更上一层楼。这样，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摩根也为华尔街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从摩根跳槽去其他金融机构的，一般都能在职位和薪酬上有一大飞跃。

　　20世纪90年代初，摩根开始由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方向大幅度转型，也得到美联储的特批，经手了几大证券和债券的发行，为打破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壁垒作铺垫。但它毕竟是商业银行出身，做投资银行业务的资源和火候未到，再加上一些丑闻，一直经营不善、问题连连。按华尔街的说法，摩根是桌上的肉(meat on the table)-- 有待瓜分吞并。摩根曾有意同sandy weill领导的旅行者集团合并(第三章花旗集团的合并评估及20世纪美国银行法的变革具体描述了旅行者集团同花旗银行1998年合并，组成世界上资产最雄厚的花旗集团的案例)，但谈判到最后阶段破裂了，据称还是摩根的傲气使然。到了2000年，摩根宣布同大通合并，组成与花旗集团不相上下、势均力敌的摩根大通集团。虽然依然沿用摩根的响亮招牌，但事实上，两者的合并，更大程度上，是大通把摩根给吞并了。

　　

封神老沙

相比之下，大通是属于大众型、普及型银行，埋头务实，兢兢业业地专注着创造财富，经营效果一直比较平稳健康。一直坚守着商业银行的老本行，尽管也从事证券债券发行业务，但没有大幅度转向跌宕起伏的投资银行业务。摩根和大通的差别，在它们所用的市场风险模型上也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摩根起初用的是精致先进的计算机模拟法，费事耗时；大通的很实在，用的是简约的但也被监管机构接受的历史模拟法。几年后，摩根也摒弃了它的计算机模拟法，转向使用大通式的历史模拟法。

　　我们去银行采样的第一站是大通银行。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一位董事总经理(managing director)，信用风险模型方面的专家，曾在二月份纽约联储会议上作过关于大通的信用风险模型的报告。当时他的报告仅半个小时，只能介绍概况。现在则不同，我们要亲自调查、详细了解每个细节的来龙去脉。这位董事总经理对我们的来路、意图一清二楚，大通是修改巴塞尔i的积极倡导者、游说者，对我们此行自然大加欢迎，竭力配合。我们也就毋庸赘述，单刀直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向他要了很多数据和资料。按规定，银行对监管部门必须采取全面披露(full disclosure)的政策，我们需要什么，他们就应该提供什么，不能有丝毫隐瞒。好在我们此行是政策调研，而非银行检查，所以接待我们的人员比较放松自如，畅所欲言。有时候，我们还会讨论一些信用风险模型以外的银行经营和政策法规的议题。

　　与大通银行几个来回后，我们对它的整个信用风险模型的体系和结构有了全面了解。因为银行资料的保密性质，我这里不便细谈。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将模型所设计的所有变量和假设都汇总归类，一一分析-- 数据的来源、变量的可靠性、假设的合理性等，及模型在大通的实际运用。洋洋洒洒写了近二十页翔实全面的报告。

　　我所作的特别贡献是花了两三页纸的篇幅，采用逆转工程术(reverse engineering)，用一个数字实例，代入大通的假设、公式和模型，步步验证，最后得到与大通同样的结论。这个实例，倒是让我绞尽了脑汁。开始的时候，数据怎么都对不上号，同那位董事总经理几个来回下来，还是不得要领。紧张状况升级之际，那位董事总经理 突然想起来，说他们在正规模型的基础上，又加了些随意参数！

这份报告是监管系统第一份银行调研报告，把银行业的泛泛而谈同具体的模型操作紧密联系起来。我们回头在向christine等纽约联储的政策官员汇报大通银行模型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这份报告具体深刻，非常有价值，把很多问题的真髓都揭露出来了。他们中大多数是经济学博士，有较强的数理功底，那个数字实例也言简意赅、恰到好处，他们从中可以对一个银行的模型有透彻的了解。

　　在此期间，我们还经常同研制信用风险模型的软件公司打交道，了解它们的软件产品、研究成果和实际操作。软件公司的产品一般都比较新潮时尚、考虑周全，聚集了最优秀的商业和学术界人士进行开发，否则就难以吸引买主。这其中较为著名的有kmv，cats，creditrisk+，creditportfolioview。它们都竭力同监管机构搞好关系，为我们提供资料信息，为我们的计算机装上软件进行测试。如果我们能让某一模型作为标准，或其中某一参数作为标准，它们便会客户不断、商机无限了。

　　这其中，kmv是由三位著名教授创立的公司，kmv是他们三个人姓的第一个字母的组合。kmv的信用风险模型称为portfolio manager(组合管理)，他们还曾派专员来纽约联储和华盛顿美联储总部作介绍。但它最热门、最先驱的产品是用于信用评级的credit monitor (信用监控)，用先进的期权理论来及时模拟公司的资金运行，从而快速预测公司违约倒闭的风险。许多银行都购买了credit monitor作参考。kmv有许多保密的学术论文和研究资料，都送给我们拜读。kmv最后被它的竞争对手-- 穆迪评级公司(moodys)给高价买去了。cats的总设计师也曾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教授，creditrisk+是由瑞士银行(credit swiss first boston)发展出来的，creditportfolioview 是由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发展出来的。

　　到了八月份去摩根银行调研的时候，时间一下子变得非常紧迫。bis银行监管委员会这时出了一份调查问卷表(questionnaire)，要求各大监管机构，对所属大银行所采用的信用风险模型进行调研，填写问卷表，汇总到bis，再由bis公布问卷结果，并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我们当时曾经协助bis设计这份问卷表，用我们掌握的知识(当时也可能就是我们所掌握的信息量最大、最全面)把该要考虑的信用风险模型的要素都列总出来，用最浅显的语言把模型设计的不同方法都归纳进去。最后定型的问卷表与我们提议的相差不大，这可能也与当时在bis主管这项工作的要员就是纽约联储派去的有关。但我们没想到的是，这份问卷表要得这么急，给我们的截止期限这么短，我们虽有大通银行的资料，但却少了另一大旗舰单位-- 摩根银行的资料。

　　摩根内部所用的信用风险模型，与他们外销的《信贷算法》并不一致，这点我们早在二月份纽约联储开会的时候就已知道，当时这两个组都来作关于它们模型的描述。但根据摩根向来在模型设计上前卫的传统，我们预计它的内部模型不会简单，得费时耗力。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当时要求领导人物临时从纽约联储的研究部门挖了一个能文能武、有理论有技术的经济学家来协助我们完成工作。

　　果不出所料，摩根的模型不是一般的复杂，而是相当的复杂，我们费了很多周折。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它的模型本身就很复杂。摩根总是想方设法囊括所有能囊括进去的参数，把模型做得精致细腻。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得出较为精确的结果，使模型在运用于信贷定价和资本金配置时，让业务部门心悦诚服，不会产生过多的非议和指责。但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模型变得相当复杂，环环相套，盘根错节，不容易一下子看懂看穿。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没有完整的技术文件来说明模型的来龙去脉。因为这是摩根的内部模型，不需要像外销产品那样，有详细清晰的说明书，更何况它几经修改，几拨工作人员前赴后继，最终的模型可能与前几轮的模型大相径庭，即便有个别说明文件，也语言简单、文字晦涩、数字符号一大堆，恍恍乎，不知其所以然。我们也就只能跟着折腾来折腾去，想方设法从现成的资料里琢磨出个原委。

　　经过几周的加班加点、冥思苦想，还有与摩根的几轮来回，我们最后总算恍然大悟，弄清了它的来龙去脉。因为赶着要给巴塞尔交问卷表，也因为模型的复杂性，我们没能作出一个数字实例来说明模型的运作，也没有写出像大通那样系统的报告。后来在向领导人物汇报的时候，也就根据巴塞尔问卷作描述。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最后收集了成员国26个银行的调研问卷表。所有资料都是匿名的，用英文填写，最后的总结归纳工作由巴塞尔掌管。 1999年，巴塞尔出了一篇长达65页的调研总结报告，题为《信用风险模型：当今的实践与运用》(credit risk modeling: current practices and applications)。其中心结论为：信用风险模型，作为计算监管资本的基础，尚为时过早。同市场风险模型作对比，信用风险模型的数据质量不可靠、数据库有限、资产的价值不是按市定价、模拟的持有期长、难以通过回溯检验来验证模型的可信度，等等。

　　现在所推行的举世瞩目的巴塞尔第二协议(basel ii)，或称新巴塞尔协议，基本定稿于2004年，经历了艰难曲折、旷日持久的过程。它在巴塞尔i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进展，尤其在明文强调第二支柱银行监管和第三支柱市场惩律方面，有了质的飞跃。

　　第二支柱的银行监管，其方式方法和政策步骤，同美联储银行监管的原则规范如出一辙，为此，美联储为全世界充当了经典、模范(本书第四、五章会作详细描述)。

　　第三支柱的市场惩律，意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有生力量，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来共同完成监督、管辖、奖惩银行的职责。这其中的积极因素和有生力量包括：银行的股东、债券投资者、信用评级公司、审计公司、各种金融分析机构、国内国际各类监管机构，等等。银行经营和产品越来越市场化，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监管部门也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助自己一臂之力，增加银行监管的深度、广度和力度。

　　但在所定的第一支柱最低资本金要求的计量上，尽管设计了高、中、低三种不同方案，却也只允许银行运用信用风险模型的一些参数，并非完整的模型本身，距我们十年前所做的信用风险模型的先进和精致，相距甚远。也难怪，巴塞尔ii是国际上诸多成员国激烈争执、妥协折衷的产物，其结果必然是中庸了。只是很遗憾，在漫长的政策制定的岁月里，大银行的实践又大踏步前进，与政策的距离越拉越远。

　　至今-- 2007年，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已经决定实施巴塞尔ii的同时，美国依然在犹豫徘徊，继续在征询讨论中，实施遥遥无期。原先美联储规定美国的银行只采取巴塞尔ii中最先进的资本金计算方法，现在又规定：只是少数十几二十家大型、复杂、国际型银行采用此先进方案，绝大多数美国银行还是坚守巴塞尔i及它的一些修正，不大动干戈转向巴塞尔ii。巴塞尔ii，对于小型、地区性银行来说，不堪重负，得动用大量人力财力。美国的监管机构又错综复杂，代表不同银行集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众口难调。由此可见实施巴塞尔ii的艰难曲折。

　　其他巴塞尔项目的参与活动

　　在整个巴塞尔项目过程中，除了采样、填表、总结、汇报外，christine还让我们参加其他一些相关的重要活动。其中一项便是同isda银行界代表的对话交涉。

　　isda全名为国际掉期及衍生产品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是一个由几百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自发组织起来的行业自律组织。它建立的初衷是为衍生产品-- 期权、期货和掉期等的交易提供行业准则，减少不必要的风险损失，促进这些产品的交易发展。isda最著名的成就是金融界通用的所谓isda文件(isda documents)。它为衍生产品的交易设立正规的文件标准，使得交易有一定的规范和法律效果。

　　在信用风险模型问题上，isda代表银行界向监管部门游说。当时他们出了一篇长达62页的呼吁书《信用风险和监管资本》(credit risk and regulatory capital)，用词颇为严厉地数落巴塞尔i的种种不是，呼吁监管部门尽快改革巴塞尔i，让银行界采用内部信用风险模型，来决定监管资本金的准备量。isda的代表，一般都是由大银行中高层管理人员组成，有些人甚至曾在美联储供职，现在大都担任银行内部合规部门或同监管机构打交道的专员，他们一行煞有来者不善、气势汹汹的架势。

　

封神老沙

面对isda的声势，纽约联储以christine为首同他们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我和jennifer也应邀出席了这次高峰会议。会议如谈判一般，在红木暗陈的纽约联储会议厅里，联储、isda双方人员相对而坐，两方的主要人物位居中间，严肃认真，不拘言笑，连寒暄都免了。这次会议主要是isda探听虚实的会议，他们想知道纽约联储，甚至是整个美联储对他们文章的反应，对修改巴塞尔i的意向。

　　christine依旧是柔声细语，但义正辞严地对他们讲，联储对他们的文章很重视，巴塞尔已经成立了专案组(task force)来研究这个问题，工作正在开展进行之中；信用风险模型还存在很多问题，银行系统应该协助监管部门对这些模型树立信心，能够放心将之用于确定监管资本；信用风险模型目前主要用于大银行，既有大型资产组合，又有人力、物力、财力，但联储在制定政策时还要顾及到中小银行、地区性银行，对它们来说，巴塞尔i是恰如其分的；等等。

　　我和jennifer在这种场合自然是不多言语，专注聆听，勤做笔记，回头再将笔记整理成会议记录，转发给所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并留档存底。事后，christine对我们说，她对isda的这个文件持有相当的保留意见，这个文件用词苛刻，似乎把巴塞尔i的功绩一笔抹杀，同时，片面地代表大银行在那里摇旗呐喊，缺乏全面、合理、协调、合作的精神。

　　后来isda代表又去美联储华盛顿总部老调重弹。这次会议规格更高，同总部银行监管政策制定的领头人物roger cole座谈。roger cole是christine的上级，在联储总部掌管政策发展、金融分析、会计等部门，他也是bis银行监管委员会风险管理小组主席。那天，christine不能去参加那个会，让我代去，临行前还专门关照我要好好聆听，不要插嘴，华盛顿总部同纽约联储的观点并不一致，多听为妙。我也照例详记笔记，回头向她汇报。

　　华盛顿会议基本上是纽约联储会议的翻版，但有一明显区别：华盛顿似乎对信用风险模型更持怀疑态度，觉得用内部模型来定量信贷监管资本尚为时过早。我想他们可能在全国范围内看到的中小银行更多些，更要代表它们的利益。只有纽约是好动分子，总处在变化发展的风口浪尖上，不断寻逐，不断创新。

　　isda的代表团还是那拨人，绝大多数来自纽约。这种与监管机构对话的会议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是他们游说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们都专程飞去华盛顿，当天来回。我也是当天往返，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飞机穿梭称为shuttle，意即班次频繁，来往便捷。对我来说，去华盛顿开会像是度假一番。华盛顿清新优雅，安静漂亮，到处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再加上绿油光亮的巨大草坪上坐落着雄伟壮观的新古典建筑物，感觉异常赏心悦目、心旷神怡。这与嘈杂熙攘，人头攒动，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看不到阳光、鲜花、绿树、草坪的纽约相比，是天壤之别。尽管我还是很欣赏纽约的动态、新潮、人流及大熔炉的气势，但时不时地出来领略一下他乡异地的迥异风格，舒展一下紧绷的神经筋骨，也算是相得益彰、张弛结合吧。

　　后来因为巴塞尔项目又去过华盛顿几次。有一次是kmv来联储总部介绍它们的信用风险模型，所有银行监管机构基本上都派代表参加了。还有一次是参加信用风险管理培训大会，这是私营机构主办的金融行业培训会，收费颇高，两天五千美元注册费。因为christine经常在这种会上发言，所以我们能以半价出席。

　　另外，因为巴塞尔这个特殊项目，我们工作性的学习机会也比较频繁，经常参加银行界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座谈会，信用衍生证券培训班等。我还邀请多伦多大学的john hull教授前来纽约联储，当时他正好在做信用风险的研究，christine等一些政策要员，便济济一堂，同他进行座谈。我们无论是邀请学者，还是银行界卓有建树者，一般都能得到欣然应允，积极响应。纽约联储是个大雄宝殿，众多金融界人士对其趋之若鹜。

　　总的来说，在巴塞尔项目过程中，我们工作得积极、辛苦、认真，但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对我这样刚从学校出来，没有一点实践知识的，尤其受益匪浅。我的确有个陡峭的学习曲线，学什么都是长足进步。

摩根银行信用衍生证券的审批

　　与此同时，我还参与了一个同巴塞尔i密切相关的实际运作项目，亲身观察到银行界的动态创新，开辟新天地，及监管部门同银行的互动妥协过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97年底，摩根银行出笼了一套价值近100亿美元的信用衍生产品(credit derivatives)，又称bistro(broad index structured trust offering)，将它资产簿上100亿美元的贷款囊括起来，重新包装，切割成好几块，每块具有不同性质的信用风险。然后，再将各块的信用风险(credit risk)卖给其他银行或金融机构。通过这种途径，即便原先的贷款仍在摩根的资产簿上，但信用风险已从摩根转嫁给了其他金融机构。摩根坚称它的信用风险就此大大降低了，也便要求美联储降低对它的监管资本准备金要求。

　　信用衍生产品是摩根开天辟地的一大创举，是它对金融领域的又一重大贡献。它为此被金融界授予无数模范标兵称号，诸如credit derivative house of the year(年度最佳信用衍生产品商家)；bistro 也被授予break through structured finance deal of the year(年度最具突破性的结构性金融产品)。摩根为此在信用衍生产品的市场上垄断了好几年的领先支配地位，从结构到定价，从法律条款到风险管理，为信用衍生产品这一大新型金融产品的蓬勃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信用衍生产品是资产证券化的一种形式，将原先静躺在资产簿上的贷款变成证券加以出售。特殊的是，资产本身并没有被卖掉或转移，仍是在银行的资产簿上，而只是其中的风险部分被卖掉或转移，由其他金融机构来承担风险。这些风险的承担可以是短期的，一年或三年的，也可以是长期的，等到资产寿终正寝。这里面的信用风险，可以规定只是违约破产风险，也可以是全面信用风险，即不但是破产倒闭才予以赔偿，如果相关资产的信用评级下降了，或其他因素使得资产价值降低了，也必须予以赔偿。这里面的细则条款林林总总，可以量体裁衣，具有相当的灵活性。

　　拿bistro做简单例子，100亿美元的贷款，内含有上百家企业公司，分门别类，有不同的期限和信用评级。摩根把这100亿美元资产分成三个组别(tranches)，分别称为低级(junior)，中级(mezzanine)和高级(senior)。低级组别里有3％的资产额，即3亿美元左右，中级组别里有7％的资产额，其余90％的大部分资产额都在高级组别里。摩根设立一个独立的信托，由这个信托发行证券给投资者，投资者的资金被信托用去购买政府债券，摩根也因为信用风险的转移而通过信托付给投资者定期报酬。这些政府债券的利息收入和摩根支付的报酬合并起来，便是投资者的收益。但如果100亿美元里有资产因借款公司倒闭或违约而损失，其相关投资者便要承担该损失。

　　投资者承担的信用风险是这样安排的：如果这100亿美元里有任何资产因借款公司倒闭而缩水，所有的损失都首先由低级组别承担；如果总损失额超过3亿美元，那低级组别分文不剩，所以，低级组别被夸张地冠以毒性废物(toxic waste)的称呼，来表明它的高风险性。低级组别消耗完了，超出部分由中级组别接着承担；依此类推，中级组别消耗殆尽，再侵蚀高级组别。言下之意，高级组别要在资产总损失超过10亿美元的情况下，才会有所损失。按常理，这样的概率是很小的，比具有最高信用级别的aaa公司的损失概率还要小。所以，高级组别证券的信用度一般都很高，摩根自诩说它的高级组别的信用评级为4个a-- aaaa。它动用了专职的信用评级公司，给它中级组别评级为bbb，也算是投资型证券了。而低级组别则无疑是风险最高的。当时，摩根已经把中级组别的风险脱手卖给了其他银行，为期三年。它自身保留了高级和低级组别。

　　由此可见，经过这样一番改头换面，原先上百家公司100亿的贷款，已被划分为三大块资产群，与原先资产的风险架构大相径庭。原先的公司贷款还算独立行事，分头经营，考虑单个贷款的偿付能力是当务之急。而现在的三大资产组别，各个贷款的信用风险自然仍是考虑要素，由银行评估，由独立的信用评级公司定级。但同时，各笔贷款之间的相关性突显其重要性，顿时成为重点考虑的要素。试想，一个持有中级组别的投资者，如果这100亿美元的资产群里仅有一两笔破产倒闭，那对它的投资收益影响不大，低级组别已经承担了绝大部分损失。但如果资产群的相关系数大-- 一个企业破产波及其他企业倒闭，或整个行业上上下下同步运作-- 那风险指标顿时上升，这时就不是讨论一两笔贷款损失的概率，而是几笔贷款一同走下坡路，under the water(资产缩水)，那损失很快就会侵吞低级组别，波及中级组别。所以，中级组别在单个贷款已经定级的基础上，最关心的就是贷款与贷款之间的相关性了，相关性的大小，甚至正相关或负相关，对它的资产值影响甚大。同样，对于高级组别来说，如果资产比较独立，一方有难，不轻易波及其他资产，那高级组别受到冲击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但若相关系数很大，则可能会自身难保。

　　经过摩根如此这般重新整合的资产系列，不但活跃了几百年来按部就班、由商业银行垄断和操纵的信贷市场，使其他金融机构(比如，保险业)也可以涉猎参与信贷市场，使原先hold-to-maturity(持有到期)的贷款变成可在市场上买卖交易的证券，增加产品流通性，增强市场的效率和渗透；而且也是适应新时代银行经营的要求，逐渐向提供服务、促成交易发起、筛选、咨询等旱涝保收的流程业务(flow business)方向过渡，而非靠在资产负债表上，靠承担巨额风险来盈利。在银行看来，提供公司企业贷款本来就是得不偿失，入不敷出。银行向公司收取的只是名义上的、低于成本的利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通过建立的这层初始商务关系，公司会顺带有其他商务要求，在其他方面给银行带来收益。综合这多方面的业务往来，银行的贷款业务还是要保留和持续下去的。而现在，通过信用衍生产品，银行同公司的业务关系依然如旧，贷款仍在银行的功劳簿上，business as usual(一切照常)。但银行却转手把贷款的风险给卖掉了，以减轻它的负担承荷。这出售的过程可以是匿名的，即公司并不知道它在某银行的贷款已被转让，信用衍生产品的投资者也并不一定知道所投资的相关资产是哪家具体公司和企业，只知道是哪个行业，信贷评级为多少。这样，银行避重就轻，保留了盈利的流程业务，减少了非盈利或低盈利的资产项目。

　　信用衍生产品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或归罪于巴塞尔i，这也是前面所述isda谴责巴塞尔i的理由之一。巴塞尔i所规定的银行贷款，必须备有8％的资本准备金，在银行，尤其是大银行来看，像是奇高无比的罚金，增加了银行贷款的成本，使得原本就盈利细微的贷款项目变得入不敷出、本末倒置。这种惩罚对摩根尤甚，因为摩根的客户基本上都是美国的一流企业，具有良好信誉和成功业绩，公司的信贷评级也很高，信用风险甚微，所以贷款所获得的利息率不会很高。但要让摩根出资8％的资本准备金，去防范不相匹配的风险，那简直是雪上加霜，断了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