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知识大讲堂》：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

惟有暗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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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暗香来 发表于 2011-6-29 22:02
毛泽东在后来谈起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背景的时候，屡次都说那可是“逼上梁山”。如果说用逼迫的“逼”字来形容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背景的话，那么就可以用摸索的“摸”字来概括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大革命...

（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后遇到的曲折

毛泽东历经艰难探索出来了革命新道路，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并未被党中央认可和重视，反而遭到严厉批评。当时由于周恩来到苏联汇报工作，六大选出的总书记向忠发又能力不强，所以中央工作实际上由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主持。他是坚定的城市中心论者，他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头脑和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致他的死命。”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也是有一定道理，就像我们个体一样，最怕脑子和心脏出问题，因为那是致命的，其他器官出问题还比较好修。但将这种观念移植到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可就不那么适合了。

李立三有坚定的城市中心观念，加上他对当时革命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爆发了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国内又爆发了规模浩大的中原大战，所以他认为革命高潮到来。1930年6月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点名批评了主张“以农村中心”的毛泽东，他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的地方”，中国革命势必促成“西方无产阶级与东方殖民地革命的总爆发”，为此他制定了全国总暴动的方针并付诸行动，造成严重危害。

“立三路线”本来是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形成的，因为此前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有右的倾向，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一味坚持全国暴动的冒险做法，又有点过“左”，就是连联共（布）中央也认为是有点过头了，如8月13日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严厉地批评说：“中国人的倾向是荒诞和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可是李立三并没有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公开宣称“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形势”，这种“不听招呼”的做法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强烈不满，而红军进攻大城市相继失利，终于使得中央放弃了原定的暴动计划。周恩来和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于9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这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定性又发生了分歧，中央认为“立三路线”是“中央在策略与工作布置上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也就是工作方法出了问题，但不是原则问题；而共产国际则上纲上线地认为这次错误“并不是个别的错误，它造成了许多错误观点的整个系统，定下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其行为更是敌视布尔什维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

下级与上级争论的结果可想而知，只有下级服从上级，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承认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但对这个说法，共产国际还是不满意，不换思想就换人，要在以后杜绝这种不听招呼的现象发生，关键还是要让能够不折不扣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同志负责中央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秘密潜到上海，在他一手操办下，1931年1月7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把他的得意门生王明推举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中央领导权主要由他掌握，王明之所以得到共产国际垂青关键是他听共产国际的话。

王明上台之后，仍然顽固地坚持共产国际所主张的城市中心论，他在表面上虽然猛批李立三太“左”，实际上他更“左”。如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主张关门主义，如他所说：“国民党军阀政客这一群狗窝里，绝对找不出一条‘少通人性’的好狗。”关于革命形势的判断上，他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公开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他还把所有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甚至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他还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在危急形势下，王明提出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而周恩来则要到中央苏区，这样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任。

博古仍然听命于共产国际，继续推行“左”倾教条，如他自己后来回忆说：“其实我和一些同志当年都还只是学生，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条就回国了，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因此过去党的许多决议，不过是照抄照搬国际的指示而已，完全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这种完全没有结合中国实际的结果，就是经过一番折腾，1933年初临时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不得不转移到中央苏区，直接领导中央苏区工作，“左”倾教条的影响就更恶劣了。如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就是，先是“钦差大臣满天飞”，而后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些喝了一肚子俄国墨水的中央领导人，根本不把靠钻山沟、打游击的毛泽东放在眼里，他们对毛泽东探索出来的革命新路置若罔闻。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开始，一直到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毛泽东被排除在了中央苏区红军领导之外，此时尽管他仍然担任着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但是遭受到了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当时他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据伍修权回忆，长征前研究转移的时候，博古、李德等人甚至于还曾经想不带毛泽东走：“最初他们连毛泽东同志也不打算带走，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

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下，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瞎参谋、乱指挥之下，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土地革命战争失败了，党和中国革命再次陷入绝境。实践证明照抄马列本本、共产国际决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行不通，而毛泽东等人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惟有暗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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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暗香来 发表于 2011-6-29 22:03
（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后遇到的曲折

毛泽东历经艰难探索出来了革命新道路，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并未被党中央认可和重视，反而遭到严厉批评。当时由于周恩来到苏联汇报工作，六大选出的总书记向忠发又能力不强，...

经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胜利和失败，经历了革命的大风大浪，经历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他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吸取了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著作，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内容，中共中央文件从来没有作过完整的概括和表述，其基本内容我在讲稿中作了归纳，现在简单的梳理一下。

毛泽东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阐明了为什么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一是阐明了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特点：“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这种国情就决定了中国革命不能像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样，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后再进行起义和战争，而是以武装的革命对武装的反革命为主要斗争形式。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而且长期占据城市，所以农村是孕育革命的温床，而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则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二是论证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方面是由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决定的。对于这个特点，毛泽东有过生动的描述，他说：“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通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这六个“同时存在”将旧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再从地理特征来看，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革命势力有着充分的回旋余地，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正是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同时也决定了革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

三是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详细地论述了抗日战争中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胜利前景。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和苏联认为中国应该以国民党为中心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共产党尽量迁就、服从、支持他们，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中国拖住日本，减轻苏联在远东方面的军事压力。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由以前的“左”，又变成了右，他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意图，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甚至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实质上就是一切听命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错，但放弃领导权那就会重蹈大规模失败的覆辙。王明不仅自己宣讲右的一套，而且还利用控制的《新华日报》大肆传播他的论调，而对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王明则予以弱化，如他以篇幅过长为由拒绝在《新华日报》上登载《论持久战》。王明的右倾言论在党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得党内一些同志对于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产生了动摇。针对于此，毛泽东在一系列论述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提出要坚持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仍然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仍然要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指出这是夺取抗战全面胜利乃至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必由之路。

这样，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在理论形态上逐步臻于成熟和完善了。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