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附录a 有关美联储的八大认识误点
附录b 术语英汉对照表作者: 封神老沙 时间: 2009-5-24 18:28 标题: 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连载）---卢菁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本书主要是围绕我在美联储系统纽约联邦储备银行(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三年半的银行监管工作经历来叙述和展开的。采用个人亲身经历的故事形式，来描绘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对银行监管的性质、理念、政策和程序。希望通过这个形式，能让中国的银行界同行及各类金融监管机构，对美国最大的金融监管部门的运作程序和行为规范有个更为理性和感性的认识。
1998年初加入美联储之前，我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当了四年经济学教授，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学院的"象牙塔"里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在此之前，我的生活轨迹也一直没有离开过学校：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本科毕业后，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经济学协会联合举办的由"福特基金会"赞助、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发起的经济学研究生培训班；培训班结束后，跟着班上一帮同学远渡重洋，到了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这一晃便又是五年光景。博士毕业后，好像也没觉得有其他什么就业选择，导师们都认为拿了博士学位，最好的选择理所应当是去大学当教授，所以也就不负众望，去了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
所以，如果能去看看资本主义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了解各环节、各部门如何配合默契，相辅相成来取得实效，应该对自己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趁自己还年轻，应该多去闯荡闯荡，经历经历，"experience is an asset"(经验就是财富)，"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就是力量)。只要自己不断在进步、在弥补，就会感觉充实，有收获。
基于这个理论，我当时还写了两篇关于互联网经济学(internet economics)的文章，针对当时互联网的热潮，及由此产生的错误认识而进行批评和反驳。具体说来，当时很多著名报刊杂志，如wired(《电讯》)，business week(《商业周刊》)等，都大肆宣扬"death of middlemen"(中间人消亡)，"extinction of the intermediaries"(中介灭绝)，认为网络经济环境下，人们只要点击几下鼠标，就可以找到厂家，在网上购物、办事，所以就不再需要中介的横插一杠，中介这个行当就要消失灭绝了。我的驳斥观点为：互联网的存在，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大延伸、大发展，准入壁垒成本降低，使得产品(包括知识和物质产品)愈发多元化，品种繁多，花样齐全，供给和需求愈发个性化，市场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都有无与伦比的拓展。市场的拓展，势必需要很多单位、机构、人员从事如何将市场的买方与卖方相结合，让求有所得，卖有所终，需要很多人从事诸如搜索、广告、编辑、筛选、评级、质量担保等许多与产品本身性质无关，但与产品营销密切相关的工作，所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机构人员都属于中介。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这些中介工作非但不会死亡绝迹，反而会更红火兴旺，更会有加速度的增长(我当时还受邀在大会上演讲过这两篇文章，后来因为转行，也就没有把它们整理发表)。
我读过她的很多著作，其中有一本书对我颇有启发：if you are so smart(《如果你那么聪明》)。这个书名只是半句话，另半句话的含义是"why aren't you rich"(为什么你不富有)。意思是说，如果按当今习俗，用财富来衡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的话，那自以为智商很高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富贵荣华、腰缠万贯的了。然而经济学家却还在捉襟见肘，为脱贫致富打拼，究其原因，要么是理论错误，放之四海皆不准；要么是经济学家不屑于将理论付诸实践，学不致用，空让理论付诸东流。我倒是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经济学发展了几百年，久经磨难考验；现在，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已经变得非常成熟，人们可以在很多理论方面达成共识，经济学原理也日益渗透到其他领域，诸如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且被广为接受。但理论到实践还是有段距离的，理论上的纸上谈兵，还必须与实践运作相结合，来体现它的优越性，就如同物理学原理还需要工程技术人员来加以运用发挥一样，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相辅相成。
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是美国的中央银行，执行着维护美国经济的三大重要职能。除了举世瞩目、叱咤风云的货币利率调节政策外，同样重要却不如货币政策那般光彩耀人的，是它监督管理银行的经营运作和提供维持金融机构间支付清算的两大职能。
美联储除了总部(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设在华盛顿外，在全国划分成12个储备区，每区设立一个联邦储备银行(the federal reserve bank)。每家区域性储备银行都是一个法人机构，拥有自己的董事会，独立性非常强，称自己为独立的银行，而非美联储分行或分部。除了12个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外，全国还设有25个分行(branches)，属这些区域性储备银行管辖。这样就组成了整个联邦储备系统，由坐落在华盛顿的总部总体协调管理。总部最重要的职责是操作国家的货币和信贷，以维持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而其他两项职能-- 银行监管和支付清算-- 则下放到各个储备区，由它们独立管理操作(附录a"有关美联储的八大认识误点"详细介绍了美联储的功能和职责)。
在银行监管的政策和操作上，纽约联储更是具有无上的发言权和权威性，这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可分割。小小的曼哈顿岛上，聚集着成百上千家国内外、大中小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囊括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产品、人才，气象万千，日新月异。在这里监管银行，自然而然有其信息的制高点；通过曼哈顿，掌握第一手资料，全面了解整个银行业的运作模式。除此之外，银行业对监管方针政策提出的挑战，大都从这里开始；要建立规范，树立标准，也基本上从这里开始着手调研。难怪纽约联储当之无愧地成为总部及其他联储银行和监管机构经常取经烧香的"大雄宝殿"。纽约联储的总裁，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 12名有资格投票的常任会员之一。纽约联储的前任总裁william mcdonough还兼任国际清算银行的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国际结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位于瑞士巴塞尔，充当着国家间中央银行的职责，在制定国际间统一的银行监管政策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纽约联储的其他银行监管头目，都多多少少在bis担任要职(有关bis的政策、组织、协定，下一章有详细介绍)。
有趣的是，纽约联储也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存库。在它主楼的地下室，大约五个楼层之下，储存有价值900亿美元的金砖，这些金砖并非美国政府或机构所有(美国政府的金砖藏匿于美国内地的肯塔基州)，而从属于外国政府、中央银行，或其他组织机构。纽约联储只是为这些金砖提供无偿托管。这些金砖绝大部分是"二战"时从欧洲运来的，为了躲避战乱，而到美国这个"西线无战事"的世外桃源寻找栖身之地。纽约联储的这个黄金储存库对外开放，大众可以免费进入参观。好莱坞电影"die hard 3"讲的就是一帮匪徒跑到纽约来抢劫这个金库的故事。
christine cumming的亲和作风是她一贯的行事和管理原则，她强调大家和睦和谐相处，目标是把工作做好。她同银行界的交流也是本着合作协商的精神，共同管理控制风险，而非强制命令、高层施压。所以她甚得银行界欢迎，认为她是大权在握的监管机构内，少有的几个能同银行界对话，能懂银行业务的高层官员，所以还经常授予她奖牌、奖状。在我们面谈前，她刚获得国际风险专业人士协会(the global association of risk professionals，garp)授予的1997年"年度风险管理人物"(risk manager of the year)的称号。她原本也是读经济学出身，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摩根银行工作过多年，然后十几年来就一直在纽约联储。她在纽约联储的职位不断升迁：当时她是ats的主管，后又晋升为研究部的主管。自2004年2月，她更被提拔为纽约联储第一副总裁，相当于纽约联储的第二把手，仅次于总裁。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fomc投票决定货币政策的12人会议上，若纽约联储总裁缺席，她便可替代总裁去投票。这是她事业的又一个新的制高点。
在这日新月异、变化多端的世界里，the only constant is change(唯一的常数是变化)。既然"变化"是常量而无法改变，那就必须在"变化"中求生存，求发展，锻炼培养灵活应变的能力。"以不变应万变"或躲避 "变化"是行不通的，是落伍后退的代名词，迟早会贻误时机，自食其果。经历这场大变动后，我愈发体会到"变化"所能带来的生机和焕然一新，更能正面直视"变化"，欢迎"变化"，拥抱"变化"，甚至追逐"变化"。只有勇做"变化"的弄潮逐浪儿，才能获得个人情趣兴致、理想价值的最高实现。
这次会议其实决定了我接下来一年的工作性质和内容：我被从组里抽调出来，同jennifer组成一个两人特别行动小组，专门从事有关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capital accord)的调研考察工作，直接听命于brian，或更确切地说是christine。具体工作内容包括：针对当时银行界风起云涌的对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批评指责，进行银行界全面的实地分析和考察，为政策的研究者和制定者提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而巴塞尔资本协议是bis最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指导性政策(guideline)，是1988年由bis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推出的，全称为《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它建议各国的中央银行对其辖内银行推行最低资本准备金的政策，以防范诸多风险。这个指导性政策不仅得到bis十个成员国的采纳，而且因为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简单易算，被许多其他国家和金融机构采纳，用来衡量资本金的充裕程度。
在法规逐渐丧失其有效性的同时，银行监管部门逐渐认识到它所最关注的其实是一个银行倒闭的风险，而不是它具体的产品或资产。若一个银行有很好的风险管理，那它可以从事任何项目，经营任何产品。相反，传统的条条框框，并不保证银行承担的风险就小了，有时甚至适得其反，促使银行去投资高风险项目。那么，如何使银行承担的风险达到最优化或合理化？在风险不可消除、银行生存的基石就是承担风险的基础上，监管部门如何保证银行有充足的准备措施来防范风险的冲击？这时，监管部门的注意力转到了资本金(capital or equity)的作用上。
大致说来，巴塞尔i将银行资产划分为五个风险档次，依次设定0％，10％，20％，50％和100％的风险权重(risk weights)。然后，用这些风险权重乘以资产值，得出风险加权资产(risk weighted assets)。再在此基础上，规定资本金的准备量为8％的风险加权资产。例如，如果风险权重为50％，则资本金准备量为资产值的4％(=50％×8％)；若风险权重为0％，诸如美国政府债券，则银行不需要准备资本金，依此类推。在这五个风险权重设立上，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成员国的政府债券享受0％的最优惠待遇，即无需资本金；oecd成员国银行间的贷款享受20％的权重，是第二等优惠；所有私营公司的贷款债券和非oecd国家的政府债券都是最高权重100％。另外，根据贷款期限的长短，又有权重轻重的处理。巴塞尔i还对资产负债表外业务进行权重设置，对资本金也有不同层次的定义(详细叙述可参照巴塞尔第一协议原件)。
巴塞尔i的另一大重要意义是统一各国银行的监管标准。它是个多边国际协议，所有参与国都必须遵守同一协议，对其国内和国外业务一视同仁，以利于银行在同一地平线(level playing field)上公平竞争，帮助建立一个国际范围内平等的银行操作环境。
比起其他国家的银行，美国的银行向来是属于受到严格管制的，在机构设制、产品经营，甚至地域划块上都有严格限制。美国早在巴塞尔i以前便对银行有资本准备金的要求，并按照资本金的充裕程度对银行评级。相比之下，日本银行所受的管制少很多，它们既有政府撑腰，又鲜有资本准备金的要求，再加上日本本来就资金来源多、成本低，所以日本银行20世纪80年代在全世界到处投资，收购资产，它的资产负债表也急剧膨胀。当时全世界十大银行的排名中，日本占了好几位。考虑到国际银行间竞争的"敌强我弱"，美国早在1991年，通过国会，制定了《外国银行监管促进法》(foreign bank supervision enhancement act)，其目的在于让外国银行在美国的分行或办事处"享受"到类似美国国内银行同等级别的"待遇"，缩短它们在法规条例限令方面的差距；同时授权美联储对这些外国分行和办事处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到了1996年以后，改革巴塞尔i的呼声愈演愈烈。1996年，bis银行监管委员会推出了《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案》(amendment to the capital accord to incorporate market risks)，通称为《市场风险补充案》(market risk amendment，或称mra)，针对银行与日俱增的市场风险，作出对应的资本准备金的要求，以弥补巴塞尔i主要是针对银行信用风险的空缺。随着银行越来越多地涉入资本市场的交易、投资和业务，市场风险已成为银行业显著的风险指标，市场风险的爆发性和摧毁力也日益得到首肯和认同。大量的银行丑闻表明，市场风险可以在短时间内造成银行资金短缺、偿还能力不足，严重的甚至导致破产倒闭。英国一家有2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老银行-- 巴林银行，在短时间内遭受灭顶之灾，便是一个实例(有关巴林银行等市场风险实例，第四章"银行监管的方针政策"里有详细介绍)。
我加盟纽约联储后经历的第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是纽约联储在1998年2月底召开的一次规模巨大、盛况空前的信用风险
资本监管讨论会。全名为"处于十字路口的金融服务：21世纪的资本监管"(financial services at the crossroads: capital regul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这次会议由纽约联储、美联储总部、英国中央银行(bank of england)、日本中央银行(bank of japan)联合在纽约举办。这次会议的宗旨是讨论现行银行资本的管制条例和未来资本监管的发展方向。说白了，这次会议就是讨论巴塞尔i-- 它的问题及在策略上如何作出修正。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是鸣响了修改巴塞尔i的头号礼炮，表明了政策制定者的决心和信念。
信用风险模型是用模型的方式来衡量和预测一个信贷组合的风险架构，是通过模型所计算出的信用损失的概率密度函数(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来实现这些目标的。这个概率密度函数在风险管理、资本配置、信贷定价、最优组合上都有重要作用，是现代金融数量化、精确化、高效化的具体体现。大银行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来开发利用这个工具。
3. 违约损失率(loss given default)-- 这是估计万一借款企业违约或倒闭了，银行能收回多少资金，损失多少贷款。这个指标是针对具体贷款而言(facility)，而非针对具体企业或债务人(company or obligor)。若一贷款有抵押品作担保，则其损失的比率要比没有抵押品的低。
当时在纽约联储，摩根银行(j.p. morgan & co.)和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corp，简称大通)是辖内两家最大的银行，拥有一流的资产、产品、技术和人才，被经常用来作比较。这两家的文化、理念，及随之而来的产品、业务相当不同。摩根崇尚的是高、精、尖，向来以追求"第一流"(first-class)为己任。它的企业客户大都是美国信用评级高、实力雄厚、财富500榜上有名的公司厂家，它的私人客户也是高收入、高资产(high net-worth)的富人群，非平民百姓所及。确实，它的产品业务，都向着领导行业新潮流的方向看齐，"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它在银行界有着许多划时代意义的突破和建树。美国名校的毕业生，冲着它显赫的历史、傲人的声望，都争先恐后想去镀层金，为能被冠以"摩根"的招牌而孜孜不倦。摩根也有非常优秀的培训项目，招募了名校毕业生后，集中强化培训，使文化、理念、知识、业务整齐划一，"更上一层楼"。这样，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摩根也为华尔街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从摩根跳槽去其他金融机构的，一般都能在职位和薪酬上有一大飞跃。
20世纪90年代初，摩根开始由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方向大幅度转型，也得到美联储的特批，经手了几大证券和债券的发行，为打破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壁垒作铺垫。但它毕竟是商业银行出身，做投资银行业务的资源和火候未到，再加上一些丑闻，一直经营不善、问题连连。按华尔街的说法，摩根是桌上的肉(meat on the table)-- 有待瓜分吞并。摩根曾有意同sandy weill领导的旅行者集团合并(第三章"花旗集团的合并评估及20世纪美国银行法的变革"具体描述了旅行者集团同花旗银行1998年合并，组成世界上资产最雄厚的花旗集团的案例)，但谈判到最后阶段破裂了，据称还是摩根的傲气使然。到了2000年，摩根宣布同大通合并，组成与花旗集团不相上下、势均力敌的摩根大通集团。虽然依然沿用摩根的响亮招牌，但事实上，两者的合并，更大程度上，是大通把摩根给吞并了。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最后收集了成员国26个银行的调研问卷表。所有资料都是匿名的，用英文填写，最后的总结归纳工作由巴塞尔掌管。 1999年，巴塞尔出了一篇长达65页的调研总结报告，题为《信用风险模型：当今的实践与运用》(credit risk modeling: current practices and applications)。其中心结论为：信用风险模型，作为计算监管资本的基础，尚为时过早。同市场风险模型作对比，信用风险模型的数据质量不可靠、数据库有限、资产的价值不是按市定价、模拟的持有期长、难以通过回溯检验来验证模型的可信度，等等。
isda全名为国际掉期及衍生产品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是一个由几百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自发组织起来的行业自律组织。它建立的初衷是为衍生产品-- 期权、期货和掉期等的交易提供行业准则，减少不必要的风险损失，促进这些产品的交易发展。isda最著名的成就是金融界通用的所谓isda文件(isda documents)。它为衍生产品的交易设立正规的文件标准，使得交易有一定的规范和法律效果。
在信用风险模型问题上，isda代表银行界向监管部门游说。当时他们出了一篇长达62页的呼吁书《信用风险和监管资本》(credit risk and regulatory capital)，用词颇为严厉地数落巴塞尔i的种种不是，呼吁监管部门尽快改革巴塞尔i，让银行界采用内部信用风险模型，来决定监管资本金的准备量。isda的代表，一般都是由大银行中高层管理人员组成，有些人甚至曾在美联储供职，现在大都担任银行内部合规部门或同监管机构打交道的专员，他们一行煞有来者不善、气势汹汹的架势。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97年底，摩根银行出笼了一套价值近100亿美元的信用衍生产品(credit derivatives)，又称bistro(broad index structured trust offering)，将它资产簿上100亿美元的贷款囊括起来，重新包装，切割成好几块，每块具有不同性质的信用风险。然后，再将各块的信用风险(credit risk)卖给其他银行或金融机构。通过这种途径，即便原先的贷款仍在摩根的资产簿上，但信用风险已从摩根转嫁给了其他金融机构。摩根坚称它的信用风险就此大大降低了，也便要求美联储降低对它的监管资本准备金要求。
信用衍生产品是摩根开天辟地的一大创举，是它对金融领域的又一重大贡献。它为此被金融界授予无数模范标兵称号，诸如credit derivative house of the year(年度最佳信用衍生产品商家)；bistro 也被授予break through structured finance deal of the year(年度最具突破性的结构性金融产品)。摩根为此在信用衍生产品的市场上垄断了好几年的领先支配地位，从结构到定价，从法律条款到风险管理，为信用衍生产品这一大新型金融产品的蓬勃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由此可见，经过这样一番改头换面，原先上百家公司100亿的贷款，已被划分为三大块资产群，与原先资产的风险架构大相径庭。原先的公司贷款还算独立行事，分头经营，考虑单个贷款的偿付能力是当务之急。而现在的三大资产组别，各个贷款的信用风险自然仍是考虑要素，由银行评估，由独立的信用评级公司定级。但同时，各笔贷款之间的相关性突显其重要性，顿时成为重点考虑的要素。试想，一个持有中级组别的投资者，如果这100亿美元的资产群里仅有一两笔破产倒闭，那对它的投资收益影响不大，低级组别已经承担了绝大部分损失。但如果资产群的相关系数大-- 一个企业破产波及其他企业倒闭，或整个行业上上下下同步运作-- 那风险指标顿时上升，这时就不是讨论一两笔贷款损失的概率，而是几笔贷款一同走下坡路，under the water(资产缩水)，那损失很快就会侵吞低级组别，波及中级组别。所以，中级组别在单个贷款已经定级的基础上，最关心的就是贷款与贷款之间的相关性了，相关性的大小，甚至正相关或负相关，对它的资产值影响甚大。同样，对于高级组别来说，如果资产比较独立，一方有难，不轻易波及其他资产，那高级组别受到冲击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但若相关系数很大，则可能会自身难保。
经过摩根如此这般重新整合的资产系列，不但活跃了几百年来按部就班、由商业银行垄断和操纵的信贷市场，使其他金融机构(比如，保险业)也可以涉猎参与信贷市场，使原先hold-to-maturity(持有到期)的贷款变成可在市场上买卖交易的证券，增加产品流通性，增强市场的效率和渗透；而且也是适应新时代银行经营的要求，逐渐向提供服务、促成交易发起、筛选、咨询等旱涝保收的流程业务(flow business)方向过渡，而非靠在资产负债表上，靠承担巨额风险来盈利。在银行看来，提供公司企业贷款本来就是得不偿失，入不敷出。银行向公司收取的只是名义上的、低于成本的利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通过建立的这层初始商务关系，公司会顺带有其他商务要求，在其他方面给银行带来收益。综合这多方面的业务往来，银行的贷款业务还是要保留和持续下去的。而现在，通过信用衍生产品，银行同公司的业务关系依然如旧，贷款仍在银行的功劳簿上，business as usual(一切照常)。但银行却转手把贷款的风险给卖掉了，以减轻它的负担承荷。这出售的过程可以是匿名的，即公司并不知道它在某银行的贷款已被转让，信用衍生产品的投资者也并不一定知道所投资的相关资产是哪家具体公司和企业，只知道是哪个行业，信贷评级为多少。这样，银行避重就轻，保留了盈利的流程业务，减少了非盈利或低盈利的资产项目。
所以，当摩根看到《市场风险补充案》的实施运用，便觉得时机已到，可以钻监管资本套利(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的空子。它首先将bistro的三个组别从银行账户挪到交易账户，所持的理由是这些资产的去向已经改变，从前是持有到期，现在已是用作买卖之途，可以通过市场作交易，由别家承担风险，所以应该可以换个账户。其次，在交易账户的基础上，摩根就可以用《市场风险补充案》来计算它的资本准备金需要量。对低级组别，它自告奋勇提供100％的资本准备金，所以是有备无患，为"毒性废物"的损失充分保障。而对高级组别，用《市场风险补充案》所允许的内部模型计算出来的资本金数额，同巴塞尔i的8％的规定有着天壤之别-- aaaa级别的资产，风险含量确实就很低，资本金需要量也便寥寥无几。言下之意，通过这样一番操作折腾，摩根可以省下巨额资本金开销，可以将这部分节省的资本金用于盈利更丰的领域。
经过五六轮同摩根的反复交涉，该问的问题也都问了，摩根该做的事情也尽职尽责地做了。接下来的关键一步，就是美联储得作出审判了-- 同意什么，否决什么，背后的理由是什么。事情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摩根企图进行监管资本套利。平心而论，8％的资本金要求对它的贷款组合是很高的，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现在它又将中级组别的风险卖掉，那总体风险就更低，再要求它用8％的尺度看来是不合理。但如果允许它在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之间调兵遣将，各大银行势必会群起而效仿，造成天下大乱。再说，会计记账准则是不能轻易变更的，牵扯面太多，任何变化都要由会计总署决定，而非美联储单方就能改变。所以，美联储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得三思而行，全华尔街都在虎视眈眈，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也幸亏摩根是在美联储手下行事，如果碰到其他监管机构，兴许早就被一闷棍打死："no and no and no"(不行不行不行)。而美联储向来以亲和银行商界著称(下一章会有详细介绍)，不会存心为难辖内银行，尽量会为银行争取合情合理的权益。"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才是为什么我们会几次三番上门，与摩根沟通联络，耐心听取他们解释的原因。但事到如今，关键的问题已是政策上能否灵活机动，适应新形势。这种决策就不是我们这种小人物能定夺的，得有高层作决定，还要得到华盛顿总部的首肯。
等花旗集团基础评估开始后，我被安排去了花旗集团旗下声名显赫的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 所罗门史密斯邦尼(salomon smith barney，简称ssb)，以及美国第二大资产保险公司-- 旅行者集团(travelers group )。在ssb，我主要查看市场风险管理，包括各种模型及管理政策、方法和步骤。在旅行者公司，我主要查看灾难性损失的风险管理和模型，这部分是保险业最难以预测和估摸的风险，若有倒闭风险，也源于此。花旗集团旗下的另一大生力军-- 花旗银行，从属于occ监管，纽约联储没有越俎代庖的份。occ全称为货币监察署(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是美国另一大商业银行监管机构(美联储与occ的关系，本章第三节会重点叙述)。
这是我第一次出征，跟着一帮银行检查人员，开进某个机构，定点驻扎几个礼拜。我当时对银行检查的操作过程、思维方式全然不知，过去一年为巴塞尔项目疲于奔命，也没有受到任何这方面的培训。平时交谈过程中所了解的内容也是只言片语、一知半解。当然，我的顶头上司kevin，非常知晓我的青涩(green)，他作为这几次出征活动的专业领队，一边负责资本市场评估的协调工作，一边带着我这个徒弟，对我言传身教。所谓的learning by doing(边做边学)，是检查员培训的一个重要步骤。我基本上是跟着他去开同样的会，拿回些资料报表仔细阅读，再将自己的意见反馈给他。我也争取去参加其他有关联的小组会议。kevin是个有近十年经验的银行检查员，人也相当平易近人，不厌其烦，所以我也就敏而好学，虚心求教。同时，他也开始安排我参加美联储历时数年的正规的检查员培训课程(检查员具体的培训过程和内容，有待第六章详述)。作者: 封神老沙 时间: 2009-6-1 20:50
花旗集团的诞生-- 天时地利人和(1)
其实，还在去年做巴塞尔项目的时候，我已经时不时地被银行检查队伍拉去看一些模型，做一些评论。我当时的感觉是同检查人员交流有很大的鸿沟。我可以听清他们说的每个字，每句话，但还是弄不明白他们的意思，不知道他们一而再，再而三想问的问题是什么。我给他们解释模型，生怕他们不理解，还写下来，但好像仍是答非所问，事倍功半。kevin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因为我还没有培养出检查员的思维方式和风险意识。检查员都是受过美联储多年训练的，都有一套独特的方式方法、词汇术语。如果我不能跟他们站在同一条地平线上思考问题，我就不能同他们对话交流，我也就不能代表我们小组，实现对检查大队的客户服务。"you just have to learn"(你必须要学)！
概括来说，这是金融界激烈竞争的结果，有来自于国际的竞争压力，也有来自于国内不同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为了在险恶的竞争环境下，求生存，求发展，金融公司只能想方设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扩大经营规模，用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达到最多的客户、项目和产品。而大型金融公司有规模效益(economy of scale)的优势，即通过各公司、部门通力合作，分享资源，分享顾客，用同一个平台来推销更多产品，实现所谓"交叉销售"，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要，以期最后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与此同时，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银行也不甘示弱，想方设法绕开限制性法规，求生存，求发展。比如，在监管机构的首肯下，商业银行于1979年开始设立now账户(negotiable order of withdrawal)。这是一种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合并、有利息收入的账户，顾客可以随意将资金从这两个账户转入转出。利息美其名曰是付在储蓄额上，但事实上，这意味着这个now账户既可写支票，又有利息收入，与证券公司的货币市场基金账户殊途同归，从本质上打破支票账户不能支付利息的法规。
花旗集团的诞生，又同它的首席执政官桑地 o 威尔(sandy weill)的雄心壮志和独特个人风格分不开。sandy weill历来有雄心要建立一个金融帝国，一直在不断收购兼并。1993年，他任首席执政官的primerica corp收购了旅行者集团，并沿用旅行者集团旗号；同年，新合并的旅行者集团又收购了证券经纪和资产管理公司 smith barney；积食未消，又于1997年收购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salomon brothers。在与花旗银行合并之前，他曾打过摩根银行的主意，只可惜谈判到最后一刻破裂了。但不管是雏形未成的摩根帝国，还是现在的花旗集团，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强将出手无弱招"，威尔肯定会出手不凡，作出震撼世界的举动，让美国银行在世界上重振雄风。很多投资者就是冲着威尔押码，对他看好，认为威尔能够创造业绩，给投资带来高效益。所以，他走到哪，资金也就投到哪，跟踪追击，锲而不舍。尤为难能可贵、凸显其魄力的是：即便在花旗和旅行者合并不合法的情况下，他也铤而走险，冒着被解散的威胁而孤注一掷。最后，也同他的个人魅力和活动能力有关，国会通过新法案，认可花旗集团存在的合法性。所以，有一次威尔打电话给当时的财政部长罗博特 o 鲁宾( robert rubin)，说有重要新闻要通知他时，rubin第一个开玩笑的反应是："你是不是要购买政府?"(are you buying the government?)
为什么花旗集团的合并最后落到纽约联储手上来审批，这同1956年国会通过的《银行控股公司法》(bank holding company act)有关(该法案的背景资料参见本章下一节)。《银行控股公司法》指定了美联储对银行控股公司有监管权，对其购买、兼并、改变控制结构等有审批权。花旗集团的合并组成了一个拥有花旗银行的银行控股公司，按这条法案解释，美联储拥有审批权；而花旗集团又是在纽约注册的，总部设在纽约，最后的审批任务自然落到了纽约联储头上。
《国民银行法》允许联邦注册银行根据所持有的国债数额来发行全国货币，以此来推销战争国债。同时，设立occ，从属联邦政府财政部，来管辖这类银行。但联邦注册银行系统的建立和occ的设置，并没有解决美国此起彼伏的经济危机和银行倒闭，联邦注册银行只是承担了某项特别职责的商业银行，不能解决由于大众对银行失去信心而争先恐后挤兑现金所导致的流动性危机，也就是说，不能承担"稳定军心"的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角色。所以，美国国会在几次尝试失败后，终于于1913年诞生了《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授权美联储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所有联邦注册银行和大多数州注册银行都成为美联储会员银行，在美联储那里储备足够的资金，以备不时之需。美联储也故其名曰：联邦储备银行。occ继续负责对联邦注册银行进行监管检查，但美联储和州政府银行厅负责对州注册银行进行监管检查。occ从属于美国的行政部门-- 政府，而美联储从属于美国的执法部门-- 国会(美联储后来演变成美国的中央银行，甚至超出一般中央银行的职权范畴，本书附录a对美联储的历史、职责、结构等有详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