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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打印本页]

作者: 绿茶 时间: 2011-6-29 21:40
标题: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贾章旺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79期，

摘自2011年第3期《文史精华》

一、新民学会活动

生长于湖南的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有这样的机遇，最重要的是来自于他善于学习钻研，勇于实践，不断探索和不懈努力的执著精神。
早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的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等人在“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思想指导下，创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员中的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罗章龙、李维汉，成为了中共早期活动的领导人。（新民学会74名会员中有31人先后加入中共，其他30多人从事教育和科技工作，同情革命。极个别人变为反共分子。）
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新民学会讨论决定会友“向外发展”。尔后，毛泽东等人到北京大学投奔自己的恩师杨昌济，主持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问题。后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征得蔡元培校长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新到报刊和阅览人姓名登记工作。
北京大学正是中国新文化发展中心。由于工作关系，毛泽东时常到李大钊处请教，读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并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学生研讨各种新思潮活动。这个期间，毛泽东曾与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分别在北京大学文科大楼讲演，讨论学术和人生问题。毛泽东还同北大学生朱谦之讨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前景。1919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成立，毛泽东参加了此会，并旁听北大课程。2月，毛泽东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改组大会，听《京报》社长邵飘萍讲课。
李大钊曾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学，在日本曾组织“神州”学社等团体，进行反对袁世凯斗争。1916年4月回国，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主编《甲寅月刊》等，发表大量文章，抨击北洋军阀的统治和封建文化思想。1918年5月，出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任图书馆主任。同北京大学教授、文学科学长陈独秀一起编辑《新青年》杂志，1918年1 1月15日，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同时，李大钊两次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赞扬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试看将来的世界，必将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购置的两万多册外文书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介绍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俄国十月革命的。
因母亲生病，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上海，于1919年4月回到湖南主持新民学会会务。住在长沙修业小学，教授历史课。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中国代表1月28日在会上要求归还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4月30日，巴黎和会无视中国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5月4日，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湖南全省亦为之震动。毛泽东同新民学会会员、各校学生骨干、新闻界代表人物联系，提出在湖南开展爱国运动的具体意见。5月7日，长沙各校学生举行国耻纪念游行。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6月，湖南学生联合会召开全体大会，决议全省学校从3日起，一律罢课。罢课风潮席卷全省。毛泽东利用暑期，组织青年学生到城乡、车站、码头，做爱国反日宣传。
7月14日，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创刊。这是一个小型的4开4版的报纸。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毛泽东为创刊号撰写创刊宣言及长短文20余篇。毛泽东主张反对各种强权，主张用群众联合的方法，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毛泽东还在文章中推崇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
7月21日，《湘江评论》第二期出版，刊载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文章指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文章热情称颂俄国的十月革命，文章强调中华民族有伟大的能力进行改革，文章要求工人、农民、学生、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联合起来，进行革命。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一些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湘江评论》这份报纸对于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广大青年的进步，特别是对华南的学生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任弼时就是在此时受影响而开始革命活动的。《湘江评论》由于文风新颖、笔锋尖锐犀利，文章通俗易懂，内容远见卓识，因而获得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1919年7月14日，它的创刊号印刷2000份，当天即销售一空，又加印2000份，不到3天又一抢而光。以后各期均印4万份，这在当时报纸的发行量中是相当可观的。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6期上，曾专门撰写介绍文章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喜欢。”许多人指出，《湘江评论》的“魄力充足”、“议论精湛”、“内容完备”，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报纸。成都的《星期日》周刊、北京的《又新日报》、上海的《时事新报》以及《新青年》、《晨报副刊》等报刊分别转载、摘载、推荐《民众的大联合》一文。
《湘江评论》存在的历史极为短暂，自1919年7月14日创刊号问世起，共出5期。第五期印完后未来得及发行，1919年8月中旬就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而后，毛泽东和学联的工作人员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住下。在毛泽东的影响和帮助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和修业小学的《小学生》等刊物继续出版。周刊《新湖南》从第7号开始由毛泽东主持编辑，此刊的宗旨是：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此刊的大部分文章是毛泽东写的。
1919年12月初，毛泽东同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联在长沙开会，决定开展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运动，继续发动全校总罢课、游行演说。决定组织代表团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湖南学联1.3万名学生向全国发出罢课的誓言。毛泽东率团离长沙赴北京。赴京期间，毛泽东通电全国，揭露张敬尧在湖南的罪行。期间，毛泽东还出席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会，同时，毛泽东等湖南同乡以湖南旅京公民名义上书国务院，揭露张敬尧在湖南大开烟禁，要求国务院呈明大总统，将张敬尧命令罢职，提交法庭惩办。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等人给政府总统、国务总理的呈文，呈文历数张敬尧的十大罪状。
1920年1月末，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湖南公民、教职员、学生代表团，数十人向北京政府请愿，分三路向国务院驻地进发，后又转国务总理私宅。毛泽东等6人被推举为交涉代表。6位代表痛陈张敬尧罪恶。国务总理靳云鹏承诺明天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2月，成立旅京湖南学会，毛泽东被推举为编纂干事。旅京期间，毛泽东曾经致信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的新民学会会员陶毅，提出要结合成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对于改造社会，要避免个人冥想和人自为战的弊病。
这个期间，杨昌济因病去世。杨昌济的老朋友章士钊1963年回忆说：杨先生病逝前曾经写信给他：毛泽东、蔡和森前程远大，救国必先重二子。
1920年5月，毛泽东到达上海。讨论新民学会会务问题，确定“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为学会态度，议决吸收新会员的条件是：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

作者: 绿茶 时间: 2011-6-29 21:40
二、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0年1月，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期间，经李大钊、王光祈等介绍，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宗旨是为社会服务。
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有着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罗章龙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的一本，毛泽东看到了。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中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在上海的1920年6月间，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建共产党。毛泽东同陈独秀讨论组织湖南再造促成会的计划，并谈到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中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开始筹建文化书社，宣传俄国革命思想。7月31日，长沙《大众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中说：现在中国还没有新文化，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8月初，文化书社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大纲》规定：本社以运销中外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使各种有价值的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机会。9月9日，由社会各界捐资协助，文化书社在长沙市正式开业。毛泽东任文化书社的特别交涉员。书社经理易礼容。书社特聘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为“信用介绍”。书架上的书刊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罗斯之研究》、《劳动政府与中国》、《向导》、《新青年》、《少年中国》、《语丝》、《劳动界》、《新教育》、《时事新报》副刊、《晨报小说》等。文化书社在长沙第一师范，楚怡、修业等学校等7处设立小卖部。10月，毛泽东起草的营业报告中说，已经销售的212种书报杂志中，《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等销量最多。1920年冬天，书社在浏阳、平江、宝庆（邵阳）、衡阳、宁乡、武冈、溆浦等地设立了分社。半年多时间，先后于全国60家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销售书籍达160多种，杂志40余种，日报繁多。据《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统计，其中售出200册以上的书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售出1000本以上的刊物有《劳动界》、《新青年》等。根据毛泽东提议，书社规定凡来书社贩运小册子卖给劳动界的，一律照进价转售，不赚分文。书社成为毛泽东参加建党活动的一个重要联络点，许多革命同志经常在这里开会：毛泽东与北京、上海等革命同志及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往信件，也都由文化书社收转。
经过准备，1920年8月22日，长沙县知事姜济寰与何叔衡、方维夏、易培基等十余人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开会，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会议指定何叔衡、毛泽东、彭璜、包道平为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筹备员。何叔衡在会上宣读了简章，指出：“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主旨，……本会会务，一、研究所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研究会于1920年9月16日正式成立，成员有何叔衡、彭璜、陈昌、夏曦、郭亮、萧述凡等人，其中以第一师范的校友和学生为多，毛泽东被选为书记干事。研究会成立后，组织会员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还发表文章，介绍俄国情况，使湖南许多青年向往俄国。于是，研究会又积极开展留俄勤工俭学运动。当时，有一批青年，经毛泽东介绍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文，然后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俄国（任弼时、肖劲光就是其中的两个）。
9月，毛泽东应湖南《通俗报》馆长何叔衡的邀请，参加编辑会议。此后，毛泽东经常在报馆约请新民学会会员谈论建立共产党问题。同月，毛泽东参加在文化书社召开的俄罗斯问题研究会。会议一致认为：研究俄国学术精神及其事情，有十分必要。会议公推姜济寰为总务干事，毛泽东为书记干事，彭璜为会计干事并驻会接洽一切。会议还决定派张丕宗赴京转赴俄国，郭开第在船山学社办俄文版。会议还讨论发行俄罗斯丛刊问题。
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还发起“湖南改造促成会”，接办《通俗报》。1920年9月至10月，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文章11篇，彭璜发表2篇。
三、在湖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1919年3月，列宁在莫斯科创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改变了第二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把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当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加以援助。共产国际成立后不久，就陆续派员来中国联系。起初，以苏俄政府外交工作人员和华俄通讯社的代表身份来华，由于中国北洋政府阻挠，他们的活动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1920年春，共产国际成立了远东局，负责联络中国、日本、朝鲜等国。1920年远东局获悉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的消息．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东方革命的关注。共产国际派远东局负责人魏金斯基（中文名字吴庭康或伍庭康）来华联系。1920年3月，魏金斯基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介绍，会见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热情接待魏金斯基（公开身份是记者）一行，邀请进步人士和他们多次座谈。举行欢迎会、演讲会，深入交谈了解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及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最后请魏金斯基在北大红楼图书馆里再次会谈了建党问题。魏金斯基根据苏俄的革命经验和他来到中国的见闻，认为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并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4月，李大钊介绍苏联客人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商谈建党问题。
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时在日本）等人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建支部。
蔡和森于1920年1月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收集近百种小册子，夜以继日地猛看猛译，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就将各派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情况基本弄清楚了。蔡和森主张走俄国人的路，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从1920年下半年起，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探讨关于建党的理论原则，毛泽东表示深切的赞同。毛泽东和蔡和森分别组织新民学会会员以开学年会、写信等方式，继续探讨建党问题。1920年7月6日至10日，新民学会留法会员等13人，在蒙塔尔纪召开会议，讨论新民学会方针问题。经过5天讨论，决定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在讨论改造的方法时，出现了革命与改良两种不同意见。蔡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苏俄。萧子升则主张温和的革命，倾向于无政府。争论双方都写了较详细的信给国内的毛泽东，请他发表意见。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自11月中旬，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学校的先进学生中，寻觅团员，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准备赴醴陵考察，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找真同志。
毛泽东得到陈独秀的委托，以新民学会的骨干为核心，于1920年11月，在湖南正式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肖铮、彭璜、陈子博、贺民范等6人。主要活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办民众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筹备自修大学，促进工人运动和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等。
毛泽东注重从思想上建党。1920年11月25日，他在致罗章龙的信中说：“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写给彭璜的信中说：“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我认为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组织的步骤：一、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二、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三、严格地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四、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我以（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这封长信，由萧子升带回中国，1920年底，毛泽东才收到。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注重组织与活动的严密，不张扬，不暴露，不轻易地以小组名义散发宣言、传单、主办的刊物。小组内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变节者。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于1920年12月给萧子升、蔡和森及在法诸友写了一封长信。1921年1月21日又写信给蔡和森。两封信都明确表示赞同“俄式的方法”，反对“温和革命”，尖锐指出：“共产党人非取政权……安能握得教育权？”毛泽东对蔡和森的见解认为，“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1921年元旦，长沙新民学会学员在文化书社社址举行年会。毛泽东介绍了巴黎会友的讨论概况。经过讨论，绝大多数同志赞成学会的目的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会议在讨论如何达到目的途径时，毛泽东报告了巴黎方面蔡和森的提议，并说明世界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大致有5种：①社会政策；②社会民主主义；③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④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⑤无政府主义。会议经过认真讨论．18名会员最后表决：赞成采用布尔什维主义的为毛泽东、何叔衡等12人，赞成民主主义的2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的1人，未表态者3人。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进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校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教育，并在一师附小创办一所补习学校，招收失学工人子弟入学。毛泽东和共产主义小组的其他成员还深入到工人中，先后在纺织、铁路、造币、印刷、泥木、搬运等行业了解工人劳动、生活的情况，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1921年“五一”节，长沙织造、铁业、泥土等行业工人和学生数万人，举行游行示威大会。通过宣传教育，长沙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逐渐组织起来。

作者: 绿茶 时间: 2011-6-29 21:51
四、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派马林等人到达上海。6月，马林从上海到北京会见李大钊，商谈召开中共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并研究中国同志与苏俄驻北京代表建立联系事宜。李大钊欣然赞同共产国际的意见，委派邓中夏陪同马林去上海，与上海共产党小组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共产党小组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写信给广州的陈独秀，并通知广州、北京、济南、长沙、武汉和日本的中共党组织，要求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大会。旅欧小组离国内较远，没通知他们回国。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湖南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离长沙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初，到达上海，住博文女校。
出席会议的有12名代表，代表全国53名党员。“一大”筹备工作，最初由李达、李汉俊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商量进行。张国焘从北京到上海后，参与了筹备工作。
大会正式开会前，代表们先开预备会，交换意见，拟定了主要议事日程：①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②讨论和通过党纲（党章）；③讨论和通过今后工作方针；④选举。
1921年7月23日晚上8点，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国民党时期改称望志路106号，解放后改称兴业路76号）李汉俊寓所的客堂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会议。临时推选张国焘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
通过5天的会议，会议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章程。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中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之；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大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毛泽东在“一大”上采取谨慎谦虚的态度，不轻易发表意见。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
1921年8月初，中共“一大”闭幕后，毛泽东8月中旬回到长沙。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不久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立分部，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
自此，毛泽东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参加到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这一奔腾汹涌的革命洪流之中，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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