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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揭开货币政策的真面目，并回答这样的问题：大量增加财政债务究竟是帮助了银行家还是实体经济？
前几天，我进行了一次短期旅行，走访一些亚洲城市，包括吉隆坡、新加坡、马尼拉、曼谷和北京。我和一些老朋友进行了交流，明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对未来进行思考。
由于习俗上的差异，东方和西方的工作方式有很大不同。在去年12月，西方人都在愉快地享受假期。我在巴厘岛遇见很多欧洲朋友，每个人都想远离寒冷的欧洲。
但在中国，我看到很多朋友回顾辛苦的2009年时，显得比较疲乏，他们正在计划2010年的政策。12月的确是总结的时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很多政策在次年1月份出来。
我见到的每个人都认为，亚洲躲避了2008年危机最糟糕时期，但也担心是否会有第二轮衰退。没有人怀疑，欧洲仍是脆弱的，希腊的财政状况仍不容乐观，日本的经济增长仍没有起色。
我个人认为，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不久前被任命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重新参与政策制定，对于美国和世界经济都是好消息。
中国有句古话，“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但是，中国也有另一句古话，叫“老马识途”，沃尔克的任命正好验证了这句谚语。
而在最近，另一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连任，这对华尔街的支持者来说是好消息，因为他坚持认为，低利率不是诱发目前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从而推行低利率以治理危机。
然而，当货币的基准价格太低时，任何商品的价格都会被高度扭曲，以致产生大量泡沫。在低利率的环境中，我们不得不面对疯狂的投机。
我从未忘记，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衍生工具。在我眼中，沃尔克是一个真正的央行家，因为他非常坦率地指出，过去20年最成功的金融创新是自动取款机（atm）。根本上来说，实体经济才是最重要的。金融工程师不要忘记，金融的目的是服务实体经济，不能本末倒置。
这不是说金融不重要。货币是实体经济的润滑剂。货币太少时，交易成本过高，经济趋于停滞。货币太多时，实体经济会陷入泡沫和疯狂的投机之中。
在当前的经济阶段，金融业还在创造大量利润，因为零利率政策实际上在补贴金融领域。
政策制定者实际上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我们是否仍要强调，金融比实体经济重要？第二，我们能把成本推迟到下一代承担吗？
自由市场假设的关键问题是，金融工程师能够说服每个人，繁荣和消费并存。 你可以让他们获得蛋糕，又愉快地享受蛋糕。
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小政府体制似乎能让繁荣永久持续下去。而这种行为导致的后果是，市场和政府都更加依赖货币政策和低税率，才能使投机性消费得以持续。
不幸的是，这种行为最终的结果是增加了财务杠杆。债务会有两种结果：把成本转移给贷款者（尤其当货币贬值或者通胀）和当你无法偿还时，把成本转移给下一代（通过更高的财政赤字）。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通缩和当前的危机中，私有部门的损失都被转移给了公共债务。
实际上，借款人获利，存款人受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储蓄者都投资房地产，为什么现在有资产泡沫。
这一切可归结为哲学上的“代沟”。像沃尔克那样老一代的央行家相信，一代人必须为一代人所犯的错误承担后果。他用高利率遏制了美国通胀，使美元走强，结果是调整了美国的经济结构，为其后近20年的繁荣铺平了道路。
而新一代的央行家，例如伯南克，似乎认为低利率不是危机的主要原因，而降低利率可以减小损失。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后果就是，把损失的成本转移给财政、储蓄者和后代。
因此，我们需要揭开货币政策的真面目，并回答这样的问题：大量增加财政债务究竟是帮助了银行家还是实体经济？
或许在5年至10年后，社会的基础设施改进了，财政部门的规模减小了，国内实体经济的竞争力提高了，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么做是值得的。
如果我们认为增加债务是解决途径，那么可能实体经济中的公司也会参与金融投机，以获得更多利润。到时，泡沫可能就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
最终还是关于激励机制问题。实际利率为负，会严重助长投机行为。庆幸的是，我见过的亚洲政策制定者意识到，这才是真正要解决的代沟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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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大帝 
发表于 2010-2-21 16: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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