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苏为师”的新中国语文教学

飞鱼

新政权刚刚建立，有关决策者就要求中小学教材必须统一供应。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就指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的政策。”

1950年12月1日,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了以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亲笔题写了社名。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社长、总编辑，教育部视导司司长柳缇兼任副社长、副总编辑。

新中国百废待兴，尽管有了临时的语文教材，但尚来不及制订教学大纲，只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名义发布了编辑大意，提出了听说读写四项并重的教学原则。

1951年7月，人教社第一套初中语文教材出炉，其编辑大意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

这套新中国首套正式的语文教材尽管首次提出听说读写全面训练的问题，注意文字和口语的一致，但后来的研究者认为，限于当时条件，仍存在总体分量太轻，对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编排上各类文章混编，不分单元，缺乏科学性等问题。

1951年7月由人教社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及1953年经改编出版的语文课本，都强调从各个方面反映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清除旧社会所用的国文课本里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内容，用革命思想教育下一代。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背景下，早期的语文教材具有强烈的政治气息。根据有关“教材编辑大意”文献，当时的课文内容“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性和政治性”，规定课文要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精神，“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

最早的语文课本中涉及党史、革命史和革命领袖等方面的内容非常突出，如小学课本里的《八角楼上》《毛主席在花山》《毛主席尊敬老师》《毛主席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等等，以及中学课本里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学习白求恩》《(朱德)母亲的回忆》《任弼时同志二三事》《解放军和老百姓》《老山界》《截肢和输血》《冀中的地道斗争》《三渡天险》等。

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唯有向苏联全面学习现代化、工业化建设经验，才能提升当时极为薄弱的国力，实现民族自强的理想。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建国之初即提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

做到这一点，要求之一就是在教育体系上与苏联对接。从1949年开始，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就组织力量，对苏联10年制学校的教材进行研究和编译，此后新中国最初的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材，都以苏联教材为模本。

这也体现在语文教材上。上世纪50年代初期，选入语文教材的外国文学作品中，首选苏联作品。那些作品大多数是反映苏联现代生活的，其中不乏佳作，也有很多政治性浓厚、文学色彩相对比较弱的作品。

课本之外，课堂教学方法也几乎是苏联模式的翻版。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娜在北京一所中学观摩了课文《红领巾》的教学，随后结合苏联做法进行了评议，把苏联语文课朗读、复述、分析课文的分步骤教课方法推荐给中国。随后，分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成为中国语文课堂的中心任务，这种教学方法后来被称为“红领巾教学法”，风行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