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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在发表《终战诏书》的同时为了维持日本国体发表了《凡人宣言》,第一次走下神坛,承认自己并不是神,并强调天皇和日本国民之间的关系是依据敬爱和相互信赖的历史传统沿袭而来的,而不仅单单是因为宗教神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的李兆忠先生在其所著的《暧昧的日本人》一书中非常精确的指出了天皇不倒翁的奇特现象,天皇不仅是发动侵韩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且也应该对日本军人和平民的大量伤亡负有直接责任。二战结束后,德国和意大利的首要战犯都遭到了严厉惩处,唯独日本的头号战犯不仅没有得到惩罚,反而继续享有天皇称号的荣誉,受到日本人的绝对遵从。在天皇发表《凡人宣言》后,天皇开始了对全国各地的视察和慰问,无论他到那里,都受到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为了目睹天皇,许多日本人成群结队地涌来,但是没有任何人批评和谴责他所发动的战争给世界和日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没有任何人去思考眼前这个所谓慈祥老人是让千千万万家庭妻离子散的罪魁祸首。这样一种君民同乐、其乐融融的温馨场面似乎不应该出现在战败的日本,当时的一些外国媒体也对这种令人匪夷所思和违背人类理性常规的行为进行了报道。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很受日本人尊敬,日本人普遍认为在他的占领下日本制定了和平民主的宪法,日本从此走上了和平发展和经济崛起的道路,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却对日本人的精神文化作出了否定性评价,认为日本人的心理成熟程度只有12岁,这让许多日本人恼怒不已。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美国将军,却认为日本天皇的存在可以和美国及盟国军队20个师的力量相提并论。美国人敢于扔下两颗原子弹,却不敢动天皇,归根结底在于这种文化和宗教延续而来的力量是非常巨大和不可预测的,用得好,可以为美国稳定在日本的统治和把日本纳入当时西方世界服务;用不好,或是把天皇这个“现世神”请上法庭,就可能投下了一颗精神原子弹,让美国在日本的统治永不得安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人才决定继续维护天皇这个“现世神”的“神圣”地位的。事实上,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和科技上巨大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美国的扶植、朝鲜战争的爆发、正确的产业政策、重视国民福利和教育等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日本人把自身文化中的一些独特的因素结合到现代化的发展中,建立了牢固稳定的政治结构,天皇的存在给日本人带来了一种稳定安全的心理基础,这些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原因。
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当然可以嘲笑日本文化中一些幼稚和不合理性的成分,就像许多西方人对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和行为逻辑觉得莫名其妙一样。但是我们从现代化成功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能够有效地把自己的传统融和进现代化的发展中去,尽管他们的文化、宗教和思维方式在一个理性的现代人看来是多么的可笑和不合时宜,但是站在国家宏观发展的角度来看,日本是个成功者,是无可置疑的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最佳范例。无论是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还是日本二战后的重新崛起,都有太多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太多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中日两国同为东方民族,文化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也有非常多的不同,日本的发展路径应该比其他大国发展的过程更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研究。具体说来就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能完全跟过去的文化断裂,必须认真思考,过去文化中的哪些因素会阻碍现代化的发展,哪些因素却能促进现代化的发展,哪些文化因素是我们民族独有而其他民族没有的,哪些因素甚至可能让我们加速现代化或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占据先机。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完完全全地跟自己民族的过去彻底决裂,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劣等民族文化或者完全是糟粕。一个民族在精神更新、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一个民族在全面学习先进国家过程中,一定要力戒那种极端的“不破不立”的思想,而是要理性地把现代化和自己的文化结合起来。日本人在现代化的历程中,通过一个个精英集团的精密设计和周全考虑,把日本文化中的独特因素如忠诚、对长辈和权威的尊重、等级制度、集体主义和天皇宗教神话巧妙地整合进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真正作到了化腐朽为神奇,让一些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没有的文化因素和制度安排意外地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而中国近现代史上,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在鲁迅先生的文选中,在“文化大革命”的激情政治运动中,以及后来流行的全盘西化的思想中,我们都能发现一个规律:长时间的落后和锁国让我们的民族逐渐失去了对自己民族的基本判断力,中国的落后被简单地归结于中国人的国民性和劣根性,华夏煌煌5000年历史被简化为“吃人的历史”,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被简化成现代化的障碍,成为中国落后的替罪羊,某些人谩骂自己的民族是劣等民族。于是在这样简化的逻辑下,就有了打倒孔家店的激情政治口号,就有了摧毁中国封建文化的简单的激情宣泄。事实上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不破不立”正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线形思维和简化思维的必然结果。这些思想的根源还是在于国家长期积贫积弱导致了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和自我价值观的丧失,最后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救中国,或是认为要摧毁一切旧的制度才能建立新制度。而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成功的国家就是指那样一些国家,它们以最小的代价、最少的成本、最有效的手段和最少的与传统文化之断裂来实现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一个国家越是盛行极端思想,越是常常爆发革命和运动,越是流行“打倒”、“摧毁“、“铲除”和“消灭”等口号,就必然要越长时间在现代化门口徘徊,因为打倒容易,建设起来却很困难。一个民族不仅要理性认识世界和世界的变化,也应该同时有正确认识自己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能力,现代化不能脱离时代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条件,我们不可能凭空建立一个新制度。美国政治理论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1981)指出,在世界上12个比较稳定的欧洲和英语系民主国家中,其中10个国家采取的是君主立宪制。过去的贵族并没有通过激情的革命手段被消灭,而是社会各个阶层建立和解的社会契约,既建立了反映民意的宪政体制,又让精英阶层的贵族能够继续享有一定的权力为国家服务。在这些国家,过去和现在,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发展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在现代民族国家激烈竞争的格局中有一条铁律:谁能在单位时间里最好地实现传统和现代的融合发展,谁就能取得历史性的优势地位。谁能实现国家各种力量的和解共生,减少动乱和革命发生的可能性,谁就能成为竞争中的胜者。
日本人用天皇万世一系的宗教神话和日本人对权威的尊重建立了一种国家总体上的稳定局面,由于这种宗教文化的影响力深入骨髓,所以日本的发展非常得益于这种超级稳定的政治架构。但是日本人的成功在于,他们并没有沉浸在这种宗教神话中,而只是利用这种文化中的独特因素来为现代化服务,来防止社会在急速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动乱和社会冲突,他们在制度建设上非常成功,一步步建立了立宪制度,法制国家和民主竞选制度(当然也具有浓厚的日本特色)。这种在全国局面稳定的架构中,成功建立了现代化国家制度的作法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在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中,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中,是否有这样的积极因素,既能促进基层民主制度的层层推进,但是同时,我们能够牢牢保持国家总体层面上的稳定,而不出现动乱?我们是否能从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中寻找出有利于中国大局稳定与社会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又加快法制国家建设的进程和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中国宪政体制?我们是否也能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样,把传统中一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和经济政治的发展充分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今天站在斯宾塞的立场上,可以为国家的总体战略发展提出什么样的建言?我想,这样的问题还是留给大家积极去思考,通过大家的集体智慧来共同探索吧。本篇只是一篇过渡文章,笔者将从下一策开始,对中国和平稳定的渐进改革和渐进民主化进程提出具体的和技术性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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