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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肇星:幽默开讲北大第一课
李肇星将他44年外交生涯的点睛故事与同学们分享,《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也有幸聆听了这位前外长的北大第一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一娜发自北京 “我坐在这儿有点失落,更愿意坐在那儿。”李肇星指了指台下早已坐得满满的同学们的座位。
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卸任后,接过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的聘书。9月5日一早,在国关学院开学典礼上,“李肇星讲堂”开张了。开口的第一句话,李肇星就展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他不愿别人叫“前外长”,愿意被称为“北大同学”。
从赏国画论国际形势
“丈山尺树,寸马分人——国际形势观察”是第一课的题目。
“前两天我读到唐代诗人王维的《山水论》,讲的是如何看国画。今天我就现学现卖。”李肇星开始破题——“画中山,以丈来量。画中树,以尺来测。画中马,以寸来量,画中人,要根据他的表情、动作、神韵来细细揣摩。观察画中人,也最难。”
李肇星顿了顿,将话题从赏画引入观察国际形势——“其实看画的四种境界,也可以借鉴到观察国际形势中。既要登高望远,有战略眼光。又要脚踏实地,细致入微。”经李肇星这么一点拨,台下同学们才恍然大悟。
而这,只是李肇星破题的开始。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为同学们带来了一顿盛宴。
讲述与麻生的“洗手间外交”
都知道外交需要灵活,但有时一些沟通手段灵活得让你想都想不到。
“有些问题坚决不能让步。比如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李肇星讲课始终面带微笑,但说到原则性问题时,表情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担任外长期间,李肇星见证了中日关系从冰冻三尺到春暖化冰的全过程,其中和日本前外相麻生的一次谈话,让他记忆犹新。
“去年中日高层关系还很僵的时候,我和他共同出席一个国际会议,他看我上洗手间,就跟了出来,而且拦住手下没让他进去。就这样,我们在没有媒体记者的打扰下,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畅谈了20多分钟。”
“这次轻松愉快的交谈,也为中日两国外交领导人加深相互了解、增进互信奠定了基础。”李肇星这样回忆了这次特殊沟通的成果。
后来,麻生并没有把谈话细节透露给日本媒体,但是却用了这样的措辞,“我和李肇星在双方都‘方便’的地方进行了真诚的沟通和讨论”。
批评美方的“文革思维”
外交舞台上,不仅要适应多样的谈判方式,还要灵活应对对方的“挑衅”。
“一次我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中美外交谈判。没想到美国代表团一开始就谈起了人民币汇率问题。”
李肇星便如是回击——“我没有直接回答他们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我觉得不应该将货币问题政治化。我告诉他们,以前我们‘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事物判断都非左即右。连地里的庄稼都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在我们已经彻底否定了‘文革’,而你们还抱着极端的文革式理论来看中国的货币问题,不觉得不合时宜吗?”
他告诉同学们:“有时外交谈判都是针锋相对,你要说服对方,就要靠独特的思维方式来取胜。”
被常识性问题“难倒”
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驰骋风云的李肇星,有一次被看起来简单的常识性问题难倒了。
“在我做外交官的第43年,也就是去年,突然有人问我,你是外交部部长,世界上一共有多少个国家?别看我是外交部长,一下子也答不上来。就去找礼宾司和国际司司长,他们告诉我大概有200个国家和地区。我一听这不就是外交辞令吗。‘别拿发言人那一套回答部长提问。’我们三人都回去查找资料,根据我们三人的标准,得出了共有192个国家这个结果。”
在李肇星看来,这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我觉得做什么事都要心中有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次一个国家派访问团来中国,问你们中国有多少人口,当时咱们官员说有六七亿吧。对方一听就很惊叹,‘中国真伟大,一差就差1个亿。’”
台下同学笑声一片,但李肇星并没把这只看成一个笑话。“我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治学中,要实实在在,多用事实证明观点得出结论。这样才有说服力。”
正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给我们讲的都是鲜活生动的实例和他的切身感受,很难在书本中学到。”北大国关学院研究生一年级学生王田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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