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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策五：当前改革的重中之重
文章简介：本文分析了当前中国主要的社会问题，并提出以下观点：改善穷人福利，不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事关中国整个现代化大局的重要课题。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穷人的命运，将促进中国经济长期繁荣，将让包括精英阶层在内的所有中国人获利。
当前，国内媒体对中国在改革转型的关键时期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一般认为我国目前处于一个黄金期和社会矛盾并存的时期：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另外一方面国内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同时也在增加，社会上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安的情绪。笔者在本文将尝试着分析中国目前某些社会问题，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所面临的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有：
（1）中国社会的收入不均衡系数在1990年代迅速上升。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是国际上反映一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属于正常范围，基尼系数越小，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的平均程度就越高，譬如北欧的社会福利国家基尼系数就在0.2－0.3之间，是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在国民收入极端不平衡、差距非常大的国家如巴西和南非，基尼系数一般超过0.5，某些国家甚至超过了0.6。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4后，该国的收入不平均程度就进入了公认的国际警戒线，社会不平等程度就有可能损害一个国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该国政府就应当加强国家财政收入的转移支付，防止收入不平等的情况继续恶化。尽管不同学者关于中国基尼系数的核算结果有所不同，但一般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或是0.46，中国已经成为收入高度不平均国家的行列。如果说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普遍尝到新政策的甜头，对改革开放支持程度特别高的话，那么1990年代以后的发展就有很大不同了，一方面是中国的飞速发展，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是许多普通民众从中国经济繁荣中获益不大，相反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或是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应该把目前一些关于改革开放路线的争论，特别是一些群体借机宣传恢复过去的体制，看作是重要的警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只有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否则不断会有某些论述群体借题发挥，鼓吹倒退，让大家思想上产生混乱。
（2）中国城市里在改革开放深化以来逐渐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由于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相对不够完善，让许多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由于各种原因比如工伤事故、疾病、失业和其它原因而被迫退出就业市场的民众生活日益艰难，相反成功参与和加入市场竞争中的群体和精英阶层的收入却大大地增加。国家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自1993年以来开始着手建立城市最低保障制度，到去年为止，已有超过2400万的城市居民领取了社会救济金。但是，当前的分配力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仍有很大不足，许多在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就业的民众依然没有被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许多民众感到被医疗和子女教育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同时又担心自己将来养老的问题。对于城市里的两极分化，也就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问题，应当引起决策者的足够重视，特别是要防止城市里新贫困阶层的产生，让城市的社会生态得到协调发展。
（3）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国内的经济学家胡鞍刚提出了“一个国家，四个世界“的说法，认为如同当前世界的总体格局一样，中国内部也分化成了第一、二、三、四世界，其差距之大犹如在不同的国家一样。还有社会学家提出了“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形象生动的提法，认为中国的城乡差距之大犹如欧非两洲的差距。虽然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略微有些夸张，但是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当前的情况。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也是国家的重点经济建设工程，其目的在于拉平不同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鸿沟，促进全国各地区稳定、协调和共同的发展。
（4）弱势群体问题。自从我国新的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关注弱势群体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无论是政府官员的工作报告、媒体报道、还是互联网络论坛上都给予弱势群体问题以更大的关注。但是要看到，要解决我国弱势群体的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般来说，在西方国家弱势群体只占本国人口的一小部分，而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的弱势群体人口还相当庞大，除了城市内的新贫困群体和边缘群体以外，从广义上来说，中国八亿农民，一亿五千万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都可以看作是弱势群体，如何改善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如何改善他们的生存和生活条件，如何维护他们的权利和福祉，如何将他们纳入中国现代化的大进程，都是未来国家政策的重点。当前来看，弱势群体虽然得到了更大的关注和更多的人道关怀，但是还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去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弱势群体的权益还常常受到侵犯，这又常常演变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这是我们不得不多加注意和重视的。
接下来笔者要对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问题的成因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领导人充分吸取了文革动乱中经济建设长期被忽视，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形态为纲的惨痛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我国政府对各级领导干部都采取了成绩型的考核方式，也就是以gdp的增长率，或者以吸引外资的数量来考核地方政府和地方领导人的成绩，经济增长率和外资增长率成为各级官员政绩的重要衡量指标。中国发展的模式很类似早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时所采取的模式，国际间称之为“发展主义模式”或是“gdp中心主义模式”，也就是各级政府动用一切资源，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扩大投资规模的政策，运用一切手段促进gdp的增长。这是大多数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采取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也是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所采取的重要国策，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成长和中国的和平崛起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矗。
当然，任何一种模式和政策都会有缺陷，这种“gdp中心主义模式”也不例外。虽然这种经济至上的发展政策在1978年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的时代起到了促进经济起飞的重要作用，但在改革开放进入了更高阶段的今天，我们就有必要按照时代的要求对其进行全新的审视。具体说来，经济中心主义的政策有以下的不足：
（1）经济中心主义关心的焦点是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没有考虑到新增经济产值是如何在全社会进行分配的，也没有考虑到经济总量的增加是否让大多数社会群体或是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从中获得利益。也就是说，gdp蛋糕是做大了，但蛋糕是如何被分配的，却容易被忽视，只有当大多数社会群体能从做大的蛋糕中分得自己应有的一块时，经济长期的稳定发展才有可能。
（2）经济中心主义容易忽视经济和社会、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协调发展。单纯的以gdp增长率作为政绩考核的方式容易造成对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制度和环境保护的忽视，导致一些短期短视的行为，譬如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和促进对外贸易额的增加而有意识的降低社会成本和社会标准，从而损害了普通劳工的利益；又比如为了吸引外资而主动削减工人的工资和社会福利，这样的社会成本往往要由本来就属于弱势群体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来承担；又比如为了比拚gdp增长率，许多地区不顾对环境造成破坏而盲目地上项目和进行重复建设，大大恶化了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我们必须看到，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至上主义才是健康、长期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
（3）经济中心主义注重的是经济总量的扩张，而容易忽视经济增长本身的质量。比如说中国在过去27年改革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同时我们不得不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量”的增长，在“质”的方面我国还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中下游，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纺织品、服装、玩具、鞋子，这些是我国产品中比较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而这主要依靠的是我国劳动力价格便宜的国际比较优势。而在我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中，我们真正掌握有核心技术的非常少，在跨国公司的国际产业分工中，我国一般只是完成产品组装、包装的那一部分，而产品的核心技术被牢牢掌握在美、欧、日、韩、台、新等国家和地区手中。如何在未来15到20年促进我国经济“质”的增长和飞跃，如何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逐步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过渡，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新的重要课题。
联系到本篇笔者要侧重谈到的问题，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建立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需要我们进行模式创新。我们应该认识到，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单纯的经济中心主义未必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国家必须注意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国家应增强其税收汲取能力，特别是提高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加强社会再分配；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进行倾向于弱势群体的再分配，应该是当前改革的重心。非常高兴地看到“胡温”新政以来我国对社会问题和可持续发展议题高度的重视和关注，也很高兴看到国内学界对模式转换和模式创新的讨论，我想这会对未来中国稳定、健康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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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老沙 
发表于 2009-5-27 01: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