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时间
- 2008-11-5
- 最后登录
- 2013-8-18
- 阅读权限
- 80
- 积分
- 9764
- 精华
- 0
- 帖子
- 5131
|
引用：封神老沙 发表于 2009-4-15 01:09 ![]()
那年，河南百姓帮日军消灭了20万国军
我说的那年也就是43年冬至44年春。那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频频失利，从日本本土到东南亚一带的海上运输线随时有被盟军切断的可能。为此，日军于1944年1月24日发动了“1号作...
作者的后续感言：
现在是晚十一点过后，我开始写博文。二天前，我在网上挂了一篇文章：《那年，河南百姓帮日军消灭了20万国军》。没想到文章挂出后即刻招来一片申讨声，而共鸣之声却是那么微弱。在此，我不求共鸣长在，但求理解万岁。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的理解呢？又该用何种目光来面对那段凄惨的历史呢？就在吃晚饭之前，女儿从书桌下理出一大堆上学期的课本书，让我明天去卖掉。其中那本《历史》（八年级第二学期）课本书引起我的注意。打开一看，其中竟有我想要评估的“豫湘桂大战”介绍（河南“豫中战役”是第一战）。
《历史》教科书编写者以醒目的黑体字标出：“豫湘桂大溃败”最根本原因是由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所造成的。书中这样解释那时的大背景：“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进一步加强官僚资本的垄断地位。金融方面，通滥发纸币、公债等手段，对人民进行掠夺；工业方面，以‘加入股份’，‘共同经营’等手法，吞并民族工业；农业方面，实行田赋征实的粮食征购制，不断增加农民负担。四大家族的经济垄断，使国民党统治区工农业生产下降，广大人民生活日益困难，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那几年，正是河南闹灾荒最严重的年头， 国民党政府对农民下达的征粮赋税指标却一分一厘也不减少。《时代周刊》白修德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写道：“一天晚上，我们住在一支军队的司令部里，一群中年男人来拜访我们，他们说他们代表本地区的农民拟定了一上呈书和一份报告，请求我们带到重庆去，每个文件都给了我们两份。报告书中说：全县15万人中，已经有11万人完全断炊了。每天约有700人在路上长眠不起。另有约700人处于垂死状态。自从灾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粮为1万磅米糠麦麸。我们同这群人中领头的进行了交谈。他有土地吗？有20亩。他收获了多少粮食？每亩15磅。税收是多少呢？每亩13磅。”
对此，灾民们彻底绝望了。官逼民必反，老百姓不造国民党政府的反，还会造谁的反？退一步来说，就算是日本鬼子不在这个时候打过来，老百姓也会站出来，用各种有生力量解除当地国军的武装。不解除国军武装就无法避赋税，不避赋税就看不到活下去的希望。
如此这样腐败、让百姓生存权力都无法保证的政府，河南人谁还会去拥护它？日本人这时候打过来，抢占国土，控制河南，老百姓拍手称快还来不及呢！河南老百姓心里非常明白，在这个时候谁要是挺身而出，誓死捍卫民国政府，一定会被灾民们当作“汉奸”骂死。苏区的百姓或许也会跟着骂：谁捍卫“民国政府”谁就是在捍卫“黑暗统治”。因为“民国政府”与“黑暗统治”是划等号的。正如我手中这本《历史》书上所下的定义：“黑暗统治”就是“民国政府”一个符号。
或许河南百姓解除5万国民党军队武装是爱国行为,但这行为不是时候。试想，抗战结束后，许多抗日将领比如去缅甸的远征军孙立人、台儿庄血战总指挥李宗仁，包括虽然在“豫中战役”败北，但好坏也曾为抗日出过力的汤恩伯，这些将军在抗战结束后都纷纷成了反共斗士。或许他们本不想打内战，但蒋介石坚决要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河南百姓解除了5万国民党大军的武装，这为共产党的军队解放全中国小扫了一条路，并减少了人员伤亡。否则在战场上想要轻而易举地消灭对手5万有生力量，这绝不是谈何容易的事。
让日军最大限度地消灭国军，多占领一份国统区的土地，这就是爱国行为。这个观点看上去有点荒唐。然而提出这个口号的恰恰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毛泽东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p182页）。毛泽东还说过一句十分精典的话，那时中日刚恢复邦交正常化，日本来了一批政客，毛泽东同志握住他们的手说：“感谢你们！没有你们的侵略，就没有今天的我们。”
毛泽东同志说这番话或许有一点幽默成份，大家不要见怪，毕竟他老人家是在说真心话，我们不能说毛泽东同志不爱国。
说起“爱国”， 我想起小时候看过一部叫《邓世昌》的电影，邓世昌与他的海军战士们为抗击日本瓜分中国领土的侵略野心在海上与之奋勇拚杀。为保卫中国海疆不受侵犯，最后浴血壮烈牺牲。我想，没有人会认为邓世昌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我接着要说孙中山，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这点没有人会说否。在邓世昌壮烈牺牲的前后期，孙中山在干什么呢？他在1894年发动了“广州起义”，那时清政府正处于中日战争史上最惨败之时。孙中山几度密见日本领事，要求提供推翻政府的武器。当日军占领我胶东半岛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趁机大量发展由日本浪人和日本中下级军官组成的革命党人来扩充自己的军队，发动新的军事革命，以推翻中央政府。如果说邓世昌是爱国的，那么孙中山的行为又是属于什么呢？
历史总是很搞笑的，有时也爱开玩笑的。眼前就是一例：手中这本《历史》一书，介绍了中国远征军入缅甸抗日，重创日军，战绩巨大，却没提远征军军长孙立人一个字。为什么会这样？只因为他后来与林彪交战了。（如果我们连自己历史都无法在学生面前正本清源，那么又怎能阻挡一衣带水的对手在彼岸篡改历史呢？）
废话少说，现在回到文章主题上来。1944年，河南百姓解除了5万国军武装，这不是爱国行为！而是一场历史悲剧。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把“爱国”当作一种神圣的信仰物加以朝觐；把“人民”想象成那么高贵、厚重。我们抱着凝重的崇敬之心去爱，去思考。“爱国”成了我们共同信奉和追求的、至高无上的伦理价值，它可以取代其它一切的道德价值尺度。然而很多时候，“爱国”是以悲剧的面目出现的，这种悲剧之脸往往又是以“革命”的名义孽生的。人民，既是“爱国”的扮演者，同时也是“爱国”的受害者，它被严严实实框定为对本民族和本国家的一种忠诚表现。
于是这样，在我们幼小的时候，我们的政治老师便把这种“忠诚” 一尘不改地刻在我们的心坎上。我们自以为这就是对政府最崇高的敬爱，而不是文革时的那种“愚忠”表现。我们的父辈们又严格地让我们将这种“忠诚”当作一个贞操完美地保护起来。我们的“爱国”情结就是这样被一点点灌输与培养起来的。在“爱国”一茬茬炉火的陶冶下，我们终于成为一群没有特别的禀赋、特别的爱好，只靠一种思维模式存在的清教徒。虽然我们变得面目全非，但还是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修道成佛，成为一名超脱凡境的真人好汉。
历史的悲剧不能再演。河南人，你们看了我的文章不要怒目而视。如果你爱你的省会，那么就把今日河南的历史概念与六十年前演绎的历史悲剧区别开来。你们有权申讨那时的国民政府因腐败和长期治理无方所造成的悲剧，但绝不可以“河南人”的名义抹去那段历史的存在。
河南人，你们尽可以对我的文字进行大批判，或许这能代表你们热爱自己省会的一种善良意愿表现。然而我要说：意愿只能代表意愿，不能代表进步。河南的经济与周边其它省会相比还不是很发达，不发达的经济铸就了一批意志消沉、生活困顿的人。河南人的形象在受损。下岗、倒闭的事履履发生，为官者不为百姓办事，目睹这些事却无法改变这种事实，这不啻是河南人、乃至全体国人心头上一块苦涩与重负之石。爱可以挥之即来，但恨不是那么好抹去的。正如泰戈尔在《民族主义》一书中所说：“你可以向别人借来知识，但你无法向别人借来性格。”
李清照有诗云：“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我想，有什么样的河南人，就有什么样的声音。我们不能改变事实，但可以改变看法。
最后我要说：谢谢大家再次阅读我的文章。我想：传统生活模式以及观念上的自我否定，无论对整个中华民族还是对一代河南人来说，都是一种痛苦的选择。这就是历史！任何温情脉脉的行动都将无济于事。
2006-6-13晨三点 |
|
封神老沙 
发表于 2009-4-15 01:00:04
分享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