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毛泽东曾想和彭德怀好好谈谈

封神老沙

2008年1月28日  老年生活报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万言书”受到错误批判，不过，此时的毛泽东曾想和彭德怀好好谈谈。《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李银桥、韩桂馨著）对此有所记载。

　　“尽给我送消极材料”

　　1959年７月２日开会后，毛泽东一直轻松愉快，整个会议的气氛都是轻松愉快的，气氛十分融洽。经过十多天的讨论，大家对形势的看法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７月１３日，早饭后，彭德怀来找毛泽东。不巧，毛泽东刚刚睡下，他折身回去了。１４日，彭总给毛泽东写了—封长信，这就是后来人们传说的“万言书”。

　　毛泽东看过这封信后，带着苦笑的表情说：“彭老总批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接着他说出几位中央首长的名字，说“他们送的材料积极”。

　　三天之后，大会秘书处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于是在继续讨论《会议纪要》的同时，讨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我们虽然不知道会议讨论的详情，但明显地感到，彭总的上书打破了“神仙会”的平静，开始时那种轻松气氛渐渐消失了。

　　彭德怀剃了光头

　　７月23日上午，召开总结会议。就在这次会上，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毛泽东开始讲话时，看与会同志到齐没有。我见他张望，知道是找彭德怀。按规定，常委们是坐台上，政治局委员坐台下前排，中央委员和各省市负责同志坐在政治局委员的后面。彭德怀坐到最后一排，并且剃了很光的头。

　　毛泽东看到了彭德怀，我猜想他是不会高兴的，但是没有说什么，开始讲话。

　　毛泽东批评了有“左”的错误的同志，点了几个人的名。点一个名，说—段批评的话：“你尽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慎重一些，别老放卫星，没有那么多卫星。”再点一个名，再批几句：“计划平衡没搞好，严重失调……”

　　批过“左”，再着重批右。因为在大办食堂问题上，中央领导同志间争论激烈，毛泽东对此讲了几句。他望着台上的朱德说：“总司令啊，你说食堂不好，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多散。”

　　说罢，毛泽东又不指名地批评了彭德怀，加重语气道：“军队不跟我走的话，我可以重新到乡下去组织游击队，重新建军……”

　　“可以坐下来谈谈嘛……”

　　散会后，领导同志们有走的，有没走的。彭德怀坐最后一排，所以出去的最早。毛泽东到门口时，彭德怀已经走远。

　　礼堂是在山坡上，毛泽东下坡，身后跟了几位中央首长。就在这时，彭德怀又忽然回头朝坡上走来，大约是丢下什么东西了吧，正与毛泽东走了个对面。毛泽东停住脚，挺和气地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脸孔一下子涨红了，一边走一边甩手说：“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毛泽东望着彭德怀，态度仍很客气：“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嘛……”

　　“没什么好谈的！”彭德怀甩手而去。当时有几位中央首长也在场，都看到了这个场面，闹了个不欢而散。

　　“下去看看也可以”

　　庐山会议基本结束时，彭德怀来求见毛泽东，板着脸，表情严肃。彭德怀确实是个性格刚强的元帅。卫士引他上了二楼毛泽东的卧室，谈了半个小时，彭德怀板着脸出来了。

　　回到北京后，彭德怀又到中南海来见了一次毛泽东，这一次头发留得很长，没剃光，自己从菊香书屋后门走进来的。彭德怀提出要到下面去看看。毛泽东说不要去了，年岁大了，下去也不安全，可以多读几本书嘛。彭德怀又提出下乡。毛泽东说有时下去看看也可以。

　　当彭德怀告辞离开时，我望着他的身影，突然想起沙家店战役时那位彭大将军，心里很有些惆怅……

封神老沙

粟裕冤案平反的曲折历程——访粟裕夫人楚青

徐庆全

2004年第2期   炎黄春秋杂志

粟裕将军一生功勋卓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样一位将军，本应受到历史和人民的敬重，但是由于受到党内“左”的思想的影响，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却把粟裕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和斗争（另一位元帅刘伯承也被冠以“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受到批判），并涉及到萧克等军队高级领导干部。

　　这场冤案之后，粟裕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为了推翻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实之词，1979年粟裕向党中央提出重新审视这场冤案的要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粟裕没有看到问题的解决，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作为粟裕战友和夫人的楚青，则继续为丈夫申诉。在粟裕逝世1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发表文章，为粟裕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所受到的错误批判公开、正式平反。

　　今年2月5日，是粟裕将军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为缅怀他，纪念他，我采访了楚青同志，她详细地介绍了为粟裕平反而经历的曲折过程。

我替粟裕写检讨

　　1958年5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整风和整编两大问题。但是，在会议开始不久，就有人提出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指责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粟裕“一贯反对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接着，对粟裕进行了批判。批判会议是在国防部长的主持下进行的。其后，会议参加的人数扩大了（从500人扩大到1500人），对粟裕的批判调子也越来越高，粟裕的所谓问题也搞到了军外。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粟裕表现出他一如既往的坚强性格和可贵的坚持原则的精神，他冒着戴“态度不老实”和严重政治帽子的危险，在高压之下仍然对一些原则问题的事实真相作了必要的说明。但是，当时的局面下，粟裕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他只能检讨过关。

　　谈到那时的情形，楚青仍有心有余悸的感叹。她回忆说：

　　1958年开军委扩大会议批斗粟裕，开始我全然不知。有一天早晨，我正准备上班，粟裕突然从内室开门出来，面容憔悴，神情忧郁地低声对我说：“我出了事，你今天可不可以请个假帮我个忙？”我这才知道，他已经挨了批判，并被上纲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为了写一份能过关的检讨，他已经在内室自我封闭了7 天了。他把一堆会议简报交给我，沉痛并无可奈何地说：“你看看这些，帮我写个检讨吧，我自己下不了手。只要能够通过，怎么写都可以。”

　　我看了这些材料，大吃一惊。我担心不违心检讨要被划归到敌我矛盾的行列，就不顾实际代他写了一份检讨，把强加给他的罪名统统兜下来了。粟裕用这份检讨在大会上作了检查，果然过了关。但是，他心中感到非常压抑。回家后，他冷冷地对我说：“还是你有办法，写出的检讨让我过了关！”我当然能看出他极为痛苦的情绪。以后，他多次因实在控制不住这种痛苦的情绪而责备我：“你为什么把我写成这样！简直不成样子！”我当然也很痛苦：“不是你说怎么写都可以，只要能过关就行吗？”接下来，我们就默然不语，相对而泣。这样的场面我们经历了多次。

　　不过，尽管这场批判中，粟裕被戴上了帽子，但一些参加批判会议的人，在当时就对这场批判不理解。据《粟裕传》披露，叶剑英曾找总参的一位同志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并且说：“我看粟裕最多是个骄傲问题吧！”不少人过去与粟裕浴血沙场，并肩战斗，许多事情是共同经历过的。虽然在“12级台风”下不得不加入“批粟”的行列，说一些违心话，但仍有人在发言中对粟裕的革命贡献、个人品德及在总参的作为，作出了一定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粟裕。军委扩大会议开始以后，有一次毛泽东找肖劲光谈话，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肖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点头表示赞同。在粟裕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前，毛泽东这样评价粟裕：“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毛泽东的话，实际上是保了粟裕。粟裕第二次检讨后，领会了毛泽东意思的陈毅即走上前，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带头鼓掌表示通过。第二天，陈毅又在大会上说：“昨天他的检讨，我觉得很好……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的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搞得好的，主要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

　　但是，这已无法扭转粟裕蒙受冤案的命运。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先在大会上批判，然后撤销职务，并把被批判者的“错误”传达到全党全军，但对受批判者又不作结论，不作决定，这样的做法开了党内斗争极端不正常的先例，也为以后粟裕的平反留下了障碍。

粟裕没能等到平反的这一天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得以恢复。劫后余生的粟裕，在1979年10月9日向党中央写出了申诉报告。他在澄清了强加给自己的种种“罪名”后说：

　　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做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检讨等等，均已做为历史文件存档。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但是，由于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党的的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中央对彭德怀同志的功过是非也已做出评价。我恳切恳求中央能对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

　　楚青说，粟裕写这份报告，是时任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提议的：

　　1979年8月，叶副主席邀请粟裕一起到烟台疗养。这期间，粟裕多次拜会叶副主席。有一天，粟裕与叶副主席单独谈话。回来后他兴奋地对我说：“叶副主席很关心我。他说：‘关于你1958年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这件事我向小平同志说过，他也点了头。你给中央写个报告吧。’我当即表达了自己也迫切希望申诉的心情。”粟裕的兴奋是有理由的。在与叶副主席谈话之前，时任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同志，也曾当面指示粟裕，在适当的时候，在党的的会议上，把1958年这件事说一下。现在叶副主席又郑重提议，粟裕和我当然很高兴。因此，回到北京后，粟裕就立刻写了这份报告，送“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审阅。

　　

封神老沙

粟裕的报告送上去后，叶剑英10月16日就作了批示。楚青至今对这份批示能倒背如流：

　　叶副主席批示说：前不久萧克同志看我时，也曾提到有关那次会议反教条主义的事。我认为五八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那次会议的错误，我建议总政组织力量，认真地研究，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时候，妥善处理。

　　叶剑英将粟裕的这份报告批送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黄克诚、耿飚、韦国清、杨勇等人审阅。叶副主席办事非常细致，他指示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将批件送交粟裕看过。粟裕很激动，他要我将这份批件抄录一份。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份批件，除了黄克诚、陈云同志因病未阅外，其他六位都画了圈。

　　尽管如此，但是，为粟裕平反的文件一直迟迟没有下文。根据楚青的叙述，其大致过程如下：

　　粟裕看到叶剑英的批件后，曾两次向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询问办理的情况，但未得到明确的答复。

　　1980年春节期间，粟裕看望了聂荣臻副主席，他汇报了自己向中央写了申诉报告和叶剑英已批示总政办理的情况，请聂荣臻为这件事说说话。聂荣臻即表态说：“这件事应该解决。那个时候说话上纲都是很高的。但总政写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等送到我这里，我会说话的。”稍后，粟裕又看望了徐向前元帅。徐向前也表示，这件事应该解决。3月初，粟裕又将给中央的申诉报告抄了两份，分别送给肖劲光和萧克。

　　叶剑英的批示已经5个多月了，仍没有音信。粟裕不免有些着急。3月10日，他再一次给陈云和叶剑英写信。在给陈云的信中，他说：“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我向中央写了这份书面申诉报告。我恳请您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予以批示，促使我的冤案能早日得到解决，使我放下压在身上二十多年的沉重包袱，在有生之年能够心情舒畅地贡献出全部精力，为国防现代化作出微薄的贡献。”在给叶剑英的信中，粟裕写道：“听说您对我的报告作了批示，我非常感谢您老人家对我的一贯关怀。为了使我的问题能早日获得公正、合理的解决，我再次恳请您老人家能为我的问题再说一说话。”

　　叶剑英、陈云接到信后，向总政了解了一下情况。中办向粟裕转达说：据总政说，报告已写好，不久即可上报。

　　在南京的粟裕得知后，当即要求秘书向总政报告：“我要求总政在做出结论上报之前，将有关我的结论部分同我见面。”

　　6月12日，粟裕在上海见到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他向胡耀邦报告了自己申诉的问题。胡耀邦当即说：这件事要解决一下，要找个机会在中央的会议上议一下。

　　7月15日，因腰椎错位已入院的粟裕再次向总政了解情况。总政回答说：5月13日总政党委曾讨论一次，感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涉及很多事和人，对会议本身如何评价应慎重，应由中央来作，对批评错了的同志应给予平反。当时就责成总政组织部和军纪委对批评错了的同志起草平反决定。现决定已草出，尚未讨论。讨论后上报前要送给粟裕同志看的。

　　到8月份，来自总政的消息说：总政党委讨论后认为，这件事涉及对军委扩大会议的评价问题，要等中央讨论后再定。

　　这一结果，使渴望看到平反决定的粟裕既大失所望又困惑不解。此后，平反的事也石沉大海。病中的粟裕已无力过问，而楚青为怕粟裕再受刺激，也不敢再提此事。

楚青向中央申诉

　　1981年2月1日，粟裕脑溢血发作，此后又频繁发作脑血栓。楚青感到很痛苦。她知道，1958年对粟裕的错误批判，是粟裕心中永远的痛。她不忍心让粟裕背着沉重的包袱离开人世。为了不让粟裕受到刺激，她在反复思考后，决定自己出面替粟裕向党中央申诉。

　　1982年12月16日，我考虑再三，鼓起勇气给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陈丕显写了一封信。陈丕显同志曾长期和粟裕一道工作过，对粟裕比较了解。我在信中先追述了粟裕写信及中央有关领导对此事的意见。我说，我是相信中央、军委会为他作出公正的结论的，我也相信他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已足够为自己作出正确评价的。但是，作为亲人、同志，总是希望让他在尚能正常思维的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党的政策的落实；而实在不忍心让他终于背着沉重的包袱去见马克思。

　　楚青知道，为粟裕平反的事之所以搁浅，是因为总政认为会涉及到对1958年那次会议的总体评价问题。为此，楚青在信中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我要求考虑到他的病情实况，把他的问题同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全面评价分开处理，先行为他作出平反的决定，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对他的错误批判。我认为这是符合中央领导同志圈阅的，叶副主席1979年10月16日批示精神的。”

　　楚青并将一份“追记粟裕同志为1958年受批判向中央申诉的有关过程”的书面材料，一同报送陈丕显。
　　陈丕显收到材料后，附上一封信转给胡耀邦和杨尚昆。他在信中写道：粟裕是自己的老领导，长期在一起工作，他对粟裕的政治品质和他几十年来为战争作出的贡献是了解的。希望中央能在粟裕尚能正常思维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胡耀邦考虑到自己对1958年那次会议的情况不了解，就将这份材料转给杨尚昆来处理。

　　以上情况，是陈丕显在电话中通知楚青的。陈并告诉楚青：听尚昆同志的意思，似乎当时会议没有对粟裕同志个人形成文字结论，准备再看一下材料，再研究一下，也许在适当的时候，由某位负责人同粟裕同志谈一下，说清楚中央对粟裕同志是了解的，像这类事情不存在了，已经过去了。楚青对此有自己的想法。她回忆说：

　　我向陈书记反映说：当时虽未做出文字结论，但会议文件，包括简报，那些诬陷不实的发言、粟裕同志违心的检讨等材料都已存入档案，军事科学院就有一套，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阅看，所以其流毒和影响至今还在扩散、传播。因此希望有个文字平反材料为好，要不然，在组织上同粟裕同志口头上说清楚时做个谈话记录，同原来的材料一并存档。丕显同志听了我的话，建议我直接同尚昆同志联系请示，希望能对这个问题早点有个结果。

　　按照陈丕显的指示，楚青在1983年2月2日有了向杨尚昆汇报请示的机会。她首先感谢杨对此事的关注，感谢他对粟裕的关心和信任，并请他理解粟裕痛苦的心情。杨尚昆说：我同张爱萍、余秋里商量了一下，研究出一个方案，即宜粗不宜细，发一个文件，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全部收回、销毁。收文件时可以派人去收。文件上可以写销毁也可以不写，待收回后再由办公会议作出决定销毁。另外，同粟裕同志谈一下，明确说这件事已经不存在了。要谈就是我去谈。

　　楚青汇报说：据我了解，粟裕本人没有设想过要逐项地甄别他的问题，这已是历史问题了，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但是我觉得如发文件收回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以注明“撤销”“销毁”为好，否则将弄不清楚。楚青并说：我这次申诉是背着粟裕的。因为现在他的病情已不可能由他自己催问或再申诉，而我对能否有结果也无把握，生怕如果得不到处理，将更使他受刺激。

　　最后，杨尚昆告诉楚青：你可以同粟裕同志说说。可以说你有这样的设想，也可以说是我的设想，听听他的意见，不算是最后定下来，他有什么意见我们还可以考虑。过了年我再找你来，你把他的意见告诉我，然后我来办。

　　2月4日，楚青对粟裕说了自己给中央写信及与杨尚昆谈话的内容。粟裕冷静地说：“好！这件事了了，我也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了。”他要求楚青记录下他自己的意见，转陈杨尚昆：

　　一、衷心感谢您亲自主持来解决我的申诉，衷心感谢中央、中央军委对我的关心。我因病不能前来当面致谢，要楚青替我向您表示谢意。
　　二、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一个历史问题，情况复杂，牵涉的人也不少，我完全同意按照宜粗不宜细的精神来处理。我也同意您的意见，不再就我个人的问题写文字的东西，而是把这次会议的问题一次解决掉。我相信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将大大有助于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光荣传统，并有利于肃清所谓“反教条主义”的流毒，加强我军的革命现代化建设。
　　三、对于起草文件有几点具体要求：
　　1、要求文件明确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不要使用“收回”字样。因为这次处理是政治上作出处理，如果使用“收回”，容易理解为是就文书档案作出的技术性处理，若干年后还会产生歧义。
　　2、撤销的范围，应包括文件、发言、简报、记录等全部会议材料，存放在个人那里的，由组织上收缴。
　　3、请求由中央军委办公厅派人负责收回全部文件、材料，并负责销毁。
　　1983年4月，粟裕的病情加重。4月30日，杨尚昆来医院看望他。看到粟裕被病痛折磨的样子，杨尚昆出来后对楚青说：粟裕同志病得这样痛苦，今天我就不对他讲那件事了，等他好些再谈吧。
　　1984年2月5日下午，粟裕带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了人世。

楚青继续申诉

　　粟裕离开人世，楚青一时陷入到悲痛之中。她知道，只有她才能继续为粟裕申诉了。

　　2月6日，正在上海的杨尚昆打来电话说：粟裕同志有个疙瘩，这件事我还没有给他办好。要在这次讣告中来解决。我同爱萍同志商量了。打算从正面讲，把一些流言蜚语，不实之词推倒。

　　

封神老沙

尽管杨尚昆有这样的愿望，而且在起草讣告的过程中，楚青坚持要加上1958年粟裕蒙冤的一节，但是在后来发布的讣告中，对于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仍未提到。

　　楚青对此很有意见，但也无可奈何。此后，她似乎觉得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楚青说：
　　在治丧期间，不少老同志要我向中央要求为粟裕同志平反，他们情真意切声泪俱下。我却难以表达自己的心情，也无法向他们陈述种种情况。郭化若同志为这件事几次来电话。他说：“中央说正面平反，无非是评价高一点。讣告是对外的讲不得反话。而平反是有反才平，只有承认原来撤销他总长的命令是错误的，至少是考虑不周，那才行。这个平反可以在内部传达。这次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没有机会了。建议您还是去找一下陈云同志。我是一个红军，是粟裕同志领导下的一个兵团干部，我随粟裕同志去的日子不远了，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建议。请把办的结果告我。”

　　肖劲光同志在粟裕同志去世的次日，就写下了《悼念粟裕同志》一文。他在文章中正面提出了1958年的问题。当他将文章送给我征求意见时，我百感交集。肖公文中有这样一段话：“1958年所谓反教条主义时，他遇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与我谈话时，问我对粟裕的看法，我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同志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尽管这段话说得很温和，但我估计不一定能发表。后来果然报社提出要删去。肖公不同意。他们再次动员，说是中央精神，是上面让删去的。肖公就表示，文章我就这样写，删否由领导上决定。最后，发表时还是删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楚青决定，对1958年的问题不再提了，集中精力编辑粟裕的文集。但是，等到她看到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的“粟裕”条时，她又不得不再次为此事而苦恼。

　　粟裕和萧克在1958年都遭受到不公正批判，但是，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征求意见稿）中，在“萧克”条中写有“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批判而离职”，而在“粟裕”条中却一字没有提。楚青看到后，觉得很纳闷，为什么在“粟裕”条中不提？为此，她再一次求见杨尚昆，诉说自己心中的疑惑。楚青说：

　　1986年4月23日，杨副主席接见我。我说：大百科全书的条目中对萧克同志平了反，而对粟裕同志却没有提，这岂不是要使粟裕同志蒙冤千古？我恳请杨副主席解决当前大百科全书条目中的问题，要求比照“萧克”条，在“粟裕”条中写上相应的内容。我向杨副主席反映了肖劲光同志《悼念粟裕同志》一文中被删节的情况。因为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回忆粟裕的《一代名将》一书，胡耀邦同志题写了书名，其中收录了肖公的文章。我恳请杨副主席同意恢复被删节的那一段。杨副主席说：大百科条目我找来看看，“萧克”条写了，“粟裕”条也应该写。我看过后找他们研究个办法。肖公文章上的那一段，可以写上。肖公讲的，总不是假话嘛！

　　其后，经过了一番周折，1987年，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粟裕”条中终于写上了“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一句话。楚青感慨地对我说：“不了解情况的人难以想象，这淡淡的一句话也是多么来之不易啊！此后，我对粟裕蒙受的不白之冤能否得到真正的平反，已不抱任何幻想了。我把全部精力放在整理编辑《粟裕战争回忆录》和《粟裕军事文集》上，以此作为对他永恒的纪念，同时也平衡自己的心态。”

军委再次受理，粟裕的不白之冤终于平反

　　转眼几年过去了，粟裕逝世10周年的日子来临了。粟裕的一些老部下对他所蒙受的不白之冤一直挂怀在心。1993年10月28日，粟裕的老部下、南京军区离休干部金冶、谭肇之、秦叔瑾、黄野松、黄亦凡5 人联名给中央军委写下了《建议召开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座谈会的报告》。报告中说：

　　我们建议中央军委，通知南京军区（粟裕同志长期工作、战斗过的老单位、老地区）届时召开一次“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粟裕生平事迹座谈会”，邀请原华东有关同志到会，并请中央军委一位领导同志出席讲话，和大家一起照一次相。……这次军委领导同志讲话中，能讲到粟裕同志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中虽受到了委屈，自己仍能正确对待。这就给他摘除了“个人主义错误”这顶沉重的帽子，消除了压在楚青同志（粟裕夫人）及其子女还有许多新四军和华东老战士心头的阴影。经过“粟裕同志纪念集”（纪念会或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文等）的发表，各种新闻媒介的传播，大家从军委领导同志讲话和纪念集出版的实际行动中，就会了解中央军委已用这样的办法，对粟裕同志的光辉一生作出了正确的评价，认真贯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倒了过去的不实之词，恢复了粟裕同志应有的荣誉。如果“纪念会”或“座谈会”都不方便召开，到粟裕同志逝世忌日（明年2月5日），请一位军委领导同志发表一篇纪念文章，以达到“平冤狱”、恢复名誉的目的，以慰革命先烈于九泉之下，粟裕同志的亲属和许多新四军、华东老战士，也都会由衷地感谢党。

　　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傅奎清看到这份报告后，非常赞同，并致信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于永波。信中说：

　　他们建议报告的中心是恳请军委撤销一九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中对粟裕同志不公正的批判。那次军委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金、谭等同志报告中所例举的事实是实际的。为了恢复粟裕同志应有的声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因此，我也赞成金、谭同志的建议请求。是否有当，请审定。

　　楚青在11月17日接到谭肇之的信后，才知道这件事。她回忆说：

　　于永波主任接到信后，立即批示总政宣传部研究。军委领导的批示说：以什么方式什么时间问题再定，先把事实搞清楚。总政宣传部找我和粟裕的秘书了解情况。1994年2月3日，我得到消息说，总政领导和军委首长对南京五位同志的报告很重视，一致认为应该解决，张震副主席很支持。关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决定以写文章方式。文章由谁署名尚未决定。赶在2月5日是来不及了，具体时间另定。

　　2月5日，粟裕逝世十周年。当时的中办主任来我家悼念粟裕。谈起这件事时我说：听说现在军委领导同志准备写一篇文章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渴望文章要明确说明粟裕同志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并且最好能由总书记署名。文章写好后能让我看到。中办主任当即表示说，一定把我的想法向总书记反映。

　　这天，张震副主席也来了。我也表达了我的想法。我说，粟裕现在不在了，其实文章再怎么写，他也不知道了。不过人总是有感情的，我总希望党能说一句公正话，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我这一辈子也就只有这么一个心愿了。张副主席说，本来文章在粟裕逝世十周年发表最好，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现在要考虑发表的时机。

　　其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1994年11月，这篇文章终于写好了。除了分送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审阅外，并报送了军委主席。军委决定，文章由军委刘华清、张震两位副主席署名。12月7日，中办主任打电话给楚青说：为粟裕同志平反的那篇文章，军委已经批发了。

　　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刘华清、张震署名的《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文章除了对粟裕革命的一生作了公正全面的评价外，最核心的是明确指出：

　　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谈起读到这篇文章的感受，时过10年，楚青依然不能自已：

　　这篇文章不是一般的个人纪念文章，而是组织上以文章的形式为粟裕平反的文件。粟裕蒙冤三十六年，终于大白天下。那时，我拿报纸的手都颤抖了，心情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想，尽管粟裕本人不能看到今天这个结局，但他若地下有知，必定同我一样歌颂我们伟大的党。我们党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克服历史上出现过的失误。

　　楚青告诉我，为纪念粟裕逝世20周年，一些老战友、老部下正在筹备纪念座谈会。愿此文能化作心香一缕，祭奠这位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的英灵。（责任编辑　赵友慈）

封神老沙

以下引自2002年10月版《慰英灵——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


粟裕的申诉报告

华主席，叶、邓、李、陈副主席：（注：分别为中共中央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

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鼓舞下，我对1958年彭德怀同志利用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提出申诉。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召开的。会议的任务是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全国解放和抗美援朝胜利后，我军面临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由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这两个历史性的转变，军事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大家缺乏经验，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各方面意见较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总结八年来的军事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会议上，毛主席对军队建设形势作了正确的估价，指出：“同志们大多数都说，八年来基本上搞的好，有些缺点、错误。”“基本方针是没有错的，但工作有很大缺点。”毛主席还为我们承担了领导责任。但是，彭德怀同志背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以及正确的东西，上纲为“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把肖克同志打成这条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是批了刘伯承同志；同时又把我做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拿来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坏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把会议引向了歧路，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对我搞突然袭击，实际上把我一棍子打死。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也有一些争论。他抓住我在工作上和处理问题上的某些缺点和我性格上的弱点，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反党反领导”、“向党争权”、“阴险卑鄙”、“告洋状”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打成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份子而置于死地。为了把我的问题搞到外部去，还组织地方干部参观大字报。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做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做检讨。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检讨，（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遭到猛烈批判深感意外，对被强加的种种罪名困惑莫名，在家中连续七天闭门反省，百思不得其解。高度紧张的思虑，引发血压升高头昏脑胀，无奈中由楚青代写了这份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就是这样，彭德怀同志还不放我过关，以后他竟在中央说我“里通外国”。

我向中央申诉：我在总参工作期间，由于我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又没有在首脑机关工作的经验，工作没有搞好，对我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是，彭德怀同志发动对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目的是要把我打下去。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包括我在总参工作期间，尽管在工作上、思想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是我对党对人民一直是忠诚的，任何时候没有反党反领导，没有向党争权，没有在背后搞过任何同志的鬼，没有任何两面行为。我深信，我参加革命五十多年的实践是足以证明自己的，（注：1959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粟裕出席了8月2日至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会后他回到北京家里已是深夜，我正熟睡。往常他见我睡熟总是轻轻进来以免影响我，这次却推醒我，“快醒醒!快醒醒!”庐山出了大事了，彭德怀挨批了。”“有个下午，少奇同志对我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还有位老战友也建议我乘 此机会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我没有发言。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楚青）也是经得起组织上审查的。

在这里，我还要向中央报告，听说现在还有人说，1943年饶漱石赶走陈毅同志，我是支持饶漱石的。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我想这是1958年对我的批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1943年华中抗日根据地还处于被敌人分割和多层封锁的状态，军部在淮南地区盱胎县黄花塘，一师师部活动于苏中海安、东台地区。当时我们对军部的情况很不了解。对饶漱石制造的“黄花塘事件”我们根本不知道，事后也没有听到传达。我是后来才从长期在黄花塘军部养病的一师政委刘炎同志 ( 已故 ) 处听到一些传闻。解放战争期间，我经常在前方，几乎全部精力集中于打仗。我对于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完全不知道，这一点即使在1958年的高压下，我也是坚持了的。我对陈毅同志一贯是尊敬的，而且认为华东部队必须由陈毅同志来统率。1947年，军委要我带六纵 ( 王必成纵 ) 到鲁西南，同已在鲁西南的陈 ( 士榘 )、唐 ( 亮 ) 部队会合，统一指挥这六个纵队。我当即请求，这六个纵队是华东的主力，必须由陈毅同志亲临指挥。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是随陈毅同志一起去的鲁西南。1948年5月初我随朱德同志（注：这是笔误。粟裕同陈毅于1948年4月25日从濮阳出发前往西柏坡，5月中旬朱德总司令在陈毅、粟裕陪同下亲临华野指挥机关和部队驻地濮阳。）、陈毅同志一起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作战方案。汇报结束后，毛主席对我说，以后华野就由你来搞，陈毅同志要到中原去。我立即请求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主席说，那边必须陈毅同志去。我又请求说，如果陈毅同志必须去中原，华野也仍然要由陈毅同志兼。当时毛主席同意了我的请求。如果我有排斥陈毅同志的思想，那不正是机会吗? 这些历史事实是有案可查的。

我记得1958年批判我，硬说我一贯反领导，我曾说了这件事。我还举了另一件事来说明：1946年，中央任命我为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同志为副司令。我认为张鼎丞同志是党内很有资望的老同志，新四军二支队时他是司令，我是副司令，华中军区司令应该由他任才好，我压下了这个任命，向中央做了报告。后来，中央同意了我的报告，下达了新的任命。但是，当我讲了这些情况以后，彭德怀同志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压我对此做出检查。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当时对我的批判是如何不实事求是。

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做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的检讨等等，均已做为历史文件存档。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但是，由于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中央对彭德怀同志的功过是非也已做出评价。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

此致
                                                                                                                                                                     敬礼

粟裕    1979年10月9日

封神老沙

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

2006年06月30日  燕赵老年报

毛泽东指示吸取朱可夫教训

    对全国胜利以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指挥，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高度警觉。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说过，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
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1958年，毛泽东对军队整风的指示，就是毛泽东旧话重提，捡起朱可夫这块“石头”，向军队的将帅们抛了过来。

    朱可夫，苏联元帅，1957年10月27日前为苏联国防部长。此前，朱可夫为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朱可夫本人因此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升为主席团委员。但也正是这一着，引起了苏共党内高层对朱可夫的警惕，并采取了反制行动。随后朱可夫被撤职。

    11月3日，苏共中央公布《中央全会关于改进苏联陆军和海军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谴责朱可夫试图削弱党组织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企图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从而“破坏了党的列宁主义原则”。中央全会认为，朱可夫丧失了“列宁教导我们的党的谦虚精神”。他以为他在“我国人民及其武装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一切胜利中是惟一的英雄”。朱可夫辜负了党对他的信任。

    这就是历史上的“朱可夫事件”，也是它所以引起毛泽东关注，要求“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并从朱可夫错误中吸取教训的重要原因。

　　军委扩大会拿粟裕开刀

    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会议的中心主题。林彪在1959年8月31日军委扩大会议第一综合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在他（林彪）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以后，就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于是他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彪这番话说明，是他的意见才使毛泽东下决心扭转了会议的主题。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何以会以批判总参谋长粟裕的“个人主义”揭开序幕？从上述毛泽东要军队将帅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训来看，就非常明白了。因为，彭德怀作为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决不会意识到毛泽东抛的这块石头是朝着他来的。彭德怀理所当然要寻找不服从他领导的人，这便是总参谋长粟裕。

    粟裕就任第二副总长时，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治疗休养，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总参谋长。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粟裕先后在聂、彭二帅领导下，工作上难免发生碰撞。例如：1952年7月，聂荣臻任代总长时，对呈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文件有所控制。据时任总参作战部部长的张震回忆：“……后来毛主席召开会，把几个老帅都找去，我也被叫去。毛主席对我说，早先还见得着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也看不到了，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毛泽东批评后，粟裕认为自己也是有责任的，便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不料毛泽东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不但写上“此种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作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对聂又作了批评。此事，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解。

    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粟与彭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存有分歧，有时粟还与彭据理力争。因为这些问题，在1958年5月26日的中共中央军委预备会议（亦称小型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检讨。27日，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幕后，会上强加给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等罪名，迫使粟裕在会上进行检讨。

    批粟裕，毛泽东最初是表示支持的。5月30日，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传达毛泽东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于是，会议从6月7日起，扩大到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人员增加到一千四百多人。批判粟裕的调门一再升温。但是，粟裕终究不是毛泽东预先要批判的对象。有一次毛泽东找萧劲光谈话，问萧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点头赞同。就在粟裕第二次在大会作检讨之前，毛泽东为粟裕说了一段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

    7月14日，粟裕在大会上作第二次检讨，把别人强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认了下来。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面对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后来转向反对教条主义，刘伯承、萧克等成了批判的重点，但也很难说实现了毛泽东要军队吸取朱可夫事件教训的初衷。因为刘、萧两人只主管军队训练工作，并不掌握指挥大权。黄克诚后来回顾1958年会议时说：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也许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

　　毛泽东眼中的中国朱可夫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除直率敢言惹祸外，还因与毛泽东在历史上多有芥蒂有相当关系。1959年4月5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揭了一通彭德怀的老账，他说：我这个人是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两个人斗……我是寸步不让，你一炮来，我一炮去。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讲话中，除了批彭德怀在路线问题上发生了“动摇”，“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等等外，更尖锐地提出：“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如果说，林彪对1958年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的意图没有摸透，可这次批判彭德怀，他是完全心领神会了。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批彭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随后，毛泽东就接过来对彭说：“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毛泽东这一席话，明确道出了他要军队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训，所指的对象正是彭德怀。据《新闻午报》

封神老沙

崩溃没？小朋友，呵呵。   

钢块

引用：

封神老沙 发表于 2009-11-22 22:49
崩溃没？小朋友，呵呵。   

有点

封神老沙

引用：

钢块 发表于 2009-11-23 13:01
有点

呵呵，不瞒你说，虽然额早有准备（原来也有这个认识），但真见到了这些史实，额都有点要崩溃的感觉，力度太大。

史实面前，扭转自己原来的、被忽悠的惯性认识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

封神老沙

有机会，额再爆点重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