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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05年，虽然宏观调控并没有让楼市降温、股市复活，但四大国有银行的股改却依然高歌猛进。毕竟，这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头大戏，懈怠不得！但“两会”期间，就在央行行长周小川“兴奋”地宣称“中行、建行改制基本完成，上市日期不远”之后数日，建行股改的功臣——董事长张恩照却“意外”落马，让金融圈大吃一惊。怀疑声骤起，猜测声不断，银行改制似乎又步入了巨额呆坏账之外的困局之中。而更为糟糕的是，中国另外两大“资金重镇”——楼市和股市，也同是风声鹤唳——股市惨跌四年，惨状自不待言；楼市虽繁荣数载，今年却也似乎走到了繁荣的尽头！
一句话，中国金融房地产各行业虽各有特色，但都无意例外地在这个新世纪的乙酉之年遭遇令人揪心的惊魂时刻——命运的敲门声骤响，朝野上下都在侧耳聆听。
事实上，三大市场的命运可能不同，但对国家而言，却都关系重大。而对个人而言，其重要性也属“唇亡齿寒”，“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山居清梦对现代人而言早已是奢侈品。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梳理三大市场的脉络，从国家安全和投资安全的战略角度来监控和应对这三大市场的变化，便成为我们不容选择的选择。
那么，梳理三大市场的命运走向，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看到的是，三大市场虽然唱的不是一首谶谣，但彼此却息息相关。连环命运决定了政府的政策抉择，也决定了三大市场的最终走向。这种命运曲线有的清晰，有的还依旧模糊，但我相信，就像“张恩照事件”终将廓清一样，模糊的也终将廓清，而廓清了的便终将应验。
（一）楼市哀歌：官忧民怨 不坍也难
中国楼市的好日子快到尽头了。
之所以如此断言，除了飞涨的房价在客观上已经高耸于全球楼市之巅，早显得遥遥欲坠之外，还有几个标志可以证明我的判断：
第一，华远老总任志强的“富人买房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舆论讨伐，以至于任老板不得不放下“富人”的“百忙”，拿起生疏的笔杆，来“捍卫”自己的尊严。这不仅说明，“穷人”对买房的承受力已濒临极限，而且也说明房产商有了空前的压力感。
事实上，据披露，2004年1到11月，北京商品房平均售价为每平方米5052元，而2004年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637.8元。这就是说，在北京，一套60平方米的民居，其价值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0年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即便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翻番，那么买房的压力依然超过发达国家城市居民。而这样的情形在上海等地区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折算的结果，便是中国城市人口的住房购买力早已超过了美国甚至瑞士人的水平，而事实呢？我想不讲大家都知道。对一个人均gdp刚勉强超过1000美元的国家而言，国民的整体购买力又怎能和这些老牌发达国家相提并论呢？所以，模糊地说，如此预支未来的购房冲动，无异于疯狂！而要看得清楚一些，则这种购房冲动背后必有着深刻的时代冲动。
改革开放后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无疑是这种冲动背后最理性的支撑；而现代社会青年人群“独立”意识的增强也打破了原先“几世同堂为福”的传统观念，这也助长了时人对住房的需求；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20余年来的高速增长，已使国人习惯于生活在对中国未来不断“和平崛起”的希望中，这一希望使人们对自身的收入提高充满期待，大胆“预支”未来便成为潮流。
经济学家樊纲说，国人之所以还能容忍贫富差别的不断扩大，是因为多年来形成的增收预期；而我也要补充说，国人之所以踊跃按揭买房，原因之一也正在于这一预期！但樊纲讲了，维持这种平衡的前提是政府在重大政策上不能犯错，这一点，恐怕便是许多购房者没有深思过的问题了。
君不见，当老年人提心吊胆拿出多年积蓄支持后代购房时，年轻人口中津津乐道的，却是美国式消费习惯么？这些人眼里难道能看到政策可能的失误和其他突发事件带来的通货膨胀或者经济大萧条？
当然，“购房者众”的盛况还有两个一个成因。那便是部分开发商和“富人购房团”的投资型购房和刻意“炒房”，这对引导目前的购房冲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人们毕竟是有理性的，所以，“购房冲动”的背后，便是购房者的担忧，而随着房价的不断飙升，大量的按揭购房者和潜在购房者已感到不堪重负！
更重要的是，贫富悬殊逐步拉大、消费物价的逐步抬升以及中国股市四年来的残酷现状等因素，已经让购房者意识到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原本预期乐观的人们逐步感到，和那些“大款”们相比，自己赚钱的能力和增长速度是有限的，而钱的缩水却随时可能发生！因此，任志强遭到攻击是正常的，因为他的话真实、及时、冷酷得像一把明晃晃的刀，正捅到了人们逐渐脆弱的心上。
购房心态的变化说起来微妙，但动摇的却是购房热的群众基础。
第二，近期以来，从国际投行摩根斯坦利亚太区的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到“归隐”校园的冷峻派经济学家许小年，再到庄东辰领导的国产券商机构——申银万国研究所……许多专家和机构对中国房价高企的现状纷纷给予“泡沫”评价，这说明在“理性人”那里，中国尤其是几大核心城市的楼市价格已经完全沦为炒作；即便如宣称“房地产总体正常论”的厉以宁先生，也认为上海等地的房价高得离谱！
这样，这些拥有“话语权”的专家和研究机构的观点一经媒体扩散，便在舆论上造成了人们对高房价的憎恨和恐惧。而当舆论压力转化成心理压力，则购房者的热情便自然会大打折扣。
理性购房的基础是客观需求，而当理性导引出节制，则住房需求便会相对萎缩，楼市价格便也不得不走上回归之路。
第三，政府高层对部分城市的楼市高价开始过问，央行也出台了房贷加息的最新政策，取消了购房优惠利率，大幅提高了首付门槛，这说明政府对房地产业的负面效应有了一定的警醒，房地产商的政策环境开始恶化了。众所周知，房地产项目都是钱堆出来的，钱的大部分又是从银行贷来的，资金链通常绷得很紧，房贷政策稍有变化，房地产商便提心吊胆。而那些炒房者大多玩得是“四两拨千斤”的把戏，“展望”的是“击鼓传花”的未来，其受影响的程度会更深。如果央行来了真格的，则房价的理性回归自然可期。即便是当年海南式崩盘的部分重现，也并非幻想。
中国楼市是最市场化的，因为房地产商面对的已基本是纯粹的市场消费者；中国楼市也是最行政化的，因为房地产商获得土地和资金基本完全来自于行政性的审批。正因如此，政策的演化便成为楼市最敏感的一根神经。现在，政策收紧了，楼市的日子还能有何好的预期呢？
事实上，在买方、舆论和政策三方面都呈现不详兆头的时候，楼市的卖家和炒家已经开始警惕“最后一棒”的归属问题。而有了这份警惕后，中国楼市的价格还能继续“炒”下去？
“大势”已衰，根基不稳，房地产商即便是“托塔天王”，又能“托”多久呢？
所以，我的结论是：股市悲歌之后，中国楼市的哀歌已经唱响，理性回归难以避免，高楼价不坍也难！
（二）股市悲歌：天怒人怨 不涨何堪
中国股市的“牛日子”就要来临了。
虽然面对“温六条”后股市的“不厚道”表现，我做如此断言势必会面临“激烈批判”，但我也有几个理由可以证明我的判断：
第一，“天怒”已到极致，不变不足以图存。
可以看到，在宏观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股市却已衰退了四年，不仅市值锐减，而且功能萎缩。更重要的是，它已造就了一个“天怒人怨”的资本市场。首先，“天怒”已达“天庭”，温总理都两次亲自发言“救市”，这在我国证券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虽说先例既开，来日方长，但这个先例开得显然很不正常。如果还有“来日”，则政府及政府领导人的信用和威望，将严重“受伤”。证监会等监管层的信用和威望已经打了天大的折扣，如果这种损伤继续扩大，则无疑会动摇政府执政能力的基石，其引发的动荡便非常可怕了。比如这次温总理讲话后股市再度连续大跌，不仅让总理失望，更让广大投资者生出了莫名的联想：是什么力量在牵引股指？是谁在和政府作对？难道温总理的六点意见真的有何不妥？难道政府力量和市场利益集团的博弈能力真的已经沦丧？
面对此情此景，我想中央政府只有一个选择：绝地反击，切实救市，让做空者悔悟，让乐祸者闭口！
第二，“人怨”势大力沉，岂能任其蔓延？
众所周知，两会的“主流话题”都被“点击”成“股怨”，股民的自焚和死亡都常见报端，建议股市更名为“圈钱市场”的股民张卫星都能成草根股民的“偶像”，那么，除了被虐杀的孙志刚和枉杀的聂树斌之外，还有什么市场能比股市中的投资者觉得更冤呢？毕竟，股市熊道弥漫不仅仅是因为股权分置这样的制度缺陷，更是因为一次次政策失误导致的监管信用沦丧啊！
但这不算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股民含冤”的影响力超乎寻常。
客观地说，中国的所谓“股民”群体是复杂的，有的堪称富豪，有的则可能是下岗职工，但总体而言，他们应该是中国百姓中相对富裕、文化较高、思想活跃且富于冒险精神的群体。这样一个有文化有资金有追求敢冒险的群体，本该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活跃新型市场、繁荣时代文化的主力军，但如今，他们却成了“窦娥族”，有了满肚子的怨愤！而且，这7000万“窦娥族”的所思所想和所感还将波及其家庭和亲友——一个数量更大的传染链，这又会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试想，如果这样的现状得以持续，其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能不造成伤害么？
我前面讲过“楼市哀歌”，而导致楼市危局的成因之一，便是这些年来股市财富效应的消亡殆尽！逐利资金转战的结果不仅影响了股市的资金供给，也促成了楼市价格的虚高！这是一条食物链上的两只蚂蚱，当食物链本身不正常的时候，此消彼长便难以避免。而政府需要认识到的是，虽然股市会分流楼市的资金，但股市繁荣带来的财富效应，也能给人信心，反过来促进楼市的繁荣。
所以说，不变则股市不足以图存，楼市不足以脱险，国家不足以图定！而要变，则要坚决贯彻“不与民争利”的方针，充分体现诚意和厚道，彻底地落实“三公”！
对此，相信一个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方针的政府也不会视而不见！
第三，近期，银行、保险、企业年金等资金直接或间接入市的大动作，已经表明了政府健全和振兴股市的决心。试想，银行资金是国家财政之本，多年来不准入市，动辄“违规”，而此时允许成立银行基金，又能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一，混业经营的大方向已定，股市资金源头有了活水；二，在股市惨跌四年，实际股指已经在5.19行情起点之下的今日，投资价值已经凸现，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才敢于放手让银行、社保等资金出场博弈。
当然，布局需要时间，吸筹需要震荡，更免不了“唯利是图”的先知先觉者砸盘“恐吓”，好完成最低成本的建仓！
至此，我们看到，楼市哀歌后面有股市悲歌，而股市悲歌背后有又出了银行这个超级“资金大鳄”。如此，政府不仅再也不能容忍股市悲歌的延续，而且，作为关注中国金融改革的国民和投资者，我们便也不能不对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给与足够的关注了。
（三）银行挽歌：雪冰消融 恩照何方
中国银行业的“紧日子”已经开始了。
之所以如此判断，倒不是仅仅因为银行股改会影响到员工的薪酬和饭碗，而是说通过股改，中国银行业正在告别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粗放式经营模式和松散的工作作风，中国银行业正在对自身潜在的信用危机展开救赎和清算。其中，问责制的坚决推行不仅彰显了中央治理银行的决心，而且也标志着银行内控强度的加大。如此，虽然我们看到了王雪冰、高山、刘金宝等人的最后“疯狂”，但我们也不能不说，之所以疯狂，还是由于腐败的“大环境”历史性地恶化了。
雪冰消融，金宝化土，高山倾覆，恩照失色……一曲曲无可避免的挽歌声里，中国银行业正在“紧日子”里期待凤凰涅磐。
众所周知，信用是银行之本，当年山西票号之所以能起于微末而渐成气候，靠的就是厚道的山西人做事的信用。而在现代信用经济中，金融活动的影响力无疑是最大的。中国股市失信事件频频，天怒人怨，但股市尚能维持，而如果金融系统出现偿付危机，则立刻会引发金融风波，甚至会危及社会安定。
在我国，普通百姓基于对政府的信任，大多还没有意识到我国银行业所蕴藏的巨大风险。这一点，从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的高居不下便可看出。但实际上受银监会监管的２６．５万亿元资产中，四大行就占了１４．５万亿元。而这些资产中，不良贷款率竟然在20％以上。如此，按照国际银行风险基准而言，我国工、农、中、建四大行实际都已在技术上破产。有专家指出，我国国有银行所面临的困境，实际是我国社会信用水平低下的缩影，国有银行堆积如山的不良资产，是整个社会信用缺失的罪过，而不单单是银行的罪过。有关资料显示，在杭州等城市，不管是国有还是非国有的银行，不良资产率都极低，而在西北内地一些城市的外资银行，不良资产率竟然攀升到了8０％！
这种危机虽然百姓感觉不到，但中央政府为此可谓是忧心忡忡。决心对四大行“动手术”股改便是明证；股改中国家不惜血本，动用外汇储备为中、建两行注资450亿美元更是明证。
有人指出，我国四大行所存在的不良贷款率较高、资本准备金不足等问题还只是显性的问题，它虽然对这些银行构成巨大压力，但在目前我国相对封闭的金融体制下，还不足以构成致命打击。但随着我国金融领域的逐步开放，入世承诺的逐步兑现，这道封闭体制下的保护墙还能“护牍”多久呢？
而从体制上看，国有银行不仅在自身的内部治理结构上也存在“所有人缺位”等国企通病，而且在董事会治理方面还存在着党、政、企不分等转型期的弊端。如此在权、责混乱的局面虽然正在得到改观，但积习已久，又怎能期望“朝发夕至”，手到病除？
“股改”所做的，正是通过理清权责关系最终拯救银行信用的事。谁都知道，企业上市前是必须进行股改的，但股改却不仅仅是为了上市。如果仅因为上市而股改，那么这种股改便必然会演化成中国投资者熟悉的“包装上市”。温总理说，我们股市的第一个问题，是上市公司质量问题。这里，有我们企业的历史包袱问题，有核心竞争力缺乏必要的培育期的问题，但更有上市公司在登陆股市前改制水分太大的问题。所谓“一年绩优，二年绩差，三年pt”的说法，不正是企业上市前包装严重，上市后原形毕露的写照么？
普通上市公司如此演变，充其量是害了这些股票的持有者，但四大银行如果上市后也如此表演，其杀伤力便会远远超过银行股票的持有人了。更大的伤害在于，它会损害国有银行的信用，也会以其巨大的权重让股市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比如，一个上市公司普通高管的腐败充其量会祸害一个企业，但像王雪冰这样“高管+高官”的腐败，却可能会祸害一个行业，甚至为祸于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从近期暴露的中行、建行事件以及震惊业界的太原金融诈骗案等腐败犯罪动态来看，往好的方面说，这说明反腐、改制的行动使得金融犯罪的大环境恶化了，但往不好的方面想，则说明我们的改制工作依然存在重大漏洞，董事会治理、公司治理依然存在缺陷，风险内控机制更存在巨大的黑洞。否则，小小的一个支行行长、营业部主任等“小官”，何以会动辄卷走数亿资金而无人发现呢？
比如各行实行的人治色彩浓厚的所谓“行长负责制”，就让行长们包揽了经营权、监督权和人事任用权，但他们管理的却不是自己家的金库！这些，能不成为其腐败堕落的诱因么？除非假定这些行长们都是“活雷锋”，都是“焦裕禄”，都是“孔繁森”！
现代企业制度不是建立在“性本善”假设基础上，更不是建立在“党员先进性”假设的基础上的。现代企业制度针对的经济学上“理性人”的假设。而我们的许多制度却建立的毫无理性！
所以，在银行改制问题上不彻底不行，不建立起有效的监控机制不行。而在此之前，请慎言“上市”。有人说，要以上市来倒逼股改！而在此我要引用郎咸平先生的一句话予以反驳。他说：“从没有见过哪家企业上市后经营就变好了”。 而社科院研究员王松奇先生则认为，金融隐患比其他任何矛盾都显得更为重要，“再干上１０年、８年，恐怕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完全实现。”如此，我们又怎能让隐患重重的四大商行匆忙上市呢？
我说过，如果在基础薄弱的股市中再“混”入了四大银行这样的“超级定时炸弹”，则不仅积弱的股市可能从此彻底崩盘，而且整个金融体系也便可能因此崩溃。因为如今相对屏蔽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还可能“独善其身”，而上市后银行和股市在同一“场”中的互动，则完全可能引发两者的“共振”，给中国经济改革带来巨大的灾难。
殊不知，国有银行的巨额呆坏账尚可用财政资金来填补，充裕的国库资金暂时还可充当银行改制、减负的后盾，但如果改制不彻底，内控和监督跟不上，则上市后的“包装银行”“政策银行”便依然会“创造”出更多更大的呆账坏账，也依然会“生产”出一个又一个王雪冰和张恩照们。到那时，“恩”加银行和股市“照”亮的，便不仅仅是银行的黑洞，股市的崩盘，甚至是执政党的重大危机了。
我们走到了一个需要廓清一切的关口，在该廓清该明确的问题上已不能再“摸着石头”走路。如此，面对中国国有四大行的沉疴、机遇和挑战，“冰雪消融”后，我们的政府又会“恩照”何方？
楼市，股市，银行……命运都在敲门，而开始过上“紧日子”的银行敲门声，却显得分外沉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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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 
发表于 2005-3-23 17: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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