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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曹豫生/文
发生在今年的“通钢事件”，激起了媒体和网络的广泛报导。在吉林省政府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国资委官员声称此恶性事件的原因之一是通钢职工中存在着“国有情结”，因此被人利用了。这位国资委官员的说法多少让人觉得怪怪的，因为按照国资委的职能，他们应该有比职工更浓厚的“国有情结”，可是这位官员却表现出了对“国有情结”的厌恶。
不过经过这次记者招待会，“国有情结”一词爆红，现在也有人称之为“国企情结”。中国左派们立刻在网上为“国有情结”欢呼呐喊，甚至认为“国有情结”就是社会主义情结。我在网上还看到一本由中国工人研究网编写的《通钢事件与国有情结》一书，这本出版物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这本书是媒体网友的评论资料汇编，书中都是为“国有情结”鼓与呼的。当然右派们，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大部分对“国有情结”这一话题保持沉默，一小部分表示“忧虑”。
不知大家想过没有，如果真有什麽“国有情结”，那以前为什麽从没见人提过？左派号称最关心工人阶级，为什麽没有发现国企职工中存在着“国有情结”？这个词偏偏是一个要让国企私有化的政府官员说出来的，这是为什麽？依我看，这个“国有情结”根本不存在，这个政府官员说出这个词，其实是为自己的行为引起的严重後果寻找借口，而左派却把它当成了宝。
我本人是一个国企的干部，我大学毕业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国企度过的，我想我虽然不懂理论的东西，但国企职工的身份让我多少有点发言权。我刚毕业工作的那家国企公司，曾有一个和一家德国公司合资的机会，这家德国公司在行业里也算是知名公司了，当时合资的条件是我们公司要裁员三分之二，当然裁减下来的人并不下岗，我们母公司承诺接收，安排工作。剩下的三分之一进入合资公司，德国公司承诺新公司人员的工资比现在要提高至少一倍。当时我考虑到自己的能力和工作表现，认为自己进入合资公司没有问题，为此我还兴奋了不少日子。我们公司的其他人也是很想进合资公司的。可是後来因为意想不到的原因，合资没有搞成。当时我可看不到一点“国有情结”。
既然没有什麽“国有情结”，为什麽通钢工人会激烈的反对企业改制呢？我们也应该注意，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职工的不满和反对。而当“国进民退”时，却似乎从没有发生过私企职工的反对。这些年“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国企职工的反抗越来越激烈，有很明显的暴力化趋势。不仅通钢，在河南林钢的国企私有化过程中，职工绑架了政府官员，要求终止企业的私有化。就在前几天，我还从网上看到一家国企在私有化後，职工封锁了厂门，阻止那家私企的人员进入工厂。
既然我认为没有什麽“国有情结”，那上面发生的事情如何解释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现实教育了广大的职工，企业私有化後，自己会有什麽下场。有关这些的描述已经多如牛毛了，其中的血和泪我就不多说了。当然，我不能否认，的确有不少职工对国企有很深的感情，他们有的甚至两三代都在一个企业度过，但这种感情不是“国有情结”，而是很简单的“日久生情”，这其实是人之常情。比如，日本企业有个特点，企业一般不裁员，员工一般不跳槽。那些在公司里干了一辈子的日本人对公司有感情的多了，但一般也上升不到“民营情结”。
因此，国企职工反对企业私有化的原因不是“国有情结”，而是为保卫自己和家人能过一个安安稳稳的日子，还有的甚至并不是反对改制，而只是要求得到合理的补偿，而这一点政府官员和资本家都不愿意做，继而引发了暴力反抗。今日的国企职工的反抗暴力化的趋势，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职工并不是一开始就使用暴力，基本上大家刚开始都是反映情况，或者采取请愿和静坐的方式，但是这样做的效果如何，当然没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极端手段就成了一个选项。
在通钢事件发生後，围绕着这一事件中国的左右两派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有的要“保卫国企”，有的担心妨碍了“私有化”的大业。左右两派的争论我挺失望的，他们的争论与其说是为国为民，不如说是为了意识形态而争论。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眼里，中国不论什麽时间，什麽地点，发生什麽情况，私有化总是对的，而左派则反其道行之。对意识形态，主义的崇拜已经把他们都变成了教条主义者。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对私有化情有独钟，为了把中国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他们也提出了不少的理论，有了种种形象的说法，结论是只有国企私有化才有出路。有的甚至说：“人间正道私有化”。中国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这些观点其实政治自由主义者也是认同的，不过政治自由主义者“未显恶迹”，今天主要说经济自由主义者。
经济自由主义者推行的私有化可以说是成果显着，他们的理论得到政府的认同，政府推进私有化，经济自由主义者提供使之合法化的理论，资本从中牟利。经过三方的合作，今天中国的公有经济（包括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集体企业）只占总经济的32%。因此，非公经济已经占有了绝对的优势，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还烦恼什麽？非要把剩下的国企都私有化才痛快吗？看来是这样的。在这次通钢事件中，我们可以来看看经济自由主义者言行，应该说，他们的言行是一贯的，是长期保持一致的。
中国的媒体，自由主义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像《财经》、《经济观察报》、《环球企业家》等报刊的描述和评论，这些媒体基本上属於自由主义媒体。这些媒体的调查报导，有的描述事件是“不明真相”的工人被利用了，有的描述建龙的无辜及受到的伤害，有的斥责吉林省的投资环境等等。说实话，这些媒体的报导我一点也不奇怪，他们报导的基调不是事实决定的，而是立场决定的。我们反过来假设这是一起职工激烈的反对“国进民退”的事件，结果打死了政府或者国企派来的经理，那麽这些媒体的报导和评论就会完全站在工人一边，不过这样的事在中国还没有发生。这些媒体和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口径是一贯的：政府及它所代表的权力是坏的，越小越好；资本是好的像个天使，歌颂都来不及；人民是“不明真相”的，不知道那些经济自由主义者和资本都是为了他们好。
其实我不太明白经济自由主义者及其媒体为什麽会使劲的批判公权力太大。我觉得全中国的人都可以批判权力，只有经济自由主义者不行，因为他们不配。经济自由主义者的私有化的主张靠什麽推进的，难道不是依靠太大的公权力吗？没有权力的强力推进，私有化就根本推行不下去，这时候，那些自由主义者们为什麽不嫌公权力太大了？还有，那些国企职工的反抗是被人煽动的，是不明真相的，这些自由主义媒体的调调和政府的话语何其相似。那些职工真的不明真相吗？这些年来的私有化进程中的种种真相大家还没瞧够吗？如果企业私有化後，大家的待遇会更好，谁不急着私有化？那时候他们会反抗国有化。
我再说一遍，我不明白经济自由主义者为什麽会骂权力，因为他们的主张都是依赖权力实现的。2004年，因为“郎顾之争”而引发了中国改革的“第三次大争论”（吴敬琏语），非主流经济学家在网络民意的支持下，向经济自由主义学者（也称为主流经济学家）发动了猛攻，对主流经济学家有关国企的种种批判和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驳斥，这些经济自由主义者实际上处於下风。这时他们做出了一个让我大为惊讶的举动，那就是寻求那个他们唾骂的公权力来压制辩论对手，有主流经济学家上书中央，要求中央“应明确表态，及时拨正中国前进的方向”，要重申邓小平的“主要是防止左”的教导。用权力来判定思想领域的是非不是自由主义者最为不齿的吗？怎麽自己好意思去干呢？中央很快就做出表态了（态度可想而知，他们不能自我否定），一位经济学家看到报导，连夜赶写评论文章，发给了《南方周末》，据说《南方周末》打破惯例，把已经定稿的文章拿下来，把这篇以《形成改革共识，再铸改革辉煌》为题的文章发出去。由於政府的出面，舆论认为，这场持续两年的中国改革第三次争论落下了帷幕。因此，现在当我看到经济自由主义者批判公权力太大时，只觉得世界真是荒谬。
自由主义者还有一个论调，那就是国企职工反抗改制是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失去既得利益而已。那麽，一个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成为既得利益者，这不是很好吗？也许有人说，工人是社会既得利益者，农民吃亏了。那好吧，如果国企改制是牺牲工人的利益，让农民得到好处，那我就不说什麽了。可是，国企改制农民得到了什麽？我想大家心知肚明。我倒想问问那些大学者们：为什麽改制让极少数人成为既得利益者比多数人是既得利益者好呢？难道邓小平说的共同富裕是错误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不是声称他们也关注公平吗，那经济自由主义者怎麽看待这个问题？
经济自由主义的路子，反对权力却美化资本，难道中国现在权力和资本不是穿一条裤子吗？凭什麽“国退民进”就具有完全的正当性？就是死人了，“通钢血案不应该给国企转制的方向蒙上任何阴影”（陈季冰）。权力和资本互相勾结把职工推向社会，谁也不管。经济自由派一个大问题就是把死死纠缠在一起的两个事物硬生生拉开，打击一个却讴歌另一个。一般的老百姓对经济自由派的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只有本本上的主义，缺少起码的同情心，看看那位陈先生的话。
通钢事件告诉我们，再也不能随随便便的牺牲谁了，再也不能藐视普通人了。如果还像以前那样，陈国军就白死了。希望他的死引起政府，资本家以及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注意。
当年，夏衍在《包身工》中，警告“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今天，我想到黑砖窑里的残疾人，小说《那儿》中的舅舅，南方冰冷机器上的断指，我想说：当心啊！当心革命的到来，革命的到来不是取决於你们“告别革命”的曲子唱的如何好听，它取决於你们做了些什麽。（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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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ror II 
发表于 2009-12-11 15: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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