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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界长期以来都弥漫着一种自鸣得意的吹嘘气氛。要么自吹，要么他吹，要么互吹。这一点，被称为经济学界“牛人”的邹恒甫，曾经有过十分辛辣的讽刺。邹某人之“牛”，决非浪得虚名，除去他的学问，对中国经济学界的鞭笞确实入木三分。他不仅轻松地在演讲中直面批评现今红得快发紫的“海鱼”、美国留学生经济学会前会长某人，而且自编“李白杜甫”嘲弄“京都n少”一类的说法，他甚至将现今一线的诸多经济学家称之为“三流”学者。一时间让人们加深了“一睹为快”的含意。
为什么丁学良先生去年的中国经济学家“五个论”能引发那么大的反响？我曾经撰文说过，这并不是丁先生有什么新发现，更不是有什么新发明，而是切中学界的时弊，点燃了长期积压在公众心目中对经济学界的不满怒火。梁小民先生正是从这个角度给予了丁先生的批评以首肯。可惜，丁先生过于“实诚”，硬要去论证他的“五个论”是确有所指，而非一般批评。把一个好端端的事，自己给弄砸了，以至于后来自己不断辩解，不断补充论据，从而也招来接二连三的质疑与批评。至今我都不明白，丁先生干嘛硬是要与自己过不去，把本来很好的批评，说成是多少带有些“八卦”意味的实人暗指。
话说回来，中国经济学家们，确实多少有些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经济学本身成为“显学”之后，在光环下显眼、显赫、显贵、显要、显摆。不过，事也有两说。也可能丢人显眼，也可能显赫于一时，也可能显贵成贱，也可能显要并未重要，也可能如流星显耀而逝，也可能显摆而漏底。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改革与发展。改革，不再是少数主流学者的专揽事务，正在成为社会公众自觉承担的责任。互联网的发明与普及，网络平台的全球搭建与运行，为公民自主意识找到了自由释放的空间。正是国际互联网络，为中国改革的“反思”拉开了史无前例的序幕。可以预料，目前关于改革与发展的讨论，只是互联网上的牛刀小试，网络已经成为主流媒体，而且还将扩展与深化它的地盘。这一革命性的变化，最终必然导致重新界定影响国家战略决策与政府宏观政策制订的民意依据！试看当今互联网，如潮如啸般的网络议论，在几乎没有任何利益取向的轨道上，肆意纵横，一泻江山千万里！
过于自我感觉良好，近乎于一种自恋症。从心理分析的观点看，自恋症来源于心理封闭。心理一旦封闭，必须缺乏历史感。一俟摒弃封闭，一俟抛掉自恋，被经济学家们十分得意的一些理论、观点，只要放在国际学术界去比较，只要放在经济学说史上去追溯，人们惊人地发现，原来“阳光之下并无新事”，那些着上耀眼色彩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什么创新理论。从大的理论体系，到分析框架，到个别范畴，甚至到个别概念，我们有多少是自己的原创？所以再也不要给我们说说什么“x股份”、“x市场”、“x破产”一类毫无创意的自夸话语，说出他们在经济学说史上的理论推进吧！新近政协委员张涛批评指出，中国存在着严重的“科技泡沫”，据他判断，学术研究中大约有90%的成果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的判断是否有根有据另当别论，学术研究缺乏创新在圈内圈外认识都是一致的。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何大明先生多年来一直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成果当属“文字垃圾”。除过学术造假，就是学术垃圾。当然，这些“垃圾”有它的存在价值，因为它要造就职称，要造就专家(省管专家乃至国管专家)，要造就官场优势，它要赢得福利，赢得待遇，一句话，要赢得名与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年轻学者张晓晶近来写的文章中，诉诸一种学术历史观，他提出经济学须从历史关怀中获得批判力。他认为，历史关怀，能使经济学不仅仅停留在描述、理解与顺应现实，而是在历史的透视中去获得批判的精神和变革的勇气。这一见解无疑是富于深度的。
一般认为，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应该从亚里士多德起始。本文就以亚里士多德为例，结合中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现实，看看这位经济思想原始源泉上的学者，究竟给予了我们多少理论财富。反过来说，看看经济学界那些颇为得意的研究成果，究竟与前人的思想有多少内在联系。
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传统的最后的伟大拥护者。作为一个天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影响之广、之深、之远，真正是几千年才出一个。后来的许多伟人，在他的光芒之下，竟然显得那样暗淡。经济史学家告诉我们，亚里士多德的所有权威著作并没有一部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但是他充分注意到经济因素与社会生活中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了许多经济问题。他在经济领域的学术成就对经济学说产生了深刻影响。(a•e•monroe，1924)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开宗明义表明国家必须追求“最高度的善”。通观他的全书，他所谓的善，大体理解为社会各个方面的和谐是没有错的。男女之间的和谐，主仆之间的和谐，从而造就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从个别满足到自给自足再到相互满足，这些总是“至善至美”。他提出国家是促进人们美好生活的最高机构，因而他极其关心国家的起源的发展，以及它能被表现出来的最好的形式。他宣称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不认为国家是少数人的野心或多数人的愿望的人为产物。正相反，他主张，国家生根于人自身的本能，而开化生活要超出国家界限之外是不可能的。亚氏的思想中，人本思想、民本思想十分醒目，同时他也极富民族国家思想。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国家，既不是君主政体，贵族政治，也不是民主政体，而是一种polity［政体］──即他所设想的在寡头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中间型的政体。关于经济体制他说：“(一)或者是共同拥有一切事物，(二)或者是没有一种是公有的，(三)或者是，有的公有，有的不公有。要做到没有一样属于公有，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亚氏在所期望的政体，我们不去评说对与错，但有一点很明显，它与当今中国主流意识何其相似；亚氏所向往的经济体制，何尝不是我们所说多元化模式、混合所有制经济呢？
亚里士多德对于公有制弊端的分析也非常有意思，他指出：“财产公有制也许具有一种仁爱的外貌，使人听起来容易入耳，误以为通过这一奇妙的方式，人与人之间便会想到成为好友……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在一切公有体制下争执较多，在私有体制下争执较少。”看法，公有制的弊端由来已久，人们对它的关注也是历时久远，决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来的新创，更不是当今学者的重大发现。
亚里士多德理想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下，中等阶级将控制国家。亚氏敏锐地意识到，为此中等阶级成员人数必须保持相当的多数。虽然说今天我们所说的中产阶级不完全等于亚氏所说的中等阶级，但两个概念所涵盖的经济阶层相重合的面是很大的，两个概念所指的人群，都既不是最富有的那些人，也不是最贫穷的那些人，而是中间阶层这一点是一致的。亚氏的想法还是十分深远的，他提倡要有防止财富集中的方案。就是说，要在国家宏观政策上保障不要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他维护私人财产制度，但他反对堆积超过文化生活所需的财富。他劝告，政府必须为贫民供应钱以购买小块田地或“开创商业的农业”，从而促进他们兴旺和自尊。这一见解，比之当日中国某些专家的市场达尔文主义倾向，还更人性化，更人本化些。引申一下，亚氏对扶贫的看法，还真有人本良知，他不仅关注穷人的经济兴旺，而且关注他们的自尊，关注他们的社会地位与荣誉感。
当然，具有亚里士多德那样天份的思想家是旷世罕见的。这不要紧，老百姓也没有要求经济学家有很高的天份，甚至他们有没有天份都不是最重要的，恐怕学术良知才是最要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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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奇霉素 
发表于 2006-9-11 23: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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