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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救援要坚持原则，因为任何救助都会带来棘手的“道德风险”问题，即市场参与者因有政府兜底而放松风险控制，采取更加激进的投资策略。金融的系统风险归根结底在于市场参与者识别与控制风险的能力，而不是陆克文先生所指责的自由交易和复杂的金融创新；风险归根结底是“道德风险”，而不是产品风险。如果投资者自已丧失了控制风险的激励，简单的产品也可能大幅增加系统风险。郁金香很容易理解吧？一样造成泡沫。房屋是再普通不过的商品了，看得见，摸得着，价值的计算也不需要复杂的数学公式，可房地产市场上依然是泡沫不断。
陆克文总理只谈救援，不谈重组，在资产-负债失衡未得到纠正的情况下，经济复苏的希望在哪里？陆先生又捧出了他的神奇政府。
凯恩斯主义的神话
陆克文总理自视为罗斯福总统和凯恩斯的传人，要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创造需求，将经济拉出衰退。可以预见的是，今天的财政刺激如同历史上的罗斯福“新政”，除了为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增添新的案例，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拉到选票，不会再有其他的效果。
从1933年开始实施的罗斯福 “新政”并未结束“大萧条”，“新政”下的财政开支虽然大幅增加，但没有显示出扭转乾坤的刺激作用。请看以下数据与事实：美国的真实gdp直到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失业率则在1931年跃升到16.3%后，一直保持在两位数的高位，迟至1940年方从一年前的17.2%降到14.6%。在大战正酣的1941年，失业率总算降到了一位数——9.9%。结束“大萧条”的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超高的军事开支。将经济的恢复和希特勒的战争联系在一起是令人尴尬的，功劳于是就被记到了罗斯福头上。
如果 “大萧条”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再看凯恩斯主义在日本的实践。日本经济于1980年代末进入衰退，政府也祭出了凯恩斯主义，执行了多达13个财政刺激计划。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财政赤字对gdp的比率每年都超过了5%，其中有七八年超过了10%，但日本经济仍不见起色，gdp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左右，并多次出现负增长。当前的金融海啸来袭时，尽管日本不是重灾区，经济却第一个倒下，2008年4季度，gdp同比萎缩了12.7%！由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日本的国债从1990年占gdp的60%增加到现在的160%以上，政府已无力再举债。除了自民党在首相走马灯式的更换中勉强保住了政权，凯恩斯主义留下的只是停滞的经济、残破不堪的财政，以及更加暗淡和遥远的复苏前景。
从逻辑上讲，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乃题中应有之义。从1930年代的“大萧条”、日本1980年代末的泡沫破灭、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今天的全球经济危机，所有这些大动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崩盘之前的异常繁荣，而且十有八九都是信贷支持的繁荣。如同吃了激素的儿童，可以透支营养和体力，在一段时间里加速成长。但信贷激发的景气无法持续，一旦信贷中断，灾难立即降临。衰退是对畸形繁荣的偿还，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正是基于这一信念，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和哈耶克预见到了“大萧条”，虽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准确预测灾难发生的时点。为了缓解停用激素带来的痛苦，凯恩斯主义建议恢复激素的供应，这就是它的逻辑，这就是它必定失败的根本原因。
凯恩斯财政政策的失败，在于无法带动民间开支。从大学的经济学教科书可知，财政政策的作用取决于所谓的“乘数效应”，政府花一块钱，民间跟着花一块钱，乘数就等于2。乘数越大，财政政策越有效。实际上，乘数效应不过是凯恩主义的一个障眼法，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忽悠”，如果私人部门愿意花钱，就不需要财政刺激了，之所以推出财政扩张计划，就是因为民间的投资和消费意愿不足，财政乘数命里注定不会很大。
的确，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世界各国的财政开支乘数平均等于1，换言之，政府支出对私人部门几乎没有什么拉动作用。这个结果没有丝毫意外，既然在萧条之前的繁荣中，私人部门已超前地进行了投资和消费，他们怎么可能再跟着政府增加支出呢？产能过剩的中国外向型企业会因为政府修铁路而增加投资吗？为债务所困扰的美国家庭会因为奥巴马建医院而增加消费吗？萧条期间，民间不愿花钱，并非由于凯恩斯所讲的“野兽精神”，而是从“野兽精神”回归人类精神，休养生息，从揠苗助长的狂飙突进，理性地回归自然增长状态。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为什么要推出刺激计划，试图恢复往日的虚假繁荣、延缓甚至阻碍回归的进行呢？
凯恩斯认为萧条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今日西方经济的问题恰恰相反，是未来收入的透支和有效需求的超前满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各国都会在偿还旧账的压力下生活，无论政府如何刺激，需求都难以反弹，拉动世界经济走出萧条，唯一的希望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于刺激这些国家的需求，凯恩斯主义仍是药不对症。
中国的人均gdp尚不足3千美元，即便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也不到1万美元，和美国的5万美元相差甚远，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很大的空间，而且不同于阮囊羞涩的美国人，中国居民的需求有二十多万亿储蓄资金的支持。如何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的购买力？对策不是政府花钱，而是打破僵化体制的束缚，释放民间的能量，激发市场的活力和私人部门的创造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一再地证明了这一点。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外部需求的疲软和国内的宏观紧缩政策相重合，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下降到7%左右。1998年，中国政府推出了财政刺激计划，但真正扭转经济增长下行趋势的，却是同年的住房改革和2001年的加入wto。取消政府福利分房，将住房推向市场，这项改革一方面释放出巨大的商品房需求，另一方面创造了无数的投资机会，房地产投资当年就从前一年的负增长反弹至15%，随后又上升到30%左右，并带动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进入了上行通道。2001年加入wto后，在国内、国外的强劲需求拉动下，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七年的繁荣。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并非需求不足，而是需求受到限制和压抑，二十多万亿的居民储蓄和接近50%的储蓄率说明不是没有能力消费，而是不敢消费。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不是政府投资基础设施，而是充实社会保障体系。除了物质产品，我国企业和家庭对服务的需求还远未得到满足。以金融为例，全国80%的中小企业没有金融服务，对7亿农民的金融服务基本上是空白。医疗卫生、电信通讯、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媒体娱乐，到处可以看到需求的潜力。政府应该做的，不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开支，而是解除管制，降低和取消行政性准入壁垒，像十年前的住房改革那样，开发和培育市场，释放需求，依靠13亿民众的力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方的金融危机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实体经济的结构、市场和价格机制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更为基础的力量，宏观政策充其量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或者寅吃卯粮，而卯粮之昂贵，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现在是终结凯恩斯主义的时候了，是宣告皇帝没有穿衣服的时候了。
首要任务是管住政府
在度过了经济萧条后，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陆克文总理呼吁建立国家和全球的监管体系。对于市场失灵论者，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论。然而如前所述，金融海啸起于错误的货币政策，新监管体系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管住美联储。
奥地利学派主张金本位制，即货币发行以一国的黄金储备为基础，用黄金保有量约束货币供应总量，实际上等于剥夺了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权力。这一制度的优越性显而易见：从根本上避免了货币的滥发和通货膨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金本位还有另一好处：自然地实现了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在世界黄金产量不变的情况下，获取黄金的渠道只有国际贸易顺差，贸易盈余国黄金储备即货币供应的增加等于逆差国货币供应的减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保持不变，不会再出现各国中央银行竞相发钞、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在金本位下，美国也无法再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超发货币，通过美元贬值向世界各国转嫁自己的财政负担。
芝加哥的货币学派担忧，如果黄金产量跟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一样，通货紧缩破坏了价格的稳定，因此也是不可取的。货币学派建议实行纸币制度，但同时一再强调制定货币发行规则的重要性，例如货币增长等于真实gdp的增长，用规则来限制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上的自由裁量权。
虽然存在着货币制度上的分歧，两个学派一致认为，必须制约中央银行，因为中央银行家和我们每个人一样，都免不了要犯错误，普通人的错误影响一个家庭，中央银行家的错误遗害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格林斯潘卸任时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央行行长，才过了几个月，就在金融海啸的风暴中变成了危机的罪魁祸首。人们发现他的错误时，大祸已经酿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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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老沙 
发表于 2009-8-16 22: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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