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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在谈民企融资难,温州民企老板“跑路”把这个问题给挑明了,放到了国内外舆论关注的风口浪尖上,引起了高层的关注。现在高层发了话,地方政府得了些“尚方宝剑”,忙着“堵跑”与“防跑”,压金融机构给民企信贷松绑,以“规范民间融资”的名义治理民间融资……。如此等等,实际上各方都心知肚明,这些措施不是长久之计,多半都属于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治本须从体制上入手,但现行体制改起来很难,金融体制积重难返,制度刚性很强,改起来更难,地方政府“维稳”意识大于创新,加之缺乏应有的胆识,要突破很难!
民企融资难是个老话题,争论了有一段时间了,有人说难有人说不难,实际上这个问题应和民间资本放在一起看。实际上与民企融资难而陷于高利贷困局并存的,是民间投资的狭窄化。浙江也好,别的沿海发达地区也好,目前集聚了大量的民间资本,找不到合适的可持续的投资载体,只能去做那些投机与热炒的营生。事实上近年随着或明或暗的“国进民退”与垄断势力的强化,民间资本投资空间趋于狭窄化。稍有赚头且可持续性高的投资项目与产业,多半为国有垄断行业、外资以及少数“红顶民企”所把持,一般民间资本要进去难上加难。连总理都知道中央关于拓展民营经济投资空间的“新36条”遭遇了“玻璃墙”和“弹簧门”。巨量的民间资本尤其是大众储蓄,只能放在银行里,获取微薄的利息,而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实际上在招致“负利率”,在承受损失。这种情形也是一种困局,与民企“融资难”一起,可视为一种“双困局”。我以为要化解民企融资难,须通盘考虑这个“双困局”。你先得给民间资本与私人储蓄较多、较大且可持续的国内投资载体,把巨量的民间资本与可持续的投资载体搭牢,同时考虑民企发展的空间与环境。
就浙江省内几个代表了“浙江模式”的小区域来看,突破民资与民企“双困局”当看好义乌,基本原因是义乌不同于浙江别的民营经济发达地区,至少明显不同于温州,三个不同最值得留意:
其一是产业关联。义乌是“三产”带“二产”,两个产业都很实。国际商贸城是实实在在的,以商贸城为依托的制造业也是实实在在的。义乌工业化产业集聚是由三产之商品分销起步的,市场集聚在前,制造业集聚在后,两个产业彼此依托,做得都很实在。据分析,义乌国际商贸城目前销售的产品,产地呈现“三分天下”格局:三分之一产自义乌;三分之一产自义乌之外的浙江别的地区;三分之一产自省外。其中义乌本地与周边地区“二产”与义乌市场联系最为密切,彼此依赖。这是温州等别的地区无法比拟的。温州过早地撇开市场而形成强二产弱市场格局,产品销售渠道多为外商所控制,利润越做越薄。
其二是市场结构。义乌制造业产品销售在内外贸上是打通的,且以内贸为基本依托,以外贸为增量拓展空间。最终形成了同时利用内外两个市场的大格局。可称为“双支柱”的市场格局,在震荡频仍的“后危机期”世界经济与调整势在必行的国内经济大环境下,两根支柱的灵活性与可调整性远远优于那些过于依赖国际市场的区域。
其三是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发挥作用及其干预和参与地方经济的能力。义乌有政府引领市场的传统,政府参与及干预民营经济的能力远强浙江许多小区域,尤其强于温州。义乌小商品市场原本就是政府顺应百姓致富要求发起的,经典的说法是“一位摆摊妇女找县委书记的‘讨说法’引出了一个大市场”,在小商品市场每一个发展的关键时刻,都离不开政府的强力介入与参与。实际上义乌市场由最初的“草帽市场”起步,到后来的多次搬迁与扩建,都是政府率先发起的。而目前的综合改革试点之“准”经济特区身份,也是由地方政府全力争取来的。为民营经济发展拓展空间之“有为”与“能为”方面,义乌地方政府明显甚于浙江别的地区,尤其是温州。
除了上述三个层面的不同而外,义乌还有一个优势,这便是较大的改革权限。这个优势是与新近获得国际贸易“综改视点”联系在一起的。视点虽然圈定的是“国际贸易”领域,但加了个“综合”,这给了地方政府改革探索的巨大空间。这个优势在一定程度可视为“准特区”权限,别的地方很难比拟。
上面已经给义乌较为模糊的权限,下一步就看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了。基于义乌模式以往发展演化的路径,我以为义乌地方政府有望利用好这种试点所赋予的权限,在突破民资民企“双困局”有所建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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