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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成效。到1965年4月,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经向西部和西南地区转移完毕。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怕打大规模战争了,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腰杆更硬了。1965年4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传话说:“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将奋起抵抗,战斗到底。不管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进得来,出不去,必将被消灭在中国。”周恩来的这个话,是说给美国人的,也是说给苏联人的,更是说给蒋介石集团、南朝鲜和日本的。
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珍宝岛冲突发生后,毛泽东把关注的目光又转回到三线建设上来。他更重视三线建设了。为了排除造反派的干扰,保证三线建设顺利进行,他决定对一些重点三线建设基地和工程实行军管,甚至直接派军队去施工。对这种由解放军直接管甚至直接施工的单位,造反派是不敢来胡闹的。
为了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小三线”建设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各省特别是进行三线建设的各省,再建设成本省自成体系的“三线”,这样,既可以使“大三线”与“小三线”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大系统,也可以将三线建设深入到中小城市、县城乃至乡村,使我国形成支持长期战争的工业基础。从1970年起,中央开始对三线建设项目实行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修的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全国的三线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各省的三线建设也随之全面铺开了。毛泽东此时的三线建设思路,几乎完全集中到准备打仗、准备打长期的战争上来。因此他对三线建设投资偏重的程度,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到1971年,我国三线建设的投资总额达到了340.8亿元。这还没有把各省自筹资金搞“小三线”建设的投资计算在内。而且,在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之上的时期,他这样关注三线建设这一经济问题,也说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的重视,是基于对极有可能发生的中苏战争的考虑的。
“不建设好攀枝花,我睡不好觉”
毛泽东是有战备眼光和勇气的。建国初期,他能在156项建设项目中考虑到把一部分项目安排在西部地区,就很了不起。如果没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是考虑不到这一点的。如果没有勇气,在苏联意见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候,是不能下这个决心的。而毛泽东的眼光和勇气,来自他的精心研究和缜密思考。这里面自然倾注着他的大量心血。
1956年,毛泽东虽然还没有决定搞三线建设,但他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西部。他倾注心血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方面的问题,特别对西部建设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他亲自到外地去搞调查研究,回北京后又找了很多高级干部开调查会,认真研究西部地区建设问题。从他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我国西部地区建设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倾注了多少心血!对于毛泽东当年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包括西部经济建设问题所倾注的心血,薄一波曾回忆道:“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当时,毛泽东经常是从每天早晨9点40分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下午。下午处理完党政事务后,到晚上19点10分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然后研究这些汇报材料,继续工作到深夜。
1958年,毛泽东已经下定了中国要搞原子弹的决心。起初,中国还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当年的七、八月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援助中国搞原子弹的问题。但是赫鲁晓夫却有他的考虑。他害怕因此会与美国搞僵,怕美国用原子弹威胁他。他还考虑,中国没有原子弹,就会投到苏联的核保护之下,苏联就能够控制中国。他还对中国拥有原子弹怀有忧虑之心,担心中国也会构成对苏联的威胁。因此当毛泽东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明确表示了对中国搞原子弹的消极态度。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并没有动摇搞原子弹的决心。他决定中国独立自主搞原子弹,并且把这个决定与发展西部地区经济结合起来。此时,他对西部地区建设的思考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军事因素。
1964年党中央正式做出进行三线建设的决策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问题更加关心了。当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三线建设的重要性。他说:必须把三线的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搞起来,这样,军事工业才有基础。他甚至说,如果不把攀枝花的钢铁厂搞起来,我睡不着觉。
毛泽东依据他对于三线建设的总构想,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方针,这就是:三线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要“依山傍水扎大营”。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1964年,也是我国搞原子弹最关键的一年。围绕这一重点军事工程,毛泽东在过去已经调派了很多军队和科技骨干到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又调派了大批军队和科技精英奔赴三线,加强核研制基地建设。核研制基地在三线地区的建成,为三线建设描上了最浓重的一笔。
毛泽东还亲自选将搞三线建设。在做出搞三线建设的决策之后,他曾选派聂荣臻及多位将军去三线搞建设,一批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如钱三强、邓稼先等也被选派到三线地区搞建设。他曾选派彭德怀到三线去领导建设工作。在中央,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主持三线建设的日常工作。在地方,先后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三个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均由该地方中央局第一书记担任。三线建设的大项目,均设领导小组,其他三线建设项目,也设立了指挥部。1973年后,中国已经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两国开始接近,世界政治“大三角”相互制衡的格局基本形成。在此情况下,三线建设已经初具规模,确实达到了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的目的。从当时世界军事格局和技术水平来看,如果中国受到外来侵略,中国就已经具备了打不垮、炸不烂、能长期支持战争的牢固后方基地。同时,也达到了使国家经济布局大体合理的目的。工业片面集中于沿海城市的状况得到了改变,并且形成了地方工业的完整、配套的体系。
三线建设为西部留下宝贵遗产
三线建设,为我们留下了大批物质遗产。
从宏观上看,如果不算1964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决策之前中央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仅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向三线建设投入的资金为2052亿元。通过三线建设,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电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钢铁等生产部门相互配套的体系,并且与地方中小企业连成了一个生产系统,同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生产指挥系统。
从微观上看,在铁路建设方面,从1964年8月中央决定修建成昆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等6条铁路线算起,到1980年,三线建设共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焦柳铁路、襄渝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在使整个西北、西南地区自身连成交通网络之外,还使西南地区与华中地区、西北地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交通网络连为一体,同时还配合铁路建设,建成许多公路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为西部地区的矿产开发、产品流转、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创造了交通条件。在国防工业建设方面,通过三线建设,我国在重庆地区建成了常规兵器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贵州建成了电子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陕西建成了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在贵州和陕西、鄂西地区建成了航空和航天工业生产基地,在长江上、中游地区建成了船舶工业科研、生产基地,在西昌建成了卫星试验、发射中心。通过三线建设,将东北、华北地区老军事工业企业的一部分搬迁到西部地区建新厂,基本上达到了将重要军工企业“一分为二”的目的。电子工业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兼容、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体系。航天工业实现了地区配套,建成了完整的战略和战术导弹研制基地,形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射中心;航空工业生产体系也在西部地区形成,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几个歼击机、运输机生产中心,生产能力占全国航空工业的三分之二。船舶工业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完整的生产系统。较高水平的核工业科研生产系统几乎全部放在西部地区。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机械工业方面,通过三线建设,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大中小相结合的原材料工业体系,建成了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钢铁基地、成都地区钢铁工厂、贵州水城钢铁厂等大型企业,新建了西北铜加工厂、兰州连城铝厂、兰州铝厂、冥河铝镁冶炼加工厂、西北铝加工厂和重庆西南铝加工厂。为了与国防工业配套,还建设了重水、炸药、树脂、橡胶、医药企业。建成了西南炼焦煤基地、西北煤炭基地、平顶山、焦作、鹤壁等矿区;新建10万千瓦以上电站68座。241个机械工业工厂、研究所、设计院搬迁到西部地区后,又新建、扩建大中型项目124个,累计投资94.72亿元,占全国机械工业同期投资的53%。新建了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同时新建了一批配套工厂,使西部地区形成了军民结合的轻、重型汽车批量生产的能力。新建了12个重型机械工业制造厂,使西部地区形成了很强的重型机械制造能力。电机电器工业发展起来了,建成了四川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东风电机厂,形成了年产80万千瓦成套发电机组的能力。轻纺工业方面,通过三线建设,造纸、制糖、制盐、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合成洗涤剂、塑料制品、皮革制品、棉纺织、毛纺织、丝绸、印染、针织、化纤、纺织机械等生产企业在西部地区全面铺开。其中,新建5万锭以上的棉纺织厂有7个,大中型维尼纶厂有5个。此外,通过三线建设,还在西部地区建成了100多个部属储备性仓库,15个大型广播电视项目,新建了一些高等院校。
毛泽东搞三线建设为我国留下的物质遗产,至今仍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基础。
毛泽东搞三线建设的眼光、气魄、思路,给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启示。江泽民在90年代初多次视察西部地区,对三线建设时期建成的大型企业倍加关注。他当时就指出,从国际形势来看,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1993年4月,他还在为一部书的题词中写道:“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他对三线建设的壮举给予了高度肯定。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我国三线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党中央于1999年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来源:辽宁党史研究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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