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三中全会，务实改革主导中国

流星蝴蝶剑

       考验胆量、技术和耐心

　　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科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刚刚结束的三中全会重申了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确实是一条成功之路。三中全会规划和部署了下一步的全面改革，并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和统筹协调，这将有利于中央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来推进和协调改革大业，从而为中国的全面崛起奠定更为扎实的基础。会议还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内外安全环境十分复杂的情况下，这种制度安排对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和长治久安非常重要。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使我们可以谋长远、做大事，可以进行西方模式下多数国家想都不敢想的必要改革，相信通过这些改革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必将更加活力四射，百姓将得到更多的实惠，中国方方面面的工作将更上一层楼。

　　雪珥 (旅澳华人学者，中国改革史专家)：三中全会公报出炉，再次表明务实改革主导中国。通观公报内容，谈及的都是具体改革技术层面的“操作”问题，没有空话大话，可以看成是关于一台国家机器的检修报告。机器需要耐心的技术调节，改革也同样需要，而我们这个民族，最缺的就是这种“技术耐心”。公报所涉及的每个方面，看上去都是如何操作的技术问题，但每个问题都牵扯到整台机器的调整，牵涉到利益结构的调整。

　　公报开出了一张清单，这张清单既是党中央自我加压的考卷，也是这个民族的考卷，考卷上的每道题目，都很艰难。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天地虽广却早已充斥车水马龙，任何动作都要牵扯到无数的利益关系，此时的考验，不仅在于胆量，更在于技巧和耐心。

　　对自由贸易的强有力支持

　　梅新育(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异军突起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中国对开放经济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开放经济的成色；在许多国家程度不同地退向贸易保护之际，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发展开放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的承诺是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强有力支持。

　　公报提出，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其中，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是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全国区域发展平衡的重要内容。但扩大内陆沿边开放不等于内陆沿边地区都要赶自贸区的时髦，都指望拷贝国内外某一个或某几个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我认为，那些条件、禀赋差距太远的地区，与其徒劳地游说中央，索取种种特惠企图建设自己的自贸区，不如多考虑如何与上海自贸区和在此之后最有潜力的自贸区候选者对接，借力发展自己。

　　郑风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在继续对外开放之外，我们还应关注内部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这个问题是目前制约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不但使城乡生产要素交换不平等，而且形成一个巨大的抽水机系统，单向地把农村的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抽向城市。尤其是农村每年大量的土地被低价征收用于工业与城市建设，而给予农民的补偿却极低。农村失血比造血多，长此以往，只能造成城市畸形繁荣，农村陷入衰落。

　　过去几千年来我国城乡差距一直不大，主要原因是城乡双重循环制度在起作用。我国目前出现的空心村等农村衰落现象都是因为单向的资源流动造成的，必须在制度上进行探索，期待三中全会之后，我们能通过不断的改革，让城乡要素实现平等交换，城乡互动，实现城乡双重循环回复的链接，从而真正地实现城乡一体化梦想。

　　进一步理顺政企关系

　　汤 敏(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这次公报的一个亮点就是提出“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目前来看，在中央和地方，省级与县级的关系中，存在很多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问题，例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保多属于县市政府的责任，但财权则多由省一级和中央政府掌握。要实现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一个途径是把部分中央、省级财权往下放，另一个就是将一些有必要由国家统筹的事情交给中央统一来做。

　　例如， 从中央层面统筹处理环保、食品安全、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能更加公平有效。

　　周天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我比较关注公报中对于“活力”这个词的提法。这次公报提到的活力既指向国有经济，也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也就是要通过改革释放全社会的创新发展活力。从公报来看，中央对于国企的老问题有深刻认识，要求国企不能只有影响力、控制力，还要有活力，才真正符合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受困于内外经营环境，中小民企近年也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而要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有待于进一步出台财税方面的积极措施。

　　同样在看待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上，这次公报还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混合所有制概念值得关注。我认为，随着改革深化、资产重组不断进行，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未来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情况，这对于国企和国民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因为国企一方面会通过混合所有制加强企业治理监督机制，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走出去，既破除国企在境外监管难的问题，又可以规避一些国家针对我国国企、央企的各种限制，有效推动中国企业成长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