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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与鲁迅一样,胡适猛烈抨击中国人的“伪”。中国的现状,往往是无人敢说老实话,而多假话、套话和昏话,这就是鲁迅所说的乡愿。只是鲁迅的批驳更直接,胡适的针砭较婉转。
真正了解一个人,尤其是了解一个思想家,应该从他的作品开始。历史所呈现出来的往往是书写历史的人经过取舍的,胡适作为近代中国一个拥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已经逐渐符号化。人们谈论他就像电影观众热衷于演员的“八卦”传闻,但却忽视了一部影响心灵的力作。胡适先生是一个重视“表达”的人,某种程度上,一个人自觉进行表达,即意味着他的觉醒。
1915年9月,胡适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奠定了哲学观。他与陈独秀、朱经农、梅光迪、杨杏佛讨论中国的未来,多涉及文化命题,这一时期的讨论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有着萌芽关系,新文化运动的不少论战都与这些讨论相关。胡适还将自己写的《文学改良刍议》投给《新青年》杂志,一时间引发了关于白话文的讨论。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胡适的言论立刻引起了新旧两派的论争。胡适人尚在国外,文章却已暴得大名。
1917年6月,胡适从美国回到上海,参与陈独秀主导的《新青年》杂志社,后陈独秀被引荐到北大教书,胡适连同《新青年》的阵地一起移到了北京。和陈独秀一样,《新青年》杂志社的同仁们大多都在北大教书,胡适也不例外。在这里,胡适接触了蔡元培、鲁迅、钱玄同、李大钊、刘半农、周作人等一大批文化名流,从而形成了一个文化群落。
1919年6月,胡适接手《每周评论》,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的时评,文气逼人,影响力巨大。应该说,在这里胡适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感。斯蒂芬·茨威格说,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尽管近些年胡适的论著和作品出版较多,但客观地说,我们对胡适的了解还很少,直到读《胡适文存》,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么多年我们从未真正地认识胡适,那些写胡适的文章,甚至关于他的传记都有挂一漏万之嫌,支离破碎,不见全豹。不论是赞颂他的人,还是诋毁他的人,都没有真正了解他,只不过是充当了挑战者的喽啰和传声筒。就像胡适自己说的,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
胡适身后留下了浩如烟海的资料,他不但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每天做的事,甚至连自己的日程表都保留下来。如果因为忙,漏记日记,他会在闲暇的时候补记。他还完整地保留了大量书信、函件,甚至一些记事的字条。在一定程度上,他是有意识地保留这些资料。这可以理解为他对“表达”的另一种诠释,他的表达不但在于当世,而且留给后人去理解。
充分的表达,是人的一项自由权利。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胡适从个体角度出发,写了大量文字。胡适认为,人的禁锢是主体对自由的一种无意识丧失。他引用易卜生的作品《雁》,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说:“一个人捉到一只雁,把它养在楼上半阁里,每天给它一桶水,让它在水里打滚游戏。那雁本是一个海阔天空逍遥自得的飞鸟,如今在半阁里关久了,也会生活,也会长得胖胖的,后来竟完全忘记了它从前那种海阔天空来去自由的乐处了!个人在中国社会里,就同这雁在人家半阁上一般,起初未必满意,久而久之,也就惯了,也渐渐地把黑暗世界当作安乐窝了。这种主体意识的沦丧,是个人在日常生活委顿中屈服的写照。由此可见,唤醒个人的觉醒是何等的重要。”
胡适一生都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宽容,无仇恨的社会。他认为,自由的前提首先是思想的独立,他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中说:“一种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他要求人民拥有独立的、个人所能坚守的思想,这种思想产生于自我的认识,而非别人所灌输。他一再强调个人的精神气质,他认为一个人能够改变自己,就能够逐步地改变这个社会。他说:“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现状,敢说老实话。”与鲁迅一样,胡适猛烈抨击中国人的“伪”。中国的现状,往往是无人敢说老实话,而多假话、套话和昏话,这就是鲁迅所说的乡愿。只是鲁迅的批驳更直接,胡适的针砭较婉转。本质上,他是一个温和的人,拥有西方的绅士风度,同时也拥有传统士大夫的情怀。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就是他这样的人,在这温润之后有着深邃的目光和殷殷的期待。
个人的觉醒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胡适的作品在唤醒个人觉醒方面振聋发聩。他一再指出个体存在的生命意义,这种意义不在于立下宏大的愿望,以及为这种愿望服务,而在于充实个体生命的主张。他说:“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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