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推荐】【转贴】中国崛起策（连载）--刘涛 著 留德博士

封神老沙

3。中国应当在亲美和反美之间奉行一条中间道路的国策。鉴于美国的国际形象由于伊拉克战争严重受损，再加上美国对国际法的侵害和破坏，特别是虐囚事件和建立秘密监狱，美国的道德感召力已经大打折扣，中国如果过于亲美，将损害中国自身独立自主的国际形象，而且可能成为极端反美势力的靶子，不利于未来打造中国自身的软实力。另外一方面，激进的反美国家自身的国际形象往往非常糟糕，因为激进的反美路线总是要依靠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和政治运动，这很容易导致个人集权和领袖崇拜，相应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就会倒退，公民权容易受到侵犯，国家经济建设容易被荒废。许多激进反美政权都是国际上倍受孤立、不懂得国际规范的政权，如朝鲜，伊朗、古巴、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和以前的利比亚、伊拉克和阿富汗塔利班神学士政权，中国不宜跟这些国家站在一起反美，这无利我们建设自身的国际形象。相反，中国应当利用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敦促他们遵守国际准则和规范，融入国际社会，尽早摆脱被孤立状态。我们最佳的策略是：与亲美、反美两极保持等距，走务实中间道路。

4。中美关系应当超越台湾问题。中国民众强烈关注台湾问题，因为它涉及到我们民族感情和基本利益，中国领导人都会将台湾问题列为重中之重，甚至常常列为中美会谈的第一个议题。长时间来我们都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花在了台湾问题上。但美国除了出手遏止了陈水扁的几次极独行动外，并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承诺。基本上美国是把台湾当作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是不可能帮助中国实现统一的。中国的统一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我们未来15到20年的持续发展，不应急于一时。在借助美国遏制极独的基础上我们应当建立更加宏观、更加有远见的国家安全观。全球化和中国融入世界早已让中国的国家利益扩展到全球各地，我们应当树立“去边界化、去区域化”的国家安全观，中国的国家安全绝边界绝不仅仅在于有形的国境线，中国的国家安全也不仅限于台湾和朝鲜半岛。在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全球大国的视野里，台湾和朝鲜只是个局部问题，我们的国家安全边界和国家利益在哪里？我们的国家安全边界和国家利益在伊朗、在沙特阿拉伯、在委内瑞拉、在尼日利亚、在埃塞俄比亚、在刚果、在拉丁美洲……我们应当加强中美关系中其它核心议题的份量，与美国就能源问题、全球战略问题、区域动荡问题进行紧密的对话和合作，更大程度的捍卫国家利益，不能只拘泥于台湾问题而缺乏更广阔的视野。建立一种基于全球化基础上的国家新型安全观和全球化视野中的中美关系应当是一个重要的新课题。

5。正视美国的一些正面作用，树立利用美国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思想。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当然令我们很不快，美国也是阻挠中国统一最重要的外来势力。但是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也无形中帮助我们锁住了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和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如果美军从日本撤走，日本凭现有的经济、科技实力绝对可以立即核武装自己，并可以造出航空母舰，成为世界军事大国。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存在也造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让朝鲜不会立即出兵去统一朝鲜半岛，让朝鲜半岛不会陷入解体性大混乱中。朝鲜半岛维持现状，其实中美两国心中有数，在某种程度上两国是有默契的。总之，我们不能象过去那样，简单的批评和否定美国，在双方有共同利益和交集的地方，应当多加强合作，美国的一些好的制度方面的东西，包括先进的管理和健全的法律制度，我们应当持有拿来主义的思想，多加学习，树立利用美国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思想。

6。利用经济和贸易关系改善政治关系。中美两国经济的紧密融合应当成为中国改善对美关系有利的杠杆（详见中国策一）。

7。中国既应当坚定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伊朗问题上绝不退步，与俄罗斯在此议题上共同结盟，让美国占领世界核心板块的野心无法得逞（详见中国策2）。中国应当在自己国力的许可下与处于全球重要战略要道的国家建立多方位的联系，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建立军事观察站。但是中国不应当同美国陷入全面的军备竞赛中，吸取苏联穷兵黩武搞军备竞赛和军事侵略最终解体的沉重历史教训。中国应当是在局部区域重点扩展，而不是与美国展开全球竞争，我们现在没有那样的国力。美国军事基地全球开花，未必对美国国家利益有利。历史上大帝国的衰亡有个共同的由盛转衰的规律，因为这些帝国四处出击，到处扩张侵略，烽烟四起，面铺得太广太，造成统治区域内反抗不断，再加上国内问题长期被忽视，最后国内危机总爆发，国内国外因素共同造成大帝国解体。去年美国新奥尔良飓风时所呈现的危机让人不敢相信那是在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的新保守派学者今天常常把美国比喻为罗马帝国，不知这是美国的幸还是不幸。一张一弛乃是文武之道，这是崛起中的中国要特别注意的。

8。中国应当制订长期政策，特别要致力于改善同美国国会的关系，因为美国国会，包括参议院和众议院，长期以来是比较敌视中国的。不仅是因为反共的意识形态，也是因为参众两院内亲台势力很强大。台湾长期通过美国的“第三院”—美国的院外游说集团影响美国的议员。台湾在蒋介石时代利用宋美龄出色的外交魅力攻势和细致入微的工作在美国的政、商、军界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和亲台势力，台湾更是长期投入巨额资金到游说集团和说客身上，通过院外游说集团影响了美国许多议员，通过大量的游说工作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能影响到美国国会的决策，并影响国会通过有利于己方的议案（美国法律禁止利益团体直接游说议员，却允许利益团体通过院外游说集团和公司游说议员。这种游说公司不仅对本国利益集团开放，也对外国政府开放。台湾在美的游说工作相当有效。以色列、欧盟国家和台湾是投资到美国游说公司最多的国家和地区）。鉴于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我们应当多去了解美国的政治运作模式，通过长期扎实有效的工作去影响美国各类不同团体，逐步培育起美国各界亲中国的友好团体，建立并扩大亲华势力。只要我们今天肯投入，10年20年后一定会有收获。积极培育美国的亲中派，需要我们大量细致、扎实、有效和长期的工作。

以上八点都是笔者的一些浅见，希望能引起更多人来重视中国对美的战略议题。建立长期的对美战略应该是国家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许多专家、学者、军事家和战略学者群策群力地去研究，笔者深深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出现一批自己杰出的战略理论家，以弥补中国在这一领域与美国不对称的差距。

封神老沙

中国崛起策五：当前改革的重中之重

文章简介：本文分析了当前中国主要的社会问题，并提出以下观点：改善穷人福利，不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事关中国整个现代化大局的重要课题。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穷人的命运，将促进中国经济长期繁荣，将让包括精英阶层在内的所有中国人获利。

当前，国内媒体对中国在改革转型的关键时期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一般认为我国目前处于一个黄金期和社会矛盾并存的时期：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另外一方面国内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同时也在增加，社会上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安的情绪。笔者在本文将尝试着分析中国目前某些社会问题，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所面临的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有：

（1）中国社会的收入不均衡系数在1990年代迅速上升。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是国际上反映一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属于正常范围，基尼系数越小，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的平均程度就越高，譬如北欧的社会福利国家基尼系数就在0.2－0.3之间，是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在国民收入极端不平衡、差距非常大的国家如巴西和南非，基尼系数一般超过0.5，某些国家甚至超过了0.6。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4后，该国的收入不平均程度就进入了公认的国际警戒线，社会不平等程度就有可能损害一个国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该国政府就应当加强国家财政收入的转移支付，防止收入不平等的情况继续恶化。尽管不同学者关于中国基尼系数的核算结果有所不同，但一般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或是0.46，中国已经成为收入高度不平均国家的行列。如果说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普遍尝到新政策的甜头，对改革开放支持程度特别高的话，那么1990年代以后的发展就有很大不同了，一方面是中国的飞速发展，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是许多普通民众从中国经济繁荣中获益不大，相反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或是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应该把目前一些关于改革开放路线的争论，特别是一些群体借机宣传恢复过去的体制，看作是重要的警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只有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否则不断会有某些论述群体借题发挥，鼓吹倒退，让大家思想上产生混乱。

（2）中国城市里在改革开放深化以来逐渐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由于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相对不够完善，让许多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由于各种原因比如工伤事故、疾病、失业和其它原因而被迫退出就业市场的民众生活日益艰难，相反成功参与和加入市场竞争中的群体和精英阶层的收入却大大地增加。国家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自1993年以来开始着手建立城市最低保障制度，到去年为止，已有超过2400万的城市居民领取了社会救济金。但是，当前的分配力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仍有很大不足，许多在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就业的民众依然没有被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许多民众感到被医疗和子女教育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同时又担心自己将来养老的问题。对于城市里的两极分化，也就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问题，应当引起决策者的足够重视，特别是要防止城市里新贫困阶层的产生，让城市的社会生态得到协调发展。

（3）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国内的经济学家胡鞍刚提出了“一个国家，四个世界“的说法，认为如同当前世界的总体格局一样，中国内部也分化成了第一、二、三、四世界，其差距之大犹如在不同的国家一样。还有社会学家提出了“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形象生动的提法，认为中国的城乡差距之大犹如欧非两洲的差距。虽然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略微有些夸张，但是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当前的情况。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也是国家的重点经济建设工程，其目的在于拉平不同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鸿沟，促进全国各地区稳定、协调和共同的发展。

（4）弱势群体问题。自从我国新的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关注弱势群体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无论是政府官员的工作报告、媒体报道、还是互联网络论坛上都给予弱势群体问题以更大的关注。但是要看到，要解决我国弱势群体的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般来说，在西方国家弱势群体只占本国人口的一小部分，而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的弱势群体人口还相当庞大，除了城市内的新贫困群体和边缘群体以外，从广义上来说，中国八亿农民，一亿五千万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都可以看作是弱势群体，如何改善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如何改善他们的生存和生活条件，如何维护他们的权利和福祉，如何将他们纳入中国现代化的大进程，都是未来国家政策的重点。当前来看，弱势群体虽然得到了更大的关注和更多的人道关怀，但是还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去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弱势群体的权益还常常受到侵犯，这又常常演变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这是我们不得不多加注意和重视的。

接下来笔者要对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问题的成因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领导人充分吸取了文革动乱中经济建设长期被忽视，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形态为纲的惨痛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我国政府对各级领导干部都采取了成绩型的考核方式，也就是以gdp的增长率，或者以吸引外资的数量来考核地方政府和地方领导人的成绩，经济增长率和外资增长率成为各级官员政绩的重要衡量指标。中国发展的模式很类似早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时所采取的模式，国际间称之为“发展主义模式”或是“gdp中心主义模式”，也就是各级政府动用一切资源，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扩大投资规模的政策，运用一切手段促进gdp的增长。这是大多数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采取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也是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所采取的重要国策，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成长和中国的和平崛起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矗。

当然，任何一种模式和政策都会有缺陷，这种“gdp中心主义模式”也不例外。虽然这种经济至上的发展政策在1978年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的时代起到了促进经济起飞的重要作用，但在改革开放进入了更高阶段的今天，我们就有必要按照时代的要求对其进行全新的审视。具体说来，经济中心主义的政策有以下的不足：

（1）经济中心主义关心的焦点是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没有考虑到新增经济产值是如何在全社会进行分配的，也没有考虑到经济总量的增加是否让大多数社会群体或是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从中获得利益。也就是说，gdp蛋糕是做大了，但蛋糕是如何被分配的，却容易被忽视，只有当大多数社会群体能从做大的蛋糕中分得自己应有的一块时，经济长期的稳定发展才有可能。

（2）经济中心主义容易忽视经济和社会、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协调发展。单纯的以gdp增长率作为政绩考核的方式容易造成对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制度和环境保护的忽视，导致一些短期短视的行为，譬如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和促进对外贸易额的增加而有意识的降低社会成本和社会标准，从而损害了普通劳工的利益；又比如为了吸引外资而主动削减工人的工资和社会福利，这样的社会成本往往要由本来就属于弱势群体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来承担；又比如为了比拚gdp增长率，许多地区不顾对环境造成破坏而盲目地上项目和进行重复建设，大大恶化了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我们必须看到，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至上主义才是健康、长期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

（3）经济中心主义注重的是经济总量的扩张，而容易忽视经济增长本身的质量。比如说中国在过去27年改革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同时我们不得不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量”的增长，在“质”的方面我国还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中下游，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纺织品、服装、玩具、鞋子，这些是我国产品中比较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而这主要依靠的是我国劳动力价格便宜的国际比较优势。而在我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中，我们真正掌握有核心技术的非常少，在跨国公司的国际产业分工中，我国一般只是完成产品组装、包装的那一部分，而产品的核心技术被牢牢掌握在美、欧、日、韩、台、新等国家和地区手中。如何在未来15到20年促进我国经济“质”的增长和飞跃，如何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逐步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过渡，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新的重要课题。

联系到本篇笔者要侧重谈到的问题，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建立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需要我们进行模式创新。我们应该认识到，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单纯的经济中心主义未必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国家必须注意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国家应增强其税收汲取能力，特别是提高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加强社会再分配；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进行倾向于弱势群体的再分配，应该是当前改革的重心。非常高兴地看到“胡温”新政以来我国对社会问题和可持续发展议题高度的重视和关注，也很高兴看到国内学界对模式转换和模式创新的讨论，我想这会对未来中国稳定、健康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矗。

封神老沙

二。关注弱势群体，建立良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分配制度归跟结底是一个政治安排的问题和思想观念问题，而不是经济和财政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意愿问题，而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穷国也可以在经济底子较薄、生产力较为低下的情况下建立与本国生活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比如斯里兰卡、毛时代的中国和古巴），特别是在毛时代的中国和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生产力还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建立了全面、综合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原因主要是受到当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建立全民就业、全民医疗系统、全民教育和全民社会福利以显示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有利于当时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竞争。当然，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完全束缚了经济的活力和社会的活力，东欧和苏联的集体计划经济实验彻底失败了。这里笔者只是要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落后的国家一样可以建立符合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取决于一个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意愿。当然建立了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未必就能实现现代化（如古巴和斯里兰卡），但是一个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一定离不开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包括资本主义最盛行的美国也建立了现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它如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成功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也都无例外地建立了健全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

这里正反映了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思想上的一个误区。本来在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等制度彻底失灵后，我国很自然的会偏向提高效率、建立现代化的生产管理和引进市场机制，学习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我们忽略了市场经济是和现代的社会保障机制、现代的法制国家和现代的公民社会机制共存于一体、不可分割的，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也经历过残酷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并经历过垄断资本主义瓜分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出于对过去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出于战后大众对社会和平稳定发展的强烈愿望，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结合了大量的社会主义改良的思想，在战后许多西方国家如英国和瑞典，工党和社会民主党都长时间地执政，凯恩思主义更是大大地改良了资本主义制度。加强社会分配，增加社会福利，扩大大众消费不仅让资本主义更加人性化，更让资本主义制度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改良和洗涤，让社会稳健的、长时间的发展成为可能。

我们在学习西方时，片面的受到了美国市场自由主义或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而忽略了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黄金期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提高大众收入、刺激大众消费、扩大内需市场而产生的。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的主流论述是全面的市场化和私营化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可以说强调的是人的生产者的这方面，但却忽略了人作为消费者的这一方面。在提高生产力这一方面，我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思想观念的巨大变迁，吃大锅饭和铁饭碗早就成了过去时代的代名词，竞争和效率已经得到大多数民众观念上的认同，中国企业的效率、生产力和管理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另外一方面在把人作为消费者这方面，我国却经历了很大的曲折，特别是教育制度和医疗制度的私有化是我国自改革以来走的最大的弯路，忽视民众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忽视了通过社会投资和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让弱势群体享有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甚至将本来应当属于国家公共产品的教育和医疗私有化，让民众的生活改善大大地受挫，让内需市场迟迟不能得到发育。因此，我们要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当将社会主义的优势如加大社会分配力度，建立现代化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和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和市场调控结合起来，放弃“中国必须经历资本原始积累”和市场万能的错误思想，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的某些流行思想应当在新时期得到以下的转变：

（1）改善弱势群体的境遇，建立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不光是道德上的问题（当然道德上我们完全应该关怀弱势群体，关心和改善他们的境况，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更是关系到你、我、他，包括每一个人在内的重要问题。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通常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社会冲突剧烈、社会治安极度恶化的社会，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即使是富人、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也会时时刻刻提心吊胆，难有安全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国民收入极度不平等的拉丁美州，特别是在巴西，也经历过1960－1970年代的短暂的经济奇迹，如今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也有许多繁华的街区、商厦和银行，可是离开这些繁华的街区不远就是大面积的贫民窟，经济繁荣和赤裸裸的贫穷共存于一个大城市，其结果是这里是全世界谋杀率最高的地区，商业环境和外商投资都严重受到极度危险的凶杀和抢劫的威胁。另外一个极度不平等的国家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也是犯罪天堂。为了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大环境，我们也应当更多的关心社会问题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如果不想把中国变成下一个巴西和南非，我们今天就再也不能忽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2）我们应当把改善弱势群体的境遇和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社会分配制度与中国整个现代化的成功和中国的崛起联系起来。中国的未来既不应该取决于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市场（见中国崛起策一），也不应该取决于任何一个外国市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国内的内需市场，我们应当树立立足中国内需市场的意识，在中国内需大市场中最重要的不是精英阶层，甚至也不是沿江沿海地区的富裕中产阶级，最重要的将是城市普通大众、亿万的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和弱势群体。只有当这批数目庞大的潜在消费者的购买力和消费力提高了，中国现代化蓬勃的力量才会真正的彰现出来，中国才会真正形成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和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火车头。因此中国的长期繁荣、可持续发展甚至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局取决于中国的农民和广大的穷人，取决于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中国的富人和精英阶层也将在中国弱势群体的崛起中获利，因为穷人生活的改善和购买力的提高才能让企业家的产品得到更好的销售，才会让中国的企业家立足庞大的内需市场，不用天天担心打国际贸易战、人民币升值和美国的贸易压力。中国大众消费、特别是广大穷人消费的提高会带来中国经济长期的、迅猛的增长，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每个人，包括你，我，他，都将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中获利。如果我们将工作重点和思想重点真正转移到开发和培育国内内需市场上来，改善穷人的福利，那我们就掌握了中国现代化的一把全新的金钥匙，这将让中国的长期发展受益无穷。

（3）我们应当转变思维：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是要退回到旧有体制中的平均主义去，更不是简单的施舍。事实上社会福利中的养老、工伤事故、医疗和失业保险是一种雇主、雇员和国家三方承担责任的机制，国家承担的主要是建立制度并通过立法将社会保险推广到全国。国家当然要承担一部分财政转移支付的责任，但是，我们在今天综合国力倍增、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和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的情况下，完全有能力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国家也许从财政收入里只要拨一小部分的金额进行社会投资和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但带来的将是人力资本和人力资产的长期培育，合格的和健全的生产者的培育，其后续效果和“加乘效用”将远远超过本身投入的资金，将为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作出最好的投资。今天每投入一亿，将来带来的附加效用可能是十亿和百亿甚至是更多。有句话说得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千千万万穷人和穷人的小孩通过国家的社会政策改变了极度贫穷的命运后，通过国家公共教育制度一步一步加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后，其带来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消费力将是无比巨大和持久的。今天的国家社会投资和社会政策就是在为中国的未来和长期繁荣而投资，既是为穷人和弱势群体而投资，事实上也是为我们每个人而投资。相反，今天我们有钱，却不肯投资社会福利、穷人福利，那么当未来的一段时期社会矛盾彻底激化后，我们就会经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冲突带来的损失。想想看去年法国的社会骚乱事件吧，平时政府不注意建立公共政策和福利政策去让外国人融入法国社会，等到民意沸腾、矛盾激化后，国家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法国政府才后悔不及，觉得应该早点重视这些社会问题。平时要防微杜渐，常常有危机感，增加公共投入，关心弱势群体，才会防患于未然。

中国今天真正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继续深化改革，往前进，不是往后退，建立和市场经济相配合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改善穷人的福利，应该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封神老沙

中国崛起策六：从中西文化的认知差距谈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不断深化，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软实力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当前，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占有全面主导性的地位，西方国家如何看待中国，西方媒体、政治家和大众舆论如何看待中国，他们对中国有哪些正面和负面的评价，他们的中国观中存在着哪些主要的偏差和误解，都应该是我们积极了解的重要信息。

国家软实力是相对于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而言的。国家硬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国家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向心力。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同等重要，将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一个国家只有在软实力和硬实力同等强大的情况下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强国。在软硬两种实力中，硬实力是基础，是创造软实力的重要的物质条件；软实力能增加一个国家在世界受欢迎和认同的程度，有助于通过文化或是制度上的吸引力增强一个国家的硬实力。

当然，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各种政体中存在着软硬两种实力不相符合和不相协调的情况，需要具体看待和分析。一种是硬实力强大，软实力疲弱甚至是完全缺乏的国家，比如20世纪的纳粹德国和苏联。纳粹德国一度是世界上经济和军事实力超群的国家，但由于其军事侵略扩张、鼓吹种族主义和反人类的暴行成为全世界人类文明的公敌，当然谈不上有任何软实力。苏联在二战后跃升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并且以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自居，成为两大集团中共产主义集团的龙头老大。苏联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在世界上堪称强大，硬实力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政治上极权主义的kgb统治模式，经济上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使得苏联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模式上毫无吸引力可言，而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反感的模式。即使在苏联强行控制的卫星国东欧诸国中反抗苏联的统治也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苏联是一个不平衡的“瘸腿强国”，一方面硬实力非常强大，另外一方面软实力却严重缺乏。第二类是硬实力比较薄弱，而软实力上却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家，比如希腊和意大利，两国在今天属于硬实力寻常的国家，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位居世界第七，但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没有显著的影响力；希腊则是发达国家中的后进国家，不仅国民生产总值很低，就是人均gdp也在发达国家中属于较低水平。但是没有人今天会否认，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孕育了西方现代文明，古希腊的哲学思辩和古罗马的法律体系今天仍在方方面面影响和形塑着西方国家，可以说古希腊和古罗马是西方世界文明的源头。今天希腊和意大利依然有着很强的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尽管两国在当代不属于世界强国，但两国的文明成功地转化成西方现代文明，成为软实力较为突出的国家。印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归类到这一类型的国家，印度的印度教和印度文化影响着南亚诸国（尽管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信仰伊斯兰教，斯里兰卡主体民族信仰佛教，尼泊尔的宗教信仰纷繁复杂，但这些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印度文化影响的痕迹），从印度发源的佛教则影响了世界各地近三亿的佛教信徒，并涵盖了东亚诸国家和地区。但今天印度的硬实力则依然有限，总体国力还不具有世界强国的实力，软实力较强，硬实力较弱是印度的特点。第三类国家是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比较强大的国家，当前只有欧盟和美国可以归入这一类别。考虑到欧盟是新兴的超国家体，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只有美国够资格被称为同时具有强大硬实力和强大软实力的国家。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强，拥有庞大的经济产出，强大的科学研发能力和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在软实力领域美国的法律制度、民主政体，美国自由开放的移民文化，美国的快餐文化，美国的电影和音乐都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世界各国的精英阶层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美式英语则通行全球，成为国际领域交流的“世界语”，世界目前尚无任何语言可以取代英语的国际语言地位。尽管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在小布什执政期间大大受损，但不容否认的是，美国本身的吸引力依然巨大，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仍然把移民美国看成是首选，很多人谈到移民美国的原因时常常说：“美国比较自由”，“美国社会很开放，不排外”，“美国机会很多“，“美国很民主，而却是个人人遵守法律的国家”。无论这些观点是否全面和正确，但这反映了一个国家在软实力上所具有的吸引力会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巨大益处，会让国际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大量流入该国，反过来增强该国的科学水平和科研能力，提高其硬实力。提高软实力，应该是崛起中的中国一个重要话题，它应该随着中国硬实力的增长也同时提高，帮助我国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影响力。

鉴于这个题目内容非常广泛，笔者打算在这一篇里从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谈起。在中国崛起策的最后一篇笔者将谈论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创新和对世界的影响力。

总的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印象和报道最近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迁。1990年代由于诸多原因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报道相当负面，在大众媒体和新闻报道中中国的形象已经几乎被妖魔化，对中国的报道总的来说不多，一旦有报道，多数情况下总要和中国的政治体制、人权问题、民主法治问题挂钩。西方的报刊、杂志和电视传媒对中国的报道充满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和偏见，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在西方成了一种“政治正确”。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逐渐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力，也由于西方世界对于美国违反国际法和世界民意入侵伊拉克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和分裂，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和正面报道不断增加。中国经济繁荣给西方国家带来的机会和经济利益让西方国家不得不调整眼光正视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的媒体和舆论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热，报道中国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不仅报道中国文章的数量明显增加，篇幅也越来越大，关于中国的专题报道也越来越多，而且报道中国的题材也越来越多元化，不再是局限于以往的民主、人权和政治体制的主流话题，而是更多地报道中国的经济、金融和能源政策等话题，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包括艺术、历史、考古发现、文学、中医甚至流行文化，也有不少报道聚焦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西方国家中在最近几年内也产生了汉语热，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众学习汉语，也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去中国留学、实习和工作。当然，我们在看到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看法日趋客观和积极的同时，也不能盲目地认为西方国家已经完全正面地看待中国。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虽然日趋正面，但是由于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和政治制度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也由于中国国内还存在着一定的人权和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问题，西方国家的中国观也是多元的和不同的。

一般来说，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文化、历史、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和开放政策时，报道多趋于积极和正面；在报道中国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人权状况、民主法制和中国政治体制时，报道多趋向于消极和负面。当然，近年来西方媒体也罕见地出现了要求客观中立认识中国政治体制和中国渐进改革的呼声，认为中国温和渐进的改革促进了中国的稳定和经济繁荣，而俄罗斯等国的激进的政治改革导致了这些国家长时间的动荡和不安，间接延缓了这些国家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虽然这样的观点不是主流观点，但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反映了西方国家的部分媒体人士越来越愿意更加深入地认识剖析中国，而不是简单地根据意识形态的偏见来攻击中国。

中国人和西方人常常由于文化差异、政治制度差异和对某些问题认知上的差距产生误解和认识偏差，有些无心的误解和误会往往会在无形中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下面笔者将根据自己在德国留学生活多年和在欧洲诸国游历的经历谈一下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差距和误解，进而就如何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封神老沙

i。中国和西方常见的认知差异和认识偏差

1。语言认知上的差距。

在中国某些含有积极意义的褒义词语和政治术语有时候在西方却是含有负面意义的贬义词语和术语。比如说“共产主义”一词在中国是一个褒义的政治术语，代表着人类社会对美好事务的追求和献身，代表着一种完美而又理想的人类政治制度，也代表了革命理想主义和早期革命者的追求；但在西方的政治体制下和社会语境中“共产主义”是一个带有强烈负面含义的词语，“共产主义”早就被妖魔化，西方人一提到“共产主义”联想到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种美好的社会政治制度，在媒体长年对“共产主义”集中负面的报道后，一般民众听到“共产主义”往往会有恐惧的感觉，大家在集体意识中会联系到冷战时代苏联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围困，联想到苏联kgb的特务统治和极权主义，联想到秘密警察和柏林墙，联想到粮食匮乏和饥荒（笔者无意卷入任何意识形态之争论，而且认为共产主义虽然经历了很多偏差和弯路，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共产主义仍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假设没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就很难想象资本主义通过自我更新而建立起带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现代福利国家。笔者只是在这里客观分析中国和西方在看待这个词语上存在着哪些差距。）一般来说，一个对中国比较了解和抱有好感的西方人是较少用“共产主义”一词来形容中国的，一个对中国发展变化了解很少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有时候会问中国人“中国是不是共产主义国家？”，某些对中国怀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人会直接以陈述的口气说：“你从中国来吧？中国，我知道，那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一般来说，当一个西方人谈到中国经济发展、建立市场经济和中国的文化时，他们对中国是持正面和肯定的态度，当他们一提起中国就谈到共产主义时，这类人往往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是在用过去冷战的观点看今天，并对中国作出非常否定性的论断。由于“共产主义”一词在西方被严重扭曲和妖魔化，和共产主义思想相关的词语也受到影响，其含义与在国内环境中大有不同。“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方国家也是一个带有负面含义的词语，但其负面的程度要大大低于“共产主义”一词。尤其欧洲是历史上社会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在不同的欧洲国家，社会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在北欧斯堪地那维亚国家和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都长时间执政，因此欧洲人对有关社会主义的思想从本质上并不反感，只是由于对苏联和东欧阵营的共产主义模式的强烈排斥情绪，才进而波及到对社会主义整体观感的。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资本主义”一词在西方国家，尤其在欧洲国家也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语。资本主义象征的是资本家对劳工阶层无情而又残酷的压榨和剥削以及极其恶劣的劳工生产条件，很低的工资，完全缺乏的社会福利系统。资本主义代表的往往是早期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和原始积累阶段时期的资本主义，并不具有正面意义。一般来说，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许多国家，都不再用资本主义或是资本主义制度来描述自己，比如德国称自己的发展模式为“社会市场经济”，北欧国家称自己为“社会福利国家”，英国也一度称呼自己为“福利国家”，大多数西方国家都不再用资本家和劳工来描述劳资关系，而采取比较中性的“雇主”和“雇员”一词。因此确切地来说，“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今天在西方国家都不是正面的褒义词语，其中“共产主义”一词的负面意义较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词也带有贬义色彩，但负面意义比较小。

了解到这些，我国在进行国际文宣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注意“内外有别”的原则，要尽量少用在西方是含有强烈负面含义但在中国却是中性甚至褒义的词语，具体地说，要尽量少用共产主义一词来描述我们国家，要更多强调我国是个致力于全方位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文明国家。我国的主流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用在国际文宣场合，但我们不妨更多强调我们也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采取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并致力于与国际惯例和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接轨。一般来说，少用意识形态的词语，多用国际社会惯用的术语和大多数国家常常采用的词语来描述我国会有助于拉近我国与许多国家的距离，增强中国的亲和力，减少许多国家出于恐共传统对我国的疑虑，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以上是一个最常见的例子，事实上生活在西方，如果大量阅读西方报刊杂志和观察西方媒体，就能发现中西常用词语的许多差距，有的是因为文化差距的原因产生的，有的是因为认知差距产生的，比如“宣传”、“领袖”、“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民族主义”等词在中国是中性或褒义词语，在国内也常常被使用，直接翻译成西方语言则会引起西方人的误解、恐惧和反感，因为这些词语在西方是带有强烈负面含义的词语。如果我们能作到认真分析中国与国际普遍惯用语言和用词上的差距，并注意在国际场合多用国际惯用语言，少用容易引起恐慌和误解的词语，就能逐步树立一个正面积极和负责的大国形象。

2。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行为模式上的差异容易导致西方对中国的误解。

一个民族的行为模式往往受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和现代政治制度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是儒家文化，1949年到1978年毛时期中国又深受共产主义文化的影响，1978年后中国迈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和了毛时代的文化遗产，再加上当代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文化同时存在于中国，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行为和行动模式。由于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文化遗产和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国家大大不同，因此除了极为了解中国的汉学家外，许多西方人描述现代中国和中国发展时，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各种矛盾的中国，甚至是各种矛盾安然共存一体的国家。西方的记者常常用他们的眼光和角度来描述中国的发展，常见的词句有：“毛和市场、党的官僚结构和活跃繁荣的经济体、共产主义的政治和资本主义管理的模式令人不可思议地共存于一个国家。”西方人一方面惊异中国飞跃发展，一方面又觉得中国继续保持传统的共产主义政治体制，这怎么可能？中国是怎么把这种他们看起来矛盾的东西搭配在一起的？大多数西方人是很难明白复杂的中国国情和中国自身发展道路的。

这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由此产生的不同行为模式往往会引起意想不到的误解和误差，有时候会在无形中影响到中国正面国际形象的建立。更为可惜的是，有时候中方人员出于对于外国人士的友善和好意所展示的行为模式被完全误解和歪曲。比如当某西方国家代表团饶有兴趣地参观一家中国幼儿园时，中方代表介绍幼儿园周一到周五完全承担了照顾和教育孩子的任务，周末父母接孩子回家。由于文化习俗的差异，加上西方对中国固有的偏见，许多西方人会立即认为这是非常不人道的，因为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又比如某西方旅游团参观国内某体育训练中心时，中方很想展示中国运动员刻苦勤奋的锻炼以及中国人上进的民族精神，西方游客却特别关心体育训练中心的年幼运动员，并认为他们长时间离开父母、小小年纪就来参加艰苦的体育训练、过集体生活是违反基本人权的。

又比如西方某电视台制作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的节目，整个节目中总体上比较正面真实地展示了中国社会经济巨大的进步，也揭示了中国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但在最后结尾一段，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出现了。记者来到中国北方某省区的一个县城，那里由于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也由于当地人滥砍滥伐树木，沙漠吞噬了许多地区，人类生存环境严重受到威胁。记者采访到当地一位著名的劳模，她数年前就决定带领一家人种树抗沙。多年来，这位女劳模坚持不懈，每年都要种上百棵树，她的精神和举动奇迹般地感染了许多人，带动当地民众自发加入抗沙行列，许多年下来一片防护林产生了，沙漠的吞噬速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本是一件很正面、非常感人的事迹，但接下来的报道把整个事件的基调完全推向了相反的方向。这位普通的女市民被授予劳动模范的称号，她所在的城市中某小学组织了一个活动，许多学生站成数排，面对这位劳模唱赞歌。可以想见，这些都是事先排练好的，一个偏远地区的学校见到外国电视台来采访该是多么的兴奋，当然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把中国人的好客、友好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展示出来，因此采用了中国人面对上级领导视察时常用的方式：学生们戴着红领巾，穿着校服，整齐划一地站成数排，面对着的劳模也戴着红领巾，表情激动地接受少先队员的献歌。少先队员齐声唱道：“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导人，引导我们前进的新一代，高举旗帜，走向未来。”这样的场景，在中国人眼里，是非常正常、甚至是感人的，但是在西方记者的眼里，他们却看到他们希望看到和捕捉东西。也许该记者觉得该节目中对中国的正面报道太多了，应当是展示“政治正确”的时候了，这个场景极大地满足了西方记者和部分西方人的阴暗心理，在他们眼里，少先队员的红领巾、整齐划一缺乏个性的学生、党的劳模、对领袖的颂歌、庄严肃穆的学校领导被拼凑在一起，充分展示了中国依然是共产国家、极权国家和没有个体性的国家，从而到达丑化中国形象的客观效果，进一步满足某些西方人潜意识中的优越感。这样，中方的好意和热情被西方记者滥用来达到特定的宣传目的。

封神老沙

大多数时候，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包括早上老年人练太极拳和气功，晚上扭秧歌，年轻人在网吧上网，少年追星、奇装异服，遍布全国各地旅游景区的游客，中国人出国旅游，甚至是芙蓉姐姐现象等在西方人眼里都是中国很正面的发展，反映了中国越来越开放、自由，民众的行为模式越来越个体化，越来越有个性；反之，单位领导组织的集体活动、唱赞美领袖的颂歌、集体开大会、领导冗长的发言都容易在西方人眼里产生负面的中国观。明白了这点，我们就应当多让西方记者自由真实地去采访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少组织大规模的集体欢迎仪式和大合唱，少做这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有时候，一个小朋友天真浪漫的笑容、一个小家庭在周末一起出游、一队年轻人在街道边上溜旱冰，一群老年人在广场上跳交际舞，更能真切自然地反映出中国开放和自由的崭新面貌。

3。中国和西方由于参照点不同对许多议题产生的截然相反的看法

由于参照点的不同和角度的不同，中国人常常在某些议题上与西方人南辕北辙，形成完全相反的看法。比如我们中国人觉得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是一个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受害国，西方人却认为中国是个进攻性很强的国家（主要是指毛时期中国打了一些大仗）。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西藏问题、抗美援朝和台湾问题等诸多议题上观点完全相反，并都坚信自己的观点正确，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互相无法说服，大有鸡同鸭讲的味道。

对于这样的议题，双方由于使用的参照坐标系不同，是很难有交集和共识的。最好的办法是鼓励向前看，不要纠缠于历史，多展望未来。或者是尽量避开此类敏感话题，因为对这样的议题的讨论是不会有太大结果的。

ii。笔者就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的一些具体建议

（1）。应当树立语言上与国际接轨的思想。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求我们在经济上、体制上、法律上、价值观念上与国际接轨，也要求我们在语言上与国际社会的普遍语言规范接轨。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通过了解国际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学者的集体研究，将中国国内常用的词语和政治术语与国际社会惯用的词语和术语进行严格的定义和分类比较，从而划分出哪些国内常用的语言和术语明显的不符合国际上普遍使用的语言规范，哪些词语容易产生歧意和误解，哪些词语容易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引起对中国的负面观感。放弃使用这些歧义词语，使用国际惯用语言，从而达到更好的运用国际标准化的术语来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2）。应当通过专业人员的集体研究以后出版有关国际礼仪、国际惯例、国际常用语言、西方社会的禁忌和中国西方常见误解的标准化和权威性的知识手册，而且应当专门针对外交人员、商业和经贸人员、出国旅游者和中国国内民众出版分门别类的知识手册，让中国各阶层民众广泛了解和熟悉国际规范和国际行为准则。

（3）。对于长期出国人员应该针对性地设立国际社交礼仪和国际普遍准则的学习课程，通过学习和考核可以让中国越来越多的出国人员在出国前了解基本的国际文化知识和西方国家民众的行为模式。

（4）。国家应树立全面的形象公关意识。应当有一批熟悉西方事务和国际准则的国家形象策划人员和国家形象公关人员专门负责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打造中国的软实力。国家应当通过国家形象公关人员制定阶段性的策略和目标以提高和增强中国的形象。

（5）。中国应当定期在西方各主要大国的主流刊物和媒体上刊登精致的广告和传达中国观点的文章，并且要肩负着让西方普通公众了解中国、消除误解的目的。我们也应当严格关注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并对其中国报道进行科学分析，比如分析媒体在传达什么样的中国观，对中国的看法在过去几十年内是如何变迁的，他们对中国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经过认真分析后就一定能针对性地提出改善中国国际现象的具体策略。

（6）。我国应当在考虑到国际规范和准则的基础上针对不同西方国家的不同文化和民族心理特点出版英、法、德、日、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不同语言的介绍当代中国的书籍和小册子。书籍中的内容一定要避免中国国内政治宣传的那种枯燥和刻板的模式，应当用活泼生动的语言和形式客观公正地反映出当代中国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中国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书中的词句争取要用各国文字精确地译成，并且要努力展示中国的开放、自信、社会越来越自由，显示新一代的中国人越来越个性化和个体化的面貌，以及显示整个中国越来越与国际社会接轨。总之，这种对外宣传一定要体现国际性、普世性和有针对性的特点。

（7）。虽然世界各地产生了“中国热”，但是西方大多数民众对中国还是相当缺乏了解的。要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世界性的体育盛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2008年的奥运会将是中国最重要的公关机会，届时将有数以万计的各国运动员、数以百万计的各国游客来到北京，更有数以亿计的各国普通民众通过电视里观看奥运会。北京将肩负着展示一个繁荣、文明和现代化的中国的使命。如果北京民众向世界展示的是开放的、自由的、多元的、充满活力的和具有个性化的现代中国人的形象，那么将大大有助于建立世界公众和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好感，增加中国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北京奥运会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应该被视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环节。我们应当树立奥运国际公关的意识，有意识地播放关于国际惯例和国际普遍文化规则的电视节目，通过大众传媒的大力报道培育了解国际社会，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大众社会观念。

总之，改善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是打造中国软实力的第一步。一个国际形象不佳、严重与国际规范脱节、不懂得使用国际规范语言的中国是刺激产生中国威胁论的温床，那样的话中国的国际环境将日益恶化；相反一个懂得国际规范，了解国际文明基本准则和全面遵守国际规范的的中国将有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被世界各国尊重，消除和化解中国威胁论，并让许多国家觉得中国具有道德感召力和号召力，并具有世界级领袖的“魅力”。

当然，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不光是依靠形象策略和公关，更依赖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建设和人权制度建设不断的改善和进步，离开了这一条来谈打造中国的软实力和提升中国国际形象那就成了“空中楼阁”般的奢谈了。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应当是制度建设为主，形象策略为辅，这才是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关键。

封神老沙

中国崛起策七：中东危局下的中国利益

最近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打击让中东地区再次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以色列以首先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为由，高举“自卫反击战”的旗帜，对黎巴嫩进行了完全不对称的军事打击。之所以称这场战争为“不对称”的战争，是因为世人都知道以色列是个袖珍高科技帝国，而且背后有超级大国美国的支持，在历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曾经以一国抵挡多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合进攻，活生生地上演了“小欺大，少胜多”的大戏，让以色列取得了对阿拉伯国家巨大的心理优势和军事优势。这次的对手仅仅是黎巴嫩的一个政党和游击队，背后顶多有哈马斯的暗中支持，因此对以色列来说是一场轻松的小战争，是两个并非同等量级选手的比赛。

那么问题出来了，为什么以色列甘冒天下之大不不讳，公然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狂轰滥炸，杀伤大量无辜平民和儿童，引起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呢？难道以色列真的是自卫还击吗？为什么那么多的阿拉伯国家并没有采取多少实质性的国际抗议运动，面对同一民族的信仰兄弟惨遭杀戮无动于衷呢？为什么以色列在进攻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接受国际调停，准备逐渐停火，并逐步撤军呢？以色列想通过这场战争达到什么目的呢？为什么美国一如往常支持以色列的军事打击，甚至在以色列士兵大开杀戒和误炸到联合国维和人员时，美国也百般阻挠联合国哪怕是通过一个象征性的谴责议案呢？难道美国不知道自己的国际形象，特别是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国际形象已经跌到最低点了吗？难道美国不想争取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民心吗？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得从中东地区历史、文化、宗教和美国的中东战略等不同角度梳理一下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以达到拨开迷雾见天日的目的，否则在层层乱象中容易掩盖一些本质的问题。本文中笔者设法把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个案放到美国的整个中东政策的架构里来分析，而不是单单谈南黎巴嫩问题。

总的说来，在中东地区存在着七大矛盾，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极为复杂的局面。

矛盾一：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矛盾。犹太教是一种排他性很强的宗教，因为以色列人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也坚信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历经亡国和迫害的苦难后必然会重新回到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地区复国。犹太复国主义是1948年以色列成立前犹太民族最强烈的集体信念，耶路撒冷是犹太民族的圣城，犹太人在哭墙前的悲伤的宗教情怀积淀着千年的民族长恨，远离祖先圣殿之痛、亡国之恨、民族惨遭灭绝屠杀之悲化为犹太人凄惨的哭声，感人至深。阿拉伯人本与犹太人同源，属于闪－含语系和人种，一般人认为阿拉伯人是旧约圣经中先知亚伯拉罕的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的后代。因此阿拉伯人对犹太圣典中的先知和领袖人物也加以推崇。只是穆罕默德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大大地发展出了许多新的教义，并通过所谓天启古兰经的形式产生了伊斯兰信仰，利用新兴伊斯兰信仰，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部族，其继承者将其一步一步扩展到全球。今天，两个互为同源，宗教相互承接的民族在领土争端、圣城争夺、战争冲突和血腥仇杀后早就成为不共戴天的两个民族，很少人会在想到两个民族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仅从面积和人口上来说，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今天是不对称的，以色列实际控制的区域仅仅为28000平方公里，人口仅600多万，阿拉伯人则拥有22个国家（包括北非的马格里布国家在内），拥有近三亿人口和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以色列宛如是在敌对的“阿拉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如果算上广义的伊斯兰地区，加上土耳其、伊朗和中亚诸国双方的实力就更加悬殊。

矛盾二：伊斯兰国家内部教派的矛盾。在历史上由于穆罕默德的继承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和冲突，伊斯兰教派内部分裂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以正统自居，认为什叶派是异端。双方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的血腥仇杀。由最初的继承问题为开端，两大派别在诠释古兰经的教义上也产生了分歧，因而越走越远，终至双方的分裂不可弥和。今天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是逊尼派穆斯林（约占世界穆斯林人口的80％强），只有少数国家属于什叶派穆斯林。伊朗和阿塞拜疆全国都属于什叶派穆斯林，另外在伊拉克西南与伊朗接界的地区也多为什叶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还散居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家，几乎不成气候。惟有国土较为广阔、人口众多和宗教极为狂热的伊朗因为其什叶派倾向成为许多阿拉伯国家中恐惧和防范的对象。1980年代霍梅尼时期伊朗的宗教狂热和进攻性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阿拉伯正统教义派国家非常担心伊朗在中东的乱局特别是伊拉克的乱局中乘机火中取栗，把本来属于逊尼派的地区“什叶派化”，因为宗教的正统对于许多阿拉伯人来说是高于一切的。以色列属于外忧，伊朗在某些阿拉伯国家中则属于内患，其危险性不下于以色列。

矛盾三：大国民族主义带来的矛盾。伊朗人在历史上曾经建立了波斯帝国，也曾经产生了象居鲁士和大流士那样气吞山河的杰出君主。波斯帝国在全盛时曾经地跨亚欧，国土远及地中海，以后的安息和萨珊王朝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国。伊朗人今天仍以波斯人称呼自己，显示出对悠久历史的自豪感和对历史上强大文明的追忆，再加上今天特殊的什叶派宗教文化让伊朗人有一种特立独行的使命感要扩展自己的文化。

土耳其是今天中东地区最为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由其国父凯末尔开创的现代宪法国家让土耳其成为亚洲继日本以后的另外一个“脱亚入欧”的国家。然而在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和扩张是土耳其人大突厥主义的源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度成为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并攻下了历史悠久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攻入了欧洲腹地，让中世纪基督化后的欧洲国家和罗马教廷受到了空前的威胁。土耳其人也长时间统治了北非、中东和伊朗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直到近代奥斯曼土耳其败于俄国和英国后才开始借机宣布独立。今天土耳其人的大突厥主义思想依然很强，土耳其依靠其在突厥国家中相对先进的经济地位大力支持其他突厥语系国家，企图建立一个大突厥斯坦的网络。

因此虽然同为伊斯兰国家，阿拉伯国家一防伊朗，一防北边的土耳其，精力被大大分散。

矛盾四：民族和种族的冲突。从小亚细亚到中亚这片广袤的地区堪称人种库，无数古老的民族在这里生活过，无数征战、杀戮和民族大迁徙发生在这一区域。读读旧约圣经就知道了，多少大帝国曾经在这里诞生、扩展和覆亡，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历史不断在这里轮回着。一些民族在进入现代民族国家时代成为赢家，比如有22国的阿拉伯人；有些民族的统治疆域大大缩小了，如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有些古老的民族消失了，如亚述人和古巴比伦人；有的民族则成为悲情民族，没有自己的国家。譬如生活在土耳其东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西北部的库尔德人是一个拥有至少4000年历史的民族，几乎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库尔德人的身影，然而，仿佛是历史的捉弄，库尔德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地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成为不同国家的居民，常常受到逼迫和驱赶。今天库尔德人建国的热情已经达到顶点，他们的“分裂运动”在土耳其遭到残酷镇压，许多库尔德人被迫流亡他乡成为难民。有趣的是，他们以我国已故领袖毛泽东为精神崇拜对象，企图以边缘地区的革命颠覆中心（农村包围城市），从而达到联合不同国家的库尔德居民的目的，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库尔德斯坦。

同时，在苏联分裂后的亚洲的巴尔干－高加索地区，民族情况也是无比复杂。亚美尼亚的居民曾在历史上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实行种族清洗，今天仍有国家法定纪念日来纪念这段悲惨的历史；阿塞拜疆人属于突厥语族，跟土耳其有天然的亲近感，而伊朗北部临近阿塞拜疆地区又有大量阿塞拜疆人，伊朗深恐北部被“策反”；而伊拉克东南的大量什叶派穆斯林又是伊朗“策反”的对象，伊朗很想分裂伊拉克，建立一个更大的什叶派帝国；同时，借伊拉克战争天下大乱之际，北部的库尔德人正在筹划从伊拉克分裂出去，支援北部生活在土耳其的库尔德兄弟。

鉴于中东地区无比复杂的民族和种族情况，中东国家错综复杂的矛盾很容易被大国利用，来达到控制这一地区的目的。

矛盾五；大阿拉伯主义带来的阿拉伯国家间的矛盾：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后，阿拉伯地区由22个国家统治。一些阿拉伯国家中不断涌现“民族领袖”，试图统合阿拉伯广大区域。前埃及领袖纳赛尔、被美军颠覆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利比亚领袖卡扎菲都属于这一类领导人。鉴于各阿拉伯国家都已逐渐发展出独立的国家主权意识，而且各个阿拉伯国家由于石油储量的巨大差别，也由于各利益集团的不同利益，许多富裕的阿拉伯国家特别害怕民粹式的大阿拉伯主义，借阿拉伯统一的名义来实现财产的再分配，从而让穷阿拉伯人夺了富阿拉伯人的权。这种恐惧不仅存在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富裕的石油大亨的心中，也根植于许多经济发达的阿拉伯国家的普通民众的心中。萨达姆以暴力手段入侵科威特，就是其大阿拉伯思想的具体体现，如果当时第一步成功的话，萨达姆就会继续扩张，力争成为阿拉伯历史上又一位民族英雄。

大阿拉伯主义深深地分裂了阿拉伯国家和社会。对于极端贫穷、失业率极高的阿拉伯国家来说，萨达姆是英雄；对于富裕的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和卡达尔的中产阶级居民来说，萨达姆是恶棍。一个萨达姆去了，但大阿拉伯思想依然广泛存在，割裂着阿拉伯世界。

矛盾六：“平行国家”的存在带来的矛盾。许多在阿以冲突前沿的阿拉伯国家长期饱受以色列的侵略和凌辱，国家作为一个合法的权利机关已经失去了威望和基本的统治合法性，也失去了基本的控制力。在贫困的城市街区，人口爆炸、基础教育空白和工作机会的缺乏让极端的宗教思想和基本教义派有了可乘之机，城市游击队和恐怖组织应运而生，扩展迅速，吸收了大量年青人的加入。许多非国家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极端宗教组织甚至接管了部分国家权利，他们训练军队、警察，甚至还发展了社会福利和社会济贫运动，拥有很强的民意基础。这些势力坐大后就形成了所谓的“平行国家”，如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玛斯组织，他们取代了国家合法的暴力垄断地位，可以在一个国家的部分地区内替代国家发号施令。许多阿拉伯国家政府对这些“平行国家”极为恐惧，害怕这样的组织跨国进入本国，从而导致自己国家合法政府的解体和瘫痪，以及整个社会的脱序。一些国家甚至希望“借刀杀人”，借用敌人的刀杀掉自己人，真是何其悲也！

矛盾七：石油产量带来的矛盾。阿拉伯国家及其临近国家富产石油，这是阿拉伯国家的幸运，也是灾难的肇始原因。大国通过一切手段介入该地区，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涂炭生灵。这正应验了我国一句古话：怀璧其罪。不仅大国竞相角逐于中东，就连阿拉伯国家之间也常常为石油管道的流向和领土争端而发生冲突和争执。

以上七种矛盾成为主要大国超控的手段，特别是鉴于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大大下降，远远不及美国，欧洲联盟主要国家也只能在区域和谈中起到有限的作用，美国在中东的作用是很令人玩味的。美国很好地利用了近东到中亚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文化、宗教和国家间的矛盾，深刻看透阿拉伯国家的集体心理，是美国在中东的博弈能每战必胜的重要原因。美国著名的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其所著的“大棋局”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欧亚大陆是世界中心，中东则是欧亚大陆中心，而苏联的解体产生了亚欧大陆的黑洞和巴尔干地区，也就是高加索地区和中亚五国，鉴于这些区域还没有大国能完全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紧邻世界几大油库，是美国战略上必争之地。回到一开头笔者提出的问题，很多难解之处从美国中东战略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了。

封神老沙

（1）为什么美国入侵伊拉克和以色列军事打击黎巴嫩南部，广大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有影响力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却没有很卖力地去抗美援伊和抗以援黎，甚至连声援都不是很积极？道理很简单，许多阿拉伯国家害怕大阿拉伯主义，把萨达姆看成是祸水，还有出于对“平行国家”真主党和哈玛斯颠覆阿拉伯国家传统秩序的担心，许多阿拉伯政府希望借美国和以色列的铡刀铡掉萨达姆和真主党，颇有点“攘外必先安内”的意思。这一点，美国人是看得很清楚和很透彻的。

（2）为什么美国在阿以冲突中从来都是全面偏袒以色列？为什么美国不担心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因为美国的不公正而反美，进而损害美国在全世界核心地区的利益？这里我要运用“石油美元共同体”一词来描述海湾国家高层和美国的合作关系。虽然伊斯兰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的普遍民意早就已经沸腾，美国的国家形象在这些国家降到了史无前例的低点，民众反美的情绪已经上升到极点，但是海湾诸国的高层早已腐败，跟美国的合作符合这个阶层的最大利益。在全球石油贸易中，不仅卖家市场很重要，买家市场也非常重要。稳定可靠，信誉良好和财大气粗的买家市场可以让海湾石油国家获得源源不断的美元，这些石油美元有利于海湾石油国家高层维持自己穷奢极欲和挥霍无度的生活。美国和阿拉伯石油国家高层正是维持了这么一种关系，美国需要源源不断的石油，海湾国家需要源源不断的美元；相对应美国可以持续地用美元购买石油，而海湾国家未必能永远提供石油。但是至少现阶段，美国的美元已经成为海湾国家维持国内稳定统治，利用石油美元在本国进行分配，提高本国人民生活，安抚国内民众情绪的利器，同时，统治阶层更是从中大大地获取利益，维护本国落后时代潮流的君主统治。美国国内的政治精英阶层许多人都和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有密切联系，比如布什家族、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副总统切尼都和沙特的石油大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9.11事件发生后，多名可能涉嫌对恐怖分子进行财务支持的沙特人被顺利放行得以离开美国，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所谓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是多么的苍白和缺乏说服力。既然美国要输出民主，那么全世界所剩无几的依然维持封建君主制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应是民主的头号传播国。事实恰恰相反，美国从来都不热衷在美国的这一势力范围输出民主，美国很致力于维持现状，具体说来就是维护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和美国国家利益。如果这一地区实施民主选举，很可能如同巴勒斯坦和伊朗的民主选举一样，反美的政党被选上，美国的势力范围被终结。这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一种结果。

[当年阿拉伯世界有苏联这么一个后台，美国只能扶持以色列在中东与苏联争霸。首先，中东是当今全世界最关键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其次，在美国，犹太人的影响力非常大，那么以色列自然就成了美国干预中东事务的最佳切入点和永久根据地，所以以色列是美国的“第51个州”。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不忌讳做投机倒把 而在早期传统的西方社会在宗教上视做生意是欺诈行为的 所以导致了犹太人在西方社会中大发其财，直至今日有很多的银行家、大富豪都是犹太人，在美国总统的竞选都是需要有很强大的财团对其进行经济的支持的，犹太人控制着大量的财富，历来是支助总统竞选的主要经济财团，反之总统当选后都要为支持其的大财团代言，所以犹太人在美国非常有势力，这也是美国在上世纪全力支持支援以色列建国的原因，也是如今偏袒以色列的原因，因为以色列的建立都是在美国的全力帮助下成立的。
以色列就是美国在中东的即得利益，美国不偏袒以色列那才叫奇怪了呢。以色列1948年建国，近60年来，美国一直是它最大的盟友。从杜鲁门支持以色列建国到现在，美国给以色列提供了上千亿美元的巨额援助。美国支持以色列，第一是为了在中东寻找一个最佳的支点，掌控中东这个全球战略重要位置，这是出于经济利益目的。第二个，是与美国犹太社团的活动有直接的关系。自从1654年犹太人开始定居美国到现在，美国犹太人总数已超过600万，由一个移民小群体成长为美国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一是提供政治捐款，影响政党集团。二是发挥舆论喉舌，进行亲以宣传。三是通过院外集团，游说政府官员。四是进入政界上层，维护犹太人权益。正是有了美国的支持，以色列这个弹丸之地才成了中东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团结的阿拉伯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团结的阿拉伯不利于美国浑水摸鱼。]

（3）既然阿以冲突是各类冲突中最严重的冲突，为什么那么多的阿拉伯国家没有团结一致，共同对以色列发起进攻？尤其是幅员广阔、石油产量世界第一的沙特阿拉伯从来没有牵头进行反以联盟，原因何在？除了美国和阿拉伯石油大亨结成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美国影响着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政治格局外，阿拉伯国家的多方位考虑是重要原因。

以色列虽然很小，却拥有中东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全民皆兵。如果要打一场全面的战争，阿拉伯国家就得面向西面战线。当双方展开决战，实力都被削弱的时候，东线什叶派穆斯林的伊朗可能乘机全面崛起，成为战后最大的赢家。伊朗不仅有扩张的文化和宗教动机，而且有扩张的实力。北线的土耳其虽然也是逊尼派穆斯林，但是大突厥时代的光荣历史和奥斯曼土耳其时代带来的英雄情结也让土耳其人难免在关键时刻蠢蠢欲动，可能借机向南部扩张。这两种可能性决不是臆测。今天土耳其已经是美国在这一地区重要的盟国，而且土耳其是伊斯兰国家中少有的和以色列关系火热的国家，这当中是否蕴藏着对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威胁，还不可知，但是阿拉伯国家普遍对土耳其有所防范，却是公开的秘密。1980年代的两伊战争也是阿拉伯国家竭力把祸水（萨达姆•侯赛因）往东引向波斯伊朗的一场残酷的战争，萨达姆本人也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位伟大的阿拉伯英雄，抗击波斯人的扩张。其他阿拉伯国家则坐山观虎斗，逍遥地看伊拉克和伊朗进行战争，颇有点像二战中英法将祸水纳粹德国引向东线进攻苏联，最终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故事。如同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一样（希特勒在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随即挥师西线，法国终于遭殃），萨达姆在两伊和平协定签署后随即南下进攻了科威特。

总之，阿拉伯国家鉴于历史教训害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生恐自己的老窝可能被崛起的伊朗人抄掉，也担心全面战争开启后也打开了另外一扇“魔鬼之门”，那就是复杂的民族、种族和宗教矛盾被点燃，许多民族借机掀起新独立浪潮，让整个中东和阿拉伯地区陷入历史性的大解体，那将是一场可怕的噩梦，是富裕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要竭力避免的。

阿拉伯国家这种集体心理早已被以色列人看穿，看穿弱点后以色列在中东危局中就可以放手地去以小搏大了。美国人更是懂得这其间的微妙和洞悉阿拉伯人的软肋，最好地利用了其间的矛盾。美国人俨然以阿拉伯人的保护者自居，因为美国可以有效地阻挠土耳其人的野心，而且美国的军事存在也遏制了伊朗人可能的扩张，美国还帮助富裕的海湾阿拉伯人铲除了大阿拉伯主义领袖萨达姆，让利雅得的石油大亨们松了一口气。美国人也暗中支持具有强烈分离倾向的库尔德人，只有美国才能有效约束库尔德人可能的冒进。正是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让美国人吃定了阿拉伯人，让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面对自己的同胞惨遭杀戮时，不敢或是无力去大声抗议，相反他们却无比依赖美国，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地区安全上。阿拉伯人的集体民族性格在这里显示出了极大的缺陷：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富裕了则沉湎于享乐，贫穷了则易采取极端行动，缺乏远大目标和雄心壮志，缺乏长远的理性行为和坚韧不拔的民族意志。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美国同时掌控敌对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俨然以地区仲裁者自居。

封神老沙

（4）以色列这次进攻黎巴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以色列、伊拉克和阿富汗是美国人在世界核心板块的三块“飞地”，之所以说他们是飞地，因为这三块地区并没有连成一片，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间隔着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约旦，伊拉克和阿富汗之间隔着伊朗。三块飞地中的两块是美国借反恐的名义硬抢来的，而且处在极大的不稳定状态中，只有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稳定的盟友，以色列的势力几乎可以等同是美国实力的自然延伸。自从六年前以色列主动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来，以军的震慑力在阿拉伯国家中有所下降，再加上以色列自从第五次中东战争以来已有20多年没有打过大仗，阿拉伯周边国家的极端穆斯林组织和游击队开始怀疑以色列的战斗力量。黎巴嫩真主党的主动攻击既是想为自己在阿拉伯世界中立威，也是要试探性地看看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和反映。以色列向来崇信“以牙还牙，以血洗血”，立即抓住了这个练兵和重新对阿拉伯国家建立震慑力和军事威望的机会。当然，这样的反映也是一种生存本能，如笔者前面所述，在“阿拉伯汪洋大海中”被包围的以色列不允许有失败，阿拉伯国家虽然一败再败，但依然有22个国家和三亿人口，依然有庞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和丰富的资源；以色列只要连败两三次就可能有亡国的危险。因而以色列人每战必胜、每战必狠的信念很强，不打则已，一打就要痛击对方。美国人也完全明白这个道理，每次都会全力支持自己的盟友，以全力保障以色列的生存和自己在中东最重要的一块飞地。

因此以色列这次的攻击不是要重新打大仗，而是在于试图重新建立黎巴嫩南部到本国的缓冲区，让真主党的威胁不是那么直接。更重要的是要再次树立以色列人面对阿拉伯人的军事和心理优势，让阿拉伯人不敢轻举妄动。因此，真主党的冒进给了以色列人一个树威的机会，惨痛的是：大量无辜平民遇难，千千万万的南黎巴嫩居民无家可归。

综上所述，美国在地球上最重要的棋盘上利用多种不同矛盾成为中东到中亚地区当之无愧的最成功的棋手。美国不仅直接掌控三块飞地，而且还有一系列相互处于竞争或敌对关系的重要盟友，包括海湾阿拉伯国家、约旦、土耳其、以色列和各国的分裂势力如库尔德人，大有囊括整个中东地区的架势。借助9.11以后的反恐战争，美国向高加索三国和中亚五国提出美运输机飞越领空、美飞机在不同机场加油和建立美军军事基地的要求，并已经在数国内建立军事基地。美军一到某国，就会尽力延长在此区域的停留时间而不愿意离开。不过美国的霸权也受到了一定的挑战，伊朗和叙利亚是本地区公开向美国叫板的国家，这两个国家也是防碍美国的三块飞地连在一起的国家，成为美国的眼中钉。

作者在中国崛起策二就提出这样的观点：得伊朗者得天下，因为伊朗是联系西亚、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核心枢纽国，是联系世界上最重要产油区、海湾和内湖的国家。实际上美国在反恐战后最重要的战略行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为伊朗做绞索。伊朗正西方的伊拉克、正东方的阿富汗被美军直接占领，伊朗西北边的土耳其是美国的铁杆盟国，正北的阿塞拜疆是美国势力全面渗透的国家，美国已经建立军事基地，伊朗隔波斯湾相望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是敌视伊朗的逊尼派伊斯兰国家。绞索在从各个方向向伊朗拉紧，伊朗的空前危局不可不察。事实上伊朗面临国际制裁也要发展核武器和伊朗领袖出格的表演很可能是伊朗在危局中一种强烈求生存的反应。

因此中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的策略性结盟事关整个欧亚大板块的格局。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多次强调欧亚大陆的地缘黑洞—中亚五国一样，作者准确地预见到了主要强权在地缘黑洞的争夺。但作者当时还没有想到伊朗的战略地位岌岌可危，因为这本书成书尚在9.11以前，那时候伊拉克和阿富汗尚未被美军直接占领。今天美国虽然在伊拉克陷入困境，但在战略上却处于大优的局面。当然，美国过于膨胀的自信和肆无忌惮对别国策动内部颜色革命终于引起中亚国家警惕，中亚数国逐步驱除了美国的势力，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跟美国彻底交恶，要求美国关闭其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基地。

我们今天应当设想这样一种局面，当美国真正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时，中国和俄罗斯可以军事技术援助的陆路通道就落在伊朗东北边的土库曼斯坦和东南边的巴基斯坦。可以说，这两国是中俄两国进入欧亚板块核心枢纽国的不二通道。当真正的对决时刻到来前，北京和莫斯科应该清晰地问道：这两国是否会对中俄两国开放他们的国境和边界？而且要考虑到中俄两国不直接与土库曼斯坦接界，中间还隔着其他的斯坦国家，这些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届时会开放他们的国家和边境吗？因为在这个利益当先的世界，盟国顶不住压力和利诱而转向不是不可能的。要始终记住国家与国家之间永远不变的定律：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我们真的应当未雨绸缪，早作准备，而且一切按照最坏的打算准备，以求得较好的结果。

当务之急是北京和莫斯科应当紧密合作，双方不存在内斗的空间（笔者将在下一篇策论中详细谈中俄结盟），双方应当继续巩固和扩大上海五国的合作空间，防止美国重新杀回中亚五国（这几乎是必然的）。中国应多利用经济杠杆，将中亚五国牢牢稳固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让大家结为真正的利益联盟和命运共同体。中俄的战略家和军事家应当就伊朗问题进行联合沙盘推演和联合军事演习，就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周密的准备，对一切可能的疏漏进行预先估算。

在中东，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还很弱，我们在自身增强对中东的关注和加强在中东的经济活动的同时，应当积极鼓励俄国在中东发挥更大的作用。中俄也应当在中东议题上相互靠拢，妥善协商，发挥俄罗斯世界政治大国和中国世界经济大国的互补优势，相互弥补实力不够全面的不足，共同在中东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中俄应当积极介入地区冲突，对突发事件、冲突和战争进行斡旋。当中俄联手，如果加上欧洲联盟的话，才能谈得上恢复中东地区的均势。

防止美国独霸欧亚大棋盘的大棋局依靠的是好棋手，这盘大局在21世纪初正徐徐地展开，中俄两大棋手准备好了吗？

封神老沙

中国崛起策八：合纵连横下的世界战略格局  

文章简介：本文从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格局引出了当今世界战略格局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构建的概念“丛林规则”、“文明规则”和“超国家规则”来描述当今世界政治的运行机制，并认为中国应当放弃民族扩张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思考模式，采取国家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作者还分析了世界基本战略格局并尝试勾勒出美国长远的战略意图和各大强权（欧、俄、中、日）在迈向世界强国征途中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合纵与连横是战国时代两位著名的策士苏秦和张仪根据当时的时局提出来的两套针锋相对的战略。这两位古代的战略家都是奇人鬼谷子的高徒，都分别从师傅那儿学来了各种奇门数术和政治策略，之后两人分别为不同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服务。

苏秦在当时的战国乱象中发现了一个核心的发展趋势，那就是秦国在各大战国的争战中进行了成功的变法，国力大大增强，并攻城掠池，占领了一系列战略要地如楚国的房陵、魏国的西部和韩国的宜阳铁山，甚至三夺赵国的晋阳。表面上看当时各大战国彼此打得热火朝天，实际上是各国互相有得有失，国“势”都没有增加，往往是夺去别国一块领土，又被其他国家趁火打劫，丢失一些领土，唯有秦国国势大增，占尽了各国的便宜。苏秦极其准确地洞悉了“秦国独大，诸国临危”的局势，利用自己优秀的表现能力和口才说服了当时主要六大战国，联合抗秦。因为当时六大战国中的五国燕、赵、魏、韩和楚国从秦国的角度来看分别从北到南呈纵向排列，唯有齐国和秦国被其他战国和一些小的诸侯国隔开，因此六国联合抗秦被称为合纵。

苏秦的同门张仪也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奇才，当他看到苏秦已经占尽先机，居然拿上了数大战国的相印，串联了六国合纵，于是张仪便投奔到剩下的一大战国—秦国，开始了他与苏秦的高智商竞争。张仪向当时的秦惠文王提出了一套策略，横向联合与秦国不接界的战国如齐国和燕国，向他们传扬“远交近攻”的理念，其中心含义是：这些跟秦国不接界的国家参加反秦联盟捞不到任何好处，反而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其他国家反秦而夺得的秦国土地，燕国和齐国因为不接界一点也得不到，损秦的结果是长韩、魏和赵，这些与秦国直接接界的国家将自然而然国势大增。张仪还看中了当时六大战国中的楚国贪图享受、害怕战争，因而心猿意马，于是他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略。总之，张仪与苏秦反其道而行之，采取横向联系部分战国的方式，晓之以厉害，动之以利益，目的在于打动部分战国的心，拆散合纵联盟，为秦国国家利益服务，他的整套战略被称为连横。

应该说中国古代的文化，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是一个宝库，不同的研究者和民众可以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合纵连横、远交近攻和大量丰富的外交、战略思想直到今天依然给我们无穷的启发和启迪。苏秦和张仪用今天的术语来形容可以说是超级战略家和外交家，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很热衷用他们的合纵连横和远交近攻等理论来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前的世界局势并不完全等同于2500年前的战国局势，尽管有一些平行的相似性，但我们必需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把古代优秀的战略思想和今天的世界局势结合起来。正如围棋的棋局一样：千古无同局。我们正应当分析一下今天的世界局势究竟是如何。

i　丛林规则、文明规则和超国家规则

分析当前世界局势时，我必须引入自己思考和构建的一些新概念，因为没有这些新的概念就很难谈清楚当前世界总体的战略格局。

从一般的现象学角度来观察当前国际局势中的运行机制会立即陷于许多困惑之中：一方面国际机构和国际法构筑的普遍规则的确在世界争端中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在某些时候被肆意践踏和损害，而侵犯国际法者也依然可以我行我素，比如以色列对南黎巴嫩的进攻。究竟是什么规则和机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作用呢？根据观察到的不同现象也有相应的不同的解释模式：新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倾向于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解释世界政治格局，因此认为国际形势不过就是国家利益的延伸和国家利益的总和，强国依旧是世界的主宰；新制度主义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新制度主义者强调由国际政府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一系列国际组织构建了一套世界文化，这套世界文化包含意识形态理念、制度和具体政策，比如人权观念、法制国家和民主制度等，它们影响着世界上各个国家，世界不再是强国的竞技场，每个国家都受到制度化的国际规范的影响和约束。

我在这里吸收了上述两种论述模式，并增加了一种模式。具体说来，笔者认为当前的世界有三种不同的机制和规则同时并存，同时在发挥着作用。它们分别是丛林规则、文明规则和超国家规则，又可以分别被称为前现代规则、现代规则和后现代规则。丛林规则，也就是前现代规则，指的是人类社会在进入现代文明之前人类各个历史时期通用的规则，具体说来就是一种“强者生存，弱者淘汰”和“大国决定小国命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机制，谁的拳头硬，谁就能更好的生存。大国不断征伐和兼并中等国家和小国，或者是以宗主国和保护国的形式出现，不会受到任何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制裁和约束。第二类规则是文明规则，也可以被称为现代规则，它主要指通过国际机构制定的国际法、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这些国际文明规则和国际惯例协调着国际关系和国与国的关系。这一过程始于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成立。真正在全球以世界政府形式出现的国际体系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是联合国的成立和联合国下属机构如国际法庭和人权组织的建立。国际机构、国际条约、国际法和多边国际协商调节机制让世界各国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约束，人类社会从总体上来说是向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第三类规则我称之为超国家规则，也可以被称为后现代规则，主要是指在某些超越国家的联盟中，比如说欧洲联盟，国与国的关系越来越受到超国家体的影响。欧洲国家让度出一部分主权给欧盟，同时许多国家摆脱了传统的国家观念、强国观念和边界观念。今天法国和德国的关系就基本脱离了传统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双方过去是世仇，历史上两国都极力削弱和打击对方，两国都有大国的雄心想统一欧洲。现在则实现了彻底的民族大和解，成为全天候的伙伴，也共同成为欧盟统合的发动机。另外，德国主动放弃了奥得河以东到但泽地区传统上属于德国、今天却属于波兰的部分领土，以达成德国和波兰永久的民族大和解，双方承诺让德波边界变成永久的和平边界。总之，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脱离传统的丛林规则，也逐步超越了二战以来的以国际机构为核心的现代文明规则，而深深地呈现出后现代的特征。

我们在观察当今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分析国际形式时，必须注意到上述三种机制和规则是同时运行的，这是我们常常对国际局势感到困惑和不解的根源。比如说海地危机、东帝汶的独立、卢旺达1994年发生的种族大屠杀、伊拉克1991年入侵科威特及苏丹达富尔地区的种族冲突，在这些事件中第二类规则，也就是现代文明规则在起作用或者是起主导性作用，因为国际社会和国际文明规则对这些事件起到了调节、约束和制裁的作用。联合国或者是组织维和部队，或是通过谴责决议案，或是采取斡旋和调节，以维护上述地区的和平和防止人道主义危机的爆发。而在另外的一些事件中，比如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当前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都体现了人类社会依然存在着第一类规则—丛林规则，大国或是超级大国支持下的小国可以完全无视国际法和国际文明基本规则，悍然以军事实力和暴力进攻、侵略并占领其他国家，而相应的世界文明体系软弱无力，无法对这种侵略行为作出反应，更谈不上阻止和制裁这样的侵略行为。在这样的事件中依然深刻体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特征，强者可以对弱者施加暴力和武力，而弱者既不具备自卫能力，也没有话语权，无法影响任何国际规则和国际条例的制定，成为国际社会的弱势群体，任凭超级大国的宰割。在第一和第二种规则运行的同时，在欧洲联盟内部的确已经迈向人类历史新阶段，欧盟国家已经完全告别了丛林规则，欧洲国家对相互间关系的思考已经超越了主权国家的观念，开始逐步进入到国家和平联盟、组织新兴国家体的阶段。我们无法拿第一类规则来解释欧洲国家的关系，也无法完全拿第二类规则，也就是二战以后的国家文明规则来解释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欧洲联盟的确是人类社会的理念创新。