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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1968年插队开始，我有过十一年的基层工农兵的生活经历。另外，我在大学毕业后长期的政策调研经历中，又有十一年是在下基层搞农村改革试验区。这两个十一年对我的思想形成确实有决定作用。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很难简单地谈。在学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服从于改革前三十年的体制发展需求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套理论体系非常牢固。而新一代的学者大部分受西学的影响较大，与传统的理论体系在很多方面两相对立。要想在两个对立体系的边缘立足很难。首先，你不能用别人的话语体系说话，不得不自说自话，否则人家当然要批评，你的语言不符合人家的规范嘛。至于什么性质的“毛”，要附在什么“皮”上生存，中国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皮”?这些问题都值得考虑。1988年，自己的思想还比较朦胧的时候，我曾在《经济学周报》上发表过一篇“危机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是符合周期理论的，于是用周期理论来分析建国以来直到八十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周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我的文章，却引来了很多的批评。那时候“老左派”的传统理论占优势，宣称社会主义不存在经济周期。1992年以后我又陆续发表了《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宏观波动与发展》等文章，也是《新华文摘》、《战略与管理》等转载，提出国家资本是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形成的，国有经济改革应该通过还原劳动者剩余价值来形成初始产权。这时候的学界已经是西方理论占绝对优势了，于是有些新派学人宣称现代的西方没有剩余价值问题，他们由于否认剩余价值理论生发出不承认中国劳动者产权的批评。好在我有条件去搞试验，理论界观点不同的朋友互相对立，但无论左右派别，都还能够接受或者容忍我。其原因，大概也是我多年来不介入理论界的争论，认定自己只是个搞试验的。“试验员”能够做的很简单，就是直接从实践中提取感性认识。这些认识尽管与规范研究不同，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的观点以深厚的本土化研究为基础。
进行科学研究不外乎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前人的经验加以分析、比较，再去验证它。另一种是试验法，即把某些观点、思想，经过一个试验的过程来证明对错。到现在为止，我认为社会科学中法学、广告学、商品学都可以用试验方法，比如一种对比组的试验，比如法学试验可以用一个“单面镜”来观察接受试验的对象。经济科学很少能够使用试验方法。搞农村试验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意义就是把自然科学的试验法应用于社会科学。我们需要大量调查研究，从最基本的理论范畴的重新界定开始，逐步认识不同范畴之间的本质相关，逐渐形成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基本概念。只有通过这样不厌其烦的工作，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把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本土化”。1986至1987年间，我和同事们把一些关乎农村中长期发展的重大问题转变成不同试验项目，分别在不同的地区进行试验。
有人说，试验如果是为了完成政府的一个理论的话，很难发现真问题。其实，我以为，这要看试验者本身，看从事具体项目的操作人员的态度。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学者，除了秉承上级的意愿来进行某种分析，还是可以在试验中做很多科学工作的。我并非标榜自己是一个很严肃的学者，但我确实在做这件事上一直是很认真的，以至得罪了不少人，甚至有时候被领导批评。当今很多地方官场风气是“报喜不报忧”，按照经济学的“理性”，我们中有的人完全应该追求“利益最大化”。不过，我这种敢于报忧得忧的人，良心上也是“利益最大化”的。即使那些对我的批评大多也是有益的。从这个角度看人生，我觉得心平气和。
很多“主义”只有落实到“问题”的调查和实验中才容易辨出真伪高下。比如很多人相信中国只有搞私有化才有出路，我开始也抱着能搞的观点去试验。但在我这个领域得出的结果是：至少农村土地这个中国现在最大的资产还没有条件私有化，只能稳定集体所有制。试验证明，政府不可能对九亿农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所以农村耕地承担了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而国家向村社集体让渡土地所有权的条件是由集体承担对农民的基本保障。中国农民人口众多，人均耕地资源少，农户家庭经营的农业除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能作为剩余投入市场的数量按人计算就很有限。因此，小农作为这样一种自给自足、半自给自足的行为主体，并不完全被市场左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有能力为大量的、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建立社会保障。而农业生产又是一个自然性很强的过程，农民有限的剩余又必须用来防天灾人祸，连保险公司搞农业保险也不合算。农民要自我积累，要积粮备荒，可以进入市场的部分就愈益有限，除非有一天政府能像对城里人那样，把农民的医疗、就业、保险、教育等问题解决了，那么农业也就可以完全商品化，农地也就可以私有化了。
进一步概括地说，因为中国是一个资源过于短缺、人口严重过剩的国家，最近二十年的高增长又被人们承认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增长”，在这样的一个资源和人口比例严重不匹配的矛盾之下，少数人占有更多的资源就必然导致大多数人没有资源。私有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其实，无论是占有资源的人还是没有资源的人都不愿意出现这样的冲突，从而使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增加(中国曾经有过的暴力冲突或者发生革命，就是这样的社会成本)。除非谁有本事像人家欧洲那样，通过殖民掠夺把矛盾转移出去。
4.中国历史上革命的主体都是农民，革命发生的原因中几乎都存在一个有共性的问题，就是那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根本制约其发展的矛盾，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我称之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分析很多人都做过。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大规模的战争都表明了这一点。表面上看是发生了天灾，或者个别事件导致农民起义，实际上在这事件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人口与资源的严重不匹配，而且那个社会坚持少数人占有更多资源的制度。
很多人对我的说法会提出质问，至少，中国的人均土地占有面积远远高于日本。其实简单地提出这种比例关系是有问题的。
第一，日本全国人口与耕地面积之比显得很低，但实际上日本的农业人口与耕地面积之比高于中国很多，因为日本在世界格局中有先发展优势，其农业人口已只占总人口的不足10%，而我国的农业人口尚占总人口的70%。所以说单纯拿一个国家的人口和耕地资源来比，日本比我们还要低(台湾、香港、新加坡也是如此)，但它们都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
第二，无论日本、印度，其耕地占国土面积比重都比我国的高。中国尽管国土面积大，但可耕地面积极其有限。按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来看，美国的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面积828亩，而我国只有4亩多，也就是说美国的劳均耕地面积是我们的 200倍。这是绝对不可比的。虽然从矿产、海洋资源等方面来看，我们确实比有些发展中国家有优势，但唯独农业资源不可比。中国是世界上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
人们常说，中国如果出问题，就是农业的问题。所有的报刊杂志上都能看到类似的说法。实际上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是九亿农民依存的农村的发展问题。所以，中国并没有纯粹的农业经济问题，“农业出问题”只是现象形态的。中国经济出版社最近会出版我的一本书，专门谈中国农村的基本制度问题。有人说农村改革超前了，因此要等解决了城市问题之后再重新发动。但这十年来的在农村问题上的教训已经足够了，经济是个有规律的过程，没有说谁要停下来等谁。农村改革一旦停下来就会累积矛盾，现在的情况就是累积矛盾释放出来，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制约。
中国农村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农村的直接选举老百姓称之为“海驯，是个有深远意义的事。纵观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均农业剩余很少，如果这种有限的剩余被庞大的地方政府更多占有，中央的收益也会少，甚至皇粮都拿不到。皇权衰落，必然动乱。所以中国从秦设立郡县制以来两千多年，国家政权只下伸到县一级，这种中国式的政治制度之所以长期不变，是因为不必建立庞大的地方政府，以求降低管理成本。县以下农村基层历来都实行自治，发生问题一般由“乡规民约”来解决，民间处理后再报县官，这叫“官批民约”。一般乡绅自治能解决的事情县官是不管的，这就是所谓的民不告，官不扰，除非有人击鼓升堂，喊冤叫屈，官府才会受理。
新中国建立以后，共产党为了工业化从农村提取积累的目的，加强了在农村的领导，党权、政权一直下伸到最基层的村，所以漫长历史中只有这几十年政府对农村控制得最严密和最完整。但也正因为这样，维持这种政治制度的成本就最高。全国村民自治最初从1988年试行村民自治条例，经过十年多的试行，也许可以重新恢复乡村自治，降低政府控制农村的制度成本。如果将来逐步由村自治上升为规范的乡村自治制度，把农村庞大的政府和组织减少，可能政治成本还会下降。当然，这涉及到如何处理与党的关系等问题。现在不仅有了乡规民约还有了法律，乡村自治不仅在遵守国家法律基础上实行，也会推动现行法律体系的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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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WAY 
发表于 2010-8-5 18: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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