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转贴】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连载）--卢菁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封神老沙

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制度结构又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起着非常重要的市场经济调节作用。只要有市场经济，就必须有中介媒体的存在，需要大批量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来促使产品的供需见面，供需平衡，来从事很多融资、集资、销售、定价、广告、评级、筛选、质量保证、保险等貌似无用功，却在执行着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职责。否则，市场经济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空间，产无所用，产无所归，岂不浪费资源，白费力气，市场经济便无从谈起。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品的数量、品种、花样、款式进一步增加，更加多样化、精致化、分门别类化，如何使恰当的产品到达恰当的消费者手中，使供有所需，产有所终，更成为严峻问题和当务之急。一个公司营销部的作用已等同其产品开发部，各个部门企业都花大力气、大资金来打品牌做广告，务必使更多消费者恰到好处地知道这类产品，以便达到供求结合，皆大欢喜。所以，产品越是丰富多样，就越需要服务行业在增加或不增加产品附加值的情况下，用以上列举的各种方式，创造各种形式、成立各种机构，从而促进产品的销售，资金的流转，促成市场经济买方和卖方的成交。

　　毋庸置疑，市场的中介媒体的重要性，是与市场的深化、广化和细化同步进行的；更进一步地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产品如果是以线性方式递增，而每个产品都需要消费者了解、知晓，那产品到达消费者的纽带、环节，便以加速度的方式递增。打个比方，如果市场仅有两件产品和两个消费者，那产品和消费者的关联线条仅为4根，若产品增加一件，那关联线条要增加2根，变成6根。如果这两件产品因为分工的进一步细腻，变成两件初级品和两件终级品，那这市场间的纽带关联更是爆破似的蓬勃发展，市场中介也便需要以加速度形式递增，来建立供需的纽带，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也便随之以加速度方式增加了。

　　基于这个理论，我当时还写了两篇关于互联网经济学(internet economics)的文章，针对当时互联网的热潮，及由此产生的错误认识而进行批评和反驳。具体说来，当时很多著名报刊杂志，如wired(《电讯》)，business week(《商业周刊》)等，都大肆宣扬death of middlemen(中间人消亡)，extinction of the intermediaries(中介灭绝)，认为网络经济环境下，人们只要点击几下鼠标，就可以找到厂家，在网上购物、办事，所以就不再需要中介的横插一杠，中介这个行当就要消失灭绝了。我的驳斥观点为：互联网的存在，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大延伸、大发展，准入壁垒成本降低，使得产品(包括知识和物质产品)愈发多元化，品种繁多，花样齐全，供给和需求愈发个性化，市场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都有无与伦比的拓展。市场的拓展，势必需要很多单位、机构、人员从事如何将市场的买方与卖方相结合，让求有所得，卖有所终，需要很多人从事诸如搜索、广告、编辑、筛选、评级、质量担保等许多与产品本身性质无关，但与产品营销密切相关的工作，所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机构人员都属于中介。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这些中介工作非但不会死亡绝迹，反而会更红火兴旺，更会有加速度的增长(我当时还受邀在大会上演讲过这两篇文章，后来因为转行，也就没有把它们整理发表)。

　　有了这些理论预测，我当时还曾动心去硅谷.com领域闯荡一番，兴许这些理论会有用武之地。但最终没有做这个不定因素太多、贸然闯入不熟悉的科技新领域的战略大转移。事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也验证了我当时的这些预测。蓬勃兴旺的互联网公司，绝大多数是属于中介性质，帮助供求见面的，yahoo!，google，ebay，amazon，netflix，等等，本身并不生产客户需要的产品，但在帮助客户得到所需产品，在搜索、汇编、评级、提供交流平台等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些公司也因此变成了互联网时代的品牌公司。互联网中介公司的兴旺发达，仍然会继续发扬光大。

　　言归正传。金融行业本质上也只是中介机构，是专职于促进资金运转的金融机构，进行着将资金更合理、更有效地从资金剩余方转移到资金短缺方的工作，使供求见面、供需平衡。同样的道理，随着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为了适应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偏好和要求，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改革创新应运而生、层出不穷，与之相伴的金融行业也势如破竹，欣欣向荣。自然，金融业的蓬勃兴旺、日新月异，造就了对金融人才与日俱增的需求和抢夺，在其行业工作的人士自然也斗志昂扬、踌躇满志了。　

　　很荣幸的是，当时我在约克大学有一位关系密切的同事janet landa，她一直从事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在我们系里主流经济学家占统治地位的组合中，她算是个异类邪教。但也许正因为我们的专业如此不同，我对她的工作很感兴趣，平时交流甚多，还合作写文章。

　　janet在她的研究领域很活跃，本身是bioeconomics(《生物经济学》)杂志的主编，经常请些制度经济学界的权威知名人物来我们系里作讲座，我也因此受益匪浅，大开眼界。deirdre mccloskey是其中一位比较有意思的著名学者，她原名为donald mccloskey，后来经过由男变女的手术后改名了。她原先在芝加哥大学当过多年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后来去了俄亥俄大学。她的变性当时在经济学界引起了极大轰动，具有明星效应。我第一次在我们系里见到她时，她的行为举止已经非常女性化，脸部做过整容手术，化着浓妆，戴着假发头套，穿着当时时髦的紧身上衣和短裙，比真正的女人还女人气十足。除了她的声音依旧是低沉的男中音外，加上她的身材属于高大魁梧之列，其他的很难分辨出她原先的男儿身。在喝咖啡、就餐等的轻松场合，她还会和我们描述她如何刻意模仿女人状。

　　deirdre mccloskey不是位主流经济学家，但对主流经济学批评甚多。主要观点是主流经济学忽视了很多应该注重的问题，诸如市场、机制、交易成本等，然后还夸大其词地认为这有局限性的主流经济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她的言辞激烈、刻薄，颇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其文笔华丽、飘逸，读起来引人入胜。

　　我读过她的很多著作，其中有一本书对我颇有启发：if you are so smart(《如果你那么聪明》)。这个书名只是半句话，另半句话的含义是why arent you rich(为什么你不富有)。意思是说，如果按当今习俗，用财富来衡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的话，那自以为智商很高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富贵荣华、腰缠万贯的了。然而经济学家却还在捉襟见肘，为脱贫致富打拼，究其原因，要么是理论错误，放之四海皆不准；要么是经济学家不屑于将理论付诸实践，学不致用，空让理论付诸东流。我倒是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经济学发展了几百年，久经磨难考验；现在，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已经变得非常成熟，人们可以在很多理论方面达成共识，经济学原理也日益渗透到其他领域，诸如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且被广为接受。但理论到实践还是有段距离的，理论上的纸上谈兵，还必须与实践运作相结合，来体现它的优越性，就如同物理学原理还需要工程技术人员来加以运用发挥一样，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相辅相成。

　　我所决定付诸的具体行动就是要投身金融业这个欣欣向荣的朝阳行业。有了理论和数据做凭据，我坚信这个行业只会越来越兴旺发达。只要市场经济在不断扩张、延伸，金融业就会日益火红兴旺，而且呈加速度增长。这个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即不论是美国、加拿大，还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只要市场经济发展了，金融也必须相辅相成，发展壮大，否则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有局限性。金融业比起其他行业还是一个年青、新兴的行业，而且潜力无穷，发展无止境。主意已定，我便义无反顾，开始看这方面的书籍，选这方面的课程，又是一番急起直追。

　　金融学其实是一门不难的学科，尤其是有经济学扎实的功底，有一定的数理统计知识做基础，学习金融学只是了解它的一些专用的融资投资理论、会计知识、产品结构、种类定价及专用术语。比如，住房抵押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除了需要了解专用的固定收益债券知识外，有关定价预测方面的内容，用到很多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技术，这对我来说驾轻就熟。

　　我花时间最多的是学习衍生证券(derivatives securities)，这是当时最兴旺发达、最需要高精尖知识技术的领域，同时也需要很多为其配套服务的专业人士。我想这可能会成为我去金融界的敲门砖。不管怎样，要转行，还是要付出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在已有的全职工作的基础上，得另外听课自学做练习，有时候还跑去附近多伦多大学听课、听讲座。关于衍生证券，最畅销的教科书，便是多伦多大学的john hull教授撰写的options，futures，and other derivative securities(《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证券》)。

　　同时，我也开始关注从事高层次高技术金融服务的朋友、同学，听其言观其行，想象着自己是否会喜欢他们那种工作生活方式。

　　大部分人去了金融界，走的是一条不归路。有不少学数学、统计、物理出身的，原本找工作都很困难，能发配去北方天寒地冻的穷乡僻壤教书，已是美差了。而现在，投奔金融界银行业，简直与他们以前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时来运转，柳暗花明，他们欣喜若狂，得意洋洋。也有一些人，连博士学位都没安心读完，就迫不及待地投身金融界，外面的世界真美妙。当然，我也看到极个别的反例。有位朋友，经济学博士毕业，曾经在纽约摩根银行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对金融学、经济学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但他当宏观经济学教授的信念很坚定，义无反顾来到多伦多大学当学究，而不在乎金融界的臭钱。学校教授们对他很钦佩，认为他是铁杆做学问的，不为五斗米折腰。

　　对我最有启发的是我的一个好友，和我背景很相似，也一直是在学校里蹦踧，读了硕士、博士，后又去了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当经济学教授。可当教授还不满一年，她就跳槽去了一家大型共同基金公司。她是那种思维行动很活跃、敏锐的女孩，总在不断创新，不断挑战自己。临行之前，她撇下北京女孩惯有的豪爽：姐们下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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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多伦多转向华尔街

　　决定转行后，我的职业意向起初锁定在多伦多，毕竟多伦多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云集了加拿大所有大银行的总部及其他金融机构，干金融这一行在加拿大非此地莫属。多伦多也是北美五大城市之一，各方面的设施、环境、人文、地理都属上乘，而自己也已经在加拿大生活工作了多年，完全可以定下心来安居乐业。

　　想不到1996年夏天去美国纽约开会，第一次踏上曼哈顿，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一下子改变了初衷，觉得下一步去向，非纽约华尔街莫属。

　　其实，我去过美国多次，除纽约之外的各大城市都跑过，华盛顿、波士顿、费城、芝加哥、底特律，甚至中部的圣路易斯，南方的休斯顿、达拉斯、新奥尔良，西部的洛杉矶、旧金山等。纽约也曾去过，只是没有深入到曼哈顿市中心，去徜徉体会。还孤陋寡闻、自以为是地想当然，认为各大城市都相差无几、大同小异，所以，也就未将游历纽约放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这次是在曼哈顿开会，住进曼哈顿，因此可以趁机观光游览。也是天赐良机，飞机进入纽约时，在曼哈顿上空盘旋而过，下面成群结队、鳞次栉比的摩天高楼，尽收眼底。那种豪迈壮观、威武磅礴的气势，让人情不自禁、叹为观止。我当时简直惊呆了，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等奇观，在这弹丸之地上聚集了那么多铺天盖地、无与伦比的森林式大厦，齐刷刷，雄赳赳，傲然挺立。多伦多那几幢高楼，与之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不可相提并论。

　　等住进曼哈顿，这种城市震撼就变得更为明显。纽约像是上足了发条，加满了油的航空母舰，在那里风驰电掣般奔驰着，带动舰上所有的人疯狂刺激，所向披靡。曼哈顿岛的形状，也像是艘航空母舰，狭长细身。我可能是属于比较敏感型的，在曼哈顿街上一走，便能感觉到这个城市的不同寻常，如此有活力，有朝气，有动感，好像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激动兴奋的因子，让我也刹那间精神为之一爽，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恨不得也要快马加鞭了。

多伦多是加拿大的金融中心，但纽约不仅是美国的金融中心，更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就像一个资本市场的麦加，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带着它们的资本，到这里来朝圣一下，镀金一下。而且，纽约不仅是世界金融贸易中心，也是世界上文人墨客、才子佳人、奇才怪才云集向往的文化中心。要支撑这样一个世界型超级大都市(mega-metropolitan)，能对当代的各路精英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总要有磅礴气势和耀人光彩吧。我尽管说不上具体的魅力所在，但在感觉上甚是奇妙独特，心生向往。而如果我想深入细致地了解纽约，享受其世界大都市的情趣风范，最好还是插队落户，扎根居住。

　　接下来，我的注意力便集中在纽约华尔街，梦寐以求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国界，来美国下海闯荡。尽管我还继续着约克大学的全职工作，但已有不同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憧憬着崭新的未来，期待着美梦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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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挺进纽约华尔街

　　如果说奔赴纽约华尔街是战略上的必然事件，最后落户到了纽约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则纯属战术上的偶然。

　　找工作的途径主要有三：看广告寄简历，找猎头公司，朋友引荐。根据统计数据，这其中以第一种方式的成功率最低，基本上是石沉大海。试想，一个招聘广告，会吸引成百上千个应征者，要想在这浩瀚的人堆里脱颖而出，岂不是大海捞针，茫茫无期？而第三种方式的命中率最高，因为如果有内应的话，公司对征召人员就多了一份信任，也免去征召应聘过程中令人头疼的繁文缛节。所以，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奖金激励制度，凡为公司找到一个需要的人才，奖金一千或两千美元不等。我当时认识的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不多，对华尔街的工作运行方式也不甚了解，所以，起初依赖的主要是猎头公司(head-hunter)。像我申请的这种专业技术性强的工作，公司一般都指派猎头公司帮助物色。当然，猎头公司的报酬也不菲，一般为所雇员工几个月的收入。所以，猎头公司也相当积极卖命，力促般配成交。

　　待我金融知识的佛脚抱得差不多了，心中有了点底气，便开始小试身手，斗胆地向华尔街挺进，同公司进行面谈，万里长征总得迈出第一步。这也是个学习摸索过程，看看自己迈向金融市场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得到什么样的评价，是否会惨败而归，落荒而逃，从此一蹶不振？

　　起初自然是碰壁连连。因为我有思想准备，对自己也没有过高期望，所以碰壁乃兵家常事，泰然处之，说一句whatever！(管它呢)。当然，失败是成功之母，关键在于总结教训，积累经验，不犯同样的错误，然后重整旗鼓，再接再厉。

　　归纳起来，我当时有几大弱势，最为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实际工作的经验。华尔街的公司大都势利实用，雇了员工就要马上上手出活，分秒不耽误。而我尽管有自以为是的理论功底、计量工具，别人看我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当了教授，肯定觉得我脑子还听使唤。但我对具体产品的定价营销、市场规范等一无所知，不可能马上上手操作。一个公司若雇了我，还得花时间、精力、人力、物力对我进行培训，让我熟悉一段时间。用他们的话来说，我有一个steep learning curve(很陡的学习曲线)，要从零状态突飞猛进到专家熟手状态，这对公司来说是一个冒风险的举动，他们情愿保守一点，雇个已经在市场上跌爬滚打过的员工。记得当时同一家大银行的住房抵押债券部门面谈，感觉还不错，几轮都谈下来了，但最后他们还是选了一个已经在这方面干过几年，从其他银行跳槽来的候选人。

　　我没有实际经验，这是事实，但每个人都有这个从无到有的突破，都要这么走过来的。那么多零的突破，说明了总会有公司愿意招募新人，培养新手，愿意放长线钓大鱼，把希望寄托在新秀的总体贡献上，我只不过是要找到这种公司、这种部门而已。同时，我也对自己有所要求，多对市场做些了解，来弥补缺陷。

　　另外一些弱势包括我来自加拿大，而非美国本土毕业的学者。美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严重，自我唯上，容易将加拿大的人物、事物边缘化，不屑一顾。其实，加拿大几所品牌大学的教育还是非常严谨苛刻的，它们总在用美国一流学校的尺度衡量自己，向高标准、严要求看齐，也比较注重对学生关心培养。我一直庆幸自己在加拿大的九年，恶补了很多知识，增强了能力，树立起在北美这个社会里生存和发展的信心。我所在的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当时在全世界排名十四位，对学生要求甚严，尤其是在数量统计方面，上课全用数字符号论述，很少文字表达，不习惯的像是在听天方夜谭。我经常说，这个经济学学位，不亚于物理学学位，啃下来不容易。更何况，它还提供全额奖学金呢！难以想象，如果我在美国，是否会有如此扎扎实实的长进，是否会在五年时间里迅速完成硕士博士学业，是否会轻易在大城市找到工作。不管怎样，现在别人的偏见歧视，一时半会儿很难改变。我只有以后在工作上显示自己的实力，才能让别人刮目相看。

　　在寻找工作和同别人的交谈中，也要学会知己知彼，有的放矢。我得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比如，我知道自己不能做衍生证券的模型师，那些工作需要极度深奥的数学微分积分方程知识，一般都是数学、物理博士的拿手好戏，他们看微分积分方程符号，就像看文字一般从容自如。而我从未受过这方面的系统训练，现在即便是提着灯笼，都赶不上。能读懂数字符号，了解个所以然和之所以然，已经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根本无从谈起对模型进行修改、建树和创新了。

　　另外，我也不喜欢做需要花大量时间编写模型程序的工作。这类工作，在各种数理模型盛行的华尔街，有着大量的需求，需要专业人士将模型做具体实施运用。但向这类工作方向发展，基本上意味着自己还要去学习新的程序语言，而这通常又是计算机专业人才的长项。我可以去学一点语言，看懂程序，但不喜欢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编写语言程序上，觉得不够金融。同时，我也不愿意去银行再当个经济学家，来回讨论一些宏观经济变量。

　　我可以而且喜欢做的事情还是蛮多的。除了上述的住房抵押债券，我对风险管理很感兴趣，包括市场风险管理和信用风险管理。这些方面，需要很多市场知识和统计学技能，把各种产品进行归纳总结、量化分析。我对基金管理也很感兴趣，它对经济学理论和统计学知识有很高要求，我会学有所用。基金管理是属于前台业务部门，亏损盈利，立竿见影，应该会比较兴奋刺激。我并且认定基金管理，包括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养老基金，基金的基金，或其他五花八门的名称，将是金融业里发展最快的行当。因为它类似金融产业内部的中介机构，虽然不参与金融产品的研发定制，但随着金融产品的丰富发展，它将起着重要的分门别类、量体裁衣、专款专用等促进资金最合理分配的中介作用。

　　另一方面，公司对学校出来的学究也还是有不少成见的：其一，认为他们不谙人间事理，清高孤傲，乐于批判，而不善于团结上下级和同事；其二，认为他们只注重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追求理论模型上的完美精致，而不顾实际操作运用的可行性、短平快等。

　　这种成见不是丝毫没有根据的，因为学校的环境和要求与公司的氛围大不相同。学校里是一个扁平型组织结构(flat organization structure)，没有那么多头头脑脑，上上下下，每个教授就像是自我雇佣(self-employed)，专心致志做好自己一摊事，系里事务由一大堆委员会统筹规划，系主任也主要是充当召集人、协调员的角色，而非握有生杀大权的老板。所以，当教授的人际关系颇为简单，只要做好学问教好学生便可，脑子里不需要紧绷一根处理好上级下级、老板同事关系的弦。相反，教授的脑子里老得要紧绷一根批判的弦，反问诘问别人的说法、做法，这样，自己的文章理论才能标新立异，才能有发表的可能。这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若习惯成自然带到公司来的话，便会成为眼中钉、肉中刺，众矢之的。

　　公司是一个层级型组织结构(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上下等级，壁垒森严。上级有他的指令，下级有他的服从。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强调团队协调配合精神。所以，批判指责型作风，不利于团结，反而会众叛亲离，欲速则不达。自然，公司有强烈的务实性，做的东西不求精致完美，但求成效快、回报大。所以，学究在公司的氛围里，会遭受文化冲击，需要及时妥协调整，以适合新形式、新环境的要求。

　　至于说我是女性，是亚裔，这是否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我的就业机会呢？我没有亲身感受到对女性、对亚裔的歧视。现在美国人学乖了，在种族平等、女权运动的社会呼声和法律纠纷上，他们最起码在公开场合上表现得politically correct(政治上正确)，言谈举止做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但我倒是当面听说了他们对加拿大人的歧视，瞧不起加拿大的毕业生。不管怎样，偏见和歧视总是显性、隐性地存在，不可否认。重要的是不要让它过多妨碍你的工作和生活。我是凭本事吃饭，自信有能力把工作做好。别人也是看了我的履历才同我交谈，谈的也是工作上的事。在华尔街工作的亚裔女性不乏其数，说明她们总还能破除偏见，争得一席之地。

　　按照华尔街过来人的说法，凭我的履历，在华尔街找到工作只是迟早的事。有不如我条件的，也照样得到容纳。华尔街的金融人才市场浩瀚深广，聚集了全世界的主要金融机构，聚集了金融界的所有部门。各行各业错落有致，适合各类人才各种背景。男女老少、黑白黄棕，只要你有点才能，华尔街便能有你用武之地，你便能找到niche(合适位置)。所以，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华尔街是智力的竞技场，才能的演绎厅，只要有才能，便能找到买家，受到青睐。而在工作中已经崭露头角的，则更是趋之若鹜，希望得到更高的提升。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各种各样背景的都有，我属于科班出身，其他的专业更是五花八门。公司有时候干脆就把面谈变成智力测验了，看看你的脑袋瓜子是否聪颖敏捷，而不只是在乎你的学历学位。

　　经历过几次挫折，开始知道自己的长处短项，认识的纽约朋友逐渐多起来，学会了怎样同面谈者对答如流，接下来的路似乎越走越宽，机会也越来越多。到了1997年底，一位朋友推荐我去美联储的纽约联储面谈的时候，我感觉已是水到渠成了。

封神老沙

4. 应聘纽约联储

　　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是美国的中央银行，执行着维护美国经济的三大重要职能。除了举世瞩目、叱咤风云的货币利率调节政策外，同样重要却不如货币政策那般光彩耀人的，是它监督管理银行的经营运作和提供维持金融机构间支付清算的两大职能。

　　美联储除了总部(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设在华盛顿外，在全国划分成12个储备区，每区设立一个联邦储备银行(the federal reserve bank)。每家区域性储备银行都是一个法人机构，拥有自己的董事会，独立性非常强，称自己为独立的银行，而非美联储分行或分部。除了12个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外，全国还设有25个分行(branches)，属这些区域性储备银行管辖。这样就组成了整个联邦储备系统，由坐落在华盛顿的总部总体协调管理。总部最重要的职责是操作国家的货币和信贷，以维持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而其他两项职能-- 银行监管和支付清算-- 则下放到各个储备区，由它们独立管理操作(附录a有关美联储的八大认识误点详细介绍了美联储的功能和职责)。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简称纽约联储)是美联储系统中最重要的、最有影响力的储备银行。它负责第二个储备区，管辖纽约市及周边地区的大中型商业银行、银行(金融)控股公司、外国银行分行和办事处。它坐落在曼哈顿下城(downtown)金融区，同纽约证券交易所、华尔街仅百步之遥；世界金融中心建筑群、世界贸易中心建筑群也都在10分钟步行之内；摩根、大通、高盛财团、德意志财团、纽约商品交易所等大楼也都云集左右；俨然身处金融活动中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纽约另一大金融聚集点为曼哈顿中城(midtown)，那里有花旗集团总部、大通银行总部、雷曼兄弟投资公司，瑞士、英国、法国、日本等的几家大银行。但因为中城也是纽约的文化艺术中心、新闻媒体、百老汇、博物馆、领馆、餐馆密集的地方，所以凸显不出金融的唯我独尊。

　　在执行美联储的三大职能上，纽约联储向来起着无与伦比、马首是瞻的桥头堡作用。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利率的上调下降，必须要通过纽约联储买卖政府债券来得以具体操纵落实；财政部发行国债，也必须要通过纽约联储上传下达，最后行销世界各地；纽约联储所承担的交易清算额每天为1.1万亿美元，占整个联储系统每天1.8万亿美元的60％以上；证券交易清算额每天为1.2万亿美元，超过整个联储系统每天1.3万亿美元的90％。这说明了纽约联储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纽约联储及美联储带来可观收益。

　　在银行监管的政策和操作上，纽约联储更是具有无上的发言权和权威性，这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可分割。小小的曼哈顿岛上，聚集着成百上千家国内外、大中小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囊括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产品、人才，气象万千，日新月异。在这里监管银行，自然而然有其信息的制高点；通过曼哈顿，掌握第一手资料，全面了解整个银行业的运作模式。除此之外，银行业对监管方针政策提出的挑战，大都从这里开始；要建立规范，树立标准，也基本上从这里开始着手调研。难怪纽约联储当之无愧地成为总部及其他联储银行和监管机构经常取经烧香的大雄宝殿。纽约联储的总裁，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 12名有资格投票的常任会员之一。纽约联储的前任总裁william mcdonough还兼任国际清算银行的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国际结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位于瑞士巴塞尔，充当着国家间中央银行的职责，在制定国际间统一的银行监管政策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纽约联储的其他银行监管头目，都多多少少在bis担任要职(有关bis的政策、组织、协定，下一章有详细介绍)。

　　有趣的是，纽约联储也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存库。在它主楼的地下室，大约五个楼层之下，储存有价值900亿美元的金砖，这些金砖并非美国政府或机构所有(美国政府的金砖藏匿于美国内地的肯塔基州)，而从属于外国政府、中央银行，或其他组织机构。纽约联储只是为这些金砖提供无偿托管。这些金砖绝大部分是二战时从欧洲运来的，为了躲避战乱，而到美国这个西线无战事的世外桃源寻找栖身之地。纽约联储的这个黄金储存库对外开放，大众可以免费进入参观。好莱坞电影die hard 3讲的就是一帮匪徒跑到纽约来抢劫这个金库的故事。

　　除了这个黄金库，纽约联储还有一个系统的博物馆，可供游客免费参观，或者作为学生研究课题的资料来源。陈列介绍的资料包括：美联储系统的历史和概要、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的实施、信贷的乘数效应、美联储的三大职责等。博物馆内有架计算机终端，可以用来模拟在不同经济情况下，美联储主席如何决定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推动经济增长。还有一个图表，说明经济活动和金融活动如何在家庭、企业、政府和国外机构之间周转。有一排透明的玻璃展柜，并排陈列真假美钞，教人辨认。还有一个硕大的骆驼标本站在那里，起初会让人觉得很突兀，原来它与美联储对商业银行的评级有关，评级的缩写为camels，意即骆驼(第五章会详细介绍这方面内容)。参观者还可以拿到一个纪念品，是美联储用碾碎的旧美钞做成的镇纸。当然，还有形形色色的纪念品可供购买。

　　我去面谈的是纽约联储银行监管部(bank supervision department)，共两三百号人，负责对第二储备区内银行的监督和管理，外加分析研究、政策制定等。

　　当时的银行监管部有五大分部：其中四大分部各自负责一组银行，大、中、小搭配，从事常规的银行检查工作；另一大分部称为咨询和技术服务部(advisory and technical services，ats)，百号人不到，由在华尔街声名卓著的christine cumming领导。ats主要由一些特别行动小组组成，为银行监管的大部队提供专业性强的检查服务。比如，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银行y2k(2000年)的转型工作。当1999年向2000年过渡的时候，商业银行的一些陈旧的计算机系统有可能在数字进位的时候出错，将1999向2000的过渡算成是99向00的过渡，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和损失。除此之外，ats还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检查银行落实反洗钱的状况，还有一个小组专门检查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ats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十几人大组-- 银行分析组(bank analysis)，专门从事银行监管政策的调研和制定，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联系密切。随着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起草、修改、反复审议，该小组也显示出其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纽约联储银行监管部的组织结构和变迁，第六章有详细陈述)。

　　具体说来，约我面谈的是ats手下的风险评估组(risk assessment unit)，专门从事对银行的风险管理进行评估和审查，主要是针对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管理中涉及数量模型的部分。

　　华尔街金融产品日新月异。新潮产品，诸如衍生证券和资产证券化产品，都多多少少涉及数理知识， 有时甚至相当深奥。与之相伴，针对这种产品的风险管理也数理化、统计化，依赖模型来模拟实际情况。风险管理模型已成为银行风险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各个小组、部门，甚至整个机构，都设有各种风险指标，并通过这些指标来进行风险评估、监控，来决定风险管理的深度、广度。作为银行监管机构的纽约联储，自然也要审时度势，顺应潮流，配置相应的监管人员，对银行模型的合理性，及围绕着模型所进行的一系列政策和程序，进行有效的审核和检查。

　　风险评估组聚集了纽约联储银行监管队伍中对新潮产品比较熟悉，数理统计知识比较扎实的检查员。他们喜欢称自己为特别行动队(squad)，以表明自己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以及对时代新潮流的领悟。尽管如此，特动队的成员，大部分还是经济、管理或政策研究硕士毕业，其数理统计功底与实际工作需要依然差一截。要知道，被管辖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型都是由数理统计博士发展演绎出来的，要能同他们平等对话，看懂他们的写作，非得在这专业方面多跌爬滚打几年不可。ats也意识到有这一断层，在必要的时候，就向纽约联储的研究部门(research department)借人借时间，冠之以这是研究部门对银行监管部的客户服务。

　　纽约联储的研究部集聚了三四十名美国头牌名校毕业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各行各业，人才济济。其中有几位能文能武、既懂金融又懂数理的骁勇战将，便成为银行监管的掌上明珠，经常被借调来参加各种活动。但这些研究员同时又要承担繁重的学术研究和发表文章的任务，在已经疲于奔命的情况下，不可能一心一意地为监管部门服务。针对这种情况，ats开始绕过传统的招收大学本科、硕士毕业生的模式，除了明里暗里鼓动研究部门的经济学家另辟新就，跳槽到监管部门外，还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商业界学术界，广开门路，物色有坚实数量背景的人才，物色业界通称的quants(定量分析师)。

　　我的简历，就在这种背景情况下，被递到了他们面前。万事俱备，只欠面谈。接下来的事情便出奇地简单。风险评估组的主管kevin安排我进行第一轮面谈，主要是向我介绍纽约联储、银行监管、ats和风险评估组的工作性质和内容。问问我的职业意向，是否对银行监管感兴趣，是否对风险管理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会说yes，我很感兴趣。的确，我很感兴趣。我是一张白纸，需要填空，而风险管理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向往的起跑点，兴许以后可以画出一幅美妙的事业画卷。尽管我对金融产品还不那么了解，对市场运作懵懵懂懂，但对风险管理的概念还是深刻领悟的，知道风险管理的目标原则，模型的假设算法等。再则，美联储很神秘、很独特，令人无限向往，望而生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何不去经历经历，见识见识！

　　kevin在纽约联储已有多年经历，三十多岁，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他是典型的美联储系统培养出来的银行监管人员：从本科直接招收进了美联储系统，再经过几年联储的系统培训，取得银行监管的认证，然后扶摇直上，当上了风险评估组的主管，手下有四五个精兵强将。他看上去是那种实在牢靠的管理者形象，上通下达，满口银行监管人员的术语。在北美，上下左右称呼一般都直呼其名，简便易行。纽约联储的上上下下，都称总裁william mcdonough为bill(william的简称为bill)。我也早就入乡随俗，习惯这种方式了。

　　

封神老沙

在这次面谈中，kevin说的话比我说的要多，据说这就是面谈容易程度的风向标。一般公司面谈，都是考核性质的，考官问问题，应征者回答。不能说多了，免得留下碎嘴的嫌疑；不能说少了，闷棍不利于同事间交流合作；更不能说错了，被抓住辫子。一般公司面谈，本着假设你有罪，而你要证明自己无辜的原则(presumed guilty，until proved innocent)，都要派上几拨人员对应征者狂轰滥炸，看他如何招架，只要你露出蛛丝马迹，便前功尽弃。而只有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知道如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者，才能最后脱颖而出。所以，kevin说的比我要多，说明他不是在考我，而只是想了解我，有个沟通。

　　接下来，kevin安排我去见研究部的一个经济学家，是属于上面提到过的那种能文能武、骁勇善战的主。我想kevin是想让他来好好考考我的真实功底。但两个经济学家对话，心有灵犀一点通。我同他解释我做过的研究课题及我的志向，不用多费口舌，他便清楚了我的底细。接下来，我们花很多时间谈别的事。他对我投身金融界报以赞同；他对近年来经济学原则、理论，入侵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领域拍手称快；他向我介绍了他协助银行监管做的项目，说华尔街可以把风险模型做到非常艰深细腻的地步，譬如，计量经济的最新研究成果arch，garch模型，不单被搬到需要精密计算的产品定价模型上，还被搬到了线条比较粗犷的风险管理模型上。到最后，也是他说的话比我说的要多。

　　两周后的第二轮面谈晋级到高一层领导班子：christine cumming和风险评估组的前任主管brian。在christine的办公室里，我同brian先谈。他在纽约联储口碑甚好，是公认的好领导，也是christine一手提拔起来的，原先在银行界呆过多年。他也没有考我，没有问任何棘手的问题。倒是他提了一个要求让我觉得很诧异，他说：希望你在纽约联储，最起码待够两年。因为我有个适应工作的过程，他们也有培训我的职责，他不希望我风华正茂的时候，便立马跳槽，另谋高就。我也老老实实地说：我觉得很惊讶，这个要求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我是从学校出来的，教授们在学校里一呆就是好几年，甚至一辈子。

　　等christine进来的时候，只见她满面春风，看来她是得到brian的ok了。christine在纽约华尔街大名鼎鼎，她经常在各种大会上代表美联储作报告，也是巴塞尔银行监管政策的权威发言人物。她手下的银行分析组，如前所述，随着巴塞尔一系列协议的起草、修改和审议，显示出与日俱增的重要作用。

　　在见到christine之前，本想她会是那种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的人物。华尔街这样的女总管比比皆是，歇斯底里、声嘶力竭是通病，好像非如此表现便不符合女总管的标准。所以，在我知道要同她面谈时，心里发怵、生怕会在她咄咄逼人的架势下，兵败如山倒。岂料第一轮礼节性招呼打过之后，她给我的印象是异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她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让我容易放松戒备。她看起来有四十岁出头，梳着简单的金黄色短发，穿着毛衣长裙，而非西装革履。她说话声音不高，但语气坚定铿锵，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她倒是测试了我不少对市场和信用风险管理的理论知识和数理认识，我也是有备而来，毫不含糊地做了恰当的回答。

　　christine cumming的亲和作风是她一贯的行事和管理原则，她强调大家和睦和谐相处，目标是把工作做好。她同银行界的交流也是本着合作协商的精神，共同管理控制风险，而非强制命令、高层施压。所以她甚得银行界欢迎，认为她是大权在握的监管机构内，少有的几个能同银行界对话，能懂银行业务的高层官员，所以还经常授予她奖牌、奖状。在我们面谈前，她刚获得国际风险专业人士协会(the global association of risk professionals，garp)授予的1997年年度风险管理人物(risk manager of the year)的称号。她原本也是读经济学出身，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摩根银行工作过多年，然后十几年来就一直在纽约联储。她在纽约联储的职位不断升迁：当时她是ats的主管，后又晋升为研究部的主管。自2004年2月，她更被提拔为纽约联储第一副总裁，相当于纽约联储的第二把手，仅次于总裁。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fomc投票决定货币政策的12人会议上，若纽约联储总裁缺席，她便可替代总裁去投票。这是她事业的又一个新的制高点。

　　等到第三轮面谈的时候，对象已经是人力资源部(human resources)官员了。这说明我前面两个关卡已过，他们准备给我job offer(工作意向书)，接下来就是些事务性的程序操作了。

　　美国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一般都属于后勤部门，从事事务性的人员协调和统筹安排，诸如安排去学校招生、安排新人现场面谈、离职人员面谈、背景查询和落实医疗保险、养老金、假期等福利项目，但对人事没有取舍的决策权。人力资源部的一个重要职责是询问新人、旧人一些主管部门难以启齿或有利害冲突的问题，诸如为什么要离开原单位，同主管有什么纠葛等。对新人来说，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前一个工作职位的工资是多少。有了这个数目，公司就有了价格底线，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大概花多少价钱可以买断你的劳动力。一般来说，换一个工作，工资有个20％~30％的增长就算相当不错了，算是升级跳槽，会让新雇员工高兴一阵子。除了工资外，人力资源部门还让你填一大堆表格，包括学历、工作经历、有无犯罪记录、有无非法活动，诸如吸毒、赌博。美联储不允许雇员参与任何性质的赌博活动；不能在工作时间喝酒，包括午餐；更不用说其他非法活动。他们做的背景核实(background check)一般都旷日持久，要持续一两个月。经过这样一番清查，想必美联储的工作人员都历史清白，即便无功，但也无过。

　　我在加拿大做教授的四年期间，前三年的年薪都是52 000加元。因为政府财政赤字要精简支出，所以我们学校实行了三年工资冻结。第四年解冻后，加了1400加元。这些加元折合成美元才40 000多一点。而且，当经济学教授的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加拿大政府财政亏空，经济学院招生不足，员工能不被精兵简政就已经不错的了。

　　想必kevin看了我的工资数目定是觉得惨不忍睹-- 这还不如纽约一个硕士毕业生的起始薪金！难怪我为什么要跳槽了！但其实，我向来对钱不很看重。因为消费水准低，也没有时间吃喝玩乐，所以物质上欲望比较少，经济上盈余也就比较多。再说，我也向来没有觉得缺钱花。求学期间，一直有全额奖学金，除了做点轻描淡写的助教，夏天教点本科生的课，从来不需要外出打工挣钱。出国第一年，便有5000加元结余，是让我感觉最为富有的万元户的一段日子，毕竟与当时物质生活一贫如洗的中国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因为工作比较刻苦认真，花很多时间在系里计算机房写文章，算程序(当时个人电脑还不普及，所有学业都在学校里完成)。计算机房对面办公室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见我精神可嘉，便去一家基金会为我申请到近万元奖学金。这在上学期间算是天文数字，可以维持一年生计。

　　过了几天，kevin的工作意向书就寄到了。担任银行检查员(bank examiner)，年薪6.5万美元。他同我又做了一番详尽的解释：这份工作按常规有半年试用期(probation period)，转正后，有可能会重新考虑报酬待遇。纽约联储没有奖金之类额外收入，但有很好的福利、医疗保险、养老金制度；有非常受人欢迎的弹性星期五制度(flexible friday)，即平时每天多干一小时，每两周的一个星期五便可不用上班；除此之外，每年还有四周休假，几天的事假和病假，等等。另外，为避免有利害冲突的嫌疑，我不能同时在其他金融机构兼有工作或头衔；我如果持有美联储管辖的商业银行的股票，得马上清理掉；但我可以投资共同基金，即便共同基金里含有辖内银行股票也无妨，因为个人对基金的资产选择鲜有控制能力；我可以在这些辖内银行开办普通意义上的支票存款账户，但买房子的抵押贷款不能出自这些银行。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我基本上是马上接受了这份工作，没觉得有什么需要争议要求的，还觉得这些规则条例蛮新奇，从未经历过。比如假期，在大学里是没有固定假期的，时间安排上非常机动。你可以整个暑期、周末都休息，游山玩水，也可以继续做研究、写文章、算程序。对大部分学者来说，尤其是事业刚起步的年青学者来说，更有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管身在何处，脑子依然像上紧的发条，想问题，做文章。而在商业界，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似乎泾渭分明，周一至周五专注于工作，周末便放松休息，白天上班，晚上下班，脑子就像开关一样，一开一关，张弛有致。总之，我现在就要去适应新的商业运转模式了。

　　welcome aboard(欢迎加入)，这是纽约联储对我接受他们工作的回应。加入美联储，标志着我正式完成从学校向商界的转向，从经济学向金融业的转行，从加拿大多伦多向美国纽约的跨越。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是我积极思索，梦想成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事在人为的真实体验！与其说过去走的路是约定俗成、按部就班，那么现在这条路则是自己通过观察、比较、思考，作出的理性选择，是离开自己非常熟悉的学院环境，冒失败风险所闯的一条新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人需要不断挑战自己，激励自己，不安于现状，不故步自封，这样才会有惊喜和回报，才会有激情和成就感。

　　从此以后，我便早上背着公文包，从曼哈顿哈得逊河对岸的新泽西公寓，坐两站地铁，来到曼哈顿下城的纽约联储，开始我每天的工作。地铁出口站为赫赫有名的世界贸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是曼哈顿的一大交通枢纽，五六条地铁都在这里相聚靠站，载人送人。地铁出口处并排有十多座扶手电梯，齐刷刷、轰隆隆，满载着五湖四海精英。这是纽约的一大景点，电视节目经常用此来体现纽约的朝气蓬勃，所向披靡。身临其境，每每总为这种磅礴壮观的现代文明气势所震撼。

　　我逐渐体会到，我第一次踏上曼哈顿所感受到的冲击震撼，其实来源于它的人的威力，人的气势，人的总体素质的不同寻常。曼哈顿聚集着世界上一流的人才精英，是全世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好战分子云集荟萃的地方，是自认为有点本事想到这里来淘金发展，一试身手的智力、能力角斗场。如此庞大的人力资源，高度浓缩在一个小小的聚宝岛上，互相摩擦碰撞，争强好胜，难免不会产生沸腾呼啸的群体效应，难免不会散发弥漫着由量变到质变的独特的气场氛围，让外来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它那独特而奇妙的律动。也难怪，据统计资料随机抽样显示，外来旅游者在纽约游玩时，发心脏病的概率要高于在其他诸如伦敦、巴黎等国际都市。如果说纽约人因为冲锋陷阵发心脏病的几率高，还情有可原，但外来人心情愉悦到此一游，还得冒一定生命危险，岂不说明曼哈顿的奇妙诡谲，不同寻常？！

　　在这日新月异、变化多端的世界里，the only constant is change(唯一的常数是变化)。既然变化是常量而无法改变，那就必须在变化中求生存，求发展，锻炼培养灵活应变的能力。以不变应万变或躲避 变化是行不通的，是落伍后退的代名词，迟早会贻误时机，自食其果。经历这场大变动后，我愈发体会到变化所能带来的生机和焕然一新，更能正面直视变化，欢迎变化，拥抱变化，甚至追逐变化。只有勇做变化的弄潮逐浪儿，才能获得个人情趣兴致、理想价值的最高实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封神老沙

第二章 巴塞尔第二资本协议前奏曲

　　1. 授予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调研急先锋

　　我正式上班后没几天，在经过例行公事的导向集训、表格填写，及信誓旦旦地签字，承诺遵循美联储行为准则之后，就被kevin带到我们组前任主管brian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除了brian外，还有一位金发碧眼、衣着得体的女性，打过招呼后，知道她叫jennifer，属于ats下面的银行分析组。

　　brian语速很快，用了不少术语，好像思维还是跳跃性的。我则听了个一知半解，如坠雾里云中。但看到kevin和jennifer在那里点头ok，心想反正有他们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处于这种似懂非懂、在黑暗中摸索的状态，不能完全领会别人的旨意。我一直习惯于书面交流，读文章，写文章，来龙去脉，引经据典，都一清二楚。而口头交流，经常会言不尽意，加之有一大堆背景材料、历史过程的断层，非得要身临其境的人才能知晓其所以然。我这个新手，自然迷失方向，再加上那么多从未听说过的术语，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好在有kevin和jennifer为我耐心地答疑解惑。

　　这次会议其实决定了我接下来一年的工作性质和内容：我被从组里抽调出来，同jennifer组成一个两人特别行动小组，专门从事有关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capital accord)的调研考察工作，直接听命于brian，或更确切地说是christine。具体工作内容包括：针对当时银行界风起云涌的对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批评指责，进行银行界全面的实地分析和考察，为政策的研究者和制定者提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当时的巴塞尔资本协议，现在通称巴塞尔i，或巴塞尔第一协议，制定于1988年，它首开先例统一了国际间银行资本监管的法则，规范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开辟了银行业公平竞争的国际舞台，在当时是具有卓越建树和深刻意义的(下节会有详细介绍)。但这样一个国际间共享的法则，不可能面面俱到、兼收并蓄，难免有简单处理、忽略不计的地方。随着银行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对巴塞尔i的批评指责愈演愈烈，尤其是那些大银行、大财团，更是肆无忌惮，在行动上依仗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想方设法绕开巴塞尔i的限制。面临这种局面，银行监管部门自然要作出反应，巴塞尔i 是取，是舍，这是个问题。这不是个一般的、简单的问题，而是个举世瞩目的high-profile(高调)问题，无论取舍，都将引起银行界的大震动和大变迁。

　　我和jennifer的任务自然要涉及了解巴塞尔i的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性，但更重要的是，银行界都在鼓吹用信用风险模型取代巴塞尔i的简单代数，来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法则和基石。我们的重要任务便是要调研这些信用风险模型的普遍性和可靠性能否作为政策制定可依赖的参数，能否得到实践的检验来证实其可信度，能否为大中小各类银行和不同国家共同接受，等等。也就是说，银行界在鼓动着破，而我们得要先考虑立的可行性，才能考虑破的可能性。

　　jennifer在纽约联储已呆了三年有余，对美联储系统和银行界运作比较熟悉，她硕士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分析专业，能说会写，能力很强，工作认真踏实，事无巨细。她的数理统计知识欠缺些，分析模型的深度、广度有些力不从心。而我尽管有数理统计知识做后盾，但对银行和金融系统的具体操作一知半解，对纽约联储的运作方式更是一窍不通。所以，同jennifer组成一个团队，互补互助，共商共议，可以说是珠联璧合、黄金搭档。一个小组的成员不在多，而在精。技术能力搭配齐全，再加上齐心协力，就可以势如破竹、高速有效地完成任务。

　　我和jennifer两人就这样开始了这个备受上级重视，光荣而又艰巨的先锋任务。

封神老沙

2．巴塞尔第一资本协议

　　国际结算银行

　　讲到巴塞尔协议，首先要谈谈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结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简称bis)。

　　bis是一所中央银行的银行，是中央银行用来讨论政策、协调步骤的主要场所。它建立于1930年，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处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战争赔款事项，诸如收集、管理和分发战争赔款，将钱款从一个国家账户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账户，顾名思义，国际结算银行。现在，战争赔款一事早已烟消云散，bis除了仍为中央银行的清算机构外，其侧重点在于促进中央银行的合作，促进国际间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类似于其他国际性组织，bis是一个既没有行政权力，也没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机构，它无法像一个国家内部的中央银行，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来强制推行它的政策。它最多也只能是提供指导性意见和方针，提供一个国际间互相交流和磋商的平台。bis经常会有跨国界的比较总结报告，在很多领域进行国际性的比较排列；它在收集处理和发布国际间的信息资料、统计数据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它的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几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研究国际间银行政策和操作的最具权威性的资料。

　　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结算银行

　　而巴塞尔资本协议是bis最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指导性政策(guideline)，是1988年由bis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推出的，全称为《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它建议各国的中央银行对其辖内银行推行最低资本准备金的政策，以防范诸多风险。这个指导性政策不仅得到bis十个成员国的采纳，而且因为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简单易算，被许多其他国家和金融机构采纳，用来衡量资本金的充裕程度。

　　现在，这个巴塞尔协议被称为巴塞尔第一协议(简称巴塞尔 i)，以区别将于2007年推出的新巴塞尔协议，又称巴塞尔第二协议(简称巴塞尔ii)。

　　所以，bis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银行监管部门，但它至少已是银行监管国际政策的制定者。在银行业走向国际化、大同化和一体化的历史舞台上，bis将会展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巴塞尔第一协议的背景和内容

　　巴塞尔i的设立凸显了两大银行监管的目标和措施：一是强调资本金在银行监管中的重要性，充足的资本金可以用来防范各种风险对银行的冲击；二是强调国际间统一步骤的重要性，使银行能在同一水平线上运作，避免恶性和不公平竞争。

　　传统银行监管，着重于指令性的法规和条款，具体规定某些业务可以经营，某些业务禁止经营。诸如银行不能从事证券和保险业务、银行不能持有公司股票、银行支付的储蓄利息有上限规定，等等。这些明文细则，对于那些小规模、传统型的商业银行也许管用，但随着金融业务的扩大，产品品种的创新，以及跨行业、跨地区和跨国界的运作，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就显得既繁琐又无效。监管工作人员必须经常为这些法规作出新解释，为特殊情况开绿灯，并制定新规定来绕过这些法规。更重要的是，这些条条框框已不再或很难起作用。金融业的发展已使得产品变化多端，很难再将产品严格归属于某一类型。即便是同一产品，也会有不同的风险表现，用一刀切的方法很难切中要害，银行业也会想方设法逃规避法(下一章列举了诸多这方面的事例)。

　　在法规逐渐丧失其有效性的同时，银行监管部门逐渐认识到它所最关注的其实是一个银行倒闭的风险，而不是它具体的产品或资产。若一个银行有很好的风险管理，那它可以从事任何项目，经营任何产品。相反，传统的条条框框，并不保证银行承担的风险就小了，有时甚至适得其反，促使银行去投资高风险项目。那么，如何使银行承担的风险达到最优化或合理化？在风险不可消除、银行生存的基石就是承担风险的基础上，监管部门如何保证银行有充足的准备措施来防范风险的冲击？这时，监管部门的注意力转到了资本金(capital or equity)的作用上。

　　资本金是银行自身的本钱，是股东们资金利润的累积，是资产负债表上资产减去负债的余额：资本=资产－负债。银行投资的资产部分和存款融资的负债部分是注定要上下波动、价值不定的。一旦负债部分超过资产部分，资本金变成负数，银行便面临倒闭的危险。但若银行备有充足的资本金，即资产值远大于负债额，则任凭风吹雨打，银行抵御各种风险对资产和负债的侵蚀能力会强很多，银行倒闭的可能性也就会小很多。再则，资本金起着包容所有风险的效果，不管是企业破产、贷款收不回来，还是利率对资产负债的影响，甚至是人为操作上的失误，资本金都起着防洪抗旱、补亏弥损的保护作用，而不像具体的条条框框，只对某种风险作限制，经常顾此失彼，甚至适得其反。基于这些要素，监管部门开始重视资本金在风险管理上的重要作用，并将它进一步提升到国际间银行监管政策的高度。

　　在为资本金的具体定量上，巴塞尔i具有历史性创新意义的杰作是将风险与资本金挂钩-- 风险高的资产需要高的资本准备金。这个关联，表现了政策的风险敏感性-- 资本金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银行资产组合的变化而起相应变化，奖惩分明。这种资本金与风险互动的政策模式，后来被广泛运用于巴塞尔的其他资本政策上，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它也成为后来修改巴塞尔i的主要动因之一，因为巴塞尔i将资本和风险结合得不够紧密，不够合理。此乃后话。

　　大致说来，巴塞尔i将银行资产划分为五个风险档次，依次设定0％，10％，20％，50％和100％的风险权重(risk weights)。然后，用这些风险权重乘以资产值，得出风险加权资产(risk weighted assets)。再在此基础上，规定资本金的准备量为8％的风险加权资产。例如，如果风险权重为50％，则资本金准备量为资产值的4％(=50％×8％)；若风险权重为0％，诸如美国政府债券，则银行不需要准备资本金，依此类推。在这五个风险权重设立上，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成员国的政府债券享受0％的最优惠待遇，即无需资本金；oecd成员国银行间的贷款享受20％的权重，是第二等优惠；所有私营公司的贷款债券和非oecd国家的政府债券都是最高权重100％。另外，根据贷款期限的长短，又有权重轻重的处理。巴塞尔i还对资产负债表外业务进行权重设置，对资本金也有不同层次的定义(详细叙述可参照巴塞尔第一协议原件)。

　　巴塞尔i的另一大重要意义是统一各国银行的监管标准。它是个多边国际协议，所有参与国都必须遵守同一协议，对其国内和国外业务一视同仁，以利于银行在同一地平线(level playing field)上公平竞争，帮助建立一个国际范围内平等的银行操作环境。

　　比起其他国家的银行，美国的银行向来是属于受到严格管制的，在机构设制、产品经营，甚至地域划块上都有严格限制。美国早在巴塞尔i以前便对银行有资本准备金的要求，并按照资本金的充裕程度对银行评级。相比之下，日本银行所受的管制少很多，它们既有政府撑腰，又鲜有资本准备金的要求，再加上日本本来就资金来源多、成本低，所以日本银行20世纪80年代在全世界到处投资，收购资产，它的资产负债表也急剧膨胀。当时全世界十大银行的排名中，日本占了好几位。考虑到国际银行间竞争的敌强我弱，美国早在1991年，通过国会，制定了《外国银行监管促进法》(foreign bank supervision enhancement act)，其目的在于让外国银行在美国的分行或办事处享受到类似美国国内银行同等级别的待遇，缩短它们在法规条例限令方面的差距；同时授权美联储对这些外国分行和办事处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封神老沙

目前，巴塞尔i这种以风险资本储备为基础的监管体系，已经被证实为国际银行运作中的一大稳定力量。尽管它原本只是针对大银行而言，但如今，世界上大大小小活跃的金融机构，即便各自的规模与运营结构不同，但都已广泛采纳巴塞尔i的风险资本标准。随着这个协议的广泛实施，银行界平均的资本金比率得到提升，很多美国银行持有的资本金都大大超过了协议的基本要求。

　　这个资本比值的提升，自然大大降低了银行的破产率。在2001年美国产业界出现了多起崩溃倒闭丑闻事件，在接踵而至的经济衰退和缓慢复苏中，美国银行都没有受到太多的牵累。即便有不少损失，也没到拮据到倒闭的境地，这与过去周期性危机所产生的产业与银行恶性连锁倒闭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监管机构津津乐道，说这个中原委极大程度上归功于银行强大的资本储备。

对巴塞尔i的批评指责，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指责风险档次划分得不够细致、不够合理，导致资本金与风险大小的关联不够紧密。这点在对私营公司贷款债券的权重规定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按照巴塞尔i，银行对所有私营公司的贷款都归类于100％的风险权重，即得置备8％的资产值作为资本准备金，没有任何风险折扣和优惠。但略微具备银行常识的人都知道，私营公司的贷款风险差别很大，级别低的b类、c类公司风险程度可以是级别高的a类公司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而若将它们归于同类，要求同样的资本准备金，势必对持有a类公司贷款的银行不公平，惩优奖劣，打击向风险低的公司贷款的积极性。

　　另外，对所有oecd成员国的政府债券都规定0％的权重优惠，即无需准备资本金，也同样不合理。有些oecd的成员国，如希腊、土耳其、墨西哥，拥有不可低估的国家风险，它们的信用度自然不能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同日而语。而将它们囊括在一起，势必扭曲风险本质。

　　要知道，银行的资本金是昂贵的，有巨大的机会成本。这笔资本金如果用来投资的话，可以有高利息收入；而用作资本准备金，只能投在保险的资产上，诸如美国政府债券，利息收入便有限。所以，如果资本金要求降低的话，银行的收入会增加，利润会提升，在董事会股东那里也好交代。银行为此显然要锱铢必较。

　　第二个批评来源于资产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资产组合理论的核心是：如果一个资产组合由不同的资产组成，那这个组合就有分散风险的优势，整个组合的风险就会小于单笔资产风险的加总。大银行一般都拥有庞大的资产组合，这方面的优势就来得尤为明显。而巴塞尔i在计算资本金充足率上，运用的恰恰是方便易行的简单加总，没有体现风险分散的自然优势，这令大银行感觉吃亏了，不合理的呼声连绵不断。

　　到了1996年以后，改革巴塞尔i的呼声愈演愈烈。1996年，bis银行监管委员会推出了《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案》(amendment to the capital accord to incorporate market risks)，通称为《市场风险补充案》(market risk amendment，或称mra)，针对银行与日俱增的市场风险，作出对应的资本准备金的要求，以弥补巴塞尔i主要是针对银行信用风险的空缺。随着银行越来越多地涉入资本市场的交易、投资和业务，市场风险已成为银行业显著的风险指标，市场风险的爆发性和摧毁力也日益得到首肯和认同。大量的银行丑闻表明，市场风险可以在短时间内造成银行资金短缺、偿还能力不足，严重的甚至导致破产倒闭。英国一家有2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老银行-- 巴林银行，在短时间内遭受灭顶之灾，便是一个实例(有关巴林银行等市场风险实例，第四章银行监管的方针政策里有详细介绍)。

　　同巴塞尔i相比，《市场风险补充案》的重大突破在于：它在规定市场风险资本金计算时，允许银行采用其内部发展出来的市场风险模型来算出基数，又称风险价值(value-at-risk，或var)，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些政策性的乘数和变量，最后得出法定资本金总额。

　　银行内部的市场风险模型，一般都引入资产组合理论，充分利用资产间的互补性，争取最有效、最精确地算出资产组合的风险，及所需的备用的资本金。这类资本金，统称为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即var，以有别于《市场风险补充案》规定的法定或监管资本(regulatory capital)。经济资本一般定义在置信水平为95％的单尾置信区间，持有期为1个营业日。而监管资本则定义在置信水平为99％的单尾置信区间，持有期为10个营业日；并在此基础上，又加上3~4不等的乘数，来扩大监管资本的需要量。

　　bis认可银行自身的市场风险模型在决定监管资本金充足量上的作用，标志着监管机构在政策上的大跃进-- 不仅允许资产组合理论的运用，而且允许银行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组合来选择最合适的模型和参数，将银行用于内部风险监控、管理、定价的模型同监管机构的法定资本金计算方法有机结合，避免设立不同机制、重复计算、耗时耗力。这是政策上极大的灵活性和动态性的体现，是监管政策上的一大创新。尽管银行界对《市场风险补充案》所采用的政策性的乘数和变量有保留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补充案在政策架构和思维上的重大突破。

　　所以，当大银行看到资产组合理论和银行内部风险模型已经被bis采纳到巴塞尔i的市场风险部分时，便觉得时机成熟，应该加紧游说此类政策在巴塞尔i的信用风险部分上的运用，使大银行充分享受大资产、高技术带来的优势。当时，确实也有几家大银行已经发展出了信用风险模型，用于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信贷定价和资本配置等。它们便乘这个东风，到处宣扬这些模型，希望监管部门能允许银行用信用风险模型的经济资本算法作为监管资本算法的基础，以取代巴塞尔i的简单代数加权。

　　当时，更严重的问题是：一些大银行，看到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有不一致的资本准备金要求，便觉得有机可乘，想方设法把资产从计算信用风险的银行账户(banking book)转移到计算市场风险的交易账户(trading book)上去。这样，就可以用《市场风险补充案》所允许的内部风险模型来计算资本金需要量，而非套用巴塞尔i的代数公式。这样一来，不用等到巴塞尔i的变更，就已经从本质上抛弃了巴塞尔i，造成政策的更新换代。这就是所谓的资本套利(capital arbitrage)或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钻政策的空子，以期达到减少资本准备金的最终目的(具体案例会在本章第四节谈论摩根银行信用衍生产品时详细描述)。

　　对于银行界的肆无忌惮，监管部门不能置若罔闻，得有所反应。这第一回合便是了解情况，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看看巴塞尔i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有多严重；看看银行界如何细化量化信用风险，如何使用信用风险模型，有些什么参数变量，模型怎么设计的。自始至终，这是一个银行监管者的项目，必须要从监管者的角度出发，考虑巴塞尔i要不要修改，若要修改的话，怎么改，如何减少资本套利，等等。

　　这个项目首先就落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这与它的天时、地利、人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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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纽约联储在银行监管政策制定中的重要地位

　　纽约联储向来是美国商业银行政策制定的神经中枢、桥头堡。很多政策，尤其是有关大型银行和现代银行经营方面的政策，要么起源于纽约联储，要么由纽约联储来审查核实，像是非纽约联储莫属。纽约联储也乐意充当这个主人翁的角色，每每率先领头，不甘落后，以显示其重要性。

　　纽约联储的这个政策桥头堡的作用，受益于它得天独厚、无与伦比的历史、地理位置。早在美联储于1913年建立之前，纽约的摩根财团就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充当着中央银行的职责，在经济危机时刻提供紧急信用和流动储备。纽约是美国的金融中心，很多大银行的总部都设在纽约，比如，摩根、大通、花旗、纽约银行等，其他银行也多多少少在纽约有落脚处。现在，银行经营国际化，国际上有些规模的银行基本上都在纽约设立分行或代理机构，诸如德意志银行、瑞士的瑞士信贷银行(csfb)和瑞士银行(ubs)、英国的汇丰银行(hsbc)和巴克莱银行(barclays)，还有日本的诸多银行等。而这些外国分行和代理机构又大都属于纽约联储管辖，就使得纽约联储-- 也唯有纽约联储-- 能有这个条件，不仅掌握本国银行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能够得到外国银行的宝贵材料。纽约联储的这个信息制高点，是世界上任何一个金融监管部门所望尘莫及的，几千个大大小小、本土国外的银行聚集在小小的曼哈顿岛上，囊括最先进的科技、产品和人才，银行监管者们自可从中全面了解整个银行业的运作模式。

　　由国内推向国际，近十几年来，纽约联储在巴塞尔国际银行监管的舞台上，也表现活跃，扮演着重要角色。前面提及过的，我工作期间的纽约联储总裁william mcdonough，曾兼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主席，此项殊荣足以证明纽约联储的世界地位。纽约联储有十多位专职从事监管政策制定的高层官员，对巴塞尔协议和其补充案了如指掌，用英文的白话说，这些政策都是他们的baby(婴儿)，亲手呵护，抚育成长。他们尤其引以为豪的是巴塞尔i的《市场风险补充案》，经常议论是如何力排众议推动这一历史创举的。

　　在银行界，广为人知的纽约联储政策制定的代表人物是christine cumming和 darryll hendricks，前者曾于1997-1999年担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风险管理组的主席，后者曾主管巴塞尔总体资本的工作小组。由于他们作风亲善又专业精通，银行界乐意与纽约联储交流对政策的看法。纽约联储的其他银行监管的高管，也都多多少少在巴塞尔各种委员会里担任要职。

　　纽约联储向来有与银行界合作协调、监管互动的良好口碑，这同它的历史地位和组织结构有不容置疑的关系(附录a中对此有详细描述)。纽约联储还经常有派往bis的常驻代表，两年一期，回到纽约后一般都备受重用。综上所述，每当政策上有风吹草动，纽约联储便积极响应，率先采取行动，为美联储系统、美国其他银行金融监管部门，乃至其他国家监管系统和bis提供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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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过程

　　改革巴塞尔i誓师大会

　　我加盟纽约联储后经历的第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是纽约联储在1998年2月底召开的一次规模巨大、盛况空前的信用风险
资本监管讨论会。全名为处于十字路口的金融服务：21世纪的资本监管(financial services at the crossroads: capital regul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这次会议由纽约联储、美联储总部、英国中央银行(bank of england)、日本中央银行(bank of japan)联合在纽约举办。这次会议的宗旨是讨论现行银行资本的管制条例和未来资本监管的发展方向。说白了，这次会议就是讨论巴塞尔i-- 它的问题及在策略上如何作出修正。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是鸣响了修改巴塞尔i的头号礼炮，表明了政策制定者的决心和信念。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作了书面发言(他本人没有亲自到场)，很多头面人物都亲自到场作了讲演，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德国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大通曼哈顿银行主席，等等。纽约联储的头头脑脑，诸如总裁william mcdonough和christine cumming等一些政策要员，也都亲自挂帅，主持会议或发表演讲。

　　会议持续两天，发言的代表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银行监管人员，他们的发言都是公开的，所有人都可以坐听。另一类是银行代表，来自摩根银行、大通银行等，描述银行内部信用风险模型的设置和运用。后一类发言属于保密性质，不对外公开，只有监管人员可以坐听。所以，银行代表只在规定的时间段前来，讲完后便告辞，彼此之间没有交叉。

　　这次会议主要是提纲挈领，制定目标和方针。有以下几点达成了共识。

　　(1) 金融机构不断复杂化的风险管理手段和措施，需要监管机构配合改善监管措施。监管机构的资本要求必须同银行界在风险量化和资本分配上的进展同步共长，共同演化。

　　(2) 金融机构越来越专业化，监管机构一刀切的资本要求逐渐变得失效。监管机构的政策必须加以修改，以适应不同机构的风险模式和经营特色。

　　(3) 在金融市场和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改进现行的银行资本标准已经成为并且还将继续成为监管者的当务之急。

　　信用风险模型简述

　　信用风险模型是用模型的方式来衡量和预测一个信贷组合的风险架构，是通过模型所计算出的信用损失的概率密度函数(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来实现这些目标的。这个概率密度函数在风险管理、资本配置、信贷定价、最优组合上都有重要作用，是现代金融数量化、精确化、高效化的具体体现。大银行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来开发利用这个工具。

　　信用风险模型分由上至下模型(top-down)和由下至上模型(bottom-up)两大类。前者主要用于消费者信贷，诸如信用卡贷款、房地产贷款、车辆贷款、学生贷款。这些信贷因为比较单一类似，且贷款数额小，单笔损失量不大，建立模型的时候就把同类贷款汇总起来，用大数定律和历史数据对它将来的损失可能性作模拟推断。这种模型一般都比较简单易行，广为接受，与实际情况拟合很好，所以，一般都不在巴塞尔协议重点讨论范围之内。

　　由下至上模型是用来模拟大、中型商业信贷，贷款额度高，潜在损失大，需要一个个单独观察评估，然后再汇合加总，最后达到整个资产组合的总体风险水平。

　　信用风险模型的参数一般量化为以下几个主要变量。

　　1. 风险敞口(exposure)-- 如果是传统的定期贷款的话，那么，贷款额便是风险敞口变量。但事情并非都如此简单，有些贷款含有期权，比如周转信贷(revolving credit)，银行提供的信用额度，企业不一定要去用，或用完。但如果企业发生资金周转危机了，这笔信用额度就要被启动，而且可能都用完。如何模拟这类贷款的不确定风险敞口，便众口不一。

　　2. 信用评级(credit rating)-- 这是针对具体企业的评级，同评级相对应的是企业降级倒闭的风险概率。比如，根据标普(s&p)评级公司的统计数据，一企业的信用评级若今年为a，则明年降为b的可能性是0.24％，一年内破产的可能性为0.02％。五年、十年的评级变化，都有数据。

　　3. 违约损失率(loss given default)-- 这是估计万一借款企业违约或倒闭了，银行能收回多少资金，损失多少贷款。这个指标是针对具体贷款而言(facility)，而非针对具体企业或债务人(company or obligor)。若一贷款有抵押品作担保，则其损失的比率要比没有抵押品的低。

　　4. 相关系数(correlation)-- 这是指一笔贷款与其他贷款的互动性，用来衡量整个资产组合的信用风险。若资产之间的相关系数高，互动性强，则共同损失的可能性大，整个资产组合的总风险就大；反之，若相关程度低，资产之间就更有可能独立运行，不会同步下滑，那整个资产组合的总风险就小。

　　5. 违约倒闭模式(default-mode paradigm)或按市定价模式(mark-to-market paradigm)-- 一般模型都只计算企业违约所带来的风险和损失，只要企业没倒闭，潜在价值就不变。但更精确的市场化的做法是连市场信用风险波动都算在里面。即便企业没有倒闭，但因为它的信誉下跌，信用级别下降，或纯粹市场信用点差(credit spread)指数上升，资产价值也会下降。比如，一笔金额为1亿美元的10年贷款，给信用级别a的企业，如果该企业的信用级别降为b，则该贷款的价值就不值1亿美元，其中的差额就是信用点差损失。这是所谓的按市定价的计算法。

　　6. 解析法(analytical)或模拟法(simulation)-- 这是如何将上述单变量汇总起来，算出整个资产组合的信用风险，即概率密度函数的方法。解析法简单易行，运算速度快，事先假定风险密度函数的具体方程式，代入各种变量，便信手可得各类风险值。模拟法不需要引入诸如风险密度函数方程式等关键假设，计算机模拟自然给出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状况，信息量充分，能进行各类运算，使信用风险模型做到最理想化的运用，缺点是计算时间长，容易受到计算机功能的限制。

　　所有信用风险模型都仰赖于大量数据，充斥着许多参数和假设。同市场风险模型相比，它有两大弱势。一是数据不够大量、充分、可信。历史上没有频繁发生的信用违约和倒闭事件，致使上述几大量化的数据很难证实其可靠性。而市场风险模型依赖的是每天市场的上下波动，有相当充足的数据库。其二，信用风险模型的损失区间(loss horizon)或持有期通常定为一年，而不同于市场风险模型的1天(或政策规定的10天)。这样的话，市场风险模型一年就有250个样本点，可以用来做回溯检验(backtesting)，以验证模型的可靠有效性。而信用风险模型要做回溯检验，则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数据点，这是不现实、没有意义的任务。不能做回溯检验这点，特别让监管部门忐忑不安，难以给信用风险模型寄予一定信任度。

　　从长远角度来看，信用风险模型非常有用、大有潜力，对于更合理、更有效地管理银行，有着重大作用和意义(这里不做具体描述)。随着模型的成熟、信息的推广和数据库的丰富，信用风险模型的广泛运用只是时间问题，而非是否问题。

　　信用风险模型采样和评估

　　我和jennifer开始这个项目的第一步是深入基层，采集样本，弄懂弄通信用风险的变量和模型，回来向christine及其他政策要员汇报，向他们提供精确反馈。也就是说，我们是他们的视线和触角(eyes and ears)，为他们提供第一手原始资料。

　　我们研究的第一个样本是由摩根银行内部一个小组发展出来的《信贷算法》(creditmetrics)，是专门销售给外界用的计算机软件(摩根银行本身并不用此软件)。该软件编写小组后来从摩根银行分离出去，自成一公司。《信贷算法》的技术文件(technical document)非常权威，写得清晰流畅，把最复杂的统计知识、理论术语，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述出来。《信贷算法》堪称信用风险模型的经典教科书，我本人就是从读这些技术文件开始，弄懂信用风险模型的基本框架，知道它想做什么、派什么用场，有些什么基本要素。这是摩根银行继推出它用于计算市场风险的经典《风险算法》(riskmetrics)后，对金融界的又一重大贡献。

　　如果说摩根是风险管理模型的前驱者，一点都不为过。它不仅免费出版这类教育性、权威性的技术文件，还在银行管理中推行风险意识，推动现代化管理。它的总裁当时很前卫，每天早上阅读报表时，尤其关注风险价值(var)之类的风险指标，领导银行界新潮流。在摩根的带动下，其他银行也纷纷效仿，一时间，var概念深入人心，再伴之以监管部门诸如《市场风险补充案》的新规章新制度，风险管理行业欣欣向荣，造就了一大批新的银行专业人士。

　　《信贷算法》从理论上讲，是一个非常先进完美、精致漂亮的模型，用的是最前卫的按市定价模式，计算机模拟法也为模型提供很大的灵活性，减少诸多假设的约束。只可惜信贷方面的数据不多也不牢靠，信贷事件也不常见，所以模型再完美，若数据不过关，也只是废物进、废物出(garbage in，garbage out)，最后的结果没人采信。该模型的计算机模拟方法，同时也是它的明显弱点：耗时费力，需要计算机运转一个晚上才能得出结果，而且计算机的顺利运行还难以保证。我们当时的感觉是银行内部采用的信用风险模型，肯定要简单实用得多，会更适合银行本身的经营特色。

　　当时在纽约联储，摩根银行(j.p. morgan & co.)和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corp，简称大通)是辖内两家最大的银行，拥有一流的资产、产品、技术和人才，被经常用来作比较。这两家的文化、理念，及随之而来的产品、业务相当不同。摩根崇尚的是高、精、尖，向来以追求第一流(first-class)为己任。它的企业客户大都是美国信用评级高、实力雄厚、财富500榜上有名的公司厂家，它的私人客户也是高收入、高资产(high net-worth)的富人群，非平民百姓所及。确实，它的产品业务，都向着领导行业新潮流的方向看齐，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它在银行界有着许多划时代意义的突破和建树。美国名校的毕业生，冲着它显赫的历史、傲人的声望，都争先恐后想去镀层金，为能被冠以摩根的招牌而孜孜不倦。摩根也有非常优秀的培训项目，招募了名校毕业生后，集中强化培训，使文化、理念、知识、业务整齐划一，更上一层楼。这样，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摩根也为华尔街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从摩根跳槽去其他金融机构的，一般都能在职位和薪酬上有一大飞跃。

　　20世纪90年代初，摩根开始由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方向大幅度转型，也得到美联储的特批，经手了几大证券和债券的发行，为打破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壁垒作铺垫。但它毕竟是商业银行出身，做投资银行业务的资源和火候未到，再加上一些丑闻，一直经营不善、问题连连。按华尔街的说法，摩根是桌上的肉(meat on the table)-- 有待瓜分吞并。摩根曾有意同sandy weill领导的旅行者集团合并(第三章花旗集团的合并评估及20世纪美国银行法的变革具体描述了旅行者集团同花旗银行1998年合并，组成世界上资产最雄厚的花旗集团的案例)，但谈判到最后阶段破裂了，据称还是摩根的傲气使然。到了2000年，摩根宣布同大通合并，组成与花旗集团不相上下、势均力敌的摩根大通集团。虽然依然沿用摩根的响亮招牌，但事实上，两者的合并，更大程度上，是大通把摩根给吞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