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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增速的逐渐企稳，“新常态”重新进入了中国的视野。而在新的宏观背景下，未来十年是否可以维持高速增长？怎样的经济增速合适?如何看待经济改革政策的选择？
10月31日，在由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再生委员会等联合主办的《年会2014·镜鉴与前瞻：新阶段，新改革，新常态》论坛上，诸位专家学者就以上问题展开圆桌式讨论。对于2015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嘉宾们普遍给出了7%以上的经济增速预期，而在当前经济面临进一步下行压力之下，降息降准可谓势在必行。
此次圆桌讨论由本报副总编杨燕青主持，参与讨论的嘉宾有摩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Gene Frieda，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上海重阳投资总裁王庆，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以及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
新常态下的增长
“总体来说，中国经济下行趋势难以改变，但调整方式是好的。”李迅雷认为，制约潜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还是供给的减少，包括老龄化问题、投资增速减缓等。
李迅雷表示，在2020年之前中国可能会出现一轮金融危机的爆发，有一个调整。而在调整之后，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乐观的。“相信中国有望跨过金融危机的陷阱。”如果2020～2030年还有增长的话，应该是在4%左右。
“在全球化的模式下，不断用贸易来实现增长以及中国内部过去靠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的竞赛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不可持续, 在未来更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中国经济会处于一个比较低的增长。”邵宇认为，同时，目前改革的动力相对不足,如何能够真正走出“全球化的断裂、增长的断裂和改革的断裂”这三重断裂地带，或成为中国下一步的挑战。未来一两年可能出现一个低潮，但如果能够释放户籍改革、国企改革和土地改革的红利，加上供给端的改革，未来8～10年经济增速会在7%左右。
而在王庆看来，关键需要避免在增长过程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短期的一些政策或能够帮助经济不出现系统性危机。他指出，中国在2005年汇率改革时的人民币汇率升值不到位，导致后来股市泡沫和今天房地产泡沫的出现；新常态下的金融创新应需要金融产品定价的市场化，而影子银行带来利率的高企，更多反映的是不彻底的金融创新；此外，在未来的若干年可能还会面临比较紧的货币环境，需要充分加以关注。
Gene Frieda表示，过去30年成功高增长的模式对于现在的成本越来越高，如土地、人工成本的上升等，都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国的增长模式正在进行改变，而现在结构性改革风险可能更大。“中国或也不能够偏离国际规律，逐渐向世界平均增长值靠拢，会在2%～3%。”
不过韦森认为，短期内中国还不会出现“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即资产价值崩溃时刻），但对当前债务较高的现状整体非常担忧。最核心的一个指标是企业负债，目前总量占企业利润的3.5倍。
“在企业还款高峰到来之际，日子将非常难过，这将决定成批的企业倒闭是一个常态，将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构成一枚硬币的两面。”
降息降准势在必行
正如韦森所言，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已积累了大量的债务，如何防范中国未来可能爆发的债务危机风险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当前货币环境较宽松的情况下，总体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但企业和金融部门债务大幅恶化，企业杠杆水平还是比较高。”李迅雷建议，现在改革的方向是转杠杆，而不是简单地加杠杆，即政府杠杆可以增加且地方政府必须增加透明度，企业的要下降，金融领域中银行的杠杆需要下降，应该发展直接融资；同时，采用财政手段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
邵宇同样对转移杠杆的概念表示赞同，“地方移给中央，财政移给货币，政府移给居民，直接融资也就是银行移给资本市场，以及国内移向国外。”
Frieda表示，通过发债的手段进行债务重组，因此需要更多地依赖本地债务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债务重组的方法。他同时强调，流动性问题会造成结构性问题，比资不抵债的威胁更大。
“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很弱，而当前的货币金融环境依然很紧。”王庆称，显然货币政策的目标已经不单是短期的经济波动，而是要解决过去十年资产价格膨胀过程中隐含的一系列问题，包括高杠杆和产能过剩。
而从近期公布的一些价格数据来看，PPI连续32个月现负增长，9月CPI同比上涨1.6%，中国正面临通缩压力，与会嘉宾几乎一致建议应尽快降准和降息。
“GDP一直在下降，中国企业‘压力山大’，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期，就算货币政策无效还是应该放松，与此同时，财政政策上要减税，不是结构性减税，而是总量减税。”韦森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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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yongqian 
发表于 2014-11-3 18: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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