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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郭靖 发表于 2008-11-19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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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靖对历史人物的认知更多来自于主流媒体。在此之前,对袁世凯的看法基本是曹操王莽的翻版,脸谱式的“要么忠贞、要么奸邪”、“非此即彼”的认知理念在郭靖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以往的“理论”很明确:袁世凯不但窃国而且卖国,不但卖国而且卖主,不但恋栈而且贪权,不但奸巧而且残忍,总之一无是处,总之死有余辜。“实际”上袁世凯死后不但没有被挫骨扬灰,而且得到中央政府公祭,社会各界的评价也是良性的居多(国民党、两广一带地方军阀不算)。特别是河南士绅,对前大总统袁世凯评价不错。“理论”与“实际”反差如此之大,令人颇为诧异。面对“实际”,这是非曲直再硬性套用过去的“理论”,肯定不合时宜。迷茫中,郭靖换个思维看问题,这答案似乎逐渐清晰起来:
后人对前人的评价,更多地来自于文史书籍,而历史书籍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还容易被前人的“对手”、现在的当权者所左右,因此研究历史、分析形势更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社会和百姓的角度看,一个领袖的个人品质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要看他对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提升做出什么丰功伟绩。这与邓公小平的“白猫黑猫说”是同样的道理。政治人物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窃国大盗”、“出卖光绪”和“消灭政敌”只是袁世凯最后成功的一种手段,在这个方面,袁世凯与“怒杀兄长、强娶弟媳”的李世民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签定“二十一条”的争议很多,大部分清流人士把“罪恶”的帽子扣在袁世凯头上,好象这“二十一条”可以不签、但袁大总统非要签定似的。郭靖见的史料是:当时中国形势复杂、支离破碎,满清遗老梦想复辟、军阀财团无孔不入、海龟人士高唱民主、外国鬼子分赃积极,彼时彼地彼刻,若没有一个强势领袖,或许今日中国未必有这么大的版图。弱国无外交,小国无国防。卧薪尝胆,君子也为。袁世凯为保住国体,只能忍辱负重,被迫对日本人做出让步。“二十一条”签定后,袁世凯痛苦难耐、孤枕难眠,发誓待国家强盛后再找日本人论理,这与我国当前“全心全意搞建设,一心一意抓经济”、避免与美国佬正面冲突有异曲同工之处。
当年,国民党人把持议会,攻击袁世凯“独裁”。宋教仁为“自由”奔走,其目的也是为了本党同志掌权。而宋教仁先生控制了议会,做好了制约总统、自己当民国总理的准备。清流人士空喊口号、不食人间烟火,在国难当头、内忧外患之时,除了“自由民主”,没有看到有多少救国民于水火之中的施政纲领,与国与民都是一种伤痛和悲哀。袁世凯因此骂国民党控制的议会“不办正事”,骂议员是一群只会把“民主自由”口号挂在嘴边的“捣乱分子”,现在看也有几分道理。正如在当前钢铁市场困顿之际,大骂空头奸邪、哀叹经营亏损、空谈“中国钢铁工业到了最危机的时刻”,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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