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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的报告送上去后，叶剑英10月16日就作了批示。楚青至今对这份批示能倒背如流：
叶副主席批示说：前不久萧克同志看我时，也曾提到有关那次会议反教条主义的事。我认为五八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那次会议的错误，我建议总政组织力量，认真地研究，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时候，妥善处理。
叶剑英将粟裕的这份报告批送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黄克诚、耿飚、韦国清、杨勇等人审阅。叶副主席办事非常细致，他指示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将批件送交粟裕看过。粟裕很激动，他要我将这份批件抄录一份。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份批件，除了黄克诚、陈云同志因病未阅外，其他六位都画了圈。
尽管如此，但是，为粟裕平反的文件一直迟迟没有下文。根据楚青的叙述，其大致过程如下：
粟裕看到叶剑英的批件后，曾两次向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询问办理的情况，但未得到明确的答复。
1980年春节期间，粟裕看望了聂荣臻副主席，他汇报了自己向中央写了申诉报告和叶剑英已批示总政办理的情况，请聂荣臻为这件事说说话。聂荣臻即表态说：“这件事应该解决。那个时候说话上纲都是很高的。但总政写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等送到我这里，我会说话的。”稍后，粟裕又看望了徐向前元帅。徐向前也表示，这件事应该解决。3月初，粟裕又将给中央的申诉报告抄了两份，分别送给肖劲光和萧克。
叶剑英的批示已经5个多月了，仍没有音信。粟裕不免有些着急。3月10日，他再一次给陈云和叶剑英写信。在给陈云的信中，他说：“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我向中央写了这份书面申诉报告。我恳请您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予以批示，促使我的冤案能早日得到解决，使我放下压在身上二十多年的沉重包袱，在有生之年能够心情舒畅地贡献出全部精力，为国防现代化作出微薄的贡献。”在给叶剑英的信中，粟裕写道：“听说您对我的报告作了批示，我非常感谢您老人家对我的一贯关怀。为了使我的问题能早日获得公正、合理的解决，我再次恳请您老人家能为我的问题再说一说话。”
叶剑英、陈云接到信后，向总政了解了一下情况。中办向粟裕转达说：据总政说，报告已写好，不久即可上报。
在南京的粟裕得知后，当即要求秘书向总政报告：“我要求总政在做出结论上报之前，将有关我的结论部分同我见面。”
6月12日，粟裕在上海见到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他向胡耀邦报告了自己申诉的问题。胡耀邦当即说：这件事要解决一下，要找个机会在中央的会议上议一下。
7月15日，因腰椎错位已入院的粟裕再次向总政了解情况。总政回答说：5月13日总政党委曾讨论一次，感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涉及很多事和人，对会议本身如何评价应慎重，应由中央来作，对批评错了的同志应给予平反。当时就责成总政组织部和军纪委对批评错了的同志起草平反决定。现决定已草出，尚未讨论。讨论后上报前要送给粟裕同志看的。
到8月份，来自总政的消息说：总政党委讨论后认为，这件事涉及对军委扩大会议的评价问题，要等中央讨论后再定。
这一结果，使渴望看到平反决定的粟裕既大失所望又困惑不解。此后，平反的事也石沉大海。病中的粟裕已无力过问，而楚青为怕粟裕再受刺激，也不敢再提此事。
楚青向中央申诉
1981年2月1日，粟裕脑溢血发作，此后又频繁发作脑血栓。楚青感到很痛苦。她知道，1958年对粟裕的错误批判，是粟裕心中永远的痛。她不忍心让粟裕背着沉重的包袱离开人世。为了不让粟裕受到刺激，她在反复思考后，决定自己出面替粟裕向党中央申诉。
1982年12月16日，我考虑再三，鼓起勇气给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陈丕显写了一封信。陈丕显同志曾长期和粟裕一道工作过，对粟裕比较了解。我在信中先追述了粟裕写信及中央有关领导对此事的意见。我说，我是相信中央、军委会为他作出公正的结论的，我也相信他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已足够为自己作出正确评价的。但是，作为亲人、同志，总是希望让他在尚能正常思维的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党的政策的落实；而实在不忍心让他终于背着沉重的包袱去见马克思。
楚青知道，为粟裕平反的事之所以搁浅，是因为总政认为会涉及到对1958年那次会议的总体评价问题。为此，楚青在信中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我要求考虑到他的病情实况，把他的问题同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全面评价分开处理，先行为他作出平反的决定，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对他的错误批判。我认为这是符合中央领导同志圈阅的，叶副主席1979年10月16日批示精神的。”
楚青并将一份“追记粟裕同志为1958年受批判向中央申诉的有关过程”的书面材料，一同报送陈丕显。
陈丕显收到材料后，附上一封信转给胡耀邦和杨尚昆。他在信中写道：粟裕是自己的老领导，长期在一起工作，他对粟裕的政治品质和他几十年来为战争作出的贡献是了解的。希望中央能在粟裕尚能正常思维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胡耀邦考虑到自己对1958年那次会议的情况不了解，就将这份材料转给杨尚昆来处理。
以上情况，是陈丕显在电话中通知楚青的。陈并告诉楚青：听尚昆同志的意思，似乎当时会议没有对粟裕同志个人形成文字结论，准备再看一下材料，再研究一下，也许在适当的时候，由某位负责人同粟裕同志谈一下，说清楚中央对粟裕同志是了解的，像这类事情不存在了，已经过去了。楚青对此有自己的想法。她回忆说：
我向陈书记反映说：当时虽未做出文字结论，但会议文件，包括简报，那些诬陷不实的发言、粟裕同志违心的检讨等材料都已存入档案，军事科学院就有一套，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阅看，所以其流毒和影响至今还在扩散、传播。因此希望有个文字平反材料为好，要不然，在组织上同粟裕同志口头上说清楚时做个谈话记录，同原来的材料一并存档。丕显同志听了我的话，建议我直接同尚昆同志联系请示，希望能对这个问题早点有个结果。
按照陈丕显的指示，楚青在1983年2月2日有了向杨尚昆汇报请示的机会。她首先感谢杨对此事的关注，感谢他对粟裕的关心和信任，并请他理解粟裕痛苦的心情。杨尚昆说：我同张爱萍、余秋里商量了一下，研究出一个方案，即宜粗不宜细，发一个文件，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全部收回、销毁。收文件时可以派人去收。文件上可以写销毁也可以不写，待收回后再由办公会议作出决定销毁。另外，同粟裕同志谈一下，明确说这件事已经不存在了。要谈就是我去谈。
楚青汇报说：据我了解，粟裕本人没有设想过要逐项地甄别他的问题，这已是历史问题了，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但是我觉得如发文件收回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以注明“撤销”“销毁”为好，否则将弄不清楚。楚青并说：我这次申诉是背着粟裕的。因为现在他的病情已不可能由他自己催问或再申诉，而我对能否有结果也无把握，生怕如果得不到处理，将更使他受刺激。
最后，杨尚昆告诉楚青：你可以同粟裕同志说说。可以说你有这样的设想，也可以说是我的设想，听听他的意见，不算是最后定下来，他有什么意见我们还可以考虑。过了年我再找你来，你把他的意见告诉我，然后我来办。
2月4日，楚青对粟裕说了自己给中央写信及与杨尚昆谈话的内容。粟裕冷静地说：“好！这件事了了，我也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了。”他要求楚青记录下他自己的意见，转陈杨尚昆：
一、衷心感谢您亲自主持来解决我的申诉，衷心感谢中央、中央军委对我的关心。我因病不能前来当面致谢，要楚青替我向您表示谢意。
二、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一个历史问题，情况复杂，牵涉的人也不少，我完全同意按照宜粗不宜细的精神来处理。我也同意您的意见，不再就我个人的问题写文字的东西，而是把这次会议的问题一次解决掉。我相信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将大大有助于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光荣传统，并有利于肃清所谓“反教条主义”的流毒，加强我军的革命现代化建设。
三、对于起草文件有几点具体要求：
1、要求文件明确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不要使用“收回”字样。因为这次处理是政治上作出处理，如果使用“收回”，容易理解为是就文书档案作出的技术性处理，若干年后还会产生歧义。
2、撤销的范围，应包括文件、发言、简报、记录等全部会议材料，存放在个人那里的，由组织上收缴。
3、请求由中央军委办公厅派人负责收回全部文件、材料，并负责销毁。
1983年4月，粟裕的病情加重。4月30日，杨尚昆来医院看望他。看到粟裕被病痛折磨的样子，杨尚昆出来后对楚青说：粟裕同志病得这样痛苦，今天我就不对他讲那件事了，等他好些再谈吧。
1984年2月5日下午，粟裕带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了人世。
楚青继续申诉
粟裕离开人世，楚青一时陷入到悲痛之中。她知道，只有她才能继续为粟裕申诉了。
2月6日，正在上海的杨尚昆打来电话说：粟裕同志有个疙瘩，这件事我还没有给他办好。要在这次讣告中来解决。我同爱萍同志商量了。打算从正面讲，把一些流言蜚语，不实之词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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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老沙 
发表于 2009-11-20 21: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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