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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亚洲金融论坛在香港举行。论坛嘉宾及出席人士为世界各地、香港及内地金融界决策官员及金融机构之高层代表，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行政长官曾荫权、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及金管局总裁任志刚等。
央行行长周小川：金融机构自身健康是金融市场稳定基础
第一，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和市场化在这些年确实取得了大幅度进展，主要依靠的就是改革开放。同时我们也体会到，只有金融机构变得健康，才能更好地参与市场活动，抓住商机，支持中国经济和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也更有助于保持稳定。
第二，这些年在中国的金融改革起步是很坚决的，政府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决定，进展也良好。同时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用中国话说还是“任重道远”的。改革有见效快的动作，同时也有一些见效比较慢，通过长期积累才能起作用。下一步我估计还是要坚决果断地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在这方面还会加大力度。
第三，回顾一下，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也就是改革各项内容之间中间有非常高度的配合关系，需要各项内容互相配合才能取得好的成果，是全面出击的，不是散兵游勇或者游击队式的，打游击的做法。
第四，想表达一下，前一阶段改革所取得的进展会给我们下一步改革开放建立充分信心，也会使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更加倚重于改革开放，更多地发挥改革开放所能够起到的作用。也同时是中国政府历来所提出的哲理，就是如何来保持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可能比以前更有经验，同时也更有信心。
第五，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以机构改革为基础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特别是在最近次按事件和市场波动中，我们看出保持金融稳定的重要性，同时也和经济金融健康程度有很大的关系。从中国角度讲，中国政府最近一直强调一个提法叫“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里蕴含着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改革、发展、稳定之中保持平衡，要在宏观调控和微观机构健康化之间保持平衡。当然，科学发展观还包括很多其它内容。
我归纳了这样几条：
1、商业银行体系在亚洲金融风波时自己报告说他们的不良资产率是25%，实际上那时候因为贷款的分类标准，会计标准，财务纪律和各方面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那25%是不够的，弄不好是35%—40%的不良资产。这种不良资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商业性信贷和政策性信贷还没有分开造成的，同时也和当时的信贷文化非常有关。可能香港很多人很有经验，说中国的贷款文化在那时候是“关系型”为主文化。
2、当时的特点是商业银行的企业化问题，商业银行是能够追求利润的还是按照中国政府机关办的？所以在中国商业银行企业化改革虽然已经取得进步了，但是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
公司治理结构也还没有得到初步建立，政府和监管机构对公司治理结构也没有给出任何指引，都是各自解释，自己愿意理解什么是公司治理结构就自己怎么去说。总的来说，那时候很多金融机构还是像政府部门和机关，缺乏激励机制、约束机制。
3、那时候很多标准还不行。(1)会计标准，当时距离国际上可比较的会计标准差得比较多；(2)贷款分类标准，中国当时采取的是期限法，而不是现在的五级分类方法。(3)上市公司的披露标准也比较低。所以存在大量信息操控问题。
的确是这样，如果会计标准不太好的话，财务报告的标准意义就不是特别大。与此相配合的是有一些法律法规，诸如《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中间还有很多不健全的东西，有一些没有出台，比如说《破产法》当时还没有出台。
4、当时的资本市场既不够发达同时也处于毛病比较多的年代，不成熟，定价能力比较差，理性比较差，出现问题比较多。
5、监管方面。当时的监管组织结构体系是不满意的。所以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波之间始终在讨论如何形成更有效的监管组织体系。除了监管组织体系之外，大家也必须知道，监管体系还必须要靠规则的建立，监管原则的树立，监管人才和监管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些是随后这些年的重要任务。
6、约束机制。对于金融机构来讲，究竟用什么样的约束机制？在亚洲金融风波之前，中国政府主要使用不良资产率，但是不良资产率不太好用，因为不太好区分哪些是政策性贷款，哪些是商业性贷款，哪些是谁形成的，同时不良资产到底拨备了没有。因此，需要尽快使用巴塞尔资本充足率和资本监管核心原则。
但实际上当时是没有办法使用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如果算起来，很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是负数，提贷也没有提够，不良贷款数和损失数在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大于资本。
7、由于当时机构不够健康，监管不够健全，我们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金融压抑，就是对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产品的发展基本都不鼓励，而且担心他们出问题。也确实出了很多问题。斯坦福大学教授瑞纳 马肯纳就专门讲金融压抑问题。具体举例子，有些机构想搞mbs、abs，有些交易所想申请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和期货产品交易。那时候任何这样的申请没有四五年都批下不来。因为机构不健康，大家担心里面会出现很多问题，因此风险也比较集中。
创新方面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认识到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当时中国还很少有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占的比较非常小，要鼓励机构投资者也和刚才所说的问题一样，不能存在太多的金融压抑，否则机构投资者也很难发展起来。
8、当时对人民币(中国本币)信心比较差。我们国家在90年代进入贸易略有顺差阶段，同时中国不断有一些fdi，但是我们观察国际收支平衡表发现，误差遗漏项里历来在90年代都是负数，而且有时候负得很大，表面资本是倾向于外流的。如果不经过改革的话，这种状况是不会改变的。当然我们现在这种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变。
资本倾向于外流，外汇也不够充足的情况下，外汇管制比较严，这样使得中国企业抓住商机，参与国际活动的机会都大大减小。
9、在那个年代还存在不少行政干预，中央政府从1993年就开始说一定要“政企分开”，“不再干预商业银行的商业性信贷的所有决策”，中央政府也确实在朝着这个方向做。但是各个地方政府就不一样了，有的做得很不错，但也有的做得比较差。所以，亚洲金融风波之间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求地方政府严格遵守中央政府要求，尊重商业性金融活动，不能进行行政干预。
简单回顾一下当年的起点，在那种起点情况下，当时有很多大的报纸，包括香港报纸和杂志都对中国金融有着非常严峻的描述。我现在不能安全记住，但至少记住了三条：
1、“中国的金融是一个大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2、“中国商业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
3、“中国金融一定会拖中国经济后腿，中国快速发展不可能得到金融的有效服务和支持”。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下决心进行改革。既然毛病是多方面的，必然需要整体的、系统的、全面的考虑和全面设计，然后有组织的分步做出实行。
我感觉亚洲金融风波对很多亚洲国家都是坏事，对中国也是一件坏事，因为好像是冲击不大，但也有很多金融机构破产倒闭，也有很多企业受苦受难，大量企业陷入亏损，居民消费信心也变弱，经济转入通货紧缩状况。这样一个状况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加大了改革的紧迫感。但改革的紧迫感要区分，改革有一些是快节奏的，有一些必须是慢节奏的。慢节奏的东西用中国话来讲就是“不能拔苗助长”，这个话的意思是看着这个庄稼长的太慢了，你希望它长得快一点，就往上拔，那么连根都拔出来了。
什么样的东西我们认为是不可能进行得太快呢？比如像信贷文化的转变，机构投资者的培养和成长，使得他在资本市场中占有足够的比例，投资者教育和理性化的进展，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我们当时要求建立新型公司治理结构的时候，在中国经常找不到合适的人才。因此要请独立董事，要请外部董事也要让清华大学或者几个主要大学办学习班，告诉他们董事会是怎么回事，董事会怎么开的，独立董事是干什么的。说实在的，当时很少有人能够熟练阅读资产负债表和财务报告。这些都是需要慢的过程。
也有一些事情非常紧迫，需要加快进行的。
(1)要坚决果断切断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使得商业性金融能够走入商业性轨道。
(2)亚洲金融风波以及我们观察日本等国的经验表明，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清理要坚决果断，否则会拖很多年解决不了，而且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毛病会严重拖累金融机构为经济提供服务的能力。也就是说他只是着急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很难顾得上对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能起到的功能。
(3)抓紧建立现代化标准，包括有关法律法规，会计准则的改进，披露标准的改进，贷款分类、拨备以及涉及到有关税收的改进，同时建立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引。
这些内容做得很快，但是中国也知道，建立标准和执行标准中的执行标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慢节奏的，还需要花一定时间才能够得到准确的理解和严格的执行。
(4)我们可以接受历史经验教训，改变金融监管的组织结构，同时也要求改变金融监管人才激励目标等等方面。
(5)必须尽快建立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的约束，也就是类似的保险机构和证券机构的约束机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许多其它约束不能够很好地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金融机构改进就会比较慢。
根据以上的理解，中国做了哪些事情，在座很多听众实际上都观察到了，我简单概括一下。在亚洲金融风波之后，(1)首先做了清理整顿，完善宏观调控，随后对商业银行开始进行财务重组，最先开始的是交通银行、中国银行(5.95,-0.01,-0.17%)和建设银行，随后是工商银行(6.69,0.11,1.67%)。现在还没有做完，还准备做农业银行。
(2)要求改组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变成股份制公司，最好通过发行、进行上市改变他们约束机制，能够建立起公司治理结构。在缺少股份制和上市条件下，公司治理在传统影响下很难真正得以完善，也很难得到外部监督。许多对外开放措施也积极有效推动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和稳定。
(3)我们确实改变了标准，大家注意在亚洲金融风波有数次关于会计准则的修改，这些会计准则的修改使得现在的会计准则比过去好了很多，也接近国际会计准则，贷款分类也完全严格执行五级分类。按照巴塞尔协议，对资本充足率提出了非常明确的时间表加以执行。现在多数机构都能够达到巴塞尔协议。推进就是按照计划在过去两三年时间，在大机构中间首先实现巴塞尔分类。在披露标准上和公司治理准则方面都做了改进。
在2003年中国成立了银监会，监管方面的不足使得监管方面得到更大的加强，同时明显了一些监管原则。我们进一步强调宏观调控的传导机制，就是必须通过金融机构的健康化，使得他们的行为遵循市场，依照市场宏观调控措施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才能够更加起作用。
(4)我们需要不断改革过去的规章制度，既然把金融机构推向市场，同时他也能够逐渐实现健康化，就要鼓励他们能够更多跟国际市场接轨，和国际同行同样竞争。同时，他们也应该能够不断参与产品的创新，组织的创新，不能什么事情都搞行政审批。其中一条包括外汇管理也要按照这样的原则，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大家要按新的方面进行推进。
最后谈一下金融生态。中国有一些地方政府过去行政干预比较多，或者对于涉及金融的债权债务有些案件审理执法不力，比如说打完官司钱也拿不回来。按照过去的概念，好像地方能占到中央的便宜，后来大家慢慢理解到，只有地方信用做得好，行政上没有不良干预，同时执法力度也好，就有更多的资金、金融服务会在你这个地区扶植你的金融发展。这样概念的改变，对于改变亚洲金融风波发生之前所出现的那些现象都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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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云清清 
发表于 2007-9-21 19: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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