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水价上涨暴露“私有化的局限”

封神老沙

2009/08/05 1841  华尔街日报


今年以来，天津，上海，南京，广州，兰州和银川等城市相继调整了水价，全国各大城市上调水价的计划正陆续成为现实。 “涨涨涨涨，涨涨涨涨... ...”贝多芬“命运的叩门”的旋律不停萦绕在公众心间。

在这一轮水价上调过程中，除了斥责供水企业效率低下和成本不透明，媒体和公众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幕后推手－－收购中国部分水企的外资巨头。本来引入外资或者民营资本是为了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但看来“私有化”似乎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相反还以成本上涨为由为涨价推波助澜。这暴露了公用事业改革过程中“私有化的局限” ，私营部门在私有化后为了追求商业回报最大化可能反而会增加公共服务的提供成本，背后则是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的阴影。

当然，从节约用水的角度来看，水价上调有合理性的一面，毕竟通过价格杠杆比道德说教更有效。但根据水利部公布的“ 2007年中国水资源公报” ， 2007年全国总用水量5819亿立方米，其中生活用水占12.2 %，工业用水占24.1% ，农业用水占61.9 % ，生态与环境补水占1.8% 。生活用水占总用水量的20%以上的只有北京，重庆和天津三个直辖市。可以粗略看出，居民生活用水占比并不高，政府要想真正节约用水更多的还是要在工业和农业用水上下功夫。

因此，目前各大城市上调居民生活用自来水价与其说是为了节约用水，还不如说是“拣软柿子捏” ，弥补供水企业不断膨胀的运营成本。当然，供水行业作为具有自然垄断特点的特殊行业，其市场化改革进程起步比较晚，融资渠道窄，机构臃肿和成本不透明一直是痼疾。但在2002年年左右，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鼓励和引导外资和民营资本参与供水和污水处理。威立雅和苏伊士等国际水务巨头也先后通过项目融资bot方式（建设-经营-移交） ，特许经营和股权收购等方式投资中国水业市场，目前外资在中国水业市场中占有10 %左右的市场份额。

但外资巨头的进入似乎并没有促进行业竞争和控制成本，也没有成为制衡水价上涨的力量。比如这次调价的天津，昆明和兰州等地，都是当年外资大举并购中国水企的主要战场，这些收购中不乏高溢价收购的例子。比如， 2007年8月，威立雅以17.1亿元的价格，拿下兰州供水集团45%的股份，而它的竞争对手中法水务和首创股份的报价分别只有4.5亿元和2.8亿元。当年9月，威立雅以21.8亿元夺得天津市北水业49 %的股权转让项目，出价超出净资产3倍。如此大手笔的收购，让人产生了外资日后推动水价上涨以弥补高收购成本的联想，尽管水价依然由地方政府控制，但外资和地方政府目前不为人知的合作细节值得探究。

私有化过程中的政府角色是公用事业能否成功私有化的最重要前提，而且也有前车之鉴。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水业市场开放的懵懂期，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在合同中对外资承诺“固定回报” ，这为当地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直到200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对设定固定回报率的项目进行更正和清理，并引起了地方政府和外资的诸多纠纷。

世界著名智库罗马俱乐部在2004年出版的报告“私有化的局限”中也用大量的案例，证明了“私有化不是万能的” 。报告中列举了一个著名的“滑铁卢”案例-法国格勒诺布尔市的供水私有化。格勒诺布尔市1989年开始推进供水服务的私有化， 1993年开始出现大量丑闻，包括供水公司作为私有化的交换条件资助市长竞选以及为了涨价而做假账等等。最终，供水私有化在成本效率方面未见任何提高，但消费价格却提高了，而且还滋生了大量的营私舞弊和漫天要价等腐败现象。

“私有化的局限”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政府不能从一个垄断者转化为一个公共服务者或管理者，如果没有一个在政府和私有部门之间强大的第三部门（比如一个积极，自觉和健康的“市民社会”等）作为补充支柱，那么市场原教旨主义指挥下的盲动“私有化”就会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盛宴，既无公平亦无效率。这是比水价上调更令人揪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