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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初以来制造业的投资增长格局看,在30个产业分类中,有13个产业的投资增长率在60%以上,其中超过80%的产业有5个,而在这13个投资增长率大幅度超过平均投资增长率的产业中,有9个是消费类产业,在超过80%投资增长幅度的5个产业中,有4个是消费类产业。消费类产业投资的大幅度增长是因为国内消费的增长率提升了吗?从统计数据看不是,因为去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是13.7%,今年一季度只有12.8%。如果进一步看这9个消费类产业的类型,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都是外向度较高的产业,例如排在投资增长率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家具制造业(101.2%)和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95.5%),其他还有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81.5%)、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79.4%)、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68.5%)等,这些产业都是外向度在50%以上的产业。外向型消费类产业的投资增长率高,显然也是受到了价格与利润的拉动。去年中国贸易总额增长了23.2%,但是港口贸易吞吐量增长了18%,贸易价值量增长超过了实物量增长,就反映着出口产品单价与利润的上升。据中国纺织品商会的数据,今年头两个月,中国纺织品的出口单价,对欧盟提高了28%,对美国提高15%,说明这种价格与利润上升的强劲势头仍在延续。从去年企业利润结构看,上升幅度最快的10大行业中,有6个是消费类产业,这必然会引起对消费类产业投资的增长,而这种情况并非在今年才出现,而是在去年就出现了。例如去年投资增长率上升幅度最大的产业门类中,排在第一位是工艺品制造业,第二位是皮毛、羽毛(绒)制造业。所以,外需显然是拉动中国投资高增长的巨大动力。在13个投资增长率高的制造产业中,专用设备和通用设备这两个产业领域投资的增长也高达60%以上,这说明年初以来的投资高增长,也与目前正处在本轮投资周期的设备安装阶段有关。有些观点认为,目前的投资高增长是被地方政府换届这个因素拉动的。应当承认,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冲动,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投资的高增长,但是也应当看到,为什么在1994年以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已历经两次政府换届,却没有出现与目前同样的情况,强劲拉动中国的投资增长,反而是在上届政府强力启动国内投资的政策下,出现投资增长率的不断走低呢?还是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投资主体已经让位于市场。例如在去年的投资所有制结构中,非国有单位已经占了70%,今年一季度又进一步上升到72%。市场化投资主体在没有价格与利润上升的领域,是不会大量投入资本的,而在相反的情况下,则会由于市场导向拼命注入资金。否则就不会出现目前在价格、利润高的领域才出现高的投资增长率,在已经出现供过于求的领域,例如钢铁生产领域,发生利润和投资猛烈下降的情况,而这种投资机制的变化,正是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所追求的境界。然而我们仍不能陶醉于目前“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因为真正的困难正在逼近。一个问题是向中国这样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状态,特别容易因为外需的突然变化而中断。美元在经历连续15次加息,正在向捅破美国的资本市场与房地产泡沫逼近,而一旦发生美元和美国金融体系的激烈动荡,就必然会引起美国的国内需求严重衰退,从而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出口。我个人认为,当美联储加息到5%以后,发生这种情况的机会会大大增加,由于美联储有可能在5月份至年底,将美元利率推升至5.25%,甚至5.5%,美元危机有可能在今年内就出现,这是我们不得不警惕的。
另一方面,从国内看,目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动力还是投资,而启动消费的任务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已经提出,到目前却没有显著成效。由于体制等各方面复杂因素,国内消费需求的真正释放,要到收入分配关系得到基本调整的时候才看得见,这恐怕需要5年以上时间甚至更长,但前面分析说明,本轮投资周期目前已经进入到大规模设备安装阶段,离产能的大规模释放阶段已经不远了。如果当大规模产能释放阶段已经来临,而调整分配关系与扩大国内消费的工作又没能在未来两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则中国经济仍会面临着爆发全面生产过剩的威胁。
那么央行为什么还会进行加息呢?我认为主要还是因为一季度以来的货币流动性增加太多,今年一季度比去年一季度总体流动性增加了9286亿元,增加幅度高达93.4%,而这种情况也不是符合“双稳健”方针的。2003年以来,央行在调控货币供应中始终希望使用利率手段,但是受到了国际“热钱”流入过多的限制,只能采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等手段,吸纳因为外汇储备增长过猛所造成的货币流动性增长,实际是在本次加息之前,各方面还在讨论是否应该再次采用提高存款准备率的手段来回收过多的货币。而由于自2004年下半年以来美联储的15次加息,已经与人民币利率拉开了较大差距,给人民币利率的提升创造了一定空间,所以用利率手段限制货币流动性的增长也是正常的事情,而不反映宏观政策的总体走向。
因此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即进行新一轮的宏观需求紧缩。但还是要“居安思危”,警惕出现美元所导致的外需紧缩,与产能过剩所导致的国内需求紧缩“双碰头”局面,着眼于中期内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切实落实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各项政策,为可能到来的国内外需求落潮做好充分的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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