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国际经贸友好论坛实录

中土霞客

俞晓松：很高兴能在这个论坛上有发言的机会。前面几位演讲者都做了很精辟的论述，所以我准备的稿子好像不宜照本宣科的宣读。我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带来国际分工调整的根本原因。

　　第一，经济全球化本应该给全球人类普遍带来利益，因为经济全球化是现代人类经济、科技发展的成果。现实的社会还不是这样，粗略的说20%人口拥有80%的财富。人们希望能够改变这种状态。这个当然要靠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社会基本稳定、政策基本开放，也要靠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基本是公平。

　　第二，经济全球化带来产业的调整，改变国际分工的格局。跨国公司大部分都是在发达国家，500强90%都是在发达国家。中国有18家。其中香港1家，台湾2家，大陆15家。可惜大陆这15家大部分都是原有国有垄断行业企业。国有银行、石油公司、电力公司还够不上真正的500强。但是跨国公司出现，已经使民族经济打破。他们寻求利益最大化，不会受到所受国家政府限制而不把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去。就像刚才digby jones所说得空中客车。我们和法国谈判的时候也会签订购买20架飞机，和德国会谈的时候又买了20架，甚至我到西班牙去的时候，西班牙部长也希望我们购买空中客车。我说空中客车是你们的吗？他们说我们有股份。当然英国占更大股份。空客已经决定在天津装配干线飞机，以后全球国家购买空中客车的时候，中国也可以得到一部分利益。亚洲是人口最多的一个洲，大概占全人类的50%。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肯定要向亚洲转移，包括中国、印度。甚至印度尼西亚岛国那里也有将近2亿人口，他们也需要产业转移。这是一个全球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

　　第三，中国和美国、欧盟经济贸易发展的一些思考。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进出口贸易格局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中国对外贸易70%是对着前苏联、东欧国家，剩下一小部分是东南亚国家，和日本有一些，和美国几乎是很少。到今天欧盟、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二大贸易伙伴，各占我们贸易总量的15%。这个统计应该说还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谈到和香港、台湾地区的贸易，他们很大一部分是那里的贸易商或者产业公司在中国生产了商品或者采购了中国的商品，又转到欧美市场。这个统计很多不在我们统计之类，所以比例应该更大。整个80年代，中国对美国、欧盟的贸易都是中方是逆差，现在情况发生的转变，这和产业的调整有关系。另外也要提到的是和双边的贸易政策有关系。我多次到美国访问的时候，也去过国会山，我想我作为一个贸易官员，也应该和美国国会朋友做一点院外活动吧，我说美国的优势是高技术产品，按照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对所有高科技产品向中国出口实行了政府许可。大家知道，如果两个商人谈我要买你的美国货，美国商人也愿意卖，但是他说要等政府批准，这个时候我们就自然转向欧盟。所以对美的贸易顺差这十几年日益增长，我们从美国进口的大宗物品是大豆、小麦、棉花，这些商品不值钱，我们买空客的时候，也要买几十架波音。但是美国有这么多高科技产品，他的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而中国这些工业加工品大量进入美国，美国提出反倾销是什么内容呢？我记得有一项是家具。我跟美国朋友开了一个玩笑，我说你提供一张数据看看美国有几家做家具。所以贸易本身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和政策调整有关系。所以我想很大数量的贸易顺差今后几年是有可能都要改善的。

　　汇率问题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事情，今天我们主办者是英国的球会，欧洲的朋友会多一些，我也觉得很奇怪，提出汇率偏低应该是欧洲中央银行，因为这几年欧元对美元升值大概30%以上，而人民币主要是和美元挂钩，相对于欧元来说，等于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提出人民币汇率有问题，第一家银行应该是欧洲中央银行，但是现在在美国国会山那里不断出来这样的声音。当然中国汇率机制也在改革，如果不供发表的话，我想说一下中国的大量外汇储备，1万亿美元，大部分存在美国，其中大部分又买了美国国债。如果开句玩笑，布什总统在伊拉克打仗，他用了中国的钱。我们买了他的国债，支持他国家的建设，当然他不止建设，也去打仗了，这不就是也用了吗？这种情况今后还会有一些改变。

　　经济全球化上一轮大约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带来全人类的进步。当然也有一个负面效应，全球大面积地区，美洲、非洲、亚洲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引发两次世界大战。今天最贫穷的国家实际就是当时的殖民地。所以今天发达国家应负有更多责任。并不是贫穷国家从富有国家拿出一部分财富，而是这些国家富有了，富有的国家会更富。我相信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会实现一种合作、共赢，使全人类能够共享人类科学技术创造成果所给我们带来的富有，谢谢！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有请著名经济学家赵晓博士发表演讲。

　　赵晓：各位上午好！我抛开ppt，争取10分钟内完成我的演讲。今天我们的题目叫：经济转型，全球新挑战。这是首届经贸论坛的主题，这个主题非常好。前面也听到非常多的精彩内容，但是经济转型这个话题在中国应该说是不太完全的。我们这些年虽然比较强调经济转型，但是中国将要经历的是一个完整的转型，是一个文明的转型。这个转型会包括经济转型的内容，同时也会包括社会转型、政治转型的内容，甚至会包括文化和人民的转型。

　　从这样的转型我们来看待中国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对中国的转型可能就不能评价太高。前面几位讲者大多数对中国过去发展、中国现状评价特别特别高，我并不否定这些观点，也非常赞同。但是我要说我们如果从前面转型来看中国所走的历程，那么我们现在仅仅是刚刚开始，我们更多经历的经济转型，但是社会转型从中央政府提出和谐社会才刚刚开始。我们政治转型还没有特别大的起步。文化和人民的转型也在变革过程中，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曾经有一篇文章提到中国转型是经济转型单兵突进，政治、法律转型遥遥在后，文化、伦理转型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对中国经济转型的评价。普遍来说对中国经济转型评价是非常高的。的确中国在过去20年里，gdp几乎每年10%速度奔跑。这打破了全世界的记录。从这个角度，应该说对我们过去的转型、改革开放怎么样评价都可以说是我们人类最伟大的经济实践。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不足，经济增长比较快导致一进遮百丑。因为经济增长强势，所以掩盖了我们其他方面的劣势。同时因为我们经济增长速度快，也掩盖了我们经济发展的质量，结构的转变和持续发展等等许许多多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包括中国的发展或者中国的崛起或者中国对全人类的影响，我个人认为更多从总量意义上来讲。换句话说，以前美国、欧盟加上日本总共人口才7亿人口，换句话说以前住在天堂的人大概只有7亿人，但是中国有多少人口呢？中国有14亿人口。这14亿人口的中国还没有进入天堂。有一天他要进入天堂了，那才是中国的真正崛起。离这个阶段，中国还差很远。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2000美金，跟上万美金的国家，我们是无法相比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计算，假设中国人均收入每年增长10%，美国停止不动，我们要30年才能赶上。刚才大家还说到一个数据，中国贸易顺差。我们贸易顺差今年可能会到1800亿，这似乎很高了，发达国家也认为中国出口太多了，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中国贸易顺差有一半以上是发达国家企业在中国创造的。第二，即使按照超级贸易顺差，摊在每个中国人身上才100美金。但是当年日本、德国人均创汇高峰的时候，每个人可以达到1500美金。所以根本不能说我们崛起了，我们才刚刚开始。现在我们还面临更加点严峻挑战。这个挑战中一个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14亿人口也要进入天堂的时候，天堂的人会惊呼，天堂太小了，容不下这么多人。有一天中国的粮食可能不够，要到国际上买粮食。那全世界粮食价格就会上涨，最穷的国家买不起粮食，所以他们就会被饿死。今天这个问题在新的层面更加广泛的范围提出来，中国会在一系列资源、能源、矿产方面会不会饿死。这牵扯到中国的经济转型。比如由过去耗能经济转向节能经济，由过去模仿经济转向创新经济。由不讲究效率到讲究经济增长质量的经济。

　　非常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回应的就是这样可持续发展观的调整。市场发展主要不是制造危机，知道是解决危机。只要中国遵循自由贸易的原则，我们相信中国会进入到天堂，而且这个天堂还会越来越大。

　　再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社会的转型现在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和谐社会的建设已经迫在眉睫。前面樊纲讲授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经济学家并不是只是研究经济的，他们真正研究的是人类的福利、人类的幸福，中国gdp增长很快很高，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幸福同步增长。盖茨的收入是我们500亿倍，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幸福是我们500亿倍。中国社会现在很多问题，比如犯罪率、离婚率上升，商业中坑蒙拐骗的行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给我们带来不幸福。中国要从关注经济发展转向关注社会发展，这意味着在发展理念上的更大的突破。我个人非常希望我们中国不仅能够在全球的贸易、全球的商业融合中给社会以贡献，我们还能在全球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经验上给全球贡献。前几天刚刚开了中非论坛，非洲国家来到中国并不仅仅是看中国长城、并不是只买中国的商品，他们还要学习中国的经验。

　　我非常赞同樊纲教授刚才讲到的，比如我们将来有更多时间打高尔夫，但是我同时也提出两个补充性的祝愿：第一，有更多贫民老百姓也可以打高尔夫。高尔夫不再是贵族的游戏。第二，有更多中国人带着他们的老婆、孩子来打高尔夫。我相信这样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赵晓博士的演讲。接下来的环节我们进入互动讨论时间，请各位稍候。参加互动环节的有关嘉宾：digby jones先生；陈东琪博士；樊纲教授；李雨时先生；俞晓松先生；赵晓博士；格林创投香港董事长杨旺坚先生，另外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财富杂志亚太总监clay chandler主持讨论。

中土霞客

clay chandler：我想感谢观澜湖高尔夫球会邀请我，并且给我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与这么多知名学者专家做论坛讨论。非常高兴来到观澜湖高尔夫球会。大家可能都是观澜湖高尔夫球会常客。今年我也来过观澜湖球会，当时他号称180球洞的水平，现在球洞一下子增加到219，所以我在这里可以更多的享受我个人休闲时光了。

　　简单总结一下刚才各位讲者的要点以进行讨论。刚才石广生先生、digby jones都谈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制造、出口在世界经济重要的作用，这个趋势对中国gdp的贡献。还有一些讲者讲到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特别是10、20年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能会带来持续增长的瓶颈。本人1989年在东京工作，我在华尔街日报驻东京的部门工作，当时是日本经济增长时期，日本人信心很足，他们认为日本经济会取得很大成就。但是进入90年代后，日本经济出现衰退，伴随而来的是中国经济增长飞速崛起。1997年日本出现泡沫增长衰退时期，一方面我们增长速度、增长量是很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增长的质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增长的质体现在几个方面，刚才几位讲者也提到了增长的质量。一方面中国经济是增长最快的国家，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增长怎么可能给中国人民带来好处。一系列问题说明中国需要在经济增长量、质方面考虑。当然中国经济增长有逐渐超越美国的态势，特别是外贸方面，这也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担心。另一方面，环境污染也是很重要的。自然资源的浪费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都形成了不平衡的态势，这对未来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同时还有法治体系，这不仅仅是针对在中国经营外国企业，同时也对中国自己的企业有体制的问题，法制系统的问题。在中国外资逐渐增加的时候，这种体制的问题也是值得国有企业以及中小企业，甚至外资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

　　有很多很多发展的质的问题，也许这种质的问题在未来时间会持续涌现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伴随中国高速量的增长，所以我想把可持续性作为我们这场讨论的主题。我想先问问樊纲教授一个问题，您也谈到中国经济增长利益相关方的问题，讲到利益相关方，中国和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的话，我想您在这方面有很多研究。我们看到中国很多大的公司都是由政府掌控，长期来看这种中国成功的跨国企业怎么样能够，比如在石油、煤炭、金融、银行业、电信业等等以及汽车制造业等等，我们看到财富500强里很多中国企业都是由政府垄断的企业。他们未来发展中将会继续保持这种状态特点还是会转型？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樊纲：我对于国家政策这方面不能做很多的评价，我只能从经济学家角度谈谈经济转型和发展。中国超过30%的gdp都是国有的，所以实际上中国国有成份是非常重要的。而你讲得这些行业，电信、汽车、矿产等等，这些都是跟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重要产业。在这些产业里我们的确看到一些垄断的情形。第一方面，资源型行业，在西方国家也是一样由国家掌控的。这和经济发展是相吻合的。第二，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来。计划经济时代，企业不需要缴纳专利费、资源使用费等等，但是现在很多国有企业转为私有领域的话，这就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我们要看看十年以前中国商业银行都还是国有银行，现在他们也开始重组，而且也在国际股票市场上市，所以有了第一步国企转制之后，就一定有第二步、第三步，也许这个步伐不是很快，但是趋势是很明显的。

　　clay chandler：我们把这个讨论放在一个背景里来看的话，在美国、英国，gdp国有企业的贡献率比中国更高。特别是英国东北部，工业发展很大部分都是由国有控股企业。法国电力行业其实也是由国家运营的。在德国、西班牙也是一样，大的电力行业都是由国有控股。

　　樊纲：我想补充一点，如果我们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会有越来越高的私有成分出现。但是这个趋势不能太快。比如5、10年完成这种转制的话，会带来不适应的情况和矛盾。

　　clay chandler：你刚才讲中国人也希望每个月工作30个小时，我相信这也不可能短期实现，我们只能当成一个梦想。我把这个问题扩展一下，引导到刚刚各位主题发言中提到的问题。赵晓博士谈到的天堂的比喻，我非常喜欢。中国的政府、中国人都希望进入经济发展的天堂，我们刚刚也提到很多讲者提到中国农村劳动人口需要转移到城市，樊纲教授也提到有3亿劳动人口需要转移、需要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您觉得中国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怎么样实现为这3亿人创造一个天堂呢？能够让他们也享受到美国人所享受的生活水平呢？

　　clay chandler：谢谢。我想再来问一下我们下一位演讲嘉宾，陈博士。您也谈到中国经济宏观发展的问题，就是中国需要去加大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了实现加大中小企业发展这个目标的话，中国就需要调整资本市场。目前中国资本市场格局就是中小企业很难去融资以获得发展。我想很多资本市场还是倾向于大的企业、国有企业，而这对中小企业可能会形成一些瓶颈、障碍。因为他们正在和一些巨人进行竞争。在这种经济环境里，欧洲一些国家，比如法国中小企业不仅可以在资本市场融资，甚至还可以获得中央政府的补贴。我们比较一下欧洲的情况和中国的情况，我们会发现目前中国中小企业还存在融资的困难，我和一些中国中小企业讨论的时候，他们也感到非常的不高兴。比如我和tcl老总讨论的时候，他就说其实我们电视的竞争非常厉害，我们要和国际巨头竞争，但是我们又很难从中国银行、中国股市获得资金去发展，中国很多私营企业都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很困惑，也感到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去引入外国的投资以获得持续发展。

　　我想请问陈博士，您觉得中国这样一种体制怎么能够未来让更多中国企业受益呢？

　　陈东琪：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我想可以把这个问题分解一下：第一，所有参与到市场竞争环节的都有大中小。对大中小企业来讲，一般由于小企业能力总是弱一些，通常会得到政府支持，发达国家都是这样。这是一类。第二，体制因素影响条件下，可能连这个标准都没有达到。也就是说，由于我们资源，包括金融资源、财税补贴资源或者其他技术资源更多流向大企业、特大企业。我们现在无论金融资源，信贷也好、股市融资也好、债券融资也好，更多是对大中企业。对中小企业我们也是在推动，但是会感到压力。因为银行追求收益，在中小企业资信弱的情况下，总是把钱放在大企业里。包括我们股市，我们最近几年也希望推出了中小板，以使中小企业获得融资。另外信贷方面也有一些改革，对中小企业给予了一些支持。但是发展方面还是不够对称。

　　要解决这两个层面的问题有两个事情要做：第一，资源配置。包括股份银行建设、中小银行的建设。是不是发展跟融资条件对称，我感到不太对称，所以要改变对称的话，金融资源、银行改革要加快。第二，政府在有一些领域里要加大改善环境。包括就业环境、创业环境。一个是工业竞争所需要的资源条件。政府给中小企业更多支持，这才是发展的一个平衡。

　　赵晓：我们永远都不要相信大银行可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从全世界来看都做不到这一点。特别重要的一点其实是民间的金融，这可能是最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的方面。为什么温州的民营经济发达？因为他有全中国的民间融资。为什么温州有最好的民间融资呢？就是因为温州的伦理社会关系非常好。所以才有中小企业的发展。

　　clay chandler：我认为这一点的确非常好，浙江温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来讲一讲环境的问题，我来问一问李雨时先生。你也提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会有一些绿色的标准，也就是说对一些产品如果没有达到环保标准就不可以出口。在汽车工业领域，他们也希望找到一些替代的资源。我想问一问，中国对于新能源、对于替代资源可以改变我们工业模式的说法是什么样的想法？比如在美国就设立了排放标准，其中一个州的标准比其他州标准高得多。在这个州当中，无论美国车还是日本车必须要符合汽车排量标准。由于一个州提高了标准，这就对世界所有汽车生产者提出了要求。我们讲绿色保护主义的问题，又回到替代资源的问题，由于风能、太阳能是可持续的资源，我就想和您讨论一下，您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倡导这种替代资源？

　　李雨时：我刚才讲到环境壁垒的问题，实际上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我们在环境要求方面，我们普遍比发达国家要低。只要标准是非歧视性的，对大家都是一样的，中国政府也好、企业也好是要遵守的。但是如果是歧视性的标准，中国政府会跟有关政府作出相应的商讨、谈判。作为中国将来，我想应该要建立比较标准、完善的标准体系、环境标准。因为中国现在很多标准跟世界不接轨的。从长远发展来看，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而且从目前发展水平来看，中国提出比其他更高的标准，恐怕不太现实。

　　clay chandler：我们现在还是剩几分钟时间。所以我想提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做一个总结。我问剩下两位发言人这样一个问题，最近我们看到中国经济政策上的转变。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更重视工资、收入、贫富不均的问题，同时有说到中国政府过度依赖投资，我们听到一些讨论是关于帮助贫困的人，为农村建设的基础设施是不是够大。第二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对外国资本进入有一些限制，还是说我们应该进一步鼓励外国资本的进入，这个有很大的辩论。我们是保护本地生产者呢还是让fdi跟本地生产者共同竞争。我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就是经常听到的，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俞晓松：中国经济发展作为中央政府来说，确是有一些调整。如果大家注意的话，十一五规划中写到中国经济要保持又快又好的发展，但是最近已经把“又好”放在了前面，又好、又快的发展。这是国家主席最近一次讲话里有这样的改变。中国官僚们会很重视这个秩序。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都受到很大的压力。中国改革开放吸引了外资，这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包括管理理念、技术、市场。中国现在拿了资金去支持了美国政府，但是这不等于我们有那么多外汇就不需要外国资本进来。本人从1979年就负责引进外资，所以现在社会上的辩论对我也是有相当的压力，是不是我以前的工作做得太好了，引进得太多了。我认为今后即使中国的科学技术、经济有很大的发展，比如30、50年后仍然要引进外资，这是全球化的一种趋势。闭关锁国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已经被打破。我是从我信奉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里抄下来了，所以门不关起来，只会越开越大，谢谢！

　　digby jones：如果希望我能简单评论几句，我认为发达的国家无论美国、日本还是德国，在这种全球对话当中我认为也应该有一席之地。对于中国来说，其实他在走很多西方走过的道路。我跟terry matthews在这里提到很多中国企业家的意见，我觉得是非常好的。20年前我们看不到这样的状况，大家不会提这么多意见，你们在这里评论政府政策，我认为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因为中国人以前不会这样做，而且我认为非常好。我们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能够让我们发展得更好。

　　21世纪我们说中国会成为世界新的领导者。比如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或者其他问题上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认为我们西方国家必须要加强与中国紧密合作。中国有13亿人口，我们英国永远都不敢想象有这么多人口，这是一个挑战，也一个机会。在北朝问题、气侯问题、非洲问题三个方面中国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朱博士也讲到中国的历史，威灵顿爵士也是英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将军，他写过一本书说到人类已经不能通过掠过或者战争来赢得土地或者其他的利益，必须要通过想象力等东西赢得世界上一席之地。

　　clay chandler：谢谢你的讲话。无论樊纲教授或者其他讲者，他们都是卓有成就的学者，我也感到我们今天这个讨论是非常友好、坦诚的讨论。我非常高兴主持这一节的讨论。我也非常有信心，就是有这么多学者探讨中国的问题，所以请大家和我一起鼓掌感谢各位嘉宾。

　　主持人：感谢各位嘉宾精彩发言，各位来宾，朋友们，我们今天上午的议题就圆满结束了，在下午2点我们继续下午议题。

中土霞客

主持人：各位嘉宾、各位朋友，欢迎光临“2006国际经贸友好论坛”。在进行了上午的精彩发言之后，我们将继续下午的议题。我们将继续围绕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国际经贸合作与对话。世界产业升级调整的趋势与挑战两个议题进行议论。首先我们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博士发表演讲。

　　刘世锦：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今天上午进行了精彩的演讲，对这个问题大家讨论的相当的热烈，我想换一个角度。我想从中国产业增长格局演变，产后对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影响用十分钟时间简单说明。

　　首先我提一个问题，中国13亿人口，28年时间，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这应该是一个奇迹。为什么会保持这么高的增长速度呢？对这个问题我想可能有十个答案。从产业结构提出一个解释。不同时期都有一种高增长的行业在起作用。比如经济中有20个行业，这20个行业是不是平均的增长？如果平均增长的话，这个速度不会高。如果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一定不是平均增长，一定有7、8个行业是更快的增长。所以国际上是这样，中国也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80年代中国制造产业是轻工、纺织等等，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一批新的产业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就是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房地产等等。90年代中国曾经有5年时间在扩大内需，90年代初期起来的产业没有劲了，新的产业没有出来，所以有5年时间出现主导产业的断裂。这种格局到2002年下半年改变了，一批新的主导产业浮出水面。起带头作用的是住宅、汽车、电子通讯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批行业我们称为先导行业。然后拉动了一批具有中间投资品性质的产业，主要是钢铁、有色金属、建材、机械、化工等等。这批行业主要是材料和装备。然后上面两个层次的行业又拉动了第三个层次行业的发展，就是电力、煤炭、石油、港口、运输、公路等行业。这是三个层次的结构。

　　这三类行业构成产业增长的新格局，对我们理解2002年到现在的经济增长，分析展望相当长时间经济增长都是一个基础框架。最近一两年有一定的波动，或者今后几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怎么样，都可以从三个层次产业构成的框架中得到解释。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重工业占的比重比较大。所以最近中国对是不是进入重化阶段争议比较大。三个层次行业一个拉动一个，然后2002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大概一年时间就出现了结构失衡，主要表现是中间投资品行业滞后于先导行业，基础行业又滞后于上述两个行业。直接的表现就是市场调节，因为出现缺口以后，如果市场调节的话，就是涨价。钢材、有色、建材等等涨价，所谓的生产资料涨价。这是中国前两年相当突出的现象。受价格管制的产品短缺，比如拉闸限电。铁路运输出口扩大，大量的货运不出去。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一个比一个慢。这里面有几张图，比如先导行业中的房地产业大概03、04年达到高点。汽车行业也是03、04年达到高点。建材、钢材、化工行业是2004、2005年达到高点。基础行业是05、06年达到高点，煤炭行业也是这么一个情况。电力行业也是如此，05、06年达到高点。

　　我想大家应该考虑一个现象，三个层次产业中有一个规律的现象，三类产业存在大约一年左右的增长时滞，价格拉动上涨的刺激下，滞后行业快速增长。基础行业加快，三类产业结构失衡的状况逐步缓解。2005年下半年，基础行业增长达到高点，2005年相对达到均衡。具体表现就是三类产业供求缩小乃至消失，投资品价格涨势明显下降，反而是讨论通缩的问题。简单来讲，2002年开始，三个层次的行业实际上出现了一个增长的差距，但是以后把缺口补上去了。为什么呢？涨价后增加了投资。达到均衡后还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态势，这就是去年年底大体一个格局。

　　像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政府部门都在讨论2006年宏观经济形势，大多数人认为2006年高位趋稳，稳中趋降，这话本人也讲过。我的印象中包括上午演讲的经济学家大体都是这样一个看法。从我刚才讲得的逻辑关系来讲，由于产业之间供求关系减少，增长动力减弱，但是上半年gdp增长速度达到10.9%，增速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大体有这么一个分析。先导行业经历了一个时期调整后，再次出现增长加快的趋向，比如汽车行业增长27.8%，轿车增长更多一点。部分地区房地产增长加快，价格上升过快。再一个因素就是中国政治因素的影响，十一五开局，政府换届。政府推动增长，直接投资的并不多，更多的是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其实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刚才讲的三个层次的行业达到相对均衡的位置，认为今年应该稳中趋降。我们先导行业实际上又起来了，所以现在有人也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会不会由先导行业重新加速拉动新一轮的扩张周期。我们感到更高的增长速度将超出中国经济本身的承受能力。

　　我们总的看法，2005年底三类产业之间达到均衡。政策基本的着眼点或者我们期望的态势应该是相对均衡的态势能够保持尽可能长的时间。如果保持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速度比较高，但是通胀、通缩压力都不会太大。今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措施，比如对房地产适当调控。像汽车行业有一段时间也涨比较快，但是因为他有自己的规律，上涨不会太猛。所以先导行业总体趋于平稳。2006年10.5%左右的格局是会达到的。2005年达到三个产业均衡的基础上，尽管有一些新的因素出现，但是由于政府调控，还是相对保持稳定的态势。07、08年，我们总的一个感觉，刚才讲得三个层次格局仍然会发挥作用，如果平衡格局能保持下去的话，增长速度保持9%左右，通胀还比较低，比如再维持一两年，我想没有太大问题。这是一个乐观的估计。刚才所说的增长格局我估计中国还可以维持5-10年时间。

　　我们现在讲宏观经济，看到的都是宏观的数字，比如gdp、物价、投资，我们要看这些数字背后各个行业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一点更有实际意义。各位企业家、投资者更关心这个问题。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刘世锦博士的演讲。接下来有请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先生发表演讲。

中土霞客

梁振英：朱树豪先生、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很高兴有机会来到美丽的观澜湖一起探讨国际经贸发展最新形势，今天大会给我的题目是一个很大题目，要详细谈可以谈一下午。在座都是商场领袖、企业家、专家学者，对国际形势有比较深刻的见解，我的发言仅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在世纪之交的十几年，全球变化尤为深刻。冷战结束，中国与东亚邻国关系全面改善。经济融合取代了对立，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旋律。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明显加快。在20世纪末，全球化成为了时髦的名词，在谈论国际局势的时候总要跟全球化拉上关系，并且倾向认为全球化是美好的，道理是全球化带来的便利。事实上全球化也带来了商机处处。持相反意见的认为金融风暴、结构性失业、社会贫富差距、世界贫富差距拉大，这些大范围的问题都是全球化负面的影响。全球化这个概念很广泛，全球化几百年前就在进行，但是当时的全球化贸易量跟现在不能同日而语，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不断增长，达到今天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

　　全球贸易量的不断膨胀带来国际生产行为的高度分工，促成新的全球经济布局。结构性的全球化在今天已经发生到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秩序。由于国际关系趋向缓和，同时由于科技进步，货物、信息、资金、通讯、人员的交流大量增加，世界经济力量的发展打破了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全球市场范围内的竞争成为主要内容。原材料的生产者、低技术的加工者、高科技及品牌的创造者，服务提供者组合成为跨地域、跨国界世界性的经济体系。产业分工是明显的。先进国家成为高科技、服务的输出国，落后国家则成为原材料、加工、劳动力的输出国。这种国际分工并非纯粹国家与国家之间商品贸易关系，而更多的是结合的分工方式。企业通过收购、合并建立垄断性的合约关系的商业手段，建立原材料采购、加工组装、宣传、销售的松散的、严密的供应链。

　　我们现在经常谈的国际间的企业竞争不单是个体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整个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也就是整条供应链的综合竞争力。在全球高度分工的形势下，建立优势的供应链成为企业国际竞争的手段，而由于产业体系的整合，带来重大的产值提升。在各个oecd限制国家当中，国际企业也成为先进国家制度、产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产业重组，因为世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不再是空泛的学术名词，中国的发展也面临着种种机遇和挑战。大规模并购潮中，先进国家国际地位更为巩固。竞争力方面，后发展中国家目前望尘莫及。企业并购潮在今天仍然不断发展。大型跨国企业合并、整合过程达到空前的规模。比如保险业，我们有旅行者集团和花旗银行。在电信有太平洋贝尔、gte等等。各个产业中上数百亿美元的合并、收购时有所闻。跨国产业协同效应不同增强，使国际竞争的强弱更为悬殊。在金融和带有垄断性的商品，比如石油、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中国要在全球产业结构中优化本身产业结构，除了科研、企业重组上要下一番功夫，也将要考虑通过海外的兼并，并且兼并后把区域性、全球化的中国企业管理好，以强大自己。

　　中国的工业化比欧美落后得多，要在全球化竞争下取得优势，必须从简单的低技术、低增值、高能耗、粗放型产业模式发展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供应链。如今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这说明中国地位仍然处于产业结构的基础，生产力和附加产值仍然相对较低。世界工厂是发展的基础阶段，只能作为中国产业发展的一个起点或者一个过程，而不应该是中国的发展目标。如今各个后发展国家都希望在产业结构上做到由贴牌生产模式转化为设计生产模式，最后达到以原创品牌生产模式(obm)，要做到obm水准，必定要优化整条供应链，才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竞争。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产业结构升级也意味着中国必须打造自己的龙头企业，建立自己的品牌，与国际品牌竞争。我在新加坡庆祝当地中华总商会成立100周年的演讲，建议迎接全球一体化挑战，我当时说，华商作为经济群体中其中一个优势，就是海外华商遍布五湖四海，海外华商各有所长，文化、技术、经营网络都可以互补不足，都可以解决跨国和多国的产业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华人群体早已全球化，这是全球竞争中的巨大潜力。

　　一直以来，中国商人凭着刻苦耐劳的精神和惊人的适应力在世界开花结果，但是中国的企业在品牌发展上仍然相对滞后，面对世界贸易组织对于成员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的要求，中国企业在本国原有非竞争优势也逐步减退，巩固企业的竞争力甚至作为保持扩大本国市场份额实在是刻不容缓，谢谢各位！

　　主持人：接下来有请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教授发表演讲。

　　裴长洪：我只能讲两个问题，中国的经济转型有两个特点：第一，发展很不平衡，战线很长。什么意思呢？周围总体上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经济学家通过统计数据能够分析出我们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动、增长各个阶段，这种分析可能和我们见到的实际景象相吻合，有些地方又很不吻合。因为实际生活很复杂。比如中国的工业化，内地有什么工业化呢？办两个简单的工厂就是工业化。山西人民还在挖煤，这就是工业化。大到我们大都会，像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应当说我们工业化还没有完全的完成，特别是我们工业结构的高级化没有完成。但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又需要服务业有进一步的发展。比如北京首钢要搬迁，工业产值一下子减300亿，北京人何以为生呢？发展服务业，靠服务业增加就业、增加人们的福利。上海同样有这样的问题，大中城市都有这样的问题。因此我们工业化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又需要发展服务业。我们面临着双重的任务。比如在深圳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服务业也很发达啊，我们的酒店、餐饮业、娱乐业，根据我出国经验比很大地方都要发达。有人就有疑问，怎么说中国的服务业不发达呢？我们主要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标准的现代服务业还比较落后。这些大都会在工业化高度过程中，面临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当然别的地方可能工业化任务要更重一些。

　　因此在中国有一些人需要多去打高尔夫球了，多数人还没有资格。所以今天上午樊纲先生说我们每周工作25小时，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我想在有些地方是可以的。可能另一些地方大部分人民还要工作48小时。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很不平衡，尽管波澜壮阔、色彩斑斓，但是我们根据国家的统一政策，各个地方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因地制宜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我讲得第一点。

　　第二，中国经济转型有第二个特点，就是经济国际化节奏不断加快。像我们外贸增长很快，吸引外资很多，这固然都不讲。对外贸易今年要达到17000亿美元，这5年来的发展全世界都目瞪口呆。2005年我们又创造了第二个奇迹，贸易顺差去年1019亿，今年要达到1800亿，贸易顺差量很大。这个我们引为骄傲。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要到外面买石油、铁矿砂、各种资源性产品。怎么办呢？我们要走出去。所以现在讲经济国际化，不仅仅讲对外贸易发展多少、外资引进来多少，要讲我们出去了多少，资本输出了多少。如果资本不输出、企业不走出去，我们不能建立海外资源供给机制，我们现代化建设就难以为继。同时我们国际收支很难改善。现在我们外贸顺差很大，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让外贸企业都破产，人民币一下子升值到6元，出口退税一下子取消，当然贸易就下来了。这个行吗？肯定不行。深圳人民就不答应。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把外汇储备出去，资本要输出。所以中国人要学会到海外去扩大我们的生产经营，扩大我们的资源供给基地，建立我们海外生产加工点。这是未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比如朱先生观澜湖高尔夫球场很壮观，但是我建议你去别的国家也弄一个，去英国弄一个、去东南亚弄一个，要建立自己的跨国企业，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干的事情。我们经济国际化节奏要进一步加快。我在江苏的时候，江苏省外经贸厅跟我讲他们外资很多，我说你们不都讲率先实现经济国际化嘛，从政府来讲你要把这项工作管起来，鼓励企业都出去，同时学会用gmt核算体系对照gdp核算体系，gmt核算体系是将本国居民创造本国生产福利。gdp只是行政辖区概念。要按照gmp核算体系，我们贸易顺差也没有这么大。大量贸易顺差是外商投资企业贡献的。我说你们拿这个数字算一算，假定海外生产经营创造的增加值占到当地全部增加值比重能达到1%，你们就是率先了。现在全国还少得可怜。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讲经济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在你这个地方你也拿这个指标算一算。比如深圳也算一算，你们大概能占多少，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请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发表演讲。

中土霞客

刘伟：尊敬的朱树豪先生，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会议。我发言的题目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中国需求的结构。中国28年经济增长平均9.62%以上，如果今年不低于10.5%的话。毫无疑问，这就是需求不断扩张。中国总需求拉动中国28年高速增长，如果不出现非经济干扰的话，预计未来10、20年里，中国仍然有可能保持持续性。中国需求从总量上问题不大，关键在结构。需求结构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需求高速增长非常重要的表现特征是投资需求增长非常快。投资需求增长快这本身不一定是坏事，我们知道在日本、韩国历史上工业化加速时期，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国家现在工业化阶段化，他们固定投资增长也是非常快的。个别年份甚至达到30%、40%。我们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增长13.5%。近几年速度更快，03年是28%以上，04年是26%以上，05年是24%以上，今年1-9月份超过27%。4-5月份我们保持24%、25%的增长率。这个速度快不一定是坏事。我们曾做过一些分析，中国现在投资增长需求的确有些过快。按照中国27年经验，平均每一年增长13.5%的话，我们根据27年的实际经验曾经做过一个计量分析，测算上下波动、可承受范围，我们算了9个百分点。上线13.5+9，22.5%，只要不明显长期超过22.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的话，不会拉动整个经济增长过热。下线如果不跌破4.5%的增长率，不会由此使我们经济进入衰退。03年到现在我们已经超过22.5%的上限，由此导致国民经济当中很多矛盾激化，这本身并不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最要紧的是固定投资增长过快的话，究竟是谁拉动的？是市场行为还是企业行为、政府行政行为？如果严格受市场约束的固定资产投资并不十分可怕，他有规律。在我们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有一个现象，经济增长10%的话，由投资拉动的接近5个百分点，消费需求拉动的不到6个百分点，但是一般均衡增长条件下，经济增长如果10个百分点的话，消费和投资是7：3。我讲这个高本身并不十分可怕，有中国经济阶段性的特点，可怕的是谁在拉动。据我个人研究，中国拉动经济增长投资扩张需求最主要动力是地方政府的行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这些年改革，地方政府权力越来越大，利益独立性越来越高，因此地方经济增长建设越来越要靠自己。所以我们地方政府现在越办越像一个企业，市委书记越来越像一个董事长，市长越来越像一个总经理。和企业盈利化最大目标越来越接近。财政没有钱，银行又不听他的，怎么办呢？招商引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这么大兴趣。这样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连接方式。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上下级关系。地方政府在所要以来的招商引资的商和资之间是市场关系、谈判关系，不是行政关系。所以经济周期调控过程中，当中央人民经济过猛，他可以召开诸侯会议，把各地方政府召到北京，命令各方扩大内需。可是地方政府上不去，他要跟商谈判、筑巢引凤，当他一系列谈判之后，商和资对他有了信任，纷纷进入各地的时候，中央又觉得过热了。然后又开诸侯会议，要求赶快下。但是这个时候地方政府下不来了，因为钱已经进去了。退出是有退出壁垒的，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这样就形成现阶段改革28年一个宏观调控的周期和淡化周期的特殊现象，这里面有它深刻的体制背景。

　　所以我们固定资产投资过热重要的策动者、推动者是地方政府，而不仅仅是企业，所以带有很大的地方行政性。而不具有企业的市场性。这就很危险。这就使投资扩张可能脱离市场投资效率，而更多服从于地方非经济性的考虑。担心的是谁在拉动，这是投资需求。

　　中国的消费需求，从现在来看消费需求在中国是强项，中国育龄妇女每年生的娃娃大概1300万、1400万，初步估算拉动gdp至少4个百分点。所以问题不大。中国消费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整个经济增长中，消费需求的贡献偏低，相对于投资需求非常活跃的同时，消费需求增长乏力。我们消费需求今年稍微好一点，今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大体13%，有所回转，但是最近几年，消费品零售总额速度相对偏低，消费品价格偏低。去年消费品零售价格上升幅度连2%都不到。这几乎是一个零价格上下的波动，不敢说进通缩。消费品工业库存比重很大，消费品厂商资金周转速度并没有明显提高，企业应收未收款是在增加的。这一系列表明中国消费需求这些年的确增长的不活跃，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靠投资需求拉动。消费需求不活跃就导致人们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28年高速增长，每年平均9.62%，经济增长的好处哪去了？国民收入增长了，居民收入应当增长，购买力应当增长，消费力应当提高。那么你增长的好处去哪了？中国的确是高速增长，但是高速增长的分配可能有结构性扭曲，影响了消费需求应有的增长。可以说中国现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高收入增长速度加快了，高收入消费倾向低，他用于消费增加量占比重越小，更多的收入是体现在了消费倾向低的人群身上，那你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自然就使消费增长不能相应同步扩张。在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城市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更快，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除此之外，中国处于转型，转型就意味着未来不确定。什么都要买的人结果不敢花钱，因为他对未来的变化不清楚，不清楚最主要一个防范措施就是增大储蓄，储蓄就是未来的消费。这样就形成收入增长快的人不增加消费，收入水平低需要增长消费的人不敢消费。这一系列社会原因导致中国高速增长的同时，消费增长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速度，所以出现了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特征。

　　最后还有一个出口。出口也是来自国外的需求。中国这些年出口应当是非常活跃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改革开放28年，中国平均每年增长两位数。很多年份超过20%。中国大体是只要经济增长超过10%，出口增长20%。相信若干年内还保持这样的趋势。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大国经济基本都处于基本内向型的，包括美国、俄罗斯，也就是说他的主要市场、要素供给应当基于国内。一个大国如果过多长期倚重海外市场对他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和稳定性是值得考虑的。

　　另一方面，中国预计今年两个大数，gdp超过1万亿人民币，外汇储备1万亿美金。这恐怕产生的问题会更复杂。当然中国的外汇问题、汇率问题不仅仅是国际收支均衡，更要紧是整个宏观目标的选择。你到底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还是解决失业为首要。总之中国的需求结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在结构上产生了一系列特殊的历史变化，对这些历史结构变化的特点，如果没有深入分析，仅仅停留在需求总量的扩张拉动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话，可能对于经济增长均衡当中的矛盾会可能产生严重的失误，当然我们也相信我们能解决需求上一系列扭曲的矛盾，使我们需求持续高速增长，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潜在的趋势能够变成现实，因为中国整个经济增长的趋势、前景应当还是很令人鼓舞的。很多经济学家，包括国外、世行、亚行都做过测算，大体上2020年中国总量能赶上日本。这个总量不是指人均。人均的话，2030年完成工业化。2050年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说，前景还是当乐观的，但是这中间要把前景变成现实，还要做出很艰苦的努力，因为中间的矛盾还很多，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谢谢各位！

　　主持人：接下来有请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博士演讲。

　　王忠明：我从一组人名、一组数据来谈谈，韩国潘基文已经出任联合国秘书长。陈冯富珍担任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这组人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亚洲经济发展正在进入跃起阶段。前些年我们注意到亚洲四小龙。现在东南亚五小虎，乃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印度作为第二人口大国也正在开放，特别是金融服务业令人瞩目。

　　亚洲正在发生着什么？我认为正在发生世纪性的变化。这种世纪性的变化相对过往世纪，20世纪亚洲相对欧洲、美洲是落后的，上世纪的下半年，特别是后面30年，亚洲经济不断出现一些发展中的国家乃至先行发达的国家，比如像日本，因此没有像亚洲今天这样在全球经济发展当中有如此丰富的产业结构，包括地区经济结构的分布。我想正是因为这样，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我认为特别值得关注的像近期的越南入世，越南加入wto之后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认为经济界应该很好的思量。既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群体当中，也不就是你中国正在搞改革开放，也不就是你中国正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中国不能很好的抓紧我们自己产业结构调整，保留已有的优势以及进一步扩张新的优势，可能许多工业企业进程当中的机遇就会流失出去。亚洲崛起对中国来说意味着有更大作用的空间，但是也意味着亚洲区域竞争空前激烈。这是一个角度。

　　第二个观察点是最近出现一系列数据，人民币储蓄存款13万亿多，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金。进出口贸易突破1.7万亿。这些数据说明中国依然充满活力，同时说明中国依然增速不减。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当中，中国在175个国家中排名第81位，是典型的中等收入水平定位。也依然说明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我们处于产业升级的转折点上，首先是劳动密集型，作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市场经济趋向改革，加快现代化进程，一定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接着向资本密集型靠拢。所谓重化工发展阶段主要就是资本密集型，进而向技术密集型进发，主要是机械、电子行业中有所作为。中国由于这么大的经济体，又是加入wto，过渡期临近重点，我们长期高速发展，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也有很多可观的成就，可圈可点，以至于新闻传媒、各界人士对中国的评价，恨不得不断涌时代进行表述，比如中国已经进入国际贸易摩擦时代，比如中国已经进入农转非时代，充分发挥城市对于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功能。在未来20年当中，大约每年有1500万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也会加快城镇化战略的实施。甚至有人描述私人飞机时代，刚刚结束的珠海航展上200多架飞机已经订购了150多架了。富有阶层的消费还是要靠有东西来拉动。像游艇经济也开始萌芽。我认为接下去中国的拉动会出现一种非常奇妙的状态，不仅是投资拉动、出口拉动，消费拉动也会出现。像这些都描述着中国经济确实进入一个非常可观的，会趋于更加稳健，从今年经济可以看到两大景气现象，第一，资本市场。长期低迷的证券市场开始出现暖气。特别是银行板块、证券板块、房地产板块，我认为愿意做股票的大概不能错过这三大板块。我认为房地产也会久居不下。需求总体上是真实的。第二，能源供给。煤炭、石油、电力相对比较紧张的局面，今年明显得到一些缓解。能源生产在未来2年当中，我们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能源生产大国。这些都会更加好的拉动中国经济发展，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投资拉动、出口拉动、消费拉动，我认为明显还应该关注政治拉动，甚至非经济因素拉动，十七大召开，明年又是北京奥运举办的头一年，这些都会进一步拉动中国经济发展，所以世行对经济预测也是乐观的。他认为明年经济会调高到9.3%，原来他预测8.5%，现在又调到9.3%。招商引资进一步可能会向招商选资方面转移，我们对于外商进入会更加苛刻。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大。

　　概括来说是三个着重：从着重经济效率向着重社会和谐转变。我认为这里头的文章难度是很大的。搞市场经济一定要注重效率，然而我们今天提出地区差异之间、收入分配之间怎么样更多注意和谐。我认为经济效率与和谐社会之间的和谐是一篇大文章。第二，从着重国际改革向着重行政体制改革转变。要从着重中国特色向国际准则转变。我们明显的国际化步伐在加快，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拉动。我就讲这些，谢谢各位！

　　主持人：有请财富杂志全球总编robert演讲。

中土霞客

robert：我今天应该是唯一的一个美国人，我希望提供一些与大家不同的观点、视角。本人是一个记者，也是一个经济学家。所以可能我看问题的角度与大家有些不同。其实我们在高尔夫球场来进行经贸的论坛看起来有点怪，尤其我们这个主题还是经济的转型。但是你再想想，世界是在不断的变化，深圳25年前还是一个小小的渔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国际的大都市。而我们朱树豪博士最开始也是以做升值起家，现在已经坐拥最大的高尔夫球会。东莞是制造之都，大部分手机或者鞋、衣服都是在珠三角、东莞生产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发展非常快。这就是所谓的经济转型。

　　经济的转型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污染、交通堵塞的条件，还有很多其他的挑战。我其实不是从美国直接过来的，上一周我在印度，来之前我在加尔哥达，这个城市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曾经加尔哥达和孟买都是纺织品之都，东印度公司也是以加尔哥达为总部，就像今天的珠三角一样，加尔哥达也是给全世界供应纺织的货物。但是事情发生了变化，因为世界纺织业的重心转移到美国，因为美国刚开始阶段有很多的廉价劳动力，但是之后一段时间里，一些反殖民地的运动等等使其他城市逐渐发展起来。今天我们发现加尔哥达情况再次发生变化。我们从机场到城市市中心的这条路可以看到，两边很多空旷的土地，没有以前那么多的工厂。如果你再过一段时间去，说不定这些空旷的地方会成为摩天大楼的地方。

　　我曾经听一位印度官员讲过，他说印度的发展与世界发展密切相关。当他看到中国取得的成就之后，特别是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取得成就之后，只要向世界经济以开放的态度就能取得成就。我们看到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国际大公司都在亚洲投资。印度的发展的确很有象征力的，他慢慢向外商投资打开国门，希望重振它的制造业。加尔哥达就像20年前的上海、浦东或者深圳一样，面临着新的发展。世界在不断的变化当中，这些问题我们也许今天不能回答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中国的经验可以给印度提供一些意见，同时印度的发展并不代表对中国有任何的威胁，我们看到越南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基地，他其实跟中国也有互补作用。因此我们所在亚洲生产基地的崛起可以帮助中国产业提升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正是因为我们在市场当中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竞争者，才使得每一个国家得到进步。过去十年前，印度虽然还不如中国的发展，但是我们看到印度和中国都将有非常快的发展。所以我认为亚洲的国家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共同发展、共同竞争，而我们不应该采取提高关税、建造贸易壁垒等等手段来保护本国的经济，这是不当的反应。

　　我来自纽约，我的大半生都是在纽约度过的，其实纽约在几百年前也是一个小小的渔村，之后他成为了一个制造业的中心，就像中国今天这样。但是纽约不断的改变自己，从渔村到生产经济，再到今天的金融中心。digby来自伦敦，伦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中心。我们讲到刚才提到的加尔哥达，将他成为新的制造业中心，他会进行更好的融资，就像中国曾经做过的一样，世界是足够大的，我们可以发挥各自的能力，会获得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讨论时间。请各位稍候片刻。互动环节里我们有请：刘世锦博士、裴长洪教授、刘伟教授、朱学勤教授、robert、郭容俊先生上台互动讨论。同时有请digby jones参与讨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牛文文作为互动讨论主持人。

　　牛文文：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全世界最大的高尔夫球会进行这样的讨论。从上午到下午，很多经济学家给我们讲了关于转型和升级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也一场正是要讲中国的产业升级以及对全世界的一些影响。我感觉听完了到现在为止的演讲，多会儿要为我们制造工厂出一些主意，我们需要为世界工厂做顾问。本来过去30年，中国最大的成就就是造就的这个工厂，这个工厂为全世界提供了太多的产品，吸引了太多的资金。到底是什么变化是世界需要的和我们需要的。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到底要做一个什么转变，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希望接下来的讨论待会儿可以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天下午的讨论能给台下的企业家提供一些机会。

　　接下来我想请问大家几个问题，都是围绕世界工厂展开的。我们这个世界工厂到底要升级到什么程度，最早是英国、后来是美国，再后来是日本，都为中国提供过太多的产品。但是中国只有30年时间，中国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工厂或者不是工厂，全世界才满意或者我们经济才能均衡？我们要到哪里去？其次我希望大家能提供一个自己认为最重要给中国工厂做转型和升级的药方，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就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我们首先请digby jones博士谈谈。

　　digby jones：谢谢！我还在伯明翰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在伯明翰制造。很多人担心怎么样支付起这些消费品。当时很多英国家庭圣诞节的时候要买很多东西，很多家庭担心怎么买得起。这个时候大家会说伯明翰是世界的工厂，可是伯明翰的工人买不起这些产品。现在在英国的南部，传统重工业发达地区，很多人仍然担心这个问题。就是经济的发展能不能惠及到工人以及普通的劳动者，这个目前在深圳我想也是这样的情况。深圳目前是一个制造中心，我们怎么样协调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也许可以看一下日本发展的经验。我们一方面鼓励制造品的生产，继续强化中国作为制造工厂的地位，鼓励这个工厂生产更多的产品到英国、其他的地方。同时我们也要避免世界工厂的发展不能重蹈英国覆辙。英国世界工厂的发展导致了英国通货膨胀，因此也导致了低利率、高通胀水平，所以中国目前作为一个世界工厂不能是一个19世纪的世界工厂，应该是一个新世纪的世界工厂，一方面要有高的制造能力，同时要能控制长水平，同时适当经济增长能力缓解一下，去实行软着陆。因此我们要加大附加值，同时要去把附加值价值链往上提升。

　　另一方面，在英国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不要做这些东西了，我们让别人去做这些东西。实际上中国也可以慢慢考虑这样的转变。就是你有很高科技的话，你就可以从中获得很大的利润，而不需要去做很多的东西。这样中国的市场一方面必须要继续开放，同时把附加值提高，把整个产业链升级。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使中国经济变成一个利润更高的经济体。早晨到下午很多专家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世界工厂的工人一定要有能力支付世界工厂的产品。回到这个问题上，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去协调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当时肯尼迪作为美国总统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讲美国人都是在一条船上，这条船上有穷人，也有富人，这条船上任何一方有任何问题的话，这条船就会沉，这个比喻就能够很形象说明我们现在的情形。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地区，在英国、法国也是一样的，附加值的提高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5、10年后我们如果能解决这样的问题，把商品附加值化，这样就能吸取英国、法国的先进经验。我们在不断的调整自己、审视自己。现在在美国来说，美国已经向世界表明了一个国家可以怎么样重新改造自己、塑造自己。刚才我们美国的朋友也讲到纽约以前也就是一个小渔村，所以我想美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也完全可以重新发生。现在美国实际上也在不断的重新评估他的发展以及重新应对新的全球化经济带来的挑战。全球化并不会带来排斥，而全球化实际上应该让更多的国家来成功，中国、印度等等都必须参与到全球化浪潮中。我想美国实际上还会继续不断改造自己，另外我想德国、法国也会去改进自己，如果他们不去改进自己的话，如果他们还以老欧洲态势出现的话，他们就会落后于时代了。

　　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会认为如果中国发达的话，他们这些国家的失业率就会提升。我不这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的发展会带来世界范围的就业率的提高。中国的发展也可以起到自己的作用，比如技术输出、人员培训等等方面，我们都需要不断的迎合这个时代的趋势、潮流。

　　最后我还想问一下，你刚才说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应该做什么？我觉得不是中国要去改变什么，而是我们要为中国而改变。我想中国已经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并不能在这里说教，去告诉中国应该做什么。我也许要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作为发达国家，作为以前的世界工厂应该做什么，我唯一的告诫就是中国要从英国发展中吸取经验，不能重蹈覆辙，而应该把英国以前的发展做得更好，谢谢！

　　牛文文：我们以前我们每天都在创新，但实际上我们做得一切别人几百年前就已经做了。中国今天做世界工厂应该说做得很安心，大家不觉得自己有太大的问题。很多企业觉得自己的路子还不错。但是大家感觉到外部和社会的压力很大。我想请教robert一个问题，当中国经济再要转型升级的时候，必然要从材料低端向高端来进步，进步的时候就必然遇到研发、知识产权这些美国非常长项的东西，当中国进一步升级的时候，会不会踩到美国的脚后跟。当中国世界工厂升级的时候，美国怎么看待他的？

　　robert：谢谢。我觉得您刚才提得非常好。刚才digby描述了一个非常美妙的景象。就是中国给亚洲国家很好例子，由于他发展起来了，对于全世界有一个更好的影响。成为世界工厂并不是中国最终极的目标，他只是一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我们希望中国人从农村、从贫困状态走出来，但是我们希望在未来中国会更进一步的升级其自身。这个过程也许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我们如果要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时候，必定会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比如失业。因此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尤其在中国，制造业带来上千万的工作岗位，这对中国还是非常重要的。想要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中国就必须要慢慢的进行经济改革。美国的模式应该说是适合美国的情况，美国人有强烈的企业家精神，他们自己找到一种适合自己方式的经济转型，中国有不同的文化，当然中国也有很强的企业家的精神，我们要做得就是创造更多的机会、创造更多的资本，然后有更多的人愿意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来参与到这个产业升级当中来，只有这样子，通过我们企业家的精神才能面临这种挑战，才能很好的找到我们需要的模式，这样才能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我们曾经都面临的相同的问题。

　　我相信这个时期，特别是未来20年来，会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经济的活力，同时也是有经济的变动，但是我相信中国会做得非常好。

　　digby jones：我想加一点，美国、日本、欧洲要做得就是提高人的技能。因为中国更强调附加值、升级产业，这个时候使得我们劳动力素质必须要提高。我们要改变它的思维，我们要使每个人都十分有技能，很好的途径就是说我们要有很好的教育。中国也要加大投资建立自己的技能基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形成所谓的企业家精神，才能达到我们的转型成功。

　　牛文文：谢谢两位。从英国的经验、美国的经验来看，中国世界工厂的升级是必然的，而且看上去也是可以进行的。刚才我们刘教授讲到中国产业拉动，讲到产业的均衡。是不是我们世界工厂的升级也就是我们产业的升级。当中国重化发展的时候，会不会使已经的能源紧张这种格局还会继续下去？

中土霞客

刘世锦：这个说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联系。我刚才讲三个层次的产业主要还是国内发生的事情。比如第一个层次是先导产业，像机车、房地产、基础设施的发展主要还是国内的需求。刚才大家谈到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万亿，进出口量非常大。这是一个方面。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实际上还是内需。我很赞同刘伟先生刚才讲的情况。从大体结构来讲还是内需推动。所以刚才讲先导产业，基本上还是国内拉动，拉动以后，中间投资品、重化工起来了，这还是基于中国内生产生的结构。这个过程我觉得中国大概还要经历5-10年。我们会产生一些需求，比如能源问题或者其他问题这两年炒得比较多。但是中国能源问题解决主要还是依靠自己。节约的潜能还是大。今天上午我从三亚过来，三亚开了一个会，就是2010年中国10%节能目标能不能达到，讨论过程中大家认为有难度，但是还能做到。如果节约方面能做好，对能源压力有很大改善。有些人讲中国不应该发展节能，现在看来这话讲得不通。修高速公路还是要通过钢材、水泥，不可能用什么新材料把高速公路搞起来。高尔夫还是跟高速公路是两回事，要到高尔夫球场还是要走高速公路。刚才讲到投资的问题，中国目前的阶段，国际上也做过研究，中国目前这个阶段，特别是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比重和一些相同水平的一些国家，中国水平算是比较低的。所以中国这段时间投资高是正常的。中国目前处于这个阶段，我们很难划一个比例，但是我觉得至少有一半因素。现在流行一句话，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我们在这方面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同样是重工业，同样是钢厂，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钢厂，用人不到一万，但是同等规模的厂用人达到4万-8万。其实重工业完全可以做到循环经济。

　　回到我刚才讲的问题，中国这个阶段是很难跨越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大国。世界工业化过程中，所谓的重化工业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走出一条新路，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这个过程中所谓产业升级，这就包含其中了。比如我们建设一个钢厂，这里面包括技术升级、产业升级。

　　牛文文：刘院长，假设我们产业升级目标达到，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厂？

　　刘世锦：这是两个问题。以国内需求带动这是我今天描述的一个方面。有一部分国际上的产品在中国生产成本更低，时间关系，我讲三句话：第一，不要低估自己。有些人说我们就是劳动力成本低。错了。中国除了劳动力成本低之外，比如现在引对、巴基斯坦、越南劳动力成本都比你低，为什么他到中国来生产呢？还有其他因素。刚才有些人讲供应链、产业集群、产业配套体系，包括中国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等等。这些东西对中国是相当宝贵的。我们能成为一个世界工厂，说明我们进步了。正像一个人想学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世界工厂能否说成我们上小学或者初中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连初中都没有上的话，能上博士呢？我们过去可能还是文盲。现在已经是小学生或者初中生了。第二点，中国制造水平还不是很高。最近几年已经提升了。中国造的产品已经可以了。但是仅仅是行了而已，水平还不是很高。相德国精密的制造、日本的制造，中国还相差很远。我们能不能进一步提高水平，这是第二点。第三，向上升级这是一个过程。既要有紧迫感，同时要有足够的耐心。实际上他主要是一系列的条件。现在主要是市场条件，过去几年中国自主创新的吸引力不大，我搞一个老的产品就可以赚钱，干嘛要自主创新。最近几年发生变化了，企业的实力，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我就想说最近我们搞了一个课题讲自主创新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个过程。我们有的时候容易刮风。

　　牛文文：裴教授，既是财政贸易专家，同时在浙江杭州市兼任过副市长，我想中国制造的很多困境得在浙江有所表现。在那边是民营经济为主的情况，他们升级的压力和速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裴长洪：这样介绍我的话，就很难讲话。我说浙江好，人家说你偏心眼。难道广东就不好吗？我说浙江不好，浙江人民又要骂我。我的看法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产业升级说了很多年，刘世锦研究这个问题至少十年以上了，成效不是太大。浙江也不能说成效很大，为什么呢？现在因为总体经济形势很好，各方面需求上涨，粗放增长的产品也都能卖得掉。他为什么要去转变呢？所以转变压力不是很大。包括降低消耗，我对降低消耗也不是太乐观，我和郭先生讨论过，郭先生也当过市长，我感觉我们所采用的政策措施还不是很到位，有一些号召、要求，但是真正能够落实很不容易。中国的事情有一句话叫做：知易行难。道理都知道，做起来很难。所以我想我们所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这个都表述我们事情做起来很困难，我想这个事情也是任重道远。

　　牛文文：我们郭先生来自深圳，看看我们深圳发展最快的样板。

　　郭容俊：我想我们国家这个世界工厂还要继续扩大规模，因为中国还有2、3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世界工厂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当然我们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一个我们产品现在附加值低。像深圳出口的产品70%多是外资企业生产。因为国内企业，日本企业、韩国企业都在这里。深圳已经有2万多家外资企业。再一个，我们世界工厂带来的环境压力、资源消耗的比重都比较大。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产业升级。我们必须要转型。从深圳来看，我觉得深圳建立经济特区以来，我们已经经过了一次转型。我们第一次转型就是92、93年，92年小平南巡之后肯定了深圳的市场经济，很快全国都对外开放，特区优惠政策没有了。特区怎么办？往何处去？当时江泽民同志就给深圳题一个词，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究竟深圳争创什么新优势，当时进行了大讨论。对三来一补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如果没有那次的结构调整，就没有现在东莞的迅速发展。东莞成为最大的制造基地，当时深圳基本上拒绝了三来一补企业，鼓励一些三来一补企业办成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所以三来一补从92、93年到现在为止，三来一补还是这个水平。每年就是100亿销售额。深圳去年出口额已经超过1300亿美元，三来一补只占100亿美元。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到去年占了工业总产值的52%。其中自主知识产权高新技术产品占了高新技术的58%。我们专利产品在深圳来说，在85年、8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年才只有1、2项专利，但是到去年深圳一年有2万项专利。到今年为止专利的总量排在上海之后的第二位。发明专利总量是北京之后的第二位。申请总量是第一位。我们希望把深圳制造变成深圳创造。

　　深圳再一个就是发展品牌。你这个都是贴人家牌子的，肯定附加值低。销售的都是自己的产品，肯定附加值高了。深圳去年国内知名品牌加国际知名品牌被评了58个。在全国名列第一位。所以我们觉得深圳现在走得这条路，我觉得我们国家将来中部、西部都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深圳的今天就是内地的明天，我觉得产业结构调整就是这样。不是我们骄傲。不是我当过深圳副市长，管过科技就这样说。确实是这样。深圳也面临很多危机，比如深圳也面临四个难以维继。我们还要跟一步把深圳产业结构再优化、再提升，谢谢！

　　牛文文：深圳的确有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华为、中兴、中集、招商、万科，这都是企业很集中的地方。这些企业也帮助了深圳的升级。大约100年前，美国作为世界工厂，福特汽车厂创始人做了一个事情，他发现他生产的汽车只有少数人能买得起。所以他生产了一个便宜的汽车。但是工人还是买不起，所以他们提高了工资。当时他创造了一个奇迹，生产自己的工人能买得起的汽车。假使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再要升一级，在消费需求方面觉得是不是也要很大的拉动？

　　刘伟：谢谢主持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关于所谓世界工厂再升级的话，需求也好或者其他方面也好，最重要的是几个问题：第一，核心就是创新。这一点大家是有共识性质的。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你的产业链是在高端还是低端，核心就是你有没有效率、有没有创新的能力。就创新来讲，创新的主体是政府还是企业，这个东西要搞清楚。别嚷嚷来嚷嚷去都说我们要升级，都是政府在那里喊。恐怕无论从当年的英国到后来的美国，恐怕真正一个民族的经济在世界竞争力的提升主要还是要靠企业。他在市场中活动，就要有一批企业家，企业家最核心的禀赋就是要敢于冒险。恐怕我们创新能力提升的主体要明确在企业家、企业制度以及相应的市场主体上，而不是靠政府。政府只是创造条件，而不是政府直接创新。我想这是一条。

　　第二，中国在世界工厂这个问题上有一定的竞争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效率方面的能力不高的话或者相对不高的话，那么你的竞争力可能主要就是成本，这个成本包括各方面的，劳动力的成本、资本的成本。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后，很可能把人均资源更稀缺的资源以更便宜的代价出租转移到世界市场，这是中国的劣势，并不是中国的优势等等，人们有这样的担心。我这里想说一个问题，既然是成本方面，有两个因素：第一，我们有没有过度使用资源，然后导致成本低。而这个过度使用资源的耗费没有计入价格。比如环境污染问题，我们计入我们现在的价格吗？再比如煤矿过度开采，回采率非常低，这个计入成本了吗？再比如高速公路超载，这个提前维修的费用计入成本了吗？这一系列对资源、对环境的过度利用，我们是不是按照市场价格真实计入今天的成本，如果没有计入，这意味着明天中国的成本会更高。他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这个成本，你没有计入价格里，你要付出代价的，今天人不付，明天要付。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如果以牺牲明天的效益，增大明天的成本，换取今天的竞争力的话，中国不要说升级，世界工厂能维持多长时间都值得怀疑，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

中土霞客

牛文文：浙江一些企业家说，我们生产了全世界最便宜的鞋子，应该是让很多人都买得起，但是最后使很多人不喜欢，而且要烧掉。我们把很多成本都忽略掉了，不管时间如何推移，最后产出的产品价格永远在下降。今天我们的低价已经受到很大的质疑，好像我们在故意倾销

　　digby jones：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如果越南比中国生产得鞋更便宜的话，你会不会让越南的鞋涌入中国呢？使中国鞋生产商失业呢？

　　牛文文：实际上今天在中国，中国一些企业，从东南亚、从台湾来的更便宜的产品更加多。

　　digby jones：我就想你回答是还是不是？

　　牛文文：那是肯定的，因为那是没有办法的。

　　digby jones：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牛文文：很多中国企业用吃得是草，输出的奶，损害了中国的环境。但是整个世界不谅解中国的经济。所以我经常为中国经济感觉有点委屈。我一直不知道中国的工厂什么样子才能变成世界满意的工厂？

　　刘伟：创新如果主要是企业的话，对未来的创新，是以对占有为基础的。创新最大的制约就是风险。各个方面把风险锁定的越小，创新能力就越强。风险怎么锁定呢？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摊薄，你把创新的成本摊到单位成本里越少，持续创新能力越强。中国企业创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市场普遍没有达到规模经济，规模不够大，他不可能把高风险创新的东西摊得很薄，包括裴教授讲浙江的、杭州的以及以它为代表的中国中小企业，你会发现企业生命周期跟产品生命周期同步的。一个产品发展了，企业就壮大了。产品退出了，企业就夕阳化了。从企业来说你要有持续创新能力的话，你一定要减少风险。中国由于市场组织问题、市场化进程不完备的问题，普遍形成不了规模经济，因此普遍不能把高的技术创新的风险单位成本摊薄，这样就使我们企业创新很有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过度的问题。

　　牛文文：中国企业的升级除了外部的压力、国际商业环境压力之外，还有很多社会本土压力。20世纪企业出现的时候，很多企业家都是英雄。这几年我感觉整个社会的趋于更加严格。我想请教朱教授，从一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从工厂里分享得太多还是太少？假使把应计的成本计入的话，本土社会和政府是否能承受提高价格的世界工厂。

　　朱学勤：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因为受专业限制。好在我到观澜湖之前，昨天晚上我在桂林和一群民营企业家讲课，也跟他们座谈，讲完之后我了解了他们对当下经济的看法。坦率的说，我所听到的这批民营企业家看法不乐观。他们都是在上海国际中欧商学院拿到硕士学位毕业出来，30多岁毕业于北大清华的名校企业家，他们的文化需求与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商业触角甚至已经伸展到欧洲，有一些企业家直接从法兰克福飞回来的，我们欢聚一堂探讨这个问题。

　　我问了很多人，他们普遍对下一轮经济环境当中民营企业家生存状态不乐观。我想为什么不乐观？包括从浙江过来一些民营企业家也持有这种态度。而我的印象当中，中国各级省一级政府，浙江省民营环境很宽松，但是他们也是摇头叹气。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应该让老裴来回答。你做杭州的父母官。

　　裴长洪：不好是觉得有什么压力呢？我没有搞懂这个问题。他是对什么事情比较沮丧呢？

　　朱学勤：我举一个。比如上海的民营企业家，大概今年9月份以前，上海那一届班子实行的是对民营企业家待税政策，地方税征收这块是10%甚至更多，上海特殊政策是只交1%或者2%。9月份带税政策取消，使很多民营企业家不安。很多人就观望了。

　　digby jones：我认为企业家常常都是有一些抱怨的，他们会说政府税收太高或者政策不行，这是全球都有的现象。比如说上海企业家对于政府非常满意的话，我倒非常担心这究竟是不是企业家。

　　裴长洪：现在民营企业家感觉有压力，我了解一下主要是什么？因为前一轮民营企业家感觉到房地产势头比较好，包括制造业企业家也都介入房地产。刚才朱教授讲到税收没有优惠，据我了解中央政府实行宏观调控后，像这些发达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就大幅度下降，刚才我问了一下郭会长，他告诉我深圳投资增长速度是16.8%，浙江去年降到15%以下，去年12月份我问过浙江省委书记。工业项目也找不到地，批地很困难，房地产项目批地更困难。在这种比较水平型、粗放型增长方式下，资本没有出路。这是浙江资本家遇到的普遍问题，投资资本往哪去呢？过剩资本很多。按道理，就是刚才牛先生讲得产业要升级，要把产业提升，你怎么会没有投资方向呢？但是谈何容易呢？创新有风险啊，企业是主体这没有错，企业是主体在十一五规划纲要已经写了，但是企业自主创新不容易，因为就单个企业来讲，他去创新的动力还是不足。因为我们也没有像美国这样的风险投资机制，没有专门搞创新的风险企业，像一个工厂生产已经很规范了，你叫他创新，他动力不足，觉得风险很大。所以他预期不好。资本往什么地方去，我感觉他主要是发生了这样的困惑，特别是对于房地产投资项目，这个高回报的行业本来是能够弥补制造业的，实际上制造业利润很低，做制造业很苦的，我考察过浙江很多企业，制造业利润率几乎只有3-5%，很低的。我纳闷你们凭什么搞制造业，把钱存在银行也好啊，最后我明白了。补偿机制在地，他明知道不挣钱，但是这是一个融资平台，他能通过这个项目融资，又圈到一块地，这块地是补偿制造业的。浙江制造业是靠商业资本起家，后来是靠地产资本维持它，所以刚才讲企业家很辛苦、很不容易，我在这里说一声，制造业的企业家更不容易。

　　牛文文：的确很多的民营企业，包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很辛苦，利润很薄，产品出来，内需比较紧张，外销又被反倾销，外贸谈判很难。如果做自主创新、做品牌，比如tcl去欧洲收购，遇到强大的工会。联想收购ibm也遇到很大麻烦。比如台湾明基企业收购手机，他一年要亏损8亿欧元。它的母体公司在台湾缩水一半，最后只有退出来。这些企业升级没有通路，停着的话贸易上面临很大压力。我们贸易代表天天谈判，中国产品还不断被反倾销，为什么我们要升级，是因为我们不升级我们附加值太低。可是等我们升级的时候，发现很多地方天花板很低，不能支撑我们的升级。

　　最后请教两位来自国外的专家，我们银行向国外开放了，很多产业都被国外资本收购，但是当中国企业到海外收购的时候，为什么碰到这么多困难？比如有的是不愿意被中国企业买。有的买了之后碰到很多麻烦。你觉得中国企业是开始往外走收购海外企业的时候了吗？

　　robert：我们知道中国石化想买美国石油公司的时候，的确遇到很大的问题。因为美国内部有很多的争论，最后不能成功的购买。我知道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有很多困惑，他们的目标不能很好的实现，他们希望走出去，但是走出去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我想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现象，同时也很不幸运。美国或者欧洲其实不应该这样做，我只有感觉美国应该对中国保持一种感恩的态度，正是因为中国的物品有这么低的价格，才能够帮助美国从一些制造业解放出来，同时讲到反倾销指控的话，其实中间也包含了其他很多的因素。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什么好的建议，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不断的努力和尝试在全球经济当中能够更加积极的参与，我知道美国很多的大公司，美国很多民众也知道贸易是一个双向道，对贸易双方都是有促进作用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密切合作，能够解除贸易壁垒或者收购过程中的壁垒。当然在世界上存在很多不公平，我们有种族歧视、民族歧视等等，所以中国是世界舞台上一个新的表演者，当然会面临更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现象，比如联想已经购买ibm，所以我相信一些道路不通，总会有一些新的道路。

中土霞客

digby jones：我现在想讲一个新的问题。谈到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8年前我们就已经达成纺织品的协定。8年前欧洲很多企业就已经发现，并且意识到中国纺织品将会成为席卷欧洲的产品，特别是北欧，像荷兰、英国、爱尔兰、德国等等就做了一些调整，比如在英国，就在产品的试样设计，高附加值产品上做了很多调整，比如把传统的纺织转向纺织的试样设计，但是其他国家像希腊、意大利就没有做这样的调整，所以英国就不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英国已经转到高附加值领域，可是希腊、意大利就感觉遇到很大问题，因为中国的产品取而代之了。我们一方面要往高附加值转移，当时英国为首的西北欧国家都欢迎中国产品，但是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就不是很欢迎，认为这样自己会失业。欧盟的机制就使得少数一些国家由于担心中国纺织品进入带来一些问题，所以导致整个欧洲和中国纺织品方面出现一些问题。

　　企业家实际上就是一个法语的单词，美国布什总统访问法国的时候，居然还问企业家有没有法语的翻译。实际上企业家就是自法语而来，我们有很多问题，我们不能总是埋怨，我们不能总是依赖政府去做这些东西，我们必须企业自强，要不断的前进，在天时、地利、认可、市场都融合之后，我们企业就能取得成功。

　　牛文文：谢谢大家！我们对中国世界工厂产业升级有没有必要、途径都做了交流。我们很多人为企业家设想了很多问题，台下打球的很多嘉宾是商业的实践者，我们还有一些时间留给台下嘉宾互动、提问。大家可以提3-5个问题。

　　问：尊敬的牛文文，我来自广州。你这个题目是产品升级，为什么升级也要考虑一下。在中国目前情况下，老百姓生活的比较悲惨，或者需要的并不是什么产品升级不升级，关键是能不能够体面的生活，这蛮重要的。中国人到外国廉价的卖鞋，都给外国人比较厌恶、反抗，这是很必然的但是怎么样平衡这个问题。中国目前最关键的还并不是这些问题，而是就业、医疗、教育公平问题等等。

　　我的问题是产品升级是为了什么？

　　digby jones：因为如果你不升级的话，你的员工都会饿死。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饭吃，所以现在中国想抢美国、英国的饭碗，如果你不能升级、不能提升你的产品、产业的话，你就不能抢到这饭吃。如果不能升级的话，情况就会变得更糟。美国企业、法国企业、德国企业等等就会取代中国企业的位置。美国、德国、法国、英国企业也会寻求低的劳动力、低价的商品，所以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在中国虽然有一些就业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中国不去升级，不去建成世界工厂的话，柬埔寨、越南就会取而代之了。

　　刘世锦：他刚才提出这个问题也有一定道理。中国升级产业结构会有高级、中级部分，但是还有一些档次低的部分用于吸收劳动力。像我们鼓励就业，给老百姓劳保、医疗方面多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并不矛盾。我们为什么强调中国经济要升级呢？因为升级后实际上打开了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整个产业链会拉出很多新的就业机会，给更多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使他们有挣钱的机会。使政府也多一点给大家提供医疗保险的财力。

　　robert：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些回答也非常好。美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过去50年里就是要不断的提升生产力，因为你不升级、不提高生产力的话，那么你的工厂就会遇到麻烦，你就会失去竞争力，因此要不断的提高生产力，提高生产力才能有办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创造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

　　问：我是来自深圳麦瑞公司。人本来就是不断成长，肯定要升级。今天我想问的是如何升级？前面几位嘉宾刚才谈得很好，我也很受启发。尤其是我们前深圳副市长郭容俊先生。我们深圳三来一补的转变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升级，高科技的升级，更重要的是给环境所带来的变化。深圳在谈循环经济，如果没有当年郭市长做一个产业结构升级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环保、节能或者循环经济都是一句空话，没有基础的。

　　所以我想请教我们郭市长，我们下一步深圳应该如何进一步升级？

　　郭容俊：我觉得我们产业升级第一重要的就是扩大开放。深圳发展到今天，无论经济的快速增长还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无不得益于对外开放。我们国家的改革也得益于开放，我觉得以开放促改革。我们的企业升级、企业的产品升级，都离不开开放。包括我们所说企业走出去。企业不提高国际眼界，我们说升级是一句空话。关起门来是升不了级的。

　　第二点，升级要非常注重创新。作为单个企业创新确实难度很大，创新要有创新的环境，这个环境要政府去营造。政府的政策、政府的资源，你是鼓励创新、支持创新还是阻碍创新，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觉得政府是有所作为的，包括地方政府也是有所作为的。

　　第三点，在哪些方面创新。政府要把城市产业定位，企业对市场也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位，适合你的定位，恰当的定位，你的创新就容易成功，否则创新风险就很大，谢谢！

　　牛文文：看来深圳的政商关系非常和谐。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问：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请教北大刘教授。今天上午樊教授讲到中国还有2、3亿剩余劳动力人口要到城市里工作，这样就谈到就业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企业来讲，我们从前年开始就明确感觉到民工荒的问题。企业为了招人，到了非常偏僻的农村，发现一个现象，农村小学4、5个学校合并成一个学校，已经没有生源了。所有适龄青年全到城市打工。作为你们经济专家来讲，你们说还有2、3亿要到城市打工，这基于什么？农村可能还有人，可能已经不适宜到城市来了，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成果是基于农村人口源源不断供应城市，这就是亚洲四小龙没有这么长时间发展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我们企业是做集成电路的。其中既有技术密集型，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中国劳动密集型有两个特点：第一，工资低。第二，企业主挣钱期望值比较低。比如我们一个产品对手是美国、欧洲、日本，我们用降低价格的方式打败他是很快的。但是比如我们同胞，像台湾企业进来，他们进来大陆后成本跟我们一样低，同时他们有高、中、低三个层次，他们也会挣一点钱就达到满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要提高技术水准是需要大量投入的，但是由于前面的情况，我们很难积累到资金。第二个问题提给我们深圳市的郭市长，作为我们这样的高科技企业，我们怎么样有钱跟别人做技术上的竞争？谢谢！

　　刘伟：我也问一个问题，中国劳动力不多吗？我刚才听这位先生意思是说一方面我们有2、3亿劳动力，但是我们雇不到。第二还有一个年龄结构的问题，适当做劳动力的不够了。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问题，至少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是7亿多，农村是5亿多，城镇是2亿多，这5亿多农村劳动力，1亿进了城，1亿进了乡镇企业。目前我们在农村没有转移到城市，也没有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是3.4亿。我们耕地是18亿亩，这18亿亩要多少人种？一个整劳动力8小时工作日主要用于种地的话，一个人种十亩地没有问题，最多需要1.8亿农民。但是我们目前在农村作为农民而不是非农产业者的劳动者是3.4亿，3.4亿减1.8亿，还有1.6亿，实际上农村目前还有1.6亿劳动力失业。总量上总的来说剩余劳动力压力相当大的。这还是存量，没有考虑每一年1300万劳动力增量。我觉得中国总的来说就业面临剩余劳动力压力是存在的，而不是劳动力不足。

　　中国劳动力结构包括人口结构，总的来说是年轻的结构，并不是一个苍老的结构。中国总人口实际上还是扩大的。有人算过一笔帐，大概再过370多年，理论上日本将只剩2人。我今天在飞机上看日本发明一个新手机，提示育龄妇女排卵期，因为怀孕太少，人口负增长了。中国2028年大概才是人口峰值，也就是说中国到现在人口还是绝对的在扩大。从这个意义上，年龄结构也没有老化。这两个问题绝对量是富余的，还是年轻的。

　　沿海雇不到工主要问题还是机制问题，机制无外乎两个：一个是市场。我们市场不均衡。如果说国外劳动市场更多关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中国更多是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这来自市场，也来自企业。使他们流动不够充分。第二个原因，政府的原因。比如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进城有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如果他进了城市生活之后，现代生活没有吸纳他，没有包容他，他恐惧、他排斥，所以我想既有社会的，也有市场的原因。所以中国沿海地区企业雇工短缺甚至民工荒，我觉得不是民工供给不足，不是中国没有劳动力，也不是中国劳动力老了，而是我们市场发育以及相应保障、有序竞争的问题，这是社会方面，而不是劳动力自然方面。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意见，提出来作为一个讨论。

　　郭容俊：你提出融资难的问题，作为科技企业想发展，有很好的产品，也有市场，但是找不到钱。我觉得这是很多中小企业现在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从深圳市政府来说，力争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比如说我们国家资本市场比较单一。要融资就找银行，这是一个渠道。再一个就是上市。上市门槛挺高，也不容易上市。除此之外，几乎别的门路都没有。不像国外有民间资本信贷，中国人有30多万亿的存款，但是这个存款是通过银行，现在从法律意义上说已经有了，可以组织股份制信贷公司，但是你不能叫银行，也不能叫基金。现在虽然法律上没有障碍了，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没有这种共识。现在民间信贷还处于地下状态，能够公开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还有待于建立。

　　作为你这个公司，我们外商商会又成立了一个国际投融资商会，也是力争在创业投资资本以及担保机构和中小企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现代金融环境下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比如深圳有30多金融担保机构，政府控制的就有2家，创业投资资本还不太活跃，主要是创业板没有推出，我们也向中央反映尽快推出创业板，将来创业板推出后，创业资本对于你这样的企业，你不去找他，他也能找你了。

　　digby jones：大家不要认为中国成为世界生产工厂只是因为中国产品便宜，其实还有很多的因素。在英国、欧洲、美国我们都是希望把劳动力从简单的生产当中解放出来，我希望他们都是一些有技能的人员做一些更高层次的工作。所以我们把本地劳动力解放出来，来到中国进行制造业，当然这里面廉价的劳工是一个原因之一。在目前这个阶段既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又帮助欧美国家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要说，必须要有一个更强的法制环境帮助中国和其他低成本劳工市场比较起来有自己的优势，所以你的优势不能仅仅是廉价的劳工，你必须要有很好的法制体系、廉洁的政治、社会企业责任、司法政策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怎么能够给中小企业融资呢，一个办法就是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在欧美地区也是非常常见，我想如果能够使风险投资真正在中国流行起来，就要加强中小企业自身的条件，也就是他能保证风险投资商投入的钱能被收回。

　　我们希望之后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就是说我们来到中国投资，不仅是因为中国劳动力便宜，而是因为中国有好环境，有很多好企业。

　　牛文文：再次感谢大家，今天讨论到此为止。

　　主持人：我们再次感谢参与论坛的各位嘉宾。

阿奇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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