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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5月，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通过对北京女六中的一堂观摩教学课《红领巾》的评议，尖锐地批评了我国长期流行的“先生讲，学生听”的语文教学方法，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具有全国影响的语文教学改革。这场改革推动了各地教师学习苏联的热潮，一时之间“红领巾”教学法风靡全国，几乎成了语文教学的唯一方法。但是，后来的语文教学理论基本上都对“红领巾”教学法持否定的态度，这是为什么呢？现在仔细梳理一下这段历史，了解其间的前因后果和是是非非，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评价“红领巾教学法”，而且也可以为我们当前的语文新课程改革提供一些启发。
“红领巾教学法”的由来
1953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在教育实习中举行了一次语文教学观摩课，当时在该校指导工作的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教授也应邀参加。教学内容是初中语文课本中的一篇小说《红领巾》的一段，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讲述法，也兼用了讲解法。这节课的结构是由组织教学、检查作业、进行新教材、巩固新教材、布置作业五个环节组成的。
在课后的评议会上，苏联专家普希金教授作了总结发言。他首先肯定了这节课的一些优点，随后就提出了几点意见：
首先，普希金不满7页的一篇课文，用了4个小时尚未教完，估计还要讲两小时。“这样不合理地使用时间，是把宝贵的光阴浪费了。而且，这样分段讲解，把课文逐字逐句地咀嚼得像粥一样烂，然后喂入学生嘴里，不可能让学生对整篇作品获得完整的印象。”
其次，每课时45分钟，教师的讲述都在40分钟以上，学生的活动不足5分钟。
另外，普希金提出，组成语文课的因素是朗读、复述、分析课文。分析课文“也应该让学生做，让学生形象地描述人物的性格，教师予以启发、引导、补充和提高。”但是，我国语文教学中，这些工作都由教师来做了，“教师过高的积极性，使学生的思维处在睡眠状态中。”
最后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普希金提出，语文课变成政治课，妨碍了语文的发展，而且“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应当形式地要求每堂课都是一样的。必须记住：在某些课里进行的多在某些课里进行的少，有的甚至没有，这也是正常现象。”
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依据普希金的意见对《红领巾》重新进行了教学设计，5月27日在北师大女附中再次试教。试教共用了四节课，第一节介绍课文来源，学生讲述故事，教师补充；第二节范读全文，分析课文，学生划出表现人物性格、品质的句子，教师在课堂上列出人物性格表；第三节划分段落，写段落大意；第四节讲写作技巧，文体特点，学生朗读。四节课每节都是由学生先讲，再由教师引导、启发，最后概括总结，获得了专家们的高度评价。
同年7月，《人民教育》发表了叶苍岑教授的《从<红领巾>的教学谈到语文教学改革问题》，文中详细介绍了普希金的意见和中文系学生试教的经过和体会。该刊同时发表题为《稳步地改进我们的语文教学》的短评，指出：“普希金给我们指出了改进语文教学的方向，北师大中文系学生已经打响了‘第一炮’，希望全国中等学校的语文教师能从此把改进语文教学的工作，再推进一步，推向新的发展方向上去。” 在这以后，全国语文教育界开展了对“《红领巾》教学法”的学习，许多学校都组织了学习讨论和观摩教学，进行教改实验，全国都掀起了学习“《红领巾》教学法”的热潮。
“红领巾教学法”的影响
由《红领巾》观摩教学而引发的这场语文教学改革，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教学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所形成的“红领巾教学法”，对我国的语文教学有着长时间的比较大的影响，在我国20世纪后半期的语文教育史上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笔。
“红领巾教学法” 对我国的语文教学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红领巾教学法”推动了教学方法的改革。“红领巾教学法”注意了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合理地安排教学时间，改革了不问学生实际一律逐句讲解的“串讲法”；注意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运用启发式教学；注意了从课文本身的分析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是对语文教学的深入研究，同时也促进了语文教学的整体改革：由“红领巾教学法”引发的讨论、学习热潮比较彻底的改变了由文言文教学法沿袭而来的教师讲、学生听的僵化局面，使语文教学特别是现代文教学有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第二，有关“红领巾教学法”的讨论还建立了现代文教学模式。在“五个环节”教学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语文教学特别是现代文教学的基本模式：（1）题解，作者介绍、时代背景等。（2）范读，讲解生字生词、学生质疑问难等。（3）分析课文，结构分析、人物形象分析、重点难点分析等。（4）总结主题思想。（5）研究写作特点。这种方法不仅使语文回到了语文本身而不是落在空洞的政治解读上，而且对普通教师特别是经验较少的教师掌握教学常规、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然，由“红领巾教学法”引发的学习浪潮，也对语文教学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后来对“红领巾教学法”的指责主要集中在“谈话法”的滥用和“鉴赏法”、“分析法”的滥用以及五环节课堂结构的形式主义倾向等方面。
“红领巾教学法”的是是非非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谈话法”和“鉴赏法”、“分析法”都在《红领巾》的试教中有所体现，但是，事实上，这些在关于“红领巾教学法”的讨论中倍受关注，在当时的教学改革中被大力推广的东西，并非在普希金提出的意见指导下试教的《红领巾》所真正倡导的教学方法。普希金在谈到克服教学中的缺点时，要求我们教师做到：精通本门业务；掌握本门学科的教学法；重视教学中的教育性；提高自己学科的马列主义教育学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部分教师还应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其核心则是要求教师们发挥创造精神，寻求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正确方法。这才是“红领巾教学法”所真正倡导的语文教学的内涵。
但是，由于当时对“红领巾教学法”的宣传和对专家意见的介绍存在一定问题，所以这种真正要学习的东西没有很好传播开去，以至于人们对“红领巾教学法”的认识产生了一些误差。比如，《人民教育》继叶苍岑教授的文章后发表了《我们试教〈红领巾〉的经过和体会》，此文是针对《红领巾》一课而设计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文章对第2课时做了重点介绍，并着重强调了两点：第一，谈话法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以提问的形式体现）。第二，分析人物时“为了引导学生有系统地有根据地把能够代表艾戈尔卡的高贵品质的行动、想法和说话的句子找出来”，准备了一个较详细的人物性格分析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缺点就是对的“谈话法”和人物形象的所谓“表解分析”倍加关注，以为找到了“《红领巾》教学法”的精髓。事实上，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将“红领巾教学法”等同于“谈话法”。对“鉴赏法”、“分析法”的认识，基本上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这种认识上的误差，使“红领巾教学法”的传播走上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对语文教学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导致“红领巾教学法”倍受指责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对《红领巾》教学过程的机械模仿。从开始学习苏联的教育教学经验起，舆论就注意引导批判地吸收学习，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往往事与愿违，走向极端。在教学改革过程中，有些教师把北京师范大学实习生教《红领巾》的过程、方法“认为是教任何年级、任何一课而皆准的公式，因而照样搬用。”“大多数教师都是搬用了这样的一套方法的，时间也分四节，每节重点也同样，第三节的分析也画一个表。北京的某些中学如此，广东的某中学也如此；东北的如此，西南的也如此。”这就完全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淖，造成了阅读教学的公式化和形式主义。
当然，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红领巾教学法”推广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章炼峰先生就针对当时的情况发表文章，批评了学习意见和改革教学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盲目照搬的做法，并较全面而详细地分析了学习意见和经验的情况，提醒教师应在教学中明确语文教学的任务：“一是通过系统的语文教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二是培养学生一定程度的说话和写作的能力，首先要求说话清楚，写作通顺，并逐渐要求达到富于表达力和艺术性。三是培养学生一定程度的阅读各种科学书籍和文学作品的能力。”叶苍岑教授也在后来的文章里这样总结了普希金的意见：“第一是了解学生的实际程度；第二是给学生新鲜的、充分的语言知识和文学知识；第三是使学生获得完整的印象；第四是启发学生多想、多说，积极活动起来；第五是正确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整个语文课里有高度的思想政治性。”应该说,这一总结是比较全面、切实的。可惜的是，它不是在介绍专家意见的开始出现，而是为了纠正大家认识上出现的偏差，“红领巾教学法”也未能因此而走上良好的发展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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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鱼 
发表于 2009-9-13 17: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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