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之变

彼得大帝

这次危机之所以发生，不是规则有太大的缺陷，而是执行规则的力度不够

　　正当美国国内对金融改革的方案达成一致时，以希腊为代表的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了。
　　4月，巴塞尔委员会出了两个重要的咨询文件，讨论关于银行资本金和充足率的银行监管提案。同时，各国的银行正以各种方式游说政府，强烈要求撤销新的改革措施。
　　仔细阅读这些提案之后，我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这些提案是否能阻止下一次危机，还很难说；第二，我不认为所有的提案都适合新兴市场国家。
　　银行监管规则的改变，就像足球比赛的裁判一样，在目睹比赛中每个人都违反规则、致使比赛陷入混乱之后，要求改变游戏规则，以使比赛重新进行。这次危机之所以发生，不是规则有太大的缺陷，而是执行规则的力度不够。
　　目前还没有发达国家严格执行巴塞尔协议ii。巴塞尔协议ii的出发点是资金的效率，而不是资本充足率。在危机爆发之后，人们才惊奇地发现，金融市场里错综复杂的规则使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只有2％，而市场每天的波动幅度可达5％，每天的流动资金是资产的1％。实际上，当危机来临时，央行成为最初借款人，而不是最后借款人。正如格林斯潘在1999年提醒亚洲国家时所说的，银行系统没有备用轮胎。
　　为什么西方的银行业这么反对监管规则？答案其实很简单，低资本充足率（即意味着高杠杆）是银行家获得高额奖金的来源。
　　我们现在都赞同，银行不能因为太大而不能倒闭。但是对希腊的救助表明，对于大联盟中的国家，即便很“小”同样“不能倒闭”。所以，现有体系下，没有什么可以倒闭。
　　有效的金融监管意味着，你要一直执行规则，通过一步步的小举措来预防危机。小而迅速地执行可以有效阻止大的危机。
　　第二个问题是道德风险。金融监管的第一条准则是：易懂、易学、易行、易用。这是为什么我们采用原则监管。然而，被监管者更喜欢规则监管，因为在规则监管下，随着市场总有新的东西不受规则约束，规则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也更加易于他们操纵。
　　例如，通过各种手段，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就可以被变相降低。第一种手段是改变资本金的计算方法。资本充足率是由分子（资本金）除以分母（资产或负债）。分子可以用很多方式改变或稀释，例如二级资本，包括次级债或银行持有股票的未实现利润。在稀释之后，核心资本充足率（实收资本加上留存收益）就从8％降低到2％。
　　第二种手段是改变分母。银行是用风险加权资产作为分母，而不是用精确和简单的总资产或总负债（包括或有负债和表外负债）。例如，如果获得评级机构的投资评级，那么主权国家债券的权重是零。但是，评级机构可靠吗？希腊国债的评级在一夜之间就由投资级别降到垃圾债券，就连抵押借款也被给予很低的评级。
　　第三种手段是把一些负债放到资产负债表之外，这些负债就不需要补充资本金。这是创造衍生品的主要用途，即把负债变成或有，使它可以存在于表外。现在我们知道，在系统性的危机中，或有负债将成为真实的负债，回到资产负债表中。
　　第四种手段是说服监管者相信，富有经验的投资银行家可以用内部风险模型衡量他们的风险。但事实证明，现用的内部风险模型是不灵的。
　　第五种手段是把负债转移到国外，彻底摆脱国内监管者的视线。这就创造了影子银行系统，这样的机构只有少量监管或根本不受监管。
　　这些花招意味着，对于每条规则，都至少有五种方法绕过它。然而，规则越复杂，逃脱规则就越简单，道德风险也越大，最后由国家承担成本。当人们不理解规则时，他们责备规则制定者，而不是破坏规则的人。
　　巴塞尔委员会决定，在五个领域进行监管改革。第一，资本金的质量、稳定性和透明度必须提升。第二，资本金的风险范围要缩小，以限制上述我提及的规避手段。第三，用整体的杠杆率作为最小风险框架的补充标准。这能有效约束危机前杠杆倍数变得很高的公司。第四，应该有反周期或提取动态准备金的机制，使得风险越高，准备金或资本金也越高。第五，对于国际化的银行，引入全球最低流动性标准。
　　这些改革的规则都很有意义，但是能阻止银行犯错误吗？我将在下篇文章中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