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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贴】浮世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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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向阳花
时间:
2013-1-7 11:53
标题:
【转贴】浮世之地
莫言：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
地标：高密东北乡
文本：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在莫言的作品里，一个被遗忘的农民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栩栩如生又淋漓尽致，即使它最刺鼻的气味也让人感到香甜，即使其令人震惊的冷酷无情也让人感到忘我的快感。那个世界没有半点枯燥的时候。这个作者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也能描绘一切……他仿佛能把人类一切的生活都搬到他的笔尖下。”
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主席韦斯特伯格在给莫言的授奖辞中特别提到的这段话可谓抓住了莫言作品的最大特点：把一个被遗忘的农民世界展现于世，而且借助这个农民世界来洞察人类生活。
莫言对自己是怎样一个作家，其实一直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在12月10日晚的“诺贝尔晚宴”答谢辞中，莫言一上来就说明，他是“一个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在他事先准备好、但因为忘在宾馆而没有用上的答谢辞讲稿中，他更是饱含深情地写道：“最后，我要特别地感谢我的故乡中国山东高密的父老乡亲，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你们中的一员；我还要特别地感谢那片生我养我的厚重大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便是这片水土养育出来的一个说书人，我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报答你的恩情。”这些话，可以说既道出了他与农民乡土世界的血脉联系，也再次道出了他将自己定位成一个说书人、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谦卑感。这种关联，这种谦卑心态，在他12月7日作的题为《讲故事的人》的获奖演说中已经有过充分的表达。
莫言的获奖演说是从怀念母亲开始的。他用夹带着浓厚高密东北乡口音的普通话讲道：“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他告诉人们，多年前，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他说：“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伴随着对母亲的回忆，莫言用任何人都能听得懂的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了自己记忆中最早、最痛苦、最深刻、最后悔的4件事。通过这4件事，他告诉大家，他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而映照出他的不完美的正是他母亲身上那种对人对事宽仁、忍耐和悲悯的胸怀。莫言的追述既表达了母亲对他的精神成长的影响，也表达了他作为儿子的内疚与忏悔。之后，他开始讲述自己是如何从聆听别人说书到自己也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讲述他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的形成，以及他的几部重要作品的创作缘起和创作思考。
曾经经历的、长期的农村苦难生活，让他对人性有着深刻的了解和体悟。他说：“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演讲最后，他恢复自己作为“讲故事的人”的身份，用3个包含了对宽容、尊重等人性呼唤的故事结束演讲。
莫言的这次演讲，可以说既是总结，也是回答。总结的是他自己的文学生涯，他与故乡大地的关系；回答的是最近以来围绕他的各种质疑和问题。特别是演讲以回忆母亲对自己的精神人格的形成所起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为开端，仿佛是要告诉人们，无论做人，还是从事文学，最重要的起点是悲悯心。如果这样的母亲故事都不能唤起一个人心中的悲悯情怀，那么很多问题的对话就几乎没法进行了。
莫言演讲后的第二天，我曾与来自法国的两位译者交谈过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所面临的各种质疑。两位法国译者告诉我，当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得奖时也曾面对过诸如此类的质疑。另外，杜特莱先生还特别提到了法国的加缪。他说，加缪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后，法国的一些媒体和知识分子要求加缪针对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问题发表看法，而加缪不想有偏向地回答这些问题。加缪当时也想到了自己的母亲，甚至给母亲发电报说：“妈妈，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思念过你。”他的母亲就在阿尔及利亚生活，他本人也在那里出生、长大。如今，当年的种种质疑和非难早已随风而去，人们敬重和爱惜的还是这些作家们的作品。
也许有人觉得莫言的演讲似乎显得太过平淡和朴实，但莫言是以一个来自中国农村的说书人（讲故事的人）传承者的姿态站在那里，更接近他的真实状态。这也让人不由地联想到他的作品所构造的那个世界：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
正如韦斯特伯格先生的授奖辞所说，读莫言的作品，那个被遗忘的农民的世界会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在我看来，莫言那些故事饱满、风格多样的作品，每一部都如同是肥沃而复杂的中国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奇葩，其中既有荒诞离奇却又逼真入神、不乏黑色幽默的传奇述说，也有对乡土中国复杂现实和人性的犀利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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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在“小文艺”的第一期上，莫言在北京与张悦然对谈。那时，他们已经谈及了故乡这个话题。这么多年来，莫言一直坚持写高密东北乡，其实，不光张悦然，众多读者都对此非常好奇。
张悦然:现在您在北京还有一种强烈的异乡（感），觉得不是这里的人的感觉吗？
莫言:真的有一种异感，他们也把我们当乡下人。
张悦然:您这种异乡感是不是因为您离开乡土，没有跟城市融入？
莫言:这种异乡感还是一种城市的感受吧，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当下的北京也有一种不能认同的东西。昨天我坐地铁听到老头儿说，两天没出门，我就不认识了。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当下的北京（认识也不全）。他住在石景山，到了朝阳区，也会找不着路。何况我们是在乡下成长的。
现在回到我的家乡，也是陌生的，现在的高密乡和我记忆里的高密乡差别太大了，而且我小说里的高密乡本来就掺杂着很多童年的想象，现在回去发现和童年的家乡、小说里的家乡都不一样，我们实际上是找不到故乡的人。
张悦然:很多批评家都期待您能写一写变化后的高密或北京。
莫言:变化后的高密和北京是一样的，批评一个作家，老是写乡村记忆、喜欢写乡村记忆，恐怕这是我们这代作家的通病。我想想，今年的长篇小说，不都是乡村记忆吗？苏童的《河岸》、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艾伟的《风和日丽》，都是过去的乡村记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六十年代，而且这些乡村也都是半虚构的。
张悦然:把城市都略过了。
莫言:可能我们这代人没办法了，尤其写长篇小说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就跟自己的过去勾联到了一起。而写城市记忆的，像悦然这一代，即便往后追，也就是追到八十年代，她们的上限是我们的下限，她们的上限可能是九十年代初、八十年代末，恰好这一段就是我们的下限，我们的记忆到此为止，往后这段生活很难直接进入我们的作品中，这也是我反复讲过的，作家更替的必然性。
－－转自《上海壹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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