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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的绍兴,天气还不是太冷,在宽阔的浙东运河河面上,一座用石条砌筑的古纤道依岸而建,蜿蜒数十里,遗产点保护之完好,令60余位参加中国大运河水利遗产保护与利用战略论坛的专家学者赞叹不已。浙东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最东端。9月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专家对浙东运河绍兴段遗产点进行了现场评估考察,表示满意。根据申遗程序,明年6、7月间,世界遗产大会将揭晓中国大运河能否申遗成功。
“大运河申遗的想法,2004年才提出,而早在这10年前,绍兴就开始了对浙东运河的保护。”绍兴市水利局调研员邱志荣介绍,1995年,绍兴各界达成共识,进行了“清水、青草、清淤泥”河道整治;1999年,保护拓展到沿岸风貌,还拆除了违章建筑。在近20年的保护中,不仅古纤道、太平桥、八字桥等一批重点文物得到了关照,大运河沿岸风光秀丽,河畔村落临水而居,水乡文化质朴鲜活。
由于平时下足了功夫,所以当2006年,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来评估考察,决定浙东运河能否被纳入中国大运河时,绍兴在几天之内就拿出了十分详尽、充实的申报材料,“因为历史研究、各项数据都是现成的,我们一直都在做。”邱志荣说,“说实话,就算没有申遗,我们也会这么保护。”
“保护应该是种常态,而不是赶申遗的趟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于冰对绍兴保护运河的平常心十分欣赏,“申遗只是一个手段,有效保护才是目的。”
在云南社科院研究员郑晓云看来,平常心正是目前多地政府申遗时最缺少的东西,“为了追求政绩、搞旅游开发,很多项目匆忙上马,申之前,大拆大建,花费巨大;成功之后,又过度消费,被旅游和房地产所绑架。”
“重申报、轻管理,重利用、轻保护,都违背了申遗的初衷。”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认为,我国的申遗机制还有待成熟,2006年,中国出台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这才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有了衔接。目前国内在制度上、法律上对申遗的监督做得还不够,“杭州西湖申遗成功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西湖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管理中心揭牌,这很有意义。”单霁翔说。
在中国大运河水利遗产保护与利用战略论坛期间,于冰讲述,有一次她去日本考察,有个小村庄里的日式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全村人对此十分骄傲,于是,着手联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打算申遗。这件小事,让于冰感触非常大,“在国内,老百姓都觉得申遗是政府的事儿,大众参与程度不高,其实,申遗成功只是一个荣誉,只有每个人都有意识地保护文化遗产,申遗才有意义。”
于冰建议,在大运河申遗的工作中,应该尝试多开展公众考古实践活动,引导当地民众参与考古实践,通过讲解员讲解考古知识、发放宣传单、组织群众走进发掘工地参观、向群众征集文物和文物线索等环节,提升公众文物保护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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